爱华网有一个新闻报道指出，国泰君安的员工2008年度人均薪酬和福利费达到100万元人民币。此报道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作为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如此高额的薪酬和福利费，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人们也同样会问，在当今中国社会，一个国有控股企业人均100万的薪酬和福利费，是否符合国情？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是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或者加大了贫富差距？我认为，这些问题和思考都很好。不管国泰君安的人均薪酬是否实发了100万，还是另有玄机，这个现象确实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讨论国泰君安的高额薪酬时，还“碰巧”发生了一件事。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前不久对华尔街高管们的高薪很生气，说了比较狠的话，诸如“可耻”，“不负责任”之类。从新闻的角度说，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比较接近，因此，连央视《新闻1+1》节目也将这两事情紧密放在一起。利用新闻效应，这没什么问题。然而，某种潜意识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好像是因为奥巴马说了高薪“可耻”，所以我们也应该关注此事。所以，反过来就要问 ：如果奥巴马没说“可耻”，国泰君安的事情是否就过关了？或者至少影响不会这么大，低调处理了？
央视《新闻1+1》的这期节目首先以来自美国的内容开始，奥巴马宣布：接受美国政府援助的企业，高管的年薪不得超过50万美元。第二部分讲到国泰君安的人均100万元薪酬。节目结束的时候，主持人董倩提出了一个响亮的问题：我们从奥巴马的“限薪令”里面可以学到什么？这样一个结构已经说明了该节目的整体构思：我们要限制不合理的高薪，是向奥巴马、向美国学的。我不知道这是否也算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是否也算与国际惯例接轨。然而，该节目所表达的这种潜台词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误导。
首先，企业高管的高额薪酬现象，其源头就是美国。虽然说中国某些企业的高管和员工薪酬的确高得不合理，但是，与美国相比，中国企业高管的收入，远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因此，如果我们要挖掘中国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源头，实际上很简单就可以找到美国的榜样。美国从来就是一个贫富差别很大的国家。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指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加速了财富向极少数富人流动的趋势，以至于科学进步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让普通美国人获益，美国由此也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贫富差别最为悬殊的国家。企业高管的高额薪酬只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其次，中国原来的贫富差别没有现在这么大。从历史文化上说，一些主张全面学习美国的人，还经常批判中国古代“不患贫，患不均”的传统思想。近几十年来，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口号的推动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我们暂且不论贫富差距扩大算不算国外先进经验，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不是中国本土文化所主张、所欢迎的。而是学习外来文化，尤其是学习美国的结果。
第三，奥巴马以一个平民形象的总统，向华尔街的高管们发出“限薪令”，能够涉及的范围极为有限，对于缩小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几乎不起作用，基本上只是走过场，摆样子的举动。奥巴马的这一举动，比较符合他“美国需要变革”的主张。因为，在美国历史上，美国一贯认为企业应该放任自由，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政府插手企业管理，不是美国的传统，而被美国人视为是社会主义的方式。当然，奥巴马的“限薪令”对于缩小贫富差距也确实具有一些象征意义，能够起到什么有效的作用，比较令人怀疑。
第四，早在奥巴马说“可耻”以前很多年，中国就不断有人指出，国内某些行业垄断部门员工的收入和福利，与中国人平均收入水平相比高得不合理。包括某些企业高管的年薪，以及某些非私营机构工作人员的高消费，也受到国内很多民众和媒体的质疑。而与此同时，当时美国在做的事情是给有钱人减税，进一步推动社会上层人士收入的提高，大力宣传高收入的财富英雄，不断强化一夜暴富的梦想。反而是中国社会不断有人提出警惕两极分化，不断有人指出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的不合理，而且也不断试图在实践中制约这个现象。
所以，在“限薪”问题上，中国始终有一股力量在反对高薪，主张社会的相对平等（在这里我一定要说明，相对平等不是说要搞平均主义）。这种力量是基于中国长期而持久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事实上是美国社会比较缺乏的。而中国社会近年来另一股主张全面学习美国的力量，则在不断拉大收入的差距。因此，奥巴马的“限薪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向中国的本土力量学的。所以，在对待奥巴马高薪“可耻”论和国泰君安这两件事情上，决不是《新闻1+1》主持人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向奥巴马学什么？而恰恰相反，奥巴马的“限薪令”实际上说明，如今美国人不得不要学中国了，或者说是要学习中国的传统了。
央视《新闻1+1》的这期节目，在关于奥巴马和国泰君安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心态，是一种近年来植根于某些中国人脑海中的潜意识，脱口而出的时候，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合适。这种潜意识就是：凡是好的都来自美国；凡是差的都是中国自己的。这是另一种“两个凡是”。很多人在认真思考后，也许会发现这种潜意识的不合理。但这种潜意识植根太深了，往往不由自主地就流露出来。于是，在“限薪”问题上，在缩小贫富差距问题上，本来属于中国自己的好传统，也不认识了，反而慷慨地把荣誉送给别人，顺便再把自己贬低一番。却不敢想象：这么好的东西居然会是中国的？这么先进的美国居然会学习中国的古老传统？这究竟是一种糊涂还是自卑？当然，我们不能说奥巴马是读了哪本中国古书而产生“限薪令”的念头，但是，缩小贫富差距确实是中国的传统，而不是美国的传统。
美国由于大资本、企业主和少数精英主导社会，始终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因此，奥巴马发布“限薪令”，其实是试图扩大政府权力的一种表现。奥巴马如果要让他的“限薪令”真正地发挥作用，还必须向中国学更多。否则，命令发布了，得不到有效执行，徒然损害自己的形象和权威。我认为，奥巴马的“限薪令”除了给民众一个表面交代外，基本上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这是美国的体制决定的。奥巴马以一个明确的50万美元做标准，试图强制“限薪”，也说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作秀的成分大于实际效果。
要真正做到有效合理地“限薪”，只有中国的体制才能迅速而普遍地实现。所以，奥巴马的“限薪令”如果不是摆样子，就得向中国学习更多。中国要缩小贫富差距，限制不合理的高薪，不会因为奥巴马说了“可耻”才去做，无数的中国人早就在说“可耻”了，包括我本人都快说破嘴皮了。所以，中国的高薪、贫富差距是学习美国的结果。我们反对贫富差距悬殊，根本不需要拿美国作榜样，美国也不可能成为反对贫富差距的榜样。希望《新闻1+1》以后在这个问题上能清醒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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