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近20年之怪现象
李零
（一）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前一阵儿有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红心鸭蛋”事件。鸭蛋为什么这样红？事情比较简单，质监局一查就查出来了，鸭蛋里面放了苏丹红。但我们要谈的事可不一样。
台湾有家报纸，登过篇文章，题目是《孔子为什么这样红》。它是学我们的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雷振邦的电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孔子为什么这样红？这是个敏感问题。不了解前因后果，不能理解它。比如，于丹为什么这样红？知识分子的眼睛为什么这样红？不管是高兴的红，生气的红，嫉妒的红——电视广告词：酸不溜丢的山里红。
现在，《论语》走进千家万户，民工发，监狱学，领导高兴，群众欢喜，知识分子不能太孤立，自绝于领导和群众。
有人说，孔子死了，2500年才出了个于丹，太可爱，太可爱；就她把孔子讲透了，了不起，了不起。这是捧。
有人说，此人活像一说书的，讲的全是心灵鸡汤，心得是她的心得，跟《论语》有什么关系？夫子之道，全让她糟蹋了，我们得保卫孔子，保卫他的道。这是骂。
还有人，深得中庸之道，说人民群众读《论语》，传统文化被发扬，毕竟是好事，我支持你，但《论语》，有雅《论语》，有俗《论语》，人民群众归你管，知识分子的地盘你甭想进。我们知识分子讲《论语》，那是另一番天地，我才不带你玩儿。
这三种反应，和我无关。
不错，我是知识分子，但最不乐意戴这顶帽子。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
填表，我是群众（群众是集合概念，其实应叫群众分子，和知识分子一样）。群众有什么了不起？我还是群众一分子呢。一分子就是一分子，他们代表不了我，我也代表不了他们。
一本书，一人读，想不到闹出这么大动静。我读《论语》，就是我读《论语》，自己写点读书笔记，讲点个人想法，谁也不代表，犯不着绑上一堆人说事。
（二）什么是传统？
“传统”这个词儿，现在地位很高，高得吓人，除了过去的“革命”，啥都比不了，谁敢说个不字？
大家记住了，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典型神话，将来肯定是笑话。
传统是什么？不就是过去？好的坏的，一锅乱炖，跟现在没什么两样，用不着拔高，用不着贬低。《兰亭序》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儿子看我，和我看我爸爸，道理差不多。祖宗留下的东西，什么没有？你别以为，大浪淘沙，剩下的全是金子。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叫“孝”。杨伯峻说，“道”是正面的东西，爸爸的合理部分。但父母留下来的东西，合理的，三年不许改，三年以后就可以改了吗？难道我们要改的，不是爸爸不合理的部分，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吗？
我的看法，祖宗留下的宝贝，最大一件宝贝，是中国人。古今中外，一切遗产，都是为我所用。人吃饭，人是主体。不管什么饭，总是被人吃。饭不能分体用。“中餐为体，西餐为用”，那不是笑话？但我们自己，也有毛病，甚至是浑身的毛病。《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坏都不能拒绝。比如我爸爸的礼物是震颤，我妈妈的礼物是过敏。遗传病，年轻没事，年纪大了才暴露。可见就是体，也是好坏参半。
传统，谁都有。比如美国，立国不过200年，家家藏枪，就是传统，所以老有校园枪击案。当然了，溜门撬锁的也要小心，私闯民宅，人家会开枪。
孩子是自己的好，但别人的孩子未必比你差。你排斥人家，人家不排斥你，吃亏的是自己。西方人，开口闭口，言必称国际，你的我的，都是他的。国际二字，背后有霸道，但他们四海为家，气魄比我们大。
（三）西化有什么可怕。
全盘西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大家最爱争。我讲全盘西化，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不管你好不好，爱不爱，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睁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几乎全是西方文化，哪怕是国产自己造。
我们中国人，特别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特别能化人。古书上讲的“柔远能迩”、“远人来服”、“归义”、“归化”，都是讲这类事。就连最不济的宋以来，汉族两次被异族统治，我们还是把他们给化了。
