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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域风云（六）
博尊宝
第六章监狱篇（之二）
老革命——林雄才
林雄才，新加坡华侨，抗日时期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成员。
中国有几千万侨胞生活在海外，从来都关心着祖国的命运，早在国父孙中山闹革命时，就为了民国的建立贡献过大量的资金和无数人才。当日寇入侵中华大地时，激起海外华侨无比的愤怒，更是视国难为己难，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运动。不分地区，不分贫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特别是组织了大批弟子回国，为祖国抗日战争作出积极贡献。
1937年以后，日本利用其海军优势，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海岸，切断了中国与国际上的交通往来，进行经济封锁，企图逼迫中国投降。为了冲破日军封锁，获得国际援助，美国陈纳德带领的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进驻昆明，打通中、印航线强运急需物资。中国国民政府决定抢修“滇缅公路”，滇缅公路起自云南昆明，经下关到边境重镇畹町，出境与缅甸九谷的公路相接到达腊戍，全长1146.公里。
公路才开始建设，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派人前往新加坡，商请“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要求协助号召南洋华侨有经验的汽车司机和修理技术人员回国服务，参加“滇缅公路”的运输工作。“南侨总会”即登报招募新加坡、马来亚、印尼、泰国、缅甸等国的爱国华侨青年共计3200多人，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林雄才，新加坡华侨，刚刚从职业高中毕业，就瞒着父母报名，与其他经挑选审查合格者，从新加坡经缅甸仰光回国服务。临离新加坡回国时，他托人转了一封信给家中老人：
父母双亲大人：
18年艰辛岁月的呵护，儿得以高中毕业，本应就此肩负家庭之重担，然日寇入侵，铁蹄中华，祖国危难，民族存亡之关键时刻，凡我华夏儿女无不奋发效力。
父亲自小教训：应以有限之躯，用于有用之事业，享乐于安逸与无谓中，是令人哀惜不置的。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为儿不孝，决定投笔从戎，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父母双亲虽明情达理，但骨肉之情，亲情难免，唯母亲的眼泪，动摇儿报国之决心。故儿狠心，不辞而别，
人非草木，离家之前，心中矛盾无数，家庭之艰难，双亲之恩情，但祖国的破碎，历史的责任，犹疑、踌躇，悲与愤，取与舍，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了征途。
此去报效祖国，千山万水，危安莫卜，不免凄怆心酸，然能投入抗战伟业，儿终生无悔，虽“沧海一粟”，可集天下水滴而汇成大洋，在救亡的汪流中，竭儿一滴之微力，能否慰父母之思情！？
望双亲宽怀自慰，善自珍重。临行匆匆，仅留此作别，日寇消灭之时，就是与儿相会之期。
时刻祈祷双亲大人康泰
不孝儿 雄才 留书
1938年9月18日
( 不想此函竟成绝笔，从此他再没有回到新加坡，也没有再见到自己的双亲)
1939年春，林雄才和第一批机工到达昆明，在西站外的黄土坡进行培训，虽然昆明俗称春城，但对于来自东南亚亚热带的这些年轻人来说，本来就没有带来寒衣，而且住宿条件极差，简陋的土基房里，以稻草席地为床，往往半夜冷醒，只能围坐到天明，那时每月生活费仅四十元，不少人入不敷出，生活只能一切从简，苦不堪言。在他们的心中，一直有这么一个信念，决不能辜负1000万南洋侨胞的委托，无论多大艰难险阻，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后退。
