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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英帝国主义在焦作成立焦作工学院,这是英国福公司所建的一座教学楼,共有1122平方米,解放后曾为焦作矿院的宿舍
焦作街景
翁文灏( 1889年 –1971年1月27日），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翁文灏出生于绅商家庭，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国早期的最著名地质学家。对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开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杰出贡献。
翁文灏担任过焦作工学院(今河南理工大学）的校董。翁文灏曾以名学者之身份在国民政府内任事，在抗战期间主管矿务资源与及生产。图为1949年3月翁文灏博士于台北留影。
1934年修建的矿业学院工程馆
英国福公司1919年建成的总办事处南侧（摄于2000年），现该建筑整体搬迁至老矿院校区内。
当年的焦作工学院大门
如今的河南理工大学校门
《私立焦作工学院的西迁与坚持办学》
在令人难忘的抗日烽火岁月（1931—1945年），在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私立焦作工学院师生以高昂的斗志参加了波澜壮阔的抗日爱国斗争，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大公无私的革命英雄气慨，不仅受到了教育和锻炼，而且扩大了抗日救亡运动。有的学生，如张朝俊等，通过抗日救亡运动，开始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接触了马列主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延安抗日根据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时，经过抗日救亡的教育和锻炼，为焦作工学院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西迁办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原焦作工学院教师、共产党员程明升根据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子久的指示，参加中共豫北工委领导工作，积极恢复党的地下组织，争取中福公司支持抗日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豫北特委委员程明升根据党的洛川会议精神，积极开展道清铁路沿线工作，领导了中福公司失业工人的斗争。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2月组织了道清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800多人，活跃在太行山南麓、道清铁路沿线，曾夜袭焦作，占领东、西马市街，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4月，在修武县艾曲召开了修武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程明升被选为县长，领导人民群众坚持开展敌后抗日斗争。从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一二九运动前夕，是蒋介石反动统治最严密、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在这种黑暗和反动的统治下，焦作工学院学生英勇地声援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之后，又先后策动了汉奸在冀东香河暴乱，并在通县由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策划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而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其卖国、反共的反动政策，残酷地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了满足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变相的自治机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这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党的“八一宣言”的号召下，在中共北平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下，北平首先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焦作工学院的学生，从当时的报纸特别是平津各报的报道中，迅速而详细地了解到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大刀、龙头和棍棒残酷镇压的情景，痛感华北危在旦夕，国家将亡，悲愤和屈辱、不安与苦闷交织在一起，个个在胸中燃烧着熊熊的抗日怒火。