中国人的心态很简单，我化别人，我爱听；别人化我，绝不行。近代中国，明明已经被人化了，有人还在幻想。说蒙元怎么样，满清怎么样，那么大的块头儿，不也叫咱们汉族给化了？多少年后，还会大翻盘。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文怀沙说，王鲁湘，你的唐装是满服，我穿和服，才是唐装，日本把中国灭了，没关系，结果是，中国多了个日本族，第57个少数民族。
现在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你给我化化看，别做梦了。想不到这种明摆着的事，照样有人犯糊涂。
谁化谁，表面是争文化优越，其实是争支配权。我占有这个势，怎么化都行，没有，才争。易地观之，道理很简单。
中国近代史是部挨打的历史。中国人挨打，中国文化也挨打，打得失魂落魄。一是揍出一个国学来，我叫“国将不国之学”。二是剩下一堆国粹，其实是全盘西化还来不及化，或化而不动，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好像熬药，药被人喝了，留在砂锅里的，全是药渣。原汁原味，本来是药，没有药，只好拿药渣说事。所谓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前一阵儿，各地申遗，什么都申，很多就是这种东西。其实不少是这两年刚造出来的东西。
还有一样，令人自豪，则是我们的国宝。这是真正的宝贝，西化化不动的东西，只能毁而不能造。造出来的都不是国宝。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辉煌，当然很自豪。古迹、古物和古书，尽管使劲糟蹋，留下的东西还是不少。物质文化遗产，实实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虚虚假假。
古董，很多本来也是普通玩意儿，日用的东西，家家都有。毁得毁，弃得弃，最后剩下来，全是宝贝。保古和西化，如影随形。保古要西化来买单。西化的破坏，反而抬高了古董的身价。
文物，摆进博物馆的展柜，都是稀罕玩意儿，无所谓精华糟粕。糟粕精华，只有进入现代生活的东西，还在使用的东西，才有这类问题。我们把古董摆进展柜，但不必把自个儿也摆进去。
（四）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
前一阵儿，国学网选国学大师。尹小林问我，哪些人算国学大师。我跟他说，举国若狂谈国学，大师不大师，暂且搁一边儿，咱们先得问一下，什么叫国学？
国学是个混乱概念。
什么叫国学？研究中国的学问就叫国学吗？不是。第一，没有西学，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郑玄不是国学家，戴震也不是。第二，人家外国有汉学，同样研究中国。比如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就很牛。汉学不能叫国学。他们从周边国家讲中国边疆，从中国边疆讲中国内陆，论语言上的本事，论眼光上的博大，都很厉害。比世界眼光，比精通语言，我们的大师（如陈寅恪），毫无优势。当时，五大发现，全和外国人有染，真让国人气短。陈寅恪、傅斯年，他们到外国干什么？就是出去偷艺。人家看不起，暂时不说话，憋口气，将来与他们争胜。
我的看法，国学虽刻意区别于西学，但实质上是“国将不国之学”。它跟西学争胜，越争气越短。新学，就连国学家也学，即使最最保守者也学——明着不学偷着学。大家要找原汁原味，几乎没有，其实都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所谓大师也很简单，全是推倒重来，白手起家，创建各门新学术的人。
现在，一般人的印象，读古书就是国学。比如章太炎、黄侃，杨树达、余嘉锡，还有钱穆，这样的人才算国学大师。如果这才叫国学大师，很多人都不能算，国学的阵容很可怜。
我的意见，近代学术，有些太新，不算国学，最好归入西学；有些太旧，也不算，最好归入清代学术。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就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宋人讲的考古学；还有比较语言学（philology），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清代的考据学。李济、夏鼐，不算国学家；李方桂、赵元任，也不算国学家。
大家说的国学，很多都是不新不旧之学，什么算，什么不算？标准很难定。如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学，材料是五大发现，全是新材料，他们和法国、日本的学者有不少交流，这种学问，大家叫国学。但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算不算，好像不算（地理系，现在归理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算不算，让尊孔批孔大本营的哲学系一讲，都算。念释道二藏的大师也算。
