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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的文章看过不少，现场听他演讲还是第一次。不用PPT，表达不是很流利，但并不影响观点的犀利。我对他的好感，始于他12年5月的一篇文章《雪茄的骗局》，讲的是为什么在中国能人也喜欢造假，鞭辟入里，行文优美，这在国内经济学家中是非常少见的。另外一位专业深湛兼具人文情怀的经济学家是张五常，只是此公近年来有点越老越糊涂的趋势，但要论多才多艺，尚未见能出其右者。我始终觉得，一个真正牛逼的人一定是一个跨界的人，能够同时在科技和人文的交汇点上找到自己的坐标，这里的“科技”两字可以用“专业”来代替。专业的精深是成为牛人的必要条件，但很多时候专业上的拓进需要人文这种感性思维方式来进行催化，因为理性的路径是铺地板式的，依赖于事物基本形态背后的关系，而感性的思维基于直觉、想象力和美学，它由初心直指本意。达芬奇、特斯拉、爱因斯坦、亚当斯密、彼得德鲁克、本杰明格雷厄姆、丘吉尔都是这样的人，达芬奇、特斯拉、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型人物就不用说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素养不仅来自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期间的数学和逻辑学训练，也得益于他的文学素养；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从小就在祖母的熏陶下学习钢琴，而他的祖母恰是音乐家舒曼的学生，其自传《旁观者》本身就是一本足以传世的文学著作；价值投资之父格雷厄姆，在研究证券之余还写剧本，其话剧一度还在老百汇上演，丘吉尔除了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之外，还是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你可以说这些伟大的人物都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也有很多枯燥乏味的人，只在本专业上死磕也同样可以变得很牛逼，比如报童出身的奥马哈乡巴佬巴菲特，比如同样乏味的比尔盖茨等等，但是很显然，跨界至少让你的思维多了另一种可能性。我没有统计过两种类型的人成为牛人的具体比例，但想当然跨界是更好的一种方式。乔布斯1974年在《全球目录》的一张照片 上看到“stayhungry ,stayfoolish”这段话，就心有戚戚引为一生的座右铭，是因为有禅学经历的他在这段文字中找到了初心的西式表达，而初心正是打通理性与感性、古典和浪漫两种认知方式的关键（各位可以参考B座12楼以前的文章《我不知道乔布斯有没有看过这本书？》）。这一方面说明乔布斯并不是达芬奇、特斯拉这样横空出世的天才，他的跨界能力需要通过打坐、冥想这样的后天能力才能习得，另一方面，也说明跨界思维在他打造苹果极致产品中的重要性。张小龙在谈到微信产品的设计时就说“产品经理更应该依靠直觉和感性，而非图表和分析，把握用户需求。产品经理永远都应该是文艺青年，而非理性青年。”在理性和感性思维、古典的认知和浪漫的认知之间自如跳转肯定是很不容易的事，也正因为如此，世上牛人才会如此稀少。但如果我们认识到跨越理性和感性的重要性，那么至少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有意识地培养和尝试，打造一款产品如此，创业也更加如此。至少，我在考察投资项目的时候是越来越注重项目团队的跨界能力了。光有感性思维的人，很容易自我感动，跨过细节去渲染结果，最终变得大而无当；光有理性思维的人又很容易纠缠于细节，迷失在推理和逻辑的过程中，难有大的作为。以上这些，并不是要说明谢国忠已经有多牛逼了，只是我个人的好恶而已。我今年听过的经济学演讲就两次，另外一次是今年爆红的李×军，感受完全不同。李虽然号称成功预测了中国经济在2012年拐点，并准确推算2013年7月的货币危机，但这种推算本身就缺少在逻辑上的自洽，在那次演讲中，很多人都对他能熟练背出各项统计数据很叹服，但有听众问他，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是都有水分的吗？他的回答是，只要每项数据都按照同样的规则注水，还是具有研究价值的。这样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怎么不让人怀疑他的结论不是蒙的呢？会场上还一再表示不要将他的观点外传，仿佛有关部门很在意他的样子，我是不太喜欢这样的作派的，这种作派的进一步延伸就是气功师的路子。相反，谢国忠之所以从摩根斯坦利辞职，就因为他对新加坡模式的批评，他说“新加坡一直标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钱，现时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以便吸引他国的贪污资金。”这种秉笔直言之言的率真，国内只有张维迎、许小年等少数几个经济学家身上可以看到。我倒觉得谢国忠很像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在国内他被视为死空头，几年前就开始唱空国内经济，很多人也因此对他心生反感，但我相信他说的这种危机之所以还没有来临，只是因为他低估了老大帝国的韧性，并不是他的逻辑有问题。当年奥地利经济学派对美国1929年经济危机的预测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预测也遭到很多人的嗤笑，只有当结果呈现的时候人们才会真正相信，人性总是在贪婪、恐惧和懒惰之间游走，经济学的无奈之处也在于它只能提供可能性，不能改变人性，只有巴菲特这样的大师，才可以在恐惧和贪婪之间找到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