经过酝酿，12月16日，焦作工学院学生自治会根据土木工程系同学的提议，召开全体学生大会，“组织学生救国会”，公推学生自治会主席高宪锬为学生救国会主席；发表宣言，反对华北伪组织，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会后，并委派牛德葆、高宪锬等人“到汴（开封）与各校交换意见，进行声援，首先与河大代表裴鸿泽、鲁建越等接洽，双方意见一致”，又“与河大学生负责人进行各学校联络工作，俾组织河南全省学生救亡会，以作具体表示。”《豫北日报》1935年12月17日、12月20日。12月22日上午9时，焦作工学院学生救国会在学院大礼堂举行学生全体大会，讨论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之有效办法，通过五项决议：“一、通电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二、电宋哲元保持抗日精神；三、通电慰问北平受伤学生；四、自本月二十三日，开始罢课；五、于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假本市公园召集各校开会，并游行示威，以资呼起民众注意。”《豫北日报》1935年12月24日。
12月23日黎明，焦作大、中、小学校3000多名学生和矿工、市民，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踏着冰封的土地，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从四面八方汇集焦作公园。大会开始后，焦作工学院平津籍学生先后登台演讲，声泪俱下的讲述了险象环生的华北局势和北平学生舍生忘死的爱国行为，全场不时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响彻云霄、震撼煤城。全场已成为愤怒的海洋，充满着同仇敌慨，气壮山河之势，大会一致通过成立“焦作市学生联合会”，发表抗日宣言，决定24日由焦作工学院全体学生代表焦作市学生联合会，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并通过了请愿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一、全体总动员，一致抗日救国；二、请求政府取消华北伪组织；三、要求保障学生之爱国运动；四、请求政府惩罚此次北平残杀爱国青年之凶犯；五、请求政府保持领土与主权完整；六、请求政府公布对日交涉；七、请求政府明令讨伐殷逆汝耕；八、请求政府解放言论与集会结社之自由。”《豫北日报》1935年12月25日。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使全市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生动的抗日爱国教育。12月24日拂晓，焦作中学、太行中学、扶轮小学、中福小学、同志小学、普济小学等校学生千余人，迎着凛冽的寒风，敲锣打鼓把焦作工学院南下请愿团144名学生送到车站。焦作车站的职工也很同情和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运动。上午10时，请愿团的学生打着“焦作工学院南下请愿团”横幅门旗，登上列车，在各校学生和工人、市民不绝于耳的欢送声中，列车缓缓东行。
为了保证学生请愿活动有组织的进行，请愿团在颠簸的列车上选举建立了纠察、交际、文书、会计、事务等股，负责请愿各项事宜，并草拟发表了《告民众书》，指出：“河南是中原重地，我们同是中国人，唇亡齿寒，覆巢的痛苦，当不能忍受，爱国之心，报国之诚，更不会后于人的。我们请愿目的，就是誓死反对冀东伪组织，并督促政府早定救国大计，全面总动员，一致抗日。”《焦作工学院学生告民众书》。原载《焦作工学院周刊》第四卷第19、20期合刊，1936年2月17日出版。
时至24日下午2时，列车抵达新乡，请愿团利用转车的时间，借新乡车站附近永兴货栈上房临时办公所，把学生组成数支宣传队分赴各校、各街道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此时，新乡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如同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当他们听到焦作工学院南下请愿团的宣传后奔走相告。于当天下午4时借第一小学运动场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教育界救国联合大会。会上，大会主席夏予修报告开会意义后，焦作工学院请愿团团长高宪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日爱国讲演。会后，与会的一万多群众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经过小东街、大东街、西北大街、石榴园、中山街，全队长约二里许，象决堤的洪水，汹涌澎湃地向新乡火车站冲去，向铁路方面提供南下请愿乘车的要求，慑于万众游行群众的声威，铁路方面表示愿意提供方便。这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四专署专员派秘书张田民、科长何馨斋和新乡教育局长张慎修等人到火车站劝阻请愿团南下，请愿团“以国势日非”，坚决表示：“不达救国目的不止，决不半途而返！”晚上8点，在新乡各校学生热烈的欢呼声中，焦作工学院请愿团学生乘平汉路四十一次列车，蹲坐在货车里继续南下，于当晚午夜1时到达郑州，宿于车中。
