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年爆发的黄巾起义使得东汉王朝岌岌可危,虽然朝廷最终平息了这场变乱,但刘家天下至此已再无重归一统之可能,因为平叛过程中涌现的一批将领,已成长为手握重兵的军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曹操。他在青州打败黄巾军后,获得三十多万降兵,具备了参与群雄逐鹿的实力。没过几年,便开启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局面,曹氏代汉只是时间问题。曹操虽以平定黄巾起义起家,不过,严格说来,他战胜的只是黄巾军残余力量,算不得平叛的首功之人。黄巾起义的头领是张氏三兄弟:天公将军张角、地公将军张宝、人公将军张梁,他们以宗教首领的身份领导着黄巾军主力,但没有一个败在曹操手下,真正打败他们的是汉末名将皇甫嵩。
官宦子弟 文武兼备
皇甫嵩,字义真,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人。安定在汉代属于“山西”之地,而当时社会上流传“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山西”人长期与边地民族打交道,对战争环境比较熟悉。皇甫家族生长于斯,朝廷因材施用,拔擢皇甫节做雁门太守,皇甫规为度辽将军,都是主持边地军政事务的要员。二人与皇甫嵩的关系非比寻常,前者是皇甫嵩的父亲,后者是皇甫嵩的叔叔,因此,皇甫嵩可谓地道的官宦子弟。但他并非膏粱纨袴之辈,少年时代便志存高远,喜读《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同时也深得父辈遗传,娴习弓马射猎,堪称文武兼备。
老实说,类似于皇甫嵩这样的人才,在东汉崇尚经学的社会氛围里,并不鲜见。东汉开国功臣邓禹“能诵诗”,冯异“好读书”,贾复“习《尚书》”,都是兼具文武才略的人物。通经入仕的做法相延既久,到东汉末年,“山西”地区难免受到浸染。读书风气与当地民俗相结合,必然会孕育出一批文武兼备的人才。因此,如果仅凭才干论人的话,皇甫嵩也不见得有过人之处。在资质相差不大的情形下,家庭背景就成了人才能否走上仕途的决定性因素。况且,东汉选拔人才的名目主要有孝廉、茂(秀)才两科,一般而言,必须获得其中一个名分,才具备做官的资格。取谁为孝廉或茂才,这个选举权由郡太守行使。然而,东汉后期的选举乱象丛生,时人嘲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面对选举腐败,士人即便能力出众,若要取得做官的资格,往往也不得不依靠家庭背景。因此,皇甫嵩能够走上仕途,与他的家世是分不开的。由于父亲和叔叔地位显赫,安定太守岂能不给面子?太守不但推举了他,甚至还给了他双料资格,集孝廉、茂才于一身。从此,皇甫嵩仕途日进,由郎中、县令、议郎,直至北地太守。
屡出奇兵 剿灭黄巾
黄巾起义爆发后,以波才为首的一部分黄巾军作乱于颖川郡(今河南许昌)。颖川距离国都洛阳甚近,此地的叛乱乃心腹之患。因此,朝廷迅速调集四万多士兵,编为两军,分别任命皇甫嵩、朱儁为左、右中郎将,各领一军,征讨颖川的黄巾军。朱儁首战败绩,皇甫嵩则坚守长社县。普通士兵望见围城的波才军队人多势众,内心很恐惧,皇甫嵩却不担心。他领兵颇具名将风范,首先是爱恤士卒,每到一地,如果将士们还没有安顿下来,他就不入自己的营帐休息,用餐时,只有看到将士们吃饱喝足,他才会动筷子;其次是宽容待人,他手下曾经有人接受了贿赂,皇甫嵩非但不责怪,反而赐钱给他们。将军的宽宏大量使得手下非常惭愧,有的人甚至觉得无颜见人,自杀以谢罪。皇甫嵩的优秀品格深深征服了他的部众,官兵关系很融洽。这使他坚信,只要自己有主意,部队就不会军心涣散。为了安抚内心恐慌的士兵,他召集众将领解释说:“用兵之道,贵在出其不意,不在于兵员多寡。你们看,贼寇在草地上安营扎寨,正适合火攻。如果我们趁着夜色纵火焚烧,贼寇必乱。到那时,我们再出兵作战,四面围攻,一定能大获全胜。”皇甫嵩本来是在等待时机,但天公作美,当夜便起了大风。他部署一部分军士手持火把上到城墙上,另外择取一队精兵悄悄出城,点燃草地,大呼官兵偷袭,城上士兵闻听呼声,一时间火把齐燃,城内外火光相应,烛照夜空。于是,皇甫嵩命令击鼓,士兵们如洪水一般怒吼着冲出城去,奔向敌人的阵地。波才的军队猝不及防,四散奔逃,战斗力大为削弱。正在此时,朝廷的援军也赶到了,皇甫嵩与援军合力斩杀了数万黄巾军,取得了出战以来的第一场大胜利。
