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城关镇赵洪都村。幼年家贫，刻苦读书，13岁从军，17岁入陕西老帅陆建章所办的随营学校学习。后入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参加直奉战争，升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1924年10月冯部改编成国民军，宋哲元任第一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四师）师长。1925年秋改任热河都统。
他曾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成立蚕蜂学校，推广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承德街头到处贴着"人不劳动，不配吃饭"等大标语，多年死气沉沉的承德街市为之面目一新。宋哲元还在承德兴办军械厂，可以小批量仿制德国毛瑟20响驳壳枪。1926年，宋哲元部撤离承德时，热河人民夹道相送。
1927年5月，冯玉祥和西北军诸将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宋哲元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1月兼任陕西省主席。1929年冯玉祥反蒋，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宋哲元遂代理国民军总司令，率部出潼关进军河南。奈何失利，后退回陕西。
1930年4月，蒋、冯、阎之间爆发中原大战。宋哲元任西北军第二方面军第四路总指挥。战争失败后，西北军余部约六七万人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童玉振、孙良诚、秦德纯、赵登禹、张维藩等人的带领下，退入山西，名噪一时的西北军就此分崩离析。1931年1月，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张学良给了二十九军五十万元的安置费以后就撒手不管。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二十九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如同乞丐。一年多后二十九军移防察哈尔，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作土匪。这段时间的困顿使宋哲元越发渴望得到一块自己的地盘。
中原大战给宋哲元的教训十分深刻。首先是内战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因而二十九军建军伊始，宋哲元就明确提出不打内战，枪口对外的口号，得到麾下诸将的一致拥护，蒋介石数次企图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都被宋哲元以各种理由推脱；其次，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使宋哲元对蒋及其国民党中央心存疑忌，这个心理影响了他以后很多的重要决策。
1932年8月，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虽然地狭人稀，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二十九军在张家口扩编为3个师，序列如下：
军长宋哲元
副军长秦德纯
副军长佟麟阁
参谋长张维藩
总参议萧振瀛
第37师师长冯治安
第109旅旅长赵登禹
第110旅旅长王治邦
第38师师长张自忠
第112旅旅长黄维纲
第113旅旅长佟泽光
暂编第2师师长刘汝明
第1旅旅长李金田
二十九军驻防察哈尔不到半年，长城抗战爆发。二十九军被张学良调到北平东面的冷口、喜峰口一线布防。参加长城抗战的国民党军队有三十多万，来自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多个山头。武器装备以徐廷瑶的中央军最好；王以哲、万福麟的东北军，以及商震的晋军也不遑多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最差，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山西仿制的三八式，与众不同的是二十九军士兵人手一把镔铁大刀。
在接下来的喜峰口战斗中，二十九军血战日军铃木、服部旅团，一战成名。二十九军士兵以大刀和手榴弹对抗日军的先进武器，歼敌五千，喜峰口防线经历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战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抗战的胜利是中国自"九一八"以来的首次大捷，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社会各界纷纷组成慰问团前来劳军，各报记者也蜂拥而至。记录二十九军的新闻电影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影院上映，电影中每每出现宋哲元的镜头时，观众们都要起立鼓掌。二十九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天下。
长城抗战结束，第二十九军撤出长城阵地。宋哲元在下达撤退令的同时，特地为文昭告全军，中云：“我以三十万之大军，不能抗拒五万之敌人，真是奇耻大辱。现状到此地步，我们对于时局尚有何言？所可告者，仍本一往之精神，拼命到底而已!”5月26日，冯玉祥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宋哲元保持沉默，何应钦多次要求宋哲元出面约束冯玉祥行动，但宋哲元始终拖延搪塞，索性托病去西山修养，并警告准备进攻同盟军的庞炳勋，客观上维护了抗日武装。
不久，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遭到蒋介石取缔，不得不解散，于是全部被二十九军收编。宋哲元征得中央同意，将二十九军扩充为四个师，六万多人。新增的一四三师（原暂二师）由刘汝明任师长，一三二师则由赵登禹为师长。二十九军还接收了抗日同盟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包括原东北军汤玉麟部的三十多门山炮，实力大增，成为华北举足轻重的一支军事力量。
1934年，日本继续在华北挑起事端，这年连续发生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同意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19日，南京行政院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6月28日，察哈尔地方政府由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出面同日本东北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议"，割让察东六县，二十九军撤到张家口以南。
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想仍然被罢官，宋哲元愤懑异常，离开察哈尔前往天津私宅休养。临行前在张家口火车站公开指责蒋介石："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来到天津以后，即有谣言传来，说中央要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更使宋哲元相信中央要向二十九军开刀。宋在天津的十几天，被大批汉奸包围，诸如王揖唐、曹汝霖、陈觉生、齐燮元、陈中孚等人物纷纷登门拜访，劝说宋哲元投靠日本。宋有所动摇，同意萧振赢去和土肥原接触，只等中央发布征调二十九军南下的命令，就公开投日。