12月25日，焦作工学院请愿团在郑州扶轮学校参加了郑州各中等以上学校的集会。当焦工学生在会上发表抗日救亡演说到高潮时，与会学生慷慨激昂地唱起《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日就是社会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演讲时间，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一专署专员阮藩侪闻讯前来劝阻，遭到请愿团学生的痛斥。下午2点，在郑州铁路工人的支持和学生的欢送下，焦作工学院请愿团乘陇海路七十四次列车继续前进。
12月25日下午5时，七十四次列车驶经河南省会开封。车未停稳，早己在月台上迎候的河南省立高中、开封女师、两河中学、东岳中学等校的数百名学生立即涌到车厢前，一面向请愿团表示热烈欢迎，一面热情地送大批慰问品和食品。在车站上隆重举行了欢迎仪式，省立高中学生张葆和代表开封学生致了欢迎词，焦工学生代表高宪锬、任藻辰发表了演说，感谢开封学生的支持，并答复了《河南民报》的记者问，说明这次南下请愿的目的是：誓死反对冀东伪组织，并督促政府早定救国大计，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敌。还表示：“成败在所不计”《河南民报》1935年12月26日。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声中，焦作工学院请愿团的学生们向开封学生挥手告别，继续前进。
徐州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北大门，历史上的军事重地。为了阻碍学生南下请愿，蒋介石在这里派重兵把守，同时假惺惺地宣布召集包括焦作工学院在内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校长及学生代表谈话。12月26日晨，当焦作工学院请愿团抵达徐州后，国民党徐州警备司令黄杰亲自到车站劝阻，对焦工学生说“国家年耗巨额经费，办学校，聘教员，意在培植人才。你们身为学生，本应发奋读书，‘救国不忘读书’嘛！”学生们据理驳斥，使得黄杰支支吾吾，双方僵持不下。直到下午3点，黄杰看软的欺骗不行，便威胁学生说：“你们如果不下来，列车将停止运行！”这时，学生气愤至极，为了不影响其他旅客运行，请愿团“一致决议，徒步南下！”《焦作工学院周刊》第四卷第19、20期合刊，1936年2月17日出版。
这天，气候骤变，冷风凛凛，雨雪蒙蒙，气温大降。但同学们抗日救国的热情却愈来愈高，在12月26日下午4时毅然冒着雨雪顶着寒风沿着津浦铁路徒步南下。行至半夜时分请愿队伍赶到三铺车站。焦作工学院同学们的爱国壮举深深感动了车站的职工，纷纷为同学们烧火做饭，烤衣取暖。车站站长还从自己家里扛来两袋白面为学生做饭，也深深感动了请愿团的————学生们。12月27日，焦作工学院请愿团为了实现到南京请愿的目的，决定在三铺车站卧轨继续乘车南下，中断了津浦铁路的客货车的运输。这时，铜山车站转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报，声称：“诸生结队来京请愿，爱国热忱，至深感动；惟政府求贯通青年意志，已经定期召集各地学生代表，来京会见，此时结队南来，殊非必要。”并说：“务希速返原校，以表示工学院有纪律之精神，且南京自本日起，军警实行戒严，结队请愿，在禁止之列。”《教育部致焦作工学院学生电》。原载《焦作工学院周刊》第四卷第17、18期合刊，1936年1月1日出版。这天10时，雨雪仍下的不停。国民党教育部特派督学谢树英、科长徐逸樵、秘书主任周淦北上，军政部派驻徐州黄杰师长南下，同抵三铺车站，“竭力劝导”学生，并表示“全力转达一切，候电告政府最高领袖答复。”《焦作工学院周刊》第四卷第19、20期合刊，1936年2月7日出版。焦工学生感到势难再行南下，在当天将请愿团条件交黄杰、周淦转呈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忍痛返徐候复”，留住黄杰师部。当请愿团“回到徐州，知道徐州各中学代表於二十六日晚，在我们徒步南下之后，他们追踪南下送别，他们拼命的赶，沿道行人告诉他们，大队已先行二时，他们仍继续疾行，是时天色全黑，路途难辩，原野寂寂，群山郁郁，惟闻鸣枪声及杂沓声出自村舍间，各代表等无法前进，只得唏嘘而返。二十七日晚，各校代表得知我同学返徐，复携许多慰劳品相赠，我们除却十二万分的愉快同感谢以外，说不出别的话去安慰他们的热诚。”《焦作工学院周刊》第四卷第17、18期合刊，1936年1月1日出版。12月28日，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焦作工学院常务校董翁文灏从南京致电焦作工学院请愿学生：“政府已定期召集学生代表来京，诸君意见应以书面见告，或推代表届期来京”，要求学生“此时即请返校求学”《行政院翁文灏秘书长致焦作工学院学生电》。原载《焦作工学院周刊》第四卷第17、18期合刊，1936年1月1日出版。。