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亚东：我这人就比较不在乎有些事情，比较开朗，因为我看得开。把我人保持住，我知道我人是好人，假如说我是好人，我没做坏事儿，我不做坏事儿我是好人，我什么都不怕我就高兴，我愿意怎么做，我做的事情绝对不会损害别人，我做的是好事儿，假如贪污腐败分子肯定乐观不了，他老想我有朝一日被抓起来麻烦了，小偷他不乐观，他总提防着这一手，一个人乐观，就是我坦荡就乐观，当然跟性格还有关系的就是。
曾涛：您觉得您自己，去点燃自己生活这种快乐的，这样一个秘诀是什么？
胡亚东：乐观就是你看懂了这个世界，你用你的脑子去分析这个世界，坏也有，好也有，但是是现实。你看我在劳改队那时候，是有名的劳改队里不老实的一个人，最不老实的，因为什么，我老跟他们逗，他们批斗我的时候说，你怎么老在这里窥测方向，老偷着看人家的时候，你猜我什么，我说我当然要窥测方向，我说我不知道，你们把我关在这里是干什么，我为了我自我保护我当然要，他们大家不但没批评我，还笑了，所以这样养成自己的一种乐观的情绪。另外一个，我还觉得说还是有点儿多方面爱好，也可以增加你的乐观情绪，你今天不高兴了，我出去走一趟买一盆花我就看半天。我前几天，就是跟李妍他们一起去拍，在大森林那儿买了一块石头，花160块钱买了一块石头，这么大一块，挺漂亮，我回来放在我这个屋子里，我一天要看它十遍的，漂亮，我就欣赏这个，这是一种乐趣。养花也是一种乐趣，这种东西，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心里就开朗，你兴趣多了以后，你这个不允许我干我干那个，所以我总是有我的爱好，因此我不愁。
今年78岁的胡亚东先生是中关村大院里有名的大杂家，他爱好音乐、也爱养仙人球。至今收集的音乐CD已有两千多张，嫁接的仙人球也多达150多盆，各种形态各异的怪石更是不可胜数。老伴专门为他写了一首打油诗，，“满室顽石半厨酒，四面画影两墙书；鲜花仙乐常相伴，半坐半卧半糊涂”。
老伴采访
他把没意思的事儿能看成有意思事儿，就自己找到兴趣这个点，所以你说什么的兴趣，你同样看一件事情别人一扫而过，他又钻进去就这样。费钱——
胡亚东：那硬木家具我不买，我就是看。
老伴：对，看，另外就买小件——
胡亚东：她花五万块钱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紫檀椅子，我花八十块钱买两个压纸的镇石，我这才八十你那五万。
老伴：我跟不上他，他跑的又快，去的地方又多，东钻西弄的我弄不了，弄不了他就自己一个人，别人总是嘱咐，胡亚东呀，你管着他点儿，哎呀，我说我绝不用管这个字，人不能用管，成了家庭管教分子，哎呀太可怜了这样生活，应该有自由，你去吧，去吧——
不不不，我们不交流，但是呢不交流大致他能知道我干什么，我也知道他在干什么，不就行了。有时候总在一块儿生活，不需要太多语言交流也能够知道。
问：达到默契了？
老伴：契不了，可能默知，知道就行了(笑)
胡亚东1927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富裕的家庭中，姐姐胡亚美是著名的小儿白血病专家。2002年的8月胡亚美院士成为走进《世纪之约》的第一位女嘉宾。当时的一段影像资料让人们记住了这对快乐的姐弟。
作为第一批赴苏留学生，1951年胡亚东进入列宁格勒化工学院学习，进行高分子课题的研究。四年的留学生涯，他称之为苦恋情结。
胡亚东：那时候为什么我说是苦恋呢，俄罗斯的这种，整个的这种，它处在北国，有一种特别的风味，冰天雪地，那个小白桦树一片，那种你从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就可以听到那种，俄罗斯的一种忧郁的一种情绪，那么一种情绪，我们在那里，看绘画也是这样，那森林里小熊在那里走，白桦树林，一片柏树，乡愁那一种，爱佐瓦科夫斯基画的海，那一片，他全是画海，很有名的，所以这些苏联的文化艺术，给你的一种，苏联的大地的那种历史的，人文的一种感受是带有忧郁的味道，忧郁的，不像在意大利开朗的，意大利的南方的这个很热情的，俄国不是，俄国是很冷的一个地带，所以他那些个东西就给人的一种东西，给人一种虽然他们生活的很好，但是从文学艺术来，我总觉得俄国的东西带有一种忧郁的品格。
曾涛：您刚才讲的文化，我知道您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超级音乐迷？