长社一战立下大功,朝廷褒奖,封皇甫嵩为都乡侯,并希望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皇甫嵩不负重托,转战东郡,生擒此地黄巾首领卜己,斩杀七千余人。汉代的东郡西邻黄河,皇甫嵩在东郡大战黄巾时,黄河西岸的战事也在进行,那里是黄巾军首领张氏三兄弟盘踞的大本营,朝廷先是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董卓为东中郎将,负责围剿张氏兄弟,但二人都不胜任。恰好皇甫嵩已在东郡获胜,朝廷便把派他过河与张氏兄弟作战。首先遇到的对手是人公将军张梁,由于张梁军队骁勇善战,皇甫嵩初战未能取胜。他自忖硬碰硬的话,一时也难分胜负,第二天索性营门紧闭,不再与张梁接战,一方面可以让战士们休养,二来也是为了静观其变,寻找合适的作战机会。张梁部队毕竟是本地行军,自以为具有熟悉地形的地主之利,再加上皇甫嵩并没有从他们身上捞到丝毫便宜,因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张梁部众滋生出轻敌之意,怠于守备。皇甫嵩探知敌情后,在一天深夜做好战斗部署,鸡叫时分,趁张梁兵士酣睡未醒,杀入地方阵营。战斗一直进行到午后,黄巾军死亡八万多人,首领张梁也被杀。
张角在战前已病死,皇甫嵩占领黄巾老巢之后,命令士兵掘开他的坟墓,剖棺戮尸,斩下首级送至京师。至于剩下的那个张宝,实力仍然非常雄厚,但也是败在皇甫嵩手里。据史书记载,公元184年11月,皇甫嵩与张宝决战,结果是皇甫嵩一方杀死和俘虏的张宝部众多达十几万人。将这个数字与张梁的八万多人、卜己的七千余人、波才的数万人合在一起,皇甫嵩率军前后消灭的黄巾军部队达二十多万。更为重要是,这样的战果是在卢植、董卓、朱儁等其他诸路军马出师不利的情况下取得的,黄巾军的两大首领也是在他的打击下走向了末路。因此,我们说皇甫嵩是东汉朝廷剿灭黄巾军的首功之臣,一点也不为过。
忠于朝廷 毁于阉党
平定张氏兄弟以后,皇甫嵩以左车骑将军的名号兼任冀州牧,爵位由原来的都乡侯升为槐里侯,享受八千户的租税。在冀州牧任上,皇甫嵩考虑到朝廷与黄巾军的激烈战斗给当地造成了巨大损耗,奏请免除冀州百姓一年的田租,得到皇帝批准。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纷纷传唱这样的歌谣:“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为官一任,能得到这样的美名,也算此生莫大的荣耀了。但在他人看来,皇甫嵩似乎可以走得更远一些。
曾做过信都县令的阎忠认为,经过黄巾军的折腾,刘家天下的实力已大不如前,况且朝廷内宦官当权,朝政混乱日甚一日,这正是改朝换代的绝好机会,而能够完成这桩大事的人选,非皇甫嵩莫属。他求见皇甫嵩,劝道:“将军的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啊!否则,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皇甫嵩不知是真聪明还是假糊涂,一脸茫然地问道:“此话怎讲?”阎忠说:“将军扫灭黄巾,功高震主,在冀州又深得百姓爱戴,皇帝怕是容不下您啊!即便皇帝不怀疑您,他身边的那群宦官哪个不嫉妒您,他们天天说您的坏话,皇帝要是哪天听信了,将军的处境肯定危险。”皇甫嵩说:“我为朝廷出生入死,对皇上忠心耿耿,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阎忠提醒道:“此言差矣!将军千万不要忘记韩信的前车之鉴,当年刘、项纷争之时,他倒向哪一方,哪一方就会胜,有人劝他顺势自立,三分天下至少可得其一,但他优柔寡断,没有抓住机会。结果呢?天下统一于刘姓后,因为处处受到压制,他又后悔跟着刘氏走了。可悔之晚矣,吕后一个妇人就能置他于死地。历史的教训不可不细细思量。”