当天晚上，国民党徐州警备司令黄杰、教育部秘书主任周淦亲自到焦工学生请愿团驻地，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慰问电送交请愿团全体学生。电报说：“诸君请愿各点，均已聆悉，爱国热诚，曷胜佩慰，政府已电令各校，推定代表，来京谈话，并宣示外交方针，以期同心戮力，共赴国难，即盼遵照前令，届时推定代表来京，万勿跋涉道途，荒废学业，使国家个人皆蒙损失。”并要求焦作工学院学生在“此电到时，务须即日安心返校以孚厚望，至深口止支盼。”《行政院长蒋介石致焦作工学院学生电》。原载《焦作工学院周刊》第四卷第17、28期合刊，1936年1月1日出版。经过一周的斗争，同学们认识到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是不能解决问题。要抗日救国，必须与广大人民群众结合。于是便深入到徐州各阶层进行广泛的抗日救国宣传。在徐州期间，当地学生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徐埠的政教界还公宴招待了焦工学生，黄杰讲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整理专员、焦作工学院常务校董孙越崎也电令徐州经理处，负责焦作工学院请愿团的全部费用。
12月28日，焦作工学院请愿团学生在徐州发表了《焦作工学院学生告民众书》。在《告民众书》中详述了请愿过程后，指出：“这次敝团工作，事实与理想相去太远，实在有些辜负同学们的期望，鼓起民众为国家国防建设的后盾，原为出发之大动机，而结果因时间及人力之关系，未得普及乡村间，仅能达於各大车站，附近等地，决定之南京终点，复因政府之派员与明令，未能完成我行程，益见工作之不彻底。然各地民众及学生，闻风兴起之精神，足证明大中华人心未死，国事尚可有为，只要我们能团结一致，努力的工作罢了。”接着，指出“同胞们：我们在河南焦作求学，为什么长途跋涉的跑出来请愿呢？语云：‘求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求学’。我们便可说：‘求学为的是救国’，在现代的中国，我们还不要起来救亡吗？还容你顾忌着什么吗？最后以十二万分的热诚，盼望一致起来大声疾呼：一、誓死反对一切非法组织；二、誓死保持国家领土与主权之完整；三、铲除汉奸！……”《焦作工学院学生告民众书》，1935年12月28日。原载《焦作工学院周刊》第四卷第17、18期合刊，1936年1月1日出版。12月29日下午，请愿团在教育部派员的陪同下乘陇海铁路车返回河南，黄杰及徐州政教当局、各校代表齐到车站欢送。当天到达开封，与河南大学、开封高中等2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会师。12月30日，河南省教育厅备车把学生接到龙亭后的体育运动场上举行了盛大集会。在会上，焦工学生代表报告南下经过，发表了抗日救亡演说，群情激昂。12月31日下午2时，焦作工学院请愿团全体学生安全返校。接着，河南省政府下令取消期末考试，提前放了寒假。焦作工学院学生又响应党的青年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扩大抗日救亡宣传的号召，和焦作各校学生一起派出讲演分队，深入煤矿和道清铁路沿线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进一步促进人民群众的民族觉醒《豫北日报》1936年元月1日。时隔一年，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进犯绥东，傅作义率领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全国各地捐款慰劳，极为踊跃。这月底，焦作工学院张清涟院长率领师生代表，自北平携带锦旗和食品到归绥（今呼和浩特）慰劳前线爱国将士。张清涟在《归绥劳军》的诗篇中说：“善守长才亦善攻，云中李牧古今同。为询军令如何寄？四溢谦光薄肤功。八次冲锋摧劲敌，枪林弹雨话当时。牺牲合受群钦仰，国手宁辞仁术施。马革裹尸意气豪，抗战功勋北斗高。爆火丛中君健在，前途犹待运钤韬。东归月夜瞻青冢，忆近前朝归化城。顿使男儿增愧色，昭君千载死犹生。”张清涟：《归绥劳军》，1936年。原载《梅荫集》，1994年5月铅印本。歌颂我国军队抗日救国英勇善成的功勋。12月返校后，焦作工学院师生深入矿井和街头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在焦作发起募捐活动。矿区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和市民同仇敌慨，积极捐献，很短时间就捐献580余元，汇寄天津《大公报》，购成物品，慰劳前方将士。