幸亏形势的变化使宋哲元免于踏上叛变投敌的不归路。"何梅协定"签署以后，中央军黄杰、关麟徵两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这时前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纠集汉奸白坚武、潘毓桂和几千号地痞流氓，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全国震动。此时北平周围除了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已无其他军队。北平军分会调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前来救驾，第二十九军部队陆续调华北，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1935年7月7日宋哲元自天津三电蒋介石，拟“长期休养”，17日以长城抗战授青天白日勋章。8月28日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9月21日就职。
国民政府在日本的逼迫下，下令改变华北的行政体制，11月26日取消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用人行政的权利则完全掌握在宋哲元等人的手中，算是一个半独立状态的政治组织。
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十六人，设秘书、政务、财务三处，经济、外交、建设、交通、法制五个委员会。成员包括宋哲元系、东北系、旧皖系、旧直系人物及平津士绅，宋与天津市长萧振瀛、北平市长秦德纯为核心，宋部师长张自忠任察哈尔省府主席，宋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委员中还有亲日分子王揖唐、王克敏、齐燮元、程克、张允荣、陈觉生、周作人、门致中、石敬亭和冷家骥等人。宋哲元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称："应本善邻原则，力求邦交之亲睦"，"自《塘沽协定》以来，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为两国利益计，为东亚和平计，尤应互维互助，实行真诚亲善。"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受到日本官方的欢迎。《冀察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为处理河北省、察哈尔省、北平市、天津市政务便利起见，特设冀察政务委员会，综理各该省市一切政务。"
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人眼里是华北自治政权，在南京眼里是地方政府，算是对日本和南京两方面都有了一个交代。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后，平津卫戍司令部改组为冀察绥靖公署，由宋哲元兼任主任，原来的二十九军军长，仍由宋兼任。宋哲元一跃而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二十九军随即成为华北最大的地方武装集团。二十九军迅速扩充为5个师，共计48个团，还增编了骑兵师、保安部队和独立旅等，总兵力达10万以上。
1936年冬，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军事大演习，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向中国政府示威。宋哲元立即决定针锋相对，举行二十九军大演习。11月11日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冯治安、赵登禹两师举行演习，宋任总监，13日赴平南指挥所部演习，清华大学学生前往参观慰劳，14日演习结束。日军演习部队为1万余人，二十九军演习部队为5万多人。二十九军兵强马壮，也让宋哲元的底气足了许多。
1936年12月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南京出现何应钦为首的武力解决派和宋美龄、冯玉祥为首的政治解决派。山东韩复榘发出"马电"称赞张学良的行动是英明壮举，并声称他的部队"奉命西开"，请张、杨二人"祈勿误会"。宋哲元则站在老长官冯玉祥一边，发出"漾电"，呼吁和平解决，一定要确保领袖安全。韩复榘错判形势，为日后被蒋所杀埋下伏笔。宋哲元坚定支持蒋介石，很得蒋的好感。后来宋屡次失策，丢失平津，蒋介石也没有落井下石，拿他作替罪羊。
进入1937年，华北形势出奇的平静。
2月初，日本林铣内阁上台，立即宣扬不尚武的新政策。日本商界则频频伸出橄榄枝，派团访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4月，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要"采用公正的态度...形成日中间的友好关系。"华北驻屯军也一反常态，主动和冀察当局改善关系，不仅史无前例地赠送二十九军十几门山炮，还邀请宋哲元、张自忠两人访问日本，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宋哲元不愿去，于是由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日。当面对新闻界质询时，宋哲元说道："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这番话又遭到各界抨击，让宋哲元苦恼万分。其实宋也不过是应和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基调，日本人破天荒陪起了笑脸，总不能不给人家一点面子。
事实上日本伸出的橄榄枝完全是假象
1937年春，日方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从4月25日起，华北驻屯军在平津近郊频繁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一切迹象表明，日本军方正在积极备战。
由于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二十九军将士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三万人，断然无法和十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1937年5月，宋哲元厌倦了和日本人周旋的生活，离开北平回到山东乐陵老家养病。正当宋哲元在家乡享受难得的闲暇之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第29军军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参谋长张樾亭，副参谋长张克侠。全军兵力约10万人。
特务旅旅长孙玉田（驻南苑）
第37师师长冯治安（驻北平、保定地区，师部在西苑）
第109旅旅长陈春荣
第110旅旅长何基沣
第111旅旅长刘自珍
独立第25旅旅长张凌云
第38师师长张自忠（驻天津附近）
第112旅旅长黄维纲
第113旅旅长刘振三
第114旅旅长董升堂
独立第26旅旅长李九思
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驻河北任丘、河间一带）
第1旅旅长刘景三
第2旅旅长王长海
独立第27旅旅长石振刚
独立第28旅旅长柴建瑞
第143师师长刘汝明（驻察哈尔省和河北省境内平绥铁路沿线，未参加平津作战）
第1旅旅长李金田
第2旅旅长李曾至
独立第40旅旅长刘汝明（兼）
独立第29旅旅长田温其
独立第30旅旅长阮玄武（驻北苑）
骑兵第9师师长郑大章（驻南苑和固安、易县）
第1旅旅长张德顺
第2旅旅长李殿林
骑兵第13旅旅长姚景川（驻察哈尔省和河北省境内平绥铁路沿线）
冀北保安队司令石友三（驻黄寺及北苑）
第1旅旅长陈光然
第2旅旅长吴振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