短期培训结束后，林雄才被编入以华侨捐赠的200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命名为“华侨先锋大队”。其他的共组成5个大队，每队有200辆车左右，6个大队共有1150辆。从此，林雄才就和其他“南侨机工”一起在滇缅公路上工作，时时面对着种种困难，经受着生命安危和意志的考验。公路经过下关就进入横断山脉的纵谷区域，高山深谷海拔落差很大，沿途均是悬崖、峭壁、急弯、陡坡、深谷、急流无数。而公路的建设，由于时间紧迫，缺少施工机械，几乎完全靠人工用双手在这种险恶的地理环境下仓促抢修而成、根本谈不上符合什么标准不标准的。在崇山峻岭，道路崎岖的滇缅公路来往奔驰，行驶途中因山高路窄，稍有不慎，撞车、翻车，受伤之事经常发生；更有甚者，翻下深谷万丈，车毁人亡，粉身碎骨；另外此地区瘴疟流行，很多人因染上瘴气患病无药救治而丧生；也有的人因为繁忙的运输任务，加上生活艰苦导致饥寒交迫体力不支而倒下；另外，因日本飞机还经常来狂轰滥炸、扫射而丧生，为国殉难者达千人以上。
滇缅公路自1939年开通至1942年4月29日，日军攻陷缅甸，公路中断时止，每天在这条路上有几千辆汽车向()蚂蚁一样的来往移动，将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内地，根据当时的统计，“南侨机工”车辆占滇缅运输线上的55%。林雄才和其他“南侨机工”一起，用自己的血汗和英勇献身的拼搏精神，奋斗在这条长交通运输线上，每日保持着大约300吨的物资输入量。三年多来共运输各类物资221567吨，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输血管道。
当年招募“南侨机工”时，定有很多的条件框框的限制，为了能顺利应征，有隐报年龄、有托情求人、有改名换姓、有瞒着父母家人，有获准后才学习驾驶或修车技术、也有放弃优厚收入的工作、还有约亲戚朋友同来的。当时最感人的是，有一叫李月美的马来亚女青年，女扮男装和弟弟一起应征入伍，在滇缅公路上从事运输，直到一次身负重伤，在医院抢救时才发现她是女儿身，被报纸誉为“南侨花木兰”。
1942年4月30日入侵缅甸的日军占领腊戍，5月3日占领畹町，5月5日逼抵怒江惠通桥西岸。为阻止日军入侵云南内地，中国部队炸毁惠通桥。此时林雄才和数百名机工、几百辆车及大批货物未及撤回就被隔离在西岸，除少部分机工冒险渡过怒江而回外，大部分的都被日军追捕杀害。逃脱的少数机工们成为无业游民，无依无靠，贫困交加，令人惨不忍睹。
林雄才也从此流落缅甸，后来和杨柏方等志同道合的朋友前往伊拉克发展。抗战胜利回到缅甸，本来准备回新加坡，但为了创办“缅甸仰光人民日报”，他把自己所有积蓄拿了出来办报，因此没有成行。后来被缅甸政府以非法移民罪无理关进了监狱。
（到1988年，缅甸8.8事件老林才得以出狱。老林的一生实在够惨，没有结婚就被送进牢房，廿年后出狱已经70多岁的高龄，一无亲友，二无故旧，三无居所，在仰光衣食无着，赖保罗是原来“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通过关系将他送入老人院，并将此情况告知中国大使馆领事部主任乔观海，在他病危时，到院中去探望他一次，那时适值杨柏方在仰光，也跟着他们去看老林，他已奄奄一息，不认得大家了，杨不禁当场嚎啕大哭：
南侨机工、吾友雄才、国难临头、舍身忘我、生为国人、死为国鬼、抗日参战、奔赴沙场、何等壮烈！滇缅路上、为国运输、不怕牺牲、不畏艰辛、顽强拼搏、前赴后继、何等激情！生活艰苦、条件极差、环境恶劣、吃苦耐劳、不计得失、报效祖国、何等崇高！大陆解放、为民办报、用尽积蓄、断送归程、何等崇高！异国监狱、茫长岁月、孤苦伶仃、无人问与、何等悲惨！然而今日、年过花甲、凄然孤身、爱国一生，落此下场，上苍无眼，呜呼哀哉！）
老干部—陈中华
陈中华，旅缅华侨（福建人），抗战期间，“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成员。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12月，根据《中英联军缅甸南部会战计划》，驻缅甸英军当局即请中国国民政府派人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由英军后勤部保证供应，主要用以对付缅奸（日军第五纵队——昂山的缅甸独立义勇军的通称）。成员由国内昆明军校的缅甸侨生、昆明侨务人员训练班侨生中抽调200人，空运到仰光，配合当地由缅甸华侨总会，招募到身体健康、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未婚各地华侨青年组成。
陈中华，出生在缅西部重镇—巴町(勃生堂)，一个富有的福建人家，当时他正在仰光大学读书，满腔热血，也就报名参加。他们220人集中在仰光北部的燕子湖东头有一座英国军空营房里，实施一个月的军事训练。主要学习各种兵器的实弹射击、手榴弹投掷、爆破和扫雷、野外行军和露营、侦察与警戒、障碍超越、伤员救护等。