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焦作工学院同学“激於爱国热诚，不忍坐视国家沦亡，故于功课百忙之中组成抗日救国委员会”《本院学生抗日救国会委员会组织及成立》。原载《焦作工学生》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12月31日出版，第Ｆ22页。1931年（民国二十年）9月21日焦作工学院学生自治会召开第二次代表会，研究如何组织学生抗日救国会，通过《焦作工学院学生抗日救国会简章组织草案》、《河南焦作工学院抗日会宣言》。《简章》共四章21条。第一章为总纲。规定“本会定名为河南焦作工学院学生抗日救国会”；“本会以宣传日本之强霸、蛮横、焚杀、掳掠，籍以唤醒民众急起抗日救国为宗旨”。第二章为组织。规定抗日救国会组织共分总务、宣传、交际、纠察四部。第三章为职权。规定所设总务、宣传、交际、纠察各部之职权。第四章为经费。规定由会员征收，如有不足，请求学校补助；还规定纪律和惩罚条例。学生中还建立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焦作工学生社、新剧社、旧剧社、音乐会等群团组织。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焦作工学院二十三级毕业同学经过两个学期的筹备，编辑和出版了《焦作工学院同学录》。编辑这本《同学录》的目的，编者在“卷尾语”中写道：“年华似水，竟届本级毕业时期，为敦联情感及他日印照计，故本级决议编印此录；经两学期之筹备，至今始克告成，深佩诸师长及同学之容忍期待焉。”“一曲骊歌，三叠阳关，从此云霓天海，扬镳分道；前程渺矣未识寄身何处！洞口云迷，敢望指津之人。别矣母校，频行犹屡屡回首望汝也！”《焦作工学院同学录·卷尾语》，1935年出版。《同学录》的内容，刊有卷首语、校旗与校徽、校歌、题词、序文、校史、本院院址平面图、本院院址交通图、校景、设备、院长、前院长、校董、现任教职员、前任教授、本届毕业级级史、本届毕业同学、历届毕业同学、在校同学、军训、体育、生活、实习厂所、本录筹备人员、卷尾语、姓名录等。为《同学录》题词的有：王世杰、蔡元培、刘峙、张钫、胡汝麟、李文浩、秦瑜、周树声、陈泮岭、常志箴。其中，我国著名教育家、焦作工学院名誉校董蔡元培写有“好学力行”的题词；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写有“专心致志”的题词。焦作工学院院长张清涟撰有“私立焦作工学院同学录·序”。他在序文中指出：“本院同学录创刊于民国十五年，迄今九载，毕业六届，屡有续刊之议，今兹观成，实我廿三级两系同学努力之所表现。”“兹编首列校董，私立学校之所赖以成立者也；次列教职员并及去职教授尊师也；次列毕业肄业诸同学，志切磋之益，期其久而益敬也；次列各种活动与实习状况，则以本院优美环境及朴素生活也；搜访编辑颇费匠心矣。”张清涟：《私立焦作工学院同学录·序》，1934年10月。原载《焦作工学院同学录》，1935年出版。）《同学录》收录有校董18人，教职员55人，本届毕业同学38人，历届毕业同学89人，在校同学142人。在《同学录》中所收录的校史、校旗、校徽、校歌、院址平面图和所收录的374幅人物照片以及各种历史图片等，都是至今难得的珍贵校史资料。参加《同学录》筹备编辑的人员有郭桂茂、张国威、张日德、张忠栋、程光国、马培模、秦鸿儒、李文远、范承旭、马炳章、单志钧、牛葆愈、穆同田等同学。这是至今搜集到最早最完备的一部同学录，对于编写学校史志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发动进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了平津地区，就沿着平汉铁路继续向南进犯。担任正面作战的国民党军队迭次失利，于10月14日攻占豫北重镇安阳，焦作工学院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此，中福公司总经理、焦作工学院校董会董事长孙越崎为了支持长期抗战，力排众议，在“下令将中福煤矿机器设备和人员撤迁后方”的同时，“以董事长的地位身份也要求焦作工学院将全部设备、仪器、图书、标本和实习工厂的机床等教学用具，连同教职员工和学生一并迁往西安。”（孙越崎：《抗战时期焦作工学院西迁》，1983年6月，未刊稿。）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和董事长孙越崎的指令，张清涟院长率领焦作工学院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将所有图书、仪器和其他重要设备全部搬上由孙越崎亲自为学校安排的铁路车皮，途经郑州，举校西迁。11月抵达西安后，选定临时校舍于西安端履门，并借用西安陕西省立高中部分教室及西安机械厂部分房屋恢复上课。全院师生员工在困难的条件下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同学们一面学习，一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曾在西安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话剧（董公亮：《抗日战争时期焦作工学院的迁校》，1985年12月16日，未刊稿。）。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3月，日本侵略者窜抵山西风陵渡，并有渡黄河进犯西安的动向。一时关中戒备，处于临战状态。同年3月，焦作工学院决定再迁甘肃天水。当时，陇海铁路才刚通至宝鸡，公路运输力量又极薄弱，全校师生均自陇海铁路虢镇站起，徒步跋涉，经凤翔、开阳、陇县、固关，翻越关山，经马鹿镇、清水，而达天水，全程500余里。在迁校过程中，院学生自治会充分发挥组织管理才能和团结友爱精神，“峡谷寒风，陇州暮雨；关山晓月，驿路晨霜；山泉冷饮，冰河盥漱，行歌道山，谈笑峰巅”，终于化艰险为坦途，完成了迁校任务。校址选在天水南郊中山公园水月寺，随即恢复上课。