胡亚东：音乐，我从中学就喜欢，因为喜欢音乐必然要买点唱片，在国内我在去苏联以前，我能够听到的也就什么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了，甚至第九交响乐都没听全过，贝多芬舒伯特未完成交响乐了，什么一些小曲子，什么圆舞曲，施特劳斯的小的那种东西，小夜曲了什么这些多，那么《创世纪》了什么这个叫《弥赛亚》，这已经把我们非常非常丰富了认为。到苏联一看，哎呀，这个音乐原来有那么多，贝多芬不止十首交响乐，还有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还有十六首弦乐四重奏，还有大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奏鸣曲，还有各种歌曲，歌剧，哎呀那简直如入宝山啊，那就惊呆了。
曾涛：那么在苏联的那段时间当中呢，我知道您一直一边留着学一边买着音乐会的年票，您在那个时候自己有没有计算过，后来究竟一共听了多少场音乐会？
胡亚东：这四年我几乎没停，把苏联那些有名的演奏家的音乐会我大概都听了，都听了，一年假如说一个月，一个月是三次的话，一年就三十次吧，四年一百多次，所以那时候确实对音乐来说是丰收的。
1956年中国决定自行研制导弹、原子弹；1957年美国将氟橡胶作为第一号禁运物资；1959年胡亚东首次合成中国第一块氟橡胶。
曾涛：我知道后来很多报道，在写到您的这个化学方面的介绍的时候，很显著的一点就是后来做了，在两弹当中有很重要一部分的作用的这个第一块氟橡胶，那您是不是很清晰的会记得，当时是在什么样一种情况下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务的？
胡亚东：那时候发展两弹一星的时候需要很多的材料，因为高分子是材料化学，当时就提出来在化学所组织一部分和原子弹有关的，和火箭有关的，这些方面的，化学方面的问题。化学所承担不少任务，因为各个所都是很勇于承担的，大家都觉得光荣嘛，都觉得光荣，当时就提出很多跟我们有关的，其中就有这么一个叫做氟橡胶，氟利昂那个氟的橡胶，这个呢跟那个航天还是很有关系，但是也不能说是非常非常重要，说实话它主要作用，用处很多，最重要是做一根电圈，部件里面，因为这个电圈要经受高温，低温，腐蚀的，那电圈要露的话整个火箭就完蛋了。据说很多火箭失事就是因为那个电圈坏了，泄露了，所以这个，这个电圈是一般的可以用这个氟橡胶，但是中国真是没有那时候完全没有，合成的更不用说了，国外是已经有做了，但那非常非常保密，据说当时美国有一个，禁运的物资的名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多，第一号就是这个。我是做合成橡胶的，驾轻就熟，所以这个工作我们严密的计划以后呢，很快就做出来了，很快就做出来了，那个时候国内有四个单位开始——
曾涛：同时在做这个？
胡亚东：同时在做这个，开一次会协调，四个单位都去，在上海，各自报告自己的这个方案，完了以后大家谁也否定不了谁，也不能统一，那说好你们四家回家自己做，半年以后咱们再讨论，哪个方案最好。
胡亚东：半年以后我们那个已经做出来了，橡胶在实验室里，一大块橡胶，所以再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橡胶揣在衣服里面带去了，带去了以后大部分一下子就通过了，因为其他几家还在那儿做实验调查拿出方案，我们拿东西了已经，但这也不是说我们如何高明了，但是我们确实非常努力。
在胡亚东的人生经历中，曾经参加过三次国家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并都成为化学学科的主要起草人。这种特殊的经历也让他的视野延展到更为广阔的大科学领域。
胡亚东：正是因为参加了那一次我才开阔了眼界，我过去只知道我那个小的，参加这次会议以后我眼界打开。这一次规划整个化学都要做，什么物理化学，分析化学我都得要看看，当时看了很多很多书，很多老先生，各个专业的老先生都在家，整天在那儿聊天讨论啊什么，那时候很有意思。
曾涛：讨论这样一些前瞻性的一些问题？
胡亚东：是前沿的，也是开了眼界。那时候55年以后，是我们解放以后上升的时候，非常优待知识分子，那时候都是聂荣真，陈毅，周总理直接管，每天吃饭，那个菜到现在我觉得我这辈子吃的最好的菜就是你知道吗？(笑)那时候就是说国家对科学家很重视，所有的科学家都非常兴奋，那后来也确实，做这个规划以后的几年以内，尽管那个规划实现的并不是很好，但有几个方面计算机的，半导体的那几个方面，那是谁都承认的，至于后来两弹的这个工作，也是在那次，应该说那次12年科学规划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启蒙，最早的一个促进，起的作用我认为是比较大的应该说。