训练完成后，编成一个大队共4个中队，大队由国内派来的胡敦、侯腾和等人担任领导。每中队大概100人左右，陈中华因为已经是大学生，就派任第三中队长。
1942年元旦刚过，上面就命令这支“半军半民”式的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前往毛淡棉地区参加英军布防。
1月13日，陈中华带第三中队在帕罗土以东丹那沙林河的东岸的帕罗土设伏，利用该地地形隐蔽复杂的特点对来犯的日军打击，共消灭日军28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4支、掷弹筒2个。这是华侨志愿队成立后，打响的第一仗，受到了英军和缅人的钦敬，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1月15日，陈中华所部，又在密沙伏击日军一个排，打死11人，生俘2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6支，创造了再战再捷的胜利记录。
1月20日陈中华中队及另外一个中队，在高加力到密亚华迪中途，距高加力以东10公里处的蛟洞的地方设伏。部队隐蔽在林空北面森林深处，分散埋伏在林空东西北三面的外缘，准备集中火力，以便乘日军集中休息时向其开火。20日14时刚过，日军十多人，手执砍刀汗流浃背地正在东面山坡上奋力开路，慢慢地向前挪动，约摸20分钟后全都走进林中。他们并没有到水塘去喝水解渴，更没有停下来休息，而是成散兵队形，保持10来米的间距向林空四周仔细搜索一通，见无什么情况便向主力部队发出讯号。又经过30多分钟，日军约150多人，陆续进入林空地休息。陈中华乘此机会，命令开火，顿时，埋伏在林中的轻机枪、冲锋枪、半自动步枪便一齐开火，并引爆预埋的地雷和集束手榴弹，顿时枪声、爆炸声响彻云霄，震撼山林，日军乱作一团，大片倒地伤亡，幸存的见大势不好，相继逃入林中。十多分钟便结束了战斗，共打死日军工兵队长星光少佐、藤田大尉、上村中尉以下107人，伤谷川中尉和吉田少尉以下27人，缴获轻机枪10挺、步骑枪75支、手枪5支、军刀140把及其他装具。再次创建了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在缅甸保卫战的不凡战绩，震慑了日军，鼓舞了盟军。
后来，由于战局变化，华侨抗日志愿队随英军沿仰—曼公路向后撤退，2月23日，当部队刚刚退到锡当河东岸重镇莫克贝林，日军两个师团跟踪而至，猛夺大桥，守桥的英军见势不妙便炸毁了大桥，遂使英军十七师在莫克贝林陷于日军重围之中，陷于绝境，无心再战，乱做一团。最后只得由华侨抗日志愿队在装甲车的炮火的掩护下，向日军猛冲，终将其击退，英军部队才得以利用各种浮具泅渡到锡唐河西岸，突围而出，华侨抗日志愿队为此付出几十条生命。可是当中英联军决定退出缅甸时，却没人再管华侨志愿队的死活，大家只有各自为阵，在中、上缅甸的山区、展开敌后游击战，在日军疯狂围剿下，一因无补给，二因无支持，大多相继牺牲。
陈中华运气好，带着剩下的十多名兄弟，跟随国军翻过野人山，九死一生回到了中国，被编入国民革命军滇军张冲部，1950年在昆明随军起义，成为解放军一员。新中国成立后，陈中华在云南昆明某政府部门工作，但终因历史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后来，他找了个机会，带着家小从云南瑞丽偷越国境，回到缅甸勃生堂的老家。
若干年后，缅甸军事情报局以共谍罪将其夫妇逮捕。最早关押在仰光明格拉东秘密监狱，一关就是十多年。后来转到永盛监狱，以偷越国境，违反移民法继续关押。
陈中华见人就爱谈自己的革命经历，所以大家就叫他老干部，他也悠游自得，颇为满意。但碰到刨根问底的，堂堂革命干部，为何叛国投敌之类的问题，他就支支吾吾，无法自圆其说了。
百年第一人
从王利柏的口中，杨世杰听到这样一个，他在做瓦城监狱犯人的总头目期间发生在曼德勒监狱的真实的故事：
曼德里监狱是英国殖民时代就建造的，在缅甸古老的皇城里面。皇宫呈正方形，边长２英里，有四道主门，八道边门。红砖宫墙，墙外有宽１００米的护城河。目前整个皇城是政府军曼德勒军区及曼德勒省政府所在地，里面住满了各种各样的部队。
监狱坐落在皇城的西北角，由高墙团团围住。墙有三层楼房高，炮楼铁丝网探照灯，武装哨兵24小时在墙头巡逻。出了监狱的高墙，外面还有而层高矮不一的铁丝网，在围墙与铁丝网之间，有一供人走的土路（也可以行车），每隔100米就有一间看守住的木墙铁皮顶房，按时有巡逻队走过。铁丝网外是老皇城区域。