除了指明皇甫嵩处境之险恶,阎忠还提出了改朝换代的基本策略。他建议皇甫嵩凭借自己在军民中建立的声望,以冀州为根据地,传檄天下,托名诛除宦官,进兵洛阳,夺取朝廷控制权。然后就可以假借天命,逼迫皇帝禅位给皇甫氏。但皇甫嵩似乎从未有过此种念头,闻听阎忠一席话,他感觉很恐怖,说道:“非常之事须待非常之势,建立新朝代,岂是平庸之人办得到的?我这几年能博得些微声名,不过是因为作战对象乃黄巾乌合之众而已,并不是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冀州百姓虽然对我印象不错,但我在此地时日不长,想让他们为我卖命,恐怕是不可能的。再说普天之下皆知当今皇帝姓刘,我若起事,在名份上就是叛逆,上天也不会保佑我的。我还是忠于朝廷,恪守臣子本分比较好。即便朝中有人陷害我,最多也就是解甲归田,我好歹还有战功和民望流传后世,这我就很满足了。你说的事,大逆不道,我听着就后怕。”皇甫嵩既然不愿背叛朝廷,阎忠的处境就很微妙了,他担心万一阴谋泄露,自己难免脑袋搬家,于是便离开了皇甫嵩。
在冀州仅仅呆了四个月,皇甫嵩又被派往关中镇压以边章、韩遂为首领的叛军。这支叛军来自金城郡(今甘肃、青海交界),其中夹杂着不少羌人,战斗力较强。他们一路东进,日益迫近三辅地区。所谓三辅,是指西汉设立的拱卫都城长安的三个行政区,分别叫做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东汉沿用了这些行政设置。由于三辅是西汉皇帝陵墓所在地,而东汉开国之君刘秀又认为自己打败王莽是复兴了汉家天下,因此,一直很注意对西汉帝陵的维护。金城叛军逼近三辅,意味着皇家祖坟受到威胁。万一祖坟被掘,那对皇帝来说,将会是奇耻大辱。为守住三辅,维持朝廷的面子,皇帝便又想到了皇甫嵩。不过,关中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迟迟未能取得突破性战果。
前线困局持续的同时,皇甫嵩还面临着宫廷宦官赵忠、张让的陷害。起初征讨张氏兄弟时,皇甫嵩行军经过邺城,看到赵忠的私家宅院规模宏大,超越了礼制规定,便上奏朝廷,予以没收。而张让曾向皇甫嵩索要五千万钱,遭到拒绝。因此,两人对皇甫嵩恨之入骨。皇甫嵩在冀州时,由于是刚刚立下大功,并且很得民心,赵忠、张让一时还抓不到他的小辫子。待到他进入关中平叛,连续数月不能报捷,赵、张二人迅速意识到泄愤的机会来了,向汉灵帝抱怨说:“皇甫嵩显然不能胜任,已经几个月了,浪费了朝廷这么大财力,丝毫没有进展。这样的无能之辈,应当撤职查办!”灵帝听信了宦官的谗言,于185年7月命令皇甫嵩还朝,还免掉他的左车骑将军名号,降爵为都乡侯,所享受的租税也由原来的八千户减为两千户。
短短的九个月时间里,皇甫嵩由剿灭黄巾的首功之臣被贬为无能的将领。史书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皇甫嵩究竟是怎样看待自己所遭遇的大起大落的,但际遇的转变如此剧烈,对任何人来说都难免要经受一次巨大的心理落差,皇甫嵩的心情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
陈仓料敌 洛阳悬命
四年后,一个叫王国的人自称“合众将军”,在凉州发动叛乱,围攻战略要地陈仓。汉灵帝重新起用皇甫嵩,任命他为左将军,领兵两万人,前去解陈仓之围。当时,董卓为前将军,麾下也有两万人,不过,朝廷要求董卓须接受皇甫嵩节制。董卓求胜心切,认为行动迟缓的话,王国必攻破陈仓城,因此建议从速赶赴陈仓。而皇甫嵩说:“不必着急,陈仓城虽小,但守备固若金汤。王国不自量力,妄图攻取此城,必将深陷于消耗战。等他们耗不起的时候,自然就会退兵。我们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大获全胜。救它作甚!”战局果然不出皇甫嵩所料,王国从冬至春,围陈仓八十多天,也没能攻破。久攻不下,部众锐气尽失,王国自知胜利无望,命令退兵。这时,皇甫嵩与董卓再次发生意见分歧。皇甫嵩主张追击王国,董卓说:“这不行。兵法上常讲,穷寇莫追。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将军追击敌兵,反倒会刺激他们死战,这对我方很不利。”皇甫嵩说:“你说得不对。王国围城之初,他的士兵群情激昂。我不出兵,那是避其锋芒。如今敌人退却,他们并非为了逃命,而是因为锐气耗尽、心理疲惫,根本无心作战。此时出击,定有收获。”事实证明,这一次又是皇甫嵩的见识拔得头筹。皇甫嵩穷追不舍,屡战屡胜,前后斩敌万余人,叛军首领王国也在逃跑过程中死于乱兵之中。看到皇甫嵩一再胜过自己,董卓感觉很不是滋味,心里弥漫着对皇甫嵩的忌恨。