大家都知道，史语所的“史”，是用考古学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语”是用比较语言学改造传统的小学和考据学。这样的学问，都是不新不旧。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谓国学也是不新不旧，有些还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学。
现在，最奇怪的是，连季羡林都成了国学大师。人家自己都说不是，好事之徒，还要把这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也反映了国学概念的混乱。
（五）国粹多是国渣。
孔子说，时令要用夏人的时令，车子要坐商人的车子，帽子要戴周人的帽子。他老人家不讲国粹，讲也是在华夏的范围内。什么叫原汁原味？国粹是个可笑的概念。
中国古代，两河文明，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要发达一点。从前的中国，头在北方，屁股在南方。近代，情况反过来，鬼子从海上来，现代化从东南往西北推，屁股变成头。最先进的跟最落后的凑一块儿，反而成了欢喜冤家。西化越凶，才越讲国粹。
古人说，楚地多巫风，江南多淫祀。明清时期的闽越还是如此，拜拜的风气最浓。我们的同胞，漂洋过海，把这些文化带到香港，带到台湾，带到海外的唐人街，在很多外国人看来，最中国。他们成了中国的窗口。唐人街，舞狮子，舞狮子是汉代传入的外来艺术。港台好武侠，武侠是人文幻想，现实不存在。好多人说，礼失求诸野，求出来的礼，很多都是这种东西。
中国的国粹是什么？很可怜。全是西化剩下的东西，有些城里化了，乡下没化，沿海化了，内地没化。中医中药，国剧（京剧）国术（武术），还有中国菜，数来数去没几样。
我们，身上穿的，屋里用的，衣食住行，一切拿眼睛能瞅见的，几乎全是洋的。我们的词汇，留下了一堆“洋”：点灯用洋油，烧饭用洋火（或洋曲灯），穿衣用洋布，就连梳头洗脸，也是洋瓷脸盆洋胰子。
衣，中国传统，特重发式和衣冠，披发束发，左衽右衽，所以别蛮夷。满人入关，为争这个，死了很多人。衣服的进化，全世界差不多，早期，裁剪技术不高，全是拿片布，往身上一裹；第二步，才宽袍大袖。紧身衣，类似运动装的衣服，往往和军事、体育有关，特别是骑马。所谓汉衣冠，早就没了。真国粹，有，农民穿的土布衫、免裆裤，大家不爱穿。
食，我们以为特国粹。其实，打新石器时代就粹不起来。五谷之中，只有小米、糜子是北方原产，水稻是南方原产。历史上，多少动植物，都是引进。比如各种瓜，除了香瓜，多半都是外来。现在的东半球，据说1/4的食物，全是来自东半球。比如辣椒从哪来？烟草从哪儿来？西红柿从哪儿来？红薯从哪儿来？都是来自美洲。没有辣椒，还有什么川菜？
住，古城，秦始皇铭功刻石，自诩堕坏六国城郭，我们比他还厉害，拆；城里的胡同四合院，拆；这些年，就连农村的老房子，也都扒了。我回老家，就连北方的土炕（从新石器时代就使用），也都扒了，年轻人要睡席梦思。
行，也是汽车、轮船、飞机的天下，就连自行车，也是外来，我们老家叫洋车子。
祖宗留下的，还有什么？我是说，生活层面的东西。抓耳挠腮，大家想到了语言。中国文学，总得用中国话写中国人，汪增祺如是说。但就连这事，也要打折扣。研究外来语的都知道，我们的汉语，凡是科学术语，军阶官衔，几乎全是外来语，就连语法也大受影响。
唉，就连最最国粹的汉字，也被简化了。港台的同胞想不开。
（六）国宝要保不要造。
中国历史太悠久，地上地下宝贝多。古人说，地不爱宝，稍一动土，就有发现。
古迹古物，和我们的万里河山分不开。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文化生态，都是我们肩上的重担。
我们的地面遗迹，长城、大运河，很宏伟。长城断断续续，运河断断续续，保护起来最费劲。后者的现状非常惨，我亲眼目睹，不是排污渠道，就是垃圾坑。利用南水北调，古的变成新的，不像话；不利用南水北调，又没有钱。
中国的考古发掘，年年大丰收，但盗掘也十分猖獗。
传世品和出土品，书画、陶瓷、青铜器，博物馆的收藏很丰富。近两年，全国都在盖新馆。但很多文物流入私人手中，流入海外市场。
地面遗迹，《封禅书》、《郊祀志》、《水经注》等书所载，如甘泉宫、后土祠、八主祠等等，都是了不起的古代遗迹。岳镇渎海的庙，也有存留。古建，山西最多，主要是元大德癸卯年地震后的劫后余存。
这些都是真古物、真古迹，一定要保。
假古迹，也不少，用《红楼梦》上的话说，很多都是“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的”东西。比如陕西的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庙，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东的少昊陵，绍兴的大禹陵，江苏的泰伯祠，还有各地的关庙，等等。这些古迹，历代翻修，本身也是古迹。但各地公祭，烧香磕头，十分滑稽。不仅如此，为了寻根问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各地还拆了不少真古迹，造了不少假古迹。保护真的没钱，造假倒有钱。