曾涛：后来在这个高分子这个领域的研究，以后是不是就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来发挥了？
胡亚东：对，高分子研究方面当然很多了，高分子是一个很大的学科，现在我可以简单说一下，现在都是高分子，这个白的也是高分子，这个合成纤维也是高分子，我这个的确良也是高分子，几乎都是高分子，我就是学这个的，但是呢我正在最兴奋的状态，文化大革命来了。我那个氟橡胶得的奖，发明奖是65年发的，那时候再继续做下去还可以做很多，文化大革命一来全完了。我就变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了，每天拔草，砌墙，盖房啊。这个68年关起来一年，出来以后烧锅炉烧了一年，改造锅炉，然后就是到干校一年半。
曾涛：你在我们今天现场带来了这么多的当年的检讨书，我想一般人都很难把它一直这样保留下来。
胡亚东：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每天要写一份叫做认罪书，不是检讨呢。你还到不了检讨那个水平呢，是认罪的，每天写一个，交上去，前面主席语录，下面就写一段你自己的罪行或者自己的什么的，什么东西，所以我那段呢非常有意思，每天一个，你看，然后就交，交交，交上去，等到文革了以后，到了77年，78年，这是68年写的大概都是，十年以后，我们所里上面还给我了，他还都存着。我在那时候，有一个本子是吧，这儿画一个葫芦，中间画一个问号，葫芦里面装的什么药不知道，好，这个可是，斗我一大顿，这个化学所都知道胡亚东那个认罪书，那个本的封面上画一个葫芦，中间画一个问号，那葫芦里面装的什么药不知道，都知道这个事情。(笑)
曾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最喜欢的音乐有多长时间没有听音乐了？
胡亚东：最喜欢的音乐有二十年没有听，完全不可能听，那不可能听，我的唱片都让他们给收走了，我自己骑着三轮车把我的唱片全部一摞一摞的放到所里面，搁在地下那儿，摆在那儿，唱片堆的多极了，我偷偷留了几十张，那就不敢听，哪敢听啊，后来我就发现他们这些唱片拿来以后呢，给扔了，扔了以后看见小孩当那什么。
曾涛：飞盘是吗？
胡亚东：飞盘，当那玩意儿去了，把贝多芬当成飞盘扔着玩，我看着心里确实是也很，那也没办法。
曾涛：我们从70年代开始的时候，就在很多中国的科学代表团出访的这个上面都看到了您的照片，那么当时在什么样的形势下，跟钱三强跟卢嘉锡他们出访的时候都参加了？
胡亚东：因为改革开放76年四人帮倒台，77年开始做规划，78年初，这时候我们科学家已经憋了20年了，渴望知道现在世界变成什么样的。那最早是77年就开始了，钱三强先生在科学院组织了一共三个人的考察团，考察什么，化工，化学，计算技术，计算技术就是信息技术，到哪儿去，那时候有限制的，只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考察这个，我觉得交流特别的重要，在科学院我跟着他们做了很多很多，主要是化学方面我都积极的努力，那时候和卢先生一起去，后来到世界科学大会跟周培源一起去。
曾涛：我看到您有一次的回忆里面写到，就是跟周培源先生一块儿出去，他来发表英语演讲的一个段落是吧？
胡亚东：那次国际科联恢复中国的科协的这个联合会的这个位置是很有意思的，那次会台湾也去了，美国有点支持台湾，英国模棱两可也等于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工作很难，因为就五个人，需要他们活动，需要让他们支持中国，一定投票中国回到那儿去。最后要投票以前周先生讲话，他说我今天非常激动到剑桥来参加这次大会，第一次国际科联的会就在这儿开的，我当时就来了。下面好多人就“哗”，没有一个人，下面没有一个人像周先生这种经历的，第一次他就参加了，下面都是后辈的都是，所以这一下子就等于把他们都给震住了，再加上周先生的风度那不用说了，周先生的英文，讲的一口漂亮英语，这一下子一投票马上通过，这是很有意思，我觉得这还是说你这个实力是很有关系。
1979年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恢复了中国化学会在该会中的合法地位，胡亚东在协议书上签字。
1982年国际科学联合会恢复了中国在国际科联中的席位，为中国科学界在国际科学活动中打通了道路。
1982年胡亚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任为高级官员，这也是中国科学家在教科，文组织中担任的最高级别的官员。1986年胡亚东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所长，在任期间他大力推动了化学所的基础研究工作。尽管他本人对这段的工作经历谈得不多，但在外围采访中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些评论。