陈仓解围次年,董卓做了并州牧。朝廷要求他将两万部众的指挥权转交皇甫嵩,董卓不服,拒绝交权。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说:“当今天下骚动,能左右大局的只有您和董卓二人。您与董卓已有积怨,想和睦相处是不可能了。董卓既然违抗朝廷旨意,反叛之形已昭然可见,而大人则是名正言顺的统帅。何不借此机会剿灭董卓,为朝廷除害呢?”皇甫嵩说:“董卓抗命不尊,固然有罪。朝廷让我统领他的部队,但也没有赋予我诛杀他的权力。如果我擅自杀掉他,朝廷恐怕要问罪于我。为今之计,还是把董卓违命之事上报洛阳,等候朝廷裁决,比较妥当。”灵帝得到奏报以后,将董卓责骂了一番。因为这个事,董卓对皇甫嵩又添了一层恨意。
公元189年3月,汉灵帝死。大将军何进召董卓领兵前往洛阳,打算里应外合,对宦官进行大清洗。当董卓还在路上的时候,宦官张让等抢先下手,杀掉了何进。袁绍当时官居虎贲中郎将,统领一部分禁军 进入皇宫,看见不长胡子的就杀。张让等人情急之下,挟持皇帝刘辩出城向北逃窜,尚书卢植紧追不舍。逃到黄河边,宦官们心知难逃一死,纷纷投河自尽。董卓赶到洛阳,听说皇帝在城北的邙山,便带兵前去迎驾,由此开始把持朝政,擅行废立,朝臣有不服从他的,就可能被杀掉,像皇甫嵩这样与他有过节的,自然也不能放过。
董卓以中央的名义征召皇甫嵩来洛阳做城门校尉,他想,只要皇甫嵩还朝,失去了兵权,自己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找个机会清除之。诏书到达军中,皇甫嵩的下属梁衍劝道:“现如今董卓秉政,废立皇帝如同儿戏。他征将军还朝,将军若从了他,重则性命不保,轻则难免受辱。董卓前一阵子杀了袁氏族人,袁绍已经在东方组织了讨伐董卓的义军。再者,董卓自己留驻洛阳,安排皇帝率领百官前往长安。皇帝既然已不在洛阳,将军不如与袁绍联手,高举勤王大旗,一东一西,夹击董卓,必能成就大功。”皇甫嵩拒绝了这个建议,遵从诏命,放弃了兵权,而等待他的是早已安排好的牢狱之灾。万幸的是,皇甫嵩有个儿子,名皇甫坚寿,一向与董卓关系不错。闻听父亲被囚禁,他从长安赶到洛阳,找到正在大摆筵席的董卓,当着众人之面,含着眼泪跪下来向董卓叩头求情。众人大为感动,也纷纷请求董卓饶过皇甫嵩。董卓见众情难违,不得已释放了皇甫嵩,并任命他先后担任议郎、御史中丞。但一有机会,董卓仍不忘羞辱皇甫嵩。191年,董卓抵不住袁氏部将孙坚的攻势,也离开洛阳到长安去。临到之前,他要求御史中丞以下的官员都得跪拜迎接。看着皇甫嵩匍匐在地,董卓得意洋洋地问:“义真,你服我不服?”皇甫嵩是失势之人,遭此奚落,也不得不陪着笑脸骂自己有眼无珠,不知董太师竟然可以富贵至此。
壮志难酬 忠义留名
骄横之人难以长久,192年4月,董卓在长安被吕布所杀,皇甫嵩重获朝廷赏识,两个月内先后任征西将军、车骑将军。7月份又升任作为东汉三公之一的太尉之职。到年底,天象出现异常,东汉人一向认为这类事情是人间政治紊乱造成的,是上天对执政者的谴责,必须有高官出来承担责任,于是朝廷就免去了皇甫嵩的太尉职务。此后,他又做过光禄大夫、太常等职。以上这些官职,在承平之时,因为有皇帝权威罩着,因此很显赫。但在汉末,汉献帝是个傀儡,围绕着他的三公九卿也就光环不再。更重要的是,由于军阀割据之势已成,天子无兵,皇甫嵩在献帝身边做官,军事才能根本无法施展。忠于朝廷,却不能再为朝廷扫除叛逆,对于一个一心为国的将军来说,最痛苦的事情大概莫过于此。因此,当董卓部将李傕、郭氾作乱长安时,皇甫嵩眼看着汉家天下兵连祸结,重归一统再无可能,在忧愤与疾病的双重打击下,终于走完了自己这一生。
作者:崔建华 来源:《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