现在的中国，文物古迹大破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能怪五四，不能赖文革。中国的地方官、旅游部门、施工单位，考古文博单位，都有责任。
中国的基层，本质是农民。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博物馆交农民办，会办成什么样。肯定不是女尸，就是长着五条腿的驴。
中国传统再伟大，也不能靠造假来发扬。
（七）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不是孔子。孔子无恙，还是好好的。当时的非圣疑古，表面上是传统中断，其实是传统重建。它对中国新学术，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不仅西方科学的引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军事学，是全面占领。人文学术，也革旧鼎新。从旧经史之学到新史学，从旧子学到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从旧集部之学到新文学，革新是全面的。
中国的新学术，不光是靠点滴积累，一砖一瓦往起垒，更重要的，是文化立场的突破。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感谢胡适，也感谢鲁迅。五四的遗产是多方面，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很多问题应好好总结。
五四有两个遗产，和后来的学术关系很大。
第一，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运动。这个运动，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标志。它和胡适的影响直接有关。胡适和顾颉刚，都很重视崔东壁，美国的ArthurW.Hummel也很重视。顾颉刚对崔东壁很佩服，但明确指出，他和崔氏有一点不同，崔氏尊孔卫道，他不是。正因为不是，所以顾先生才敢怀疑孔子的圣人（尧、舜、禹）。虽然，在方法上，顾先生太多沿袭了崔氏的方法，而没有反省这类方法的不足。其实，宋以来的辨伪学是以卫道为枢纽，并不是纯粹的方法，里面也有意识形态。但新旧之分很明显。
《古史辨》留下的问题，一直有争论，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的族团说，都是用来破顾说，即使今天，这个遗产也有争论（关于断代工程的争论），可见影响多么大。
第二，是中国哲学史的建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舍上古圣人不谈，直接讲诸子，直接讲孔、老，学问不足，但路是对的。这书是真正的开山之作。胡适之后，冯友兰是大家，两者看法不一样。胡不讲六家，冯讲；胡否认王官说，冯加限制而肯定；胡以老在孔前，冯以老在孔后。这些分歧，现在也还是国内外争论的话题。我的看法，胡的看法诚有可商，但占位却比冯氏高。第一，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不能用西方哲学史的概念和框架来剪裁，冯氏反之；第二，他是把孔子从圣人的位子上请下来，和诸子平起平坐，冯氏却是尊孔派。胡适说，冯氏争孔、老先后是信仰问题，看得很准。即使今天，胡适的看法也是解毒剂。
五四代表的新文化，后来分为两途。1949年后，更被台海一分为二。
台湾史语所编过《新史学之路》。什么是新史学？不光梁启超，不光傅斯年。他们说的新史学，其实只是新史学的一个侧面。史语所的最大成就是考古发掘。这个队伍，海峡两岸各一半，不能只算一边。我呆过的社科院考古所和历史所，很多老人都是参加安阳发掘和西北考察的旧人，我的老师也是。罗王之学的传人，绝大多数也在大陆。史语所的研究，主要是依托史料的基础研究，超越这类研究的社会史研究，和共产党的历史学关系更大。
新史学，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恩恩怨怨，难以了断。只讲一半，没法讲。它们的共同来源，都离不开五四。
厚诬五四，是数典忘祖。
最近，余英时说，郭沫若抄袭钱穆。钱穆和郭沫若，属于不同的营垒。他们的为人和政治立场，这里不去谈。学术成就怎么样？自有公论。钱穆太旧，格局太小，根本无法和郭沫若比。中央研究院选第一届院士，他们对郭的附共很不满，但学问没商量，还是同意选郭沫若。
这才是公允的做法。
（八）文化断裂和复古之风。
现在的中国，复古成风，动言断裂。断裂和复古是自古有之。
张光直先生有个说法，西方文明是断裂的文明，中国文明是连续的文明。最近，法国的沙义德（JohnScheid）教授来北大讲罗马的皇帝崇拜，他说，他不同意这一说法，说欧洲历史也满有连续性。
西洋史，断裂多，不然不会有他们的阶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