徐端夫院士采访——胡亚东同事
胡亚东教授首先是一位长者，是一位老师，第二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他是化学所筹建化学所缔造化学所，我们这个化学所的创始人，缔造者之一。那么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因为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在管理方面的经验，国家就派他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当官去了，所以长期在国际舞台上从事科技管理活动，跟国外打交道，国内打交道，沟通方方面面，就很难用量化来估计。他的工作是管理你们大家组织大家，所以应该讲他的工作，他一辈子的科技劳动不能量化评估，我们一般的科研人员所做的小科学，可以量化评估，你今天做的好了升你当讲师，再升的好当副研究员，再好当研究员，当博导一步一步上去，这些管理科学家有大我就没有小我了，把小我就融合在国家一个宏伟的科技事业当中，一个闪闪发光的螺丝钉，所以应该讲他是一个做出无私奉献，不同凡响的前辈科学家。
科普是胡亚东晚年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报纸和电视中人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宣讲科普知识的身影。
曾涛：我注意到您现在写的很多文章，您也在说，就是说在说这个不仅要强调自然科学，同时要强调社会科学两者的一个结合，那么这个结合，在您的这个观点当中，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合？
胡亚东：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啊，学问都分得越来越细是吧，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里又有政治，又有社会学，人类学，自然科学里又有数学，越分越细，但是人类社会是一个总体的，它不是分着的对不对，你每天要乘电车进城，你要去购物，你要修理房子这都是一个总的，这都是一个总的东西，你的生活里既有人文的，也有文学艺术的，也有自然科学的，也有材料工业这都是混的。为什么人家不喜欢日本的音箱，说日本音箱出来的声音不好，英国音箱好，英国是手工做的怎么怎么好，日本都是成批生产的，不行的，日本就是手工做的也不如英国，这里有一种好象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人文的东西在里面。
音乐是胡亚东先生一生的挚爱。对着总谱听音乐，是他每天必修的课程之一。由于对西方音乐的深刻领悟和高雅的鉴赏能力，他已经成为京城一位颇具名气的专业乐评人。即便是在外事出访时，他的这个爱好使他左右逢源。
曾涛：那么在这个过去的就是刚才讲到的很多次的这种出访当中，就是您自己留下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胡亚东：这个学术交流，就跟现在一样，所有的学术交流都是生活交流。你比如说我，我都去听音乐会，每次学术交流，开这些会我都跟音乐关系都很密切，每次都大大小小的音乐会我都听过，都是在学术交流过程里面听到音乐，因为我是音乐爱好者，这也是我的一个另外的收获。那一次跟周培源先生去剑桥也是这样，英国皇家学会招待我们，等到大功告成了，也通过了，挺高兴，皇家协会请我们吃饭，吃饭时候招待我们那个人就说，说明天有宴会请你们，他又给我带了一张音乐会的票，说，嘿，你不是喜欢音乐嘛，今天有非常好的音乐会，我只有一张音乐会的票给你，你去吧。我说你是主人，请我们吃饭，又请我听音乐会怎么办呢？我就问周先生，周先生说去，没关系，咱们这儿还六个人呢，你去吧。结果我就去听了音乐会，那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我因为那次是第二次去，去伦敦，我不熟悉伦敦，根本不知道，拿着个地图，拿着这张票坐电车然后到泰晤士河北岸，步行过了那个泰晤士河的桥，找的那个剧院，听了那个音乐会。所以这也是一种巧遇。
主持人：曾涛编 导：李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