犯人一般天亮以后除了已经判刑需要到作坊菜地“劳改”的以外，基本都在各号牢房的院子里放风，这是被拘留（没有判刑）的犯人惟一能够享受的自由，主要内容是呼吸新鲜空气和晒太阳。到傍晚时间才又关入牢房里。牢房通往高墙外面的自由天地的正常道路至少要经过三道铁门，铁门上了大锁，每道门都有看守值班。可以说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监狱，完全无懈可击。监狱里有各种各样严厉的监规，凡是破坏监规的犯人将被处以各种刑罚，越狱者是会判处死刑的。
曼德里狱中，中国人越来越多，（多数是从中国逃出来的）人多就更加复杂。一天上午，在细雨纷霏中，有一个叫张明的四川人和叫李为民的昆明人，两人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觉的乘看守人员防守松懈之际，在监狱长的眼皮下爬过围墙，越过城垣，游过护城河，成功的逃出这个人间地狱。在缅甸狱中之数百个中国犯人，他俩人算是少有的幸运者，也成为缅甸200多年的监狱史上（特别是这座曼德勒监狱从未有过犯人越狱的记录），唯一成功逃脱的二人。（附图40）
后来听说，张明在缅甸各地隐姓埋名流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躲到梅提拉难民村，那是1950年缅甸政府为了安置向政府缴械投降的第一批逃缅国民党军队200余人所设立的难民村，也是缅甸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属于联合国资助的难民安置点，上了一个寡妇的门，临时安顿下来。
继他俩之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又有十多个中国人当他们听见外面看守打着响亮的哈欠，巡查牢房的脚步声过后，铁门响了一下，牢房又坠入大海一般的死寂中。这已到下半夜即将天亮、警卫最松懈的时候。他们按照事先的设想，开始了越狱行动，很快就顺利出了里层的囚笼，到达外围墙，搭人梯攀登上高墙，就在双脚即将踏进自由的天地之时，由于人多目标大，终于被岗楼上的禁卫人员发现，尖利的警报中，探照灯光反复切碎黑暗的夜幕。看守开枪射击，一串炸雷似的枪声响彻监狱上空，在集密的子弹狂风般的笼罩下，当场二人中弹丧生，其余均受伤为军警所捕获。全部人被打得半死，砸上脚镣扣上手铐，投入暗房，长年累月拖着沉重的脚镣，开始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
不久，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开枪打死逃跑人员的两位警卫被人开枪射杀，随后凡是参加殴打虐待逃犯的看守均先后遭人暗算，打人者手被折、踢人者脚被断，一时间搞得监狱那些狱卒们人人提心吊胆、人人自危。各种传说纷纷，信佛的人都说：这些被关押的中国人本来就太可怜了，你们还要惨无人性地虐待他们，这是佛爷的惩罚，是该得的报应。
从此，缅甸社会上出现一个职业杀手，此人冷酷无情、手法专业、来去无踪、从不留迹、从不失手，犯下很多大案，倒在手下的，有政治人物、社会名流、商人巨贾、也有江湖人士，政府从中央到对方，动用了情报、治安、警察各方面的力量，一直无法将其抓获归案。几年后，到此人突然莫名其妙地消失，政府也始终没有搞明白他姓甚名谁，他真实身份及犯案动机。
野郡主—噢丽芙.杨（杨金秀）
杨金秀，人称二小姐，1927年6月24日生于果敢。是果敢第七代印袭官土司杨文柄的二女儿，母亲是来自中国镇康县的望族闺秀。
二小姐自幼深得父母宠爱，性情刚烈，好胜心强，不喜和女孩子玩，还常常女扮男妆，像野小子一样在男孩堆里打架吵闹的方式长大。据说她满100天时，按地方风俗抓阄，她抓的就是枪，而且从小就特别喜欢玩枪。四岁那年，父辈在自家院子里举行宴会招待客人，她乘机把父亲的手枪偷出来玩，不料枪走火几乎打死客人，她却脸不变色心不跳，神色不变，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只是在看到父亲杨文柄脸色不对时才扔下枪跑掉。父亲当着客人的面，得意地说：“我们家二姑娘胆子真大，枪响了居然不怕不哭。”。
而对于学习生活她非常排斥，仅仅认识几个字，就不愿意上学而离开了学校。年岁稍大，她托三嫂。从英国弄了辆摩托车到果敢来骑，顿时轰动非常，麻里坝人奔走相告：
“二小姐的洋马犊太历害了，不用吃草吃料，每天喝点洋水（汽油），逗着屁股躜几脚，突突叫几声，跑得比兔子都要快。”
随着她年纪渐大，家族成员给像老虎一样性格的二小姐张罗婚事，父母认为，一旦结婚成家，她的性情会变得温和一些。父母安排的对象是木邦土司的公子段涛园（有说只是大猛宜土司）。直到这个时候，二小姐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点女人的模样，梳起了小辫子，穿起果敢妇女传统的服装。他们的婚姻仅维持了几年，生了一个儿子。