7月，在抗日战争一周年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师生们演出了抗日救亡话剧，会场上悬挂了学院总务主任马葛友撰写的楹联：“焦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我；工程建设，当前责任不让人”，充分体现了焦工师生同仇敌忾、抗战建国的豪迈气慨（董公亮：《抗战时期焦作工学院的迁校》，1985年12月16日，未刊稿。）。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暑假，焦作工学院矿冶、土木两系学生25人在天水毕业。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集中师资和设备，巩固和发展后方教育，宣布“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河南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民国27年发汉教字第6074号教育部训令。参见《国立西北工学院沿革及现状》。原载《革命文献》第60辑，（台湾）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2年出版，第438页。）并附发《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办法》、《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简章》，对筹委会的组成、经费支配、院系编制、教职员、学生、院址、院产等项事宜做了原则规定。当时，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由国立北洋工学院和北平大学工学院组成，已流亡在汉中；而东北大学工学院则在四川三台。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名北洋大学，创办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0月2日，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大学。1895年初创时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年(民国元年)4月改名为北洋大学校，1913年(民国二年)改称为国立北洋大学。1928年(民国十七年)7月，由于试行大学区制改名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1929年(民国十八年)7月，大学区制废止试行，又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创办时，设督办，由创始人盛宣怀兼任；设总教习，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博士为首任，实际掌管校务。创办之始，设律例(法律)、工建(土建)、矿务、机器四学门，学制四年。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图，提倡“西学为用”，全面系统地学习西学，被誉为“东方的康乃尔”。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由中国学者王劭廉为主管，改总教习为教务提调，矢知于教育事业，严谨治校，以身作则，脚踏实地，树立优良校风。辛亥革命后，1912年(民国元年)2月18日，教育部任命原北洋大学堂监督徐德源为北洋大学第一任校长。接着，蔡儒锴、赵天麟先后任校长，设法律、采矿冶金、土木工程学门，工科为三年制(1917年改为四年制)，法科为四年制。赵天麟在总结办学近20年的经验，概括出“实事求是”四个字，以此教导学生，遂成为“校训”。后来，冯熙运、刘仙洲、茅以升、蔡远泽、李书田相继任校(院)长。1925年(民国十四年)，恢复机械工程学门。1929年(民国十八年)，将学门改成学系。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增设电机工程学系。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设有矿冶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四个学系，并创办工科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北洋工学院学生学习勤奋，富有爱国精神，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勇敢斗争，经受锻炼，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后，北洋工学院被日军侵占为兵营，师生流落四方。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9月，根据教育部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3月，学校由西安迁往汉中，4月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下设六大学院，由北洋工学院和北平大学工学院组成工学院，整个教学工作处于战时状态。