1942年3月，日本人从滚弄入侵果敢。果敢土司杨文柄前去与日寇谈判，想保全果敢不受战火劫难。不想日军不但不买账，还想扣他为人质，杨文柄当夜逃回，立誓抗日。他一面向中国国民政府求救，一面组织成立了果敢自卫队，并招兵买马抵抗日本侵略军，誓死不做亡国奴。果敢自卫队因此打起了“护国军”旗号。配合中国远征军苦战月余后，歼敌千余的果敢自卫队被迫撤出当地，杨土司一家到印度暂避。在中国远征军二度入缅作战胜利后，英国人送他们一家返回果敢重新执政。从1945年到1949年，这段期间果敢由杨二小姐的二哥杨振材执政，个性强悍的二小姐就从这个时候起仗着父兄的宠爱开始干政。因为她对缅甸人在掸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非常的反感和难以容忍，她强烈的正义感和强有力的人格，并在许多场合，往往显示出自己维护着非缅族人民的利益，久而久之，在掸邦人的心目中，她似乎成为一个英雄的人物。
1948年初,缅甸独立，她的两个哥哥杨振材、杨振声当选国会议员，并分别出任上、下议院议员。当中国国民党军队1950年从大陆溃入果敢时，邀请让她去带领一支300人的部队时，正好迎合了她的虚荣心和政治野心，不顾二位哥哥的反对，加入了国民党残部。1952年10月间，缅甸当局在她去猛乃的路上将其拘捕，送瓦城监狱关押。（在这里监禁了5年）就在这个月，杨振材接到政府的命令，要他发动攻势，将在果敢的国民党残军驱逐出境。
1980年在永盛监狱，段土司官桃源正好与杨世杰一起关押在二号仓同一间牢房，司官经常讲起他与二小姐的往事：
我是1946年把她给“偷”了过来的（这是缅甸当地一种独特的民俗，当地民谚的一种说法是“偷来的女人才是好妻子”，即女方同意与男方先“偷偷出走”到男家，然后男方派人上女方家提亲成婚）。实际上到1947年杨二小姐才算是正式嫁到了我家的。
我家木邦段姓土司，先祖来自云南大理，与南诏国段皇爷是同宗。后由明朝皇帝钦封“世袭宣抚使”，到我父亲已经第十三代了。是管理整个木邦地区的大土司。果敢属于木邦辖下，下家的土司姑娘嫁到我们上家，是杨家福气。
结婚后，我们性格完全合不来。二小姐太霸道，我又抱着“好儿不跟恶女斗”的立场，处处让着她，可她经常把我搞得下不来台，让我根本没有什么威信可言。老子嗜好鸦片烟如命，二小姐多次劝阻，我均当作耳边风，他说他的，我行我的。她一怒之下，叫卫兵在天井中，正对我们睡房的卧床（吸大烟处）架起机关枪，命令卫兵，如我敢上床吸烟，一律乱枪打死。一开始，我看那个征状，也吓了一跳，不知如何是好。她此方法还真管用，害得我几天不敢上床吹鸦片烟。她以为我就此断烟了，其实不然，老子苦思苦想，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咋格会被尿憋死掉。你以为老子会怕她？不准在床上吹，老子就躲到床底下吹。”
“难道二小姐就没有发现!?”
“怎么没有发现? 你想想，洋烟一吹，香飘四里。”一提到鸦片烟，司官就二眼发光，飘飘而然了。
“那怎么办？”
“还会怎么办？她拿枪指着，叫我出来，我告诉她‘老子说不出来，就不出来’，她拿我有逑的办法？难道她还真敢开枪，谋杀亲夫不成！”
实际上她从野郡主变成了小媳妇，角色转换让她很不适应。婚后我们夫妻感情很是淡漠，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我们俩就开始分居。我也曾多次含含糊糊地问她:
“我们夫妻间的事怎么办，是不是大家分开，各自另起炉灶算了？”
她总是不置可否，或者用手在腰间的双枪上摸上一摸（早在做姑娘时，二小姐就已经是枪不离身，人称“双枪野郡主”），鼻子里“哼哼”上几下，吓得老子也就不敢再起离婚或纳妾的念头了。”
1959年缅甸代总理奈温允许果敢实行民族自治为条件逼杨氏土司交权，杨振材从此隐居腊戌。为了守护杨家末代土司的权力，1960年，二小姐带着10岁的孩子离开了木邦土司段家，回到果敢。她的丈夫段土司官当然很高兴，因为常常河东狮吼的妻子和他不在一起了，他就获得自由了。果然不久传来了段土司再婚的消息。有人问二小姐：
“那他是不是为了专门气你才这么做的？”
二小姐笑着说：
“气我什么？我又不喜欢他。我知道他早有此心，只是怕我，不敢。我走了他才娶，而且一下子娶了俩回来。”
“那二小姐你喜欢谁呢？”
“我不喜欢这些臭男人，更不喜欢这样的丈夫。”二小姐答道。
果敢，继承着汉民族重男轻女的传统习俗，而离婚的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很低微的，很快杨金秀发现，她被排列在社会的边缘。当杨振材离开政权后，果敢的头人选举杨启智为果敢行政委员会的主席，于是不甘于现状的杨二小姐代表杨氏家族，站出来争夺掌握果敢的实际控制权。凭借着杨家末代土司以往的余威，在未经任何仪式的情况下，她取得了统治果敢的领导地位，开始了执政的历程。
1960年起至1962年，在她执政时期，为了让政府对她的地位给予合法的认可，杨金秀在缅人的政治家、知名人士及军人之间寻找和构建她的关系网络，比如吴觉念、昂季准将、梭敏上校。而这些政治人物和军方人士知道她的优点和缺点。他们认为杨金秀这张牌，只要用好了，对他们很有使用价值。这样在二小姐执政时，缅甸军队修建一条进入果敢的道路，两位陆军军官博姆（缅语：少校）觉温和博姆当莱，带部队进驻了果敢。（当莱后来升任过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秘书长。）而也就在这个时期，罗星汉和一些果敢人，就被军政府所招募。杨金秀被这些拍马献媚和机会主义者所包围，他们一方面是千方百计迎合杨金秀的虚荣心和纵容她的怪念头，为所欲为而乱来；另一方面，这些人利用她的统治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结果，把果敢赶进了缅人设计的陷井，带进了万恶的互相残杀的漩涡。杨振材并不喜欢果敢如此的现状，乃至感到讨厌。但为了避免内部冲突，他只好保持沉默。
1962年军人发动政变，将杨金秀和其他政治领袖一起拘捕。她被监禁于仰光明格拉洞监狱，到1966年才被释放。1968年当她回到了果敢的时候，果敢已形成了杨振业、罗星汉、彭家声三派武装力量，从此二小姐退出了果敢的历史舞台，定居仰光，在大学公寓路的一栋祖宅里与大嫂一起经营“云瑞饭店”。
1973年，一场轰动全国的财产官司又把二小姐推到世人的面前。多年前，因为受丈夫再婚的刺激的杨金秀，一怒之下就把缅甸最出名的影后婉婉温瑞纳为“妻子”。为赢得美人的欢心，不但重金为其购买了大量金银珠宝，更为甚者，最后倾其所有资金，用婉婉温瑞的名字，在仰光的黄金地带、大学公寓路、茵雅湖旁，购买了一幢占地五英亩的豪华别墅，作为藏娇之处（多年后，婉婉温瑞出售此别墅，以捐抵税，捐赠给大金塔黄金就有10公斤之多）。几年过去，婉婉温瑞另有新欢，二小姐要求对方赔还巨额财产，对方不认，于是闹上法院，各自聘请著名律师，对博公堂，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诉讼。每天报纸整版整版地报道，各种小道消息更是满天飞，人们到处津津乐道，夸夸其谈，二小姐再次成为轰动一时的名人。几年后，二小姐宣告败诉，分文未得，就此破产。
1974年，因为受其哥杨振声在泰国出任“爱国武装力量东部军区司令”的影响，二小姐再次被当局关入永盛监狱，她的勇敢性格，在监狱里，也表现得十分突出。而且她不理会当局的招呼，经常与被关押的政治犯交朋友，给予她们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如此一来，就此违犯监狱规定，经常被单独关进黑房。有一次，关押达3个月之久，对此，她不作任何表示，默默地忍受着，这样一来，连狱监当局感到不知所措，只好把她从黑房中放了出来。一直到1980年政府大赦，才得以自由。其后杨二小姐一直孤独地居住在仰光大学公寓路的老宅子里，生活全靠亲友资助，起居由三个老家丁照顾，过着与世无争的平淡生活。现在她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每天早上就有人来约打麻将，好打发无聊的时光。
她仍然身着男式衣物，仍然要求晚辈称她为“大叔”，如果一不小心叫成“大婶”，她马上就会跟你翻脸，就如小孩子一样。
（她唯一的儿子段吉卜日本大学毕业后，在泰国清迈教书，很少回缅甸来，多次来叫她到泰国去安度晚年，她坚决不往。）
二小姐的前半生经历跌宕起伏、波谲云诡，颇富传奇，在果敢人民之中威望之高，让人难以想象。1978年杨世杰在永盛监狱中碰到二小姐原来的卫队长字小宇，讲起二小姐，字小宇眉飞色舞，无比自豪地说：
“世界是有三大国，英国、美国、麻里坝（果敢）国。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打，就看我麦二小姐一句话，老实说，我们的二小姐如果年轻几岁，第三次大战早就打起来了。”
（国内云南电视台曾热播过一部电视剧“黑玫瑰与野郡主”，写的就是二小姐的原型）
鸦片将军—罗星汉
罗星汉，1935年出生于果敢大竹箐。新城进修班毕业。其先祖为南明永历帝之罗氏副将，因明朝的落败也随之沉沦，到了罗家第四代即立下祖训，隐瞒其祖上曾是永历帝副将的历史，虽有家谱传世，但由于族人严格守训，其家世愈加鲜为人知。
到20世纪初叶，已至第八代，罗朝兴娶妻段氏，共生有四男一女，长子罗星汉(缅名畏蒙)，次子星堂，三子星明，四子星杰，长女星蕊。