北平大学工学院创建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名为京师高等实业学堂。设机械、电机、化工、冶金四科，学制三年。1911年(清宣统三年)改组为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洪容为校长，废冶金科改设机织科。1920年(民国九年)10月，俞同奎任校长，本科改为四年制。1923年(民国十二年)，开办国立研究院，增设研究班。同年，改名为北京工业大学。1924年(民国十三年)，增设土木工程科。1925年(民国十四年)马君武任校长。1928年(民国二十七年)因试行大学区制，国立各校改组为北平大学，该校改名为北平大学第一工学院，俞同奎任校长。1930年(民国十九年)后改名为北平大学工学院，有程干云等先后任院长，设土木、建筑、机械、电机、应用化学、纺织等工程学系。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开始后，迁校西安，与北洋工学院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后又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并随校迁往汉中。东北大学工学院是东北大学文、法、理、工四个学院之一。1923年(民国十二年)东北大学由张作霖创办于沈阳，奉天省省长王永江为首任院长。分为文法、理工两科，赵厚达为理工科学长，工科有土木、电工、机械等学系，学制四年。1926年(民国十五年)孙国封任理工科学长，后来，刘尚清继任奉天省省长，依例兼领东北大学校长。从此，东北大学的文法科与理工科改为文、法、理、工四个学院，工学院院长为高惜冰。1928年(民国十七年)张学良兼任校长，三次捐资180万元添建校舍，并以优厚待遇延聘国内知名学者，购置图书、仪器，创造优良教学条件。1929年(民国十八年)，将文、法合为一院；理、工合为一院，由孙国封任院长。1930年(民国十九年)，张学良派宁恩承为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改派杨毓桢代理理工学院院长。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师生入关避难，在北平复课。当时，秘书长由王卓然接任，仍兼代校长。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东北大学学生奋起参加，成为运动的先锋。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2月，东北大学迁校西安，金锡如任工学院院长。同年12月12日，东北大学学生参加了西安事变。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4月，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由王文华任工学院院长。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8月10日，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委会在陕西城固考院组成，李书田任主任，胡庶华、张清涟、王文华、张贻惠、张北海、雷宝华为委员。遵照教育部颁布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办法》和《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简章》，开始工作。经研究，并经教育部批准，国立西北工学院院址设在陕西省城固县古路坝意大利天主教堂内；确定教务、总务、训育、秘书主任，张清涟兼任总务主任；设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化学、纺织、水利、航空等八个系，其中土木系以东工、北洋、焦工之土木系合组，矿冶系以北洋、焦工之矿冶系合组，矿冶工程系由任殿元兼任主任；通过《国立西北工学院借用私立焦作工学院设备用具办法》，规定私立焦作工学院所有设备、用具，如图书、仪器、机器、校具等项，要尽量借给使用；讨论通过了《国立西北工学院组织大纲》，在领导体制上，决定实行院长负责制。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8月，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接教育部指令，让其迁到城固古路坝。11月，焦作工学院师生及眷属146人在张清涟院长的率领下，从甘肃天水乘汽车前往陕南城固古路坝，并运载图书、仪器及办公用品等约160吨。后来，孙越崎回忆说：“由于焦作工学院是完整西迁的，图书和教学用具、实习工厂设备齐全，这为流亡到陕西的北洋、平大和东北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学院创造了条件。”（孙越崎：《抗战时期焦作工学院西迁》，1983年6月，未刊稿。）