在50年代后期，政府授予果敢四项自治权利后，土司已经不掌握实权，大权被放荡不羁的杨二小姐掌握。她安排亲信出任极有实权的警务科长，自己开始肆无忌惮敛聚私财。果敢所有的烟馆、酒公司全由二小姐收购，罗星汉跟随杨金秀，在大其力、来角、勐东等地均开设了烟土公司，从此鸦片贸易越做越大牟取巨额暴利。罗成为护送烟帮下泰国的负责人。当时萨尔温江东岸地区，基本是汉人的天下，果敢，也成为独立的鸦片王国。
于是，迫使缅甸政府下定了以武力解决果敢民族问题的决心。趁罗率大量武装押运护送鸦片去泰缅边境的机会，缅政府军在泰缅边境的大其力将其拘捕，同时，政府一举抄收了罗家、杨家、苏家在大其力、角来、勐东等地的烟土公司，抓捕了各鸦片公司的负责人及武装人员200多人，没收鸦片50余吨。实际上这些公司都是经过缅政府正式批准成立的，而现在却成了非法公司。
1963年，缅甸军政府取消了世袭的土司权力，并将原土司杨振材逮捕，其弟杨振声带领部分果敢人成立“果敢人民革命军”起兵反抗。缅军政府施行“以果制果”，将罗释放回到腊戌，军事情报局（MIS）指使其成立“果敢青年前进委员会”，组织一支人数为150人的“果敢戛戈也”(缅语：自卫队，也就是武装民团)，帮助缅甸军队收集各种情报，配合政府军对“果敢革命军”进行军事清剿，“革命军”不敌，杨振声部退入泰国，彭家声部则退入中国。
政府军进占果敢，老缅将果敢地区交由亲缅族的罗星汉管理，维持地方治安，充当政府代言人，从此果敢始被异族统治。政府将当地汉人更名为果敢族，汉文改称果敢文，汉话亦为果敢话，就这样“汉奸”的头衔也从此戴在罗星汉的头上。“果敢戛戈也”（自卫队）的成功运作，为军政府解决非缅族地区的民族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典范。在军队的扶持下，整个掸邦象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戛戈也”。
要维持这些武装组织每月需要大量的资金开支，军人政府没有经济能力来装备或提供经费，而且军人在政变中取得统治权后，又搞了一个社会主义计划，将所有企业收归国有，成立了22个公司来负责供给全国生活必须品，由于被派去管理这些企业的军人根本没有这方面经验，很快缅甸就面临经济崩溃和生活必须品严重匮乏。于是在缅甸军政府的默许下，“戛戈也”被允许从事鸦片毒品生意来自供自养。他们通过鸦片交易，又熟悉边界道路交通情况，同时向国内走私大量生活必须品，帮助政府解决市场的需要，他们自己戏称为“第23公司”。
原来泰缅边境当时只有掸族和国民党（KMT）残军往来运输的通道。大量的“戛戈也”出现后，这些通道变成了走私者谋求生计往来的主要道路，也为鸦片生意开辟了更多的市场。到后来，这些“戛戈也”从原来的人运马驮，发展到不但使用车辆运输外，甚至开始用飞机大量运输贷物。
当时最大的就是罗星汉控制的“果敢戛戈也”，每月都要下泰国一趟，且每趟要50—80辆大车及500多匹骡子组成的马帮，来运送一切可卖的货物，包括珠宝、玉石、古董和最赚钱的毒品，回来时运回大量的军用品和生活必须物品。据估计从1968年至1973年之间，单毒品一样，罗星汉就出口了200吨鸦片，被西方媒体称为“鸦片将军”，成为联合国禁毒总署全球通缉的第一号大毒枭，
1968年，缅甸共产党在缅甸东北部重新建立根据地，彭家声率领拥有装备精良、纪律严密、目的鲜明的缅共人民军重新杀回，连克永邦、恭掌、上六户、巾弄山、石门坎、大水塘、新寨、南早、老街等地，军队所到之处，果敢人民纷纷响应，部队迅速扩大，很快地就把缅甸政府军和罗星汉自卫队打得落花流水，节节败退，最后只好撤出果敢退守滚弄。临走时，罗奉缅甸政府之命，实行“三光政策”，采行坚壁清野策略，将新街等地一把大火烧个精光，强迫所有果敢居民随军迁出，从此果敢人开始流亡全缅各地。
1970年，缅共发动滚弄战役，截断了缅军的补给线，缅军一时士气低落，曾经准备将大桥炸毁而放弃滚弄。但是罗星汉劝说缅军利用空军和炮兵守住公路，他的“戛戈也”倾全力支援他们，等待沿公路赶来救援的政府军。最后与缅共恶战42个昼夜，终于保住了滚弄。从此以后，果敢“戛戈也”自卫队日益坐大，全盛时已经发展成一个3000多人，开始危及军人集团的利益。到1973年，奈温军政府宣布强行解散所有自卫队。罗星汉不从，率部联合其他自卫队结成统一战线，起兵反抗政府。在政府军大力围剿下，统一战线这群乌合之众很快就土崩瓦解，罗率部份人员逃窜泰国。由于罗长期从事毒品生意，曾经与张家、国民党三、五军及其他武装集团等多次发生“鸦片大战”，就此结下深仇大恨，一朝落难，竟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但缅甸，就是跑到泰国，都无容身之地。1973年7月，罗星汉被人出卖，遭泰国政府逮捕，后被引渡回缅甸。缅甸政府以“叛国、贩毒、破坏国家经济政策”罪名判处其死刑，后又改判终生监禁。
这段历史，按照罗星汉自己说法：