经过紧张筹备，国立西北工学院于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举行开学典礼，于12月12日正式上课。并确定7月27日为学院成立纪念日（《国立西北工学院沿革及现状》。原载《革命文献》第60辑，（台湾）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2年出版，第439页。）。在那浴血抗战的艰苦年代，在穷乡僻壤的抗日后方，西北工学院集中四校的师资、办学经验和优良传统，建立起学科比较齐全、师资队伍雄厚、西北惟一的高等工程学府，开了西北高等工程教育的先河，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以至后来国家培养高等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939年（民国二十八年）2月，教育部电令原焦作工学院校董、北洋工学院校友秦瑜任西北工学院院长。当时，秦瑜赴欧考察，在未到任之前，由赖琏暂行代理院长职务。至7月，秦瑜留欧未返，教育部聘赖琏为院长。此间，潘承孝为教务主任，张清涟为训育主任，王茂春为总务主任。
在西北工学院时期，原焦作工学院采矿冶金系、土木工程系八个班的学生共97人，分别于1939年、1940年、1941年、1942年暑假毕业于西北工学院。1939年原焦作工学院采矿冶金系和土木工程系29名同学毕业时，原焦作工学院院长张清涟还曾赋诗《七·一志游并赠毕业同学》一首，以表惜别和思念之情，诗中写道：“秦楼高百尺，登楼望川流；浩荡水声激，弄水来去浮。驱车越秦岭，岭高炎日休；路谒子房庙，并瞻淮阴候。汉上会归雨，携手登新舟；谈论无虚日，忽焉度素秋。上途上渝都，鸟道飞西州；同侪聚三巴，殚虑借箸筹。都江慕李冰，剑门忆陆游，遄来古路坝，弦歌满山邱。风尘送我北，万里金汤楼；河畔听冰涛，励志会貔貅。少年盛意气，逆旅辞朋俦；煤田问疾苦，生产羡美欧。仲春复课业，盛夏兴离愁；及时尽欢娱，年华不可留。倘能用所学，‘何必同衾稠？’送君乘长风，万里展鸿猷。”（张清涟：《七·一志游并赠毕业同学》，1939年7月1日。原载《梅荫集》，1994年铅印本。）这首诗，表现了一位学校领导人为校务而奔忙，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对同学爱护备至，期以成材的深厚情感。
艰难困苦，颠沛流离，锻炼和造就了一代英才。1983年，焦作工学院董事长孙越崎曾深情地回忆说：“抗战期间西北工学院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抗战后方新兴的工矿企业和交通发展提供技术力量。很多毕业生被聘到甘肃玉门油矿和四川天府、嘉阳及威远等煤矿工作，其中不少人至今尚在国家重要企业中负责煤矿技术工作。”（孙越崎：《抗战时期焦作工学院西迁》，1983年6月，未刊稿。）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从汉中传来，西北工学院师生兴高彩烈，载歌载舞，鞭炮齐鸣，彻夜欢呼，庆祝胜利。
图为丁肇中（前排右一）一家人。
丁氏家族自明初就是名门望族之一。丁肇中的祖父丁履巽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３７岁去世，终生末入仕途。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自幼聪明，勤奋好学。他在家中念完小学，又在县内受过短期的中等教育，最后去济南、青岛等地求学，在外地度过了中学和大学阶段的清苦岁月。在求学期间，丁观海认识了王隽英，1935年两人结为夫妻。1936年1月27日，在美国密执安州安亚伯尔大学医院，王隽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丁肇中。
1936年2月，焦作工学院聘请从美国留学归国的丁观海先生为土木工程系教授，使学校师资力量得到进一步提升，随后其子世界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在私立焦作工学院度过了自己的一段幼年时光。
事实上，焦作工学院时期的教授全部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并有在异邦工作的实践。他们是院长张清涟，电工教授兼秘书长王冠英，冶金教授兼采冶系主任任殿元，土木教授兼土木系主任李钟美，采矿教授马载之，土木教授萧辅，冶金化学教授孙延中、化学教授唐仰虞，地质教授张鸣韶，土木教授雷俊民，土木教授胡奎。其他先后在焦作工学院任教的教授还有：机械教授邓曰谟，地质教授李善棠、张伯声、凌涛，采矿及冶金教授汤子珍、吴毓腾、卢其骏、钱慕宁，土木教授赵竞生、吴树声、黄志煊、赵慎枢以及马哲如、贺懋庆、胡奎等等。这些教授绝大多数都曾留学欧美并在海外有一定的工程经验。这些教师多半能“牺牲京沪平津优越之环境与国立大学优厚之待遇，来兹鄙壤，授此朴士，与其他教职员同仁实皆重视友谊及本院之前途也”。同时，这种选择，也是基于他们对矿业的满腔热情和对相关领域学术钻研、教育传播的执着追求。学校教职员工们在做好教学工作之余，也积极撰写学术论文和著作，并公开发表。其余教员或曾留洋，或毕业于国内清华、北大、北洋大学等名牌大学。
此外，罗章龙、罗思危、程明升、张苏、李何林等共产党人，也曾先后到焦作工学院从事革命工作和担任教学工作，宣传马列主义，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我国著名的煤矿和石油专家孙越崎、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等也曾多次到校讲学。他们优良的人品和学品，为学生树立了榜样，“风尚所及，奢靡斯除”。一时间，焦作工学院在国内名声日振，“可与海内工程学府相颉颃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