“1973年缅甸政府要我解散戛戈也，我不同意，便上了山。1973年7月16日，我在在泰国万隆宾馆被被泰国军队诱捕。同年8月2日，他们把我交给缅甸政府。缅甸政府以“叛国、贩毒”罪名判处我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关进仰光永盛监狱。我虽然不属于政治犯，但多年来也为政府做出过贡献，因此当局给予我特殊待遇。安排给我一套房子，有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可开小灶。还派一名军情局人员陪着，一直陪到我出狱。家属可以前来探亲，一周一次，什么东西都可以送来。”
罗被关押在永盛监狱的特殊号房，确实受到特别的关照。从中心区到监狱大门那条大概500多米的中间大路，一般只有监狱工作人员才能走的，但是罗每次前往大门探亲，都是被特准从这上面走的（他是有这个特权的唯一的一个犯人）。回来的时候，外面送来的东西太多，经常要安排几个犯人帮忙抬着才行的。
罗星汉大概1米65的个子，白白胖胖的，随时面带笑容，有点象弥勒佛。走起路来，挺胸卧腹，直板的腰杆，一付军人的气质。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手臂之长，几可达膝盖，正可谓有帝王之像也。有几次，罗星汉到监狱医院看病，与扬世杰不期而遇，交谈下来，不但有共同的熟人，更有共同的话题，时间一长，竟然成为好难友。
1980年6月缅甸奈温政府宣布大赦，45岁的罗星汉得以释放，一共关押6年10个月零8天。
云南境外蒋军残部——杨师长
杨师长：名杨枫春，原“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第5军二师师长，后來“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大队长。1983年由泰国潜入缅甸掸邦孟宏会晤其情妇，被自己卫士出卖，遭政府军抓获，因未带有效证件，故以偷越国境罪转送永盛监狱。（一年后经泰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接回泰国）
杨枫春，云南宣良县人，是段希文将军的同乡。段希文1949年任国民党205师少将师长兼武汉卫戍区司令时，年仅15的杨即是他勤务兵。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云南省卢汉宣布起义，杨随段将军残部200余人且战且退越过西南边界，由云南西盟佤山进入缅甸，与另外两股闯入缅甸境内残余部队——原第8军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率领的700余人和原第26军93师278团副团长谭忠率领的600余人的部队汇合，通过电台向台湾请示，国防部回电：“你部自谋出路。”意味着台湾抛弃了这支死里逃生的部队。这支1500余人的国民党残兵部队选择坚持自己的信仰，成立“中华民国反共复兴部队”，（即中共宣称的“云南境外蒋军残部”）李国辉任总指挥，总部就设在小孟棒。他们成为当时老缅泰边境地区最大的一股武装力量，但他们把部队取为这个名字，主要就是希望向缅甸政府表白，他们只是临时占用这块土地?不久还是要打回大陆去的。
来到异国的土地，如何生存下来，总结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他们宣布了严格的纪律，绝对不许伤害老百姓，不准抢财物，强奸妇女，违者格杀勿论。同时决定今后部队的三大任务为：
一、开荒种地解决部队吃饭问题；
二、占地为王，向通过防区的商人收取过路税、为过往马帮提供保镖，收取巨额保护费，解决部队所需；
三、招新兵搞训练，扩军备战。
李国辉，国民党原第8军237师709团少将团长。河南人，1910年生，行伍出身，能与士兵同甘共苦，作战中身先士卒、勇猛顽强，在部队威望甚高。
不久，缅甸国防军驻景栋的部队司令坎丹信上校限令李国辉的部队十天之内全部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否则将全部歼灭。6月16日清早，由于国民党残军拒绝缅方的要求，缅军出动多架轰炸机开始对小孟棒進行轮番俯冲投弹。在震耳欲聋的炸弹声中，顿时火光冲天，残军立即就被炸死一百多人。随后缅军数千人的部队在八一重炮疯狂炮击和十挺机枪扫射的掩护下，向残军发起進攻。由于寡不敌众，残军伤亡惨重，战到天黑，李国辉知道自己部队缺少重武器，不能再与缅甸军硬拼了，否则凶多吉少，于是命令所有的部队立即放弃阵地，全部退往原始森林。但缅军出动大批兵力，企图在森林外就将复兴部队全部消灭。李国辉看情况不妙，命令全体官兵上刺刀，自己手持大刀率先冲了上去，至此残军人人奋勇冲杀，终于打开了一条血路，才得以退入原始森林。缅甸国防军迅速占领了小孟棒、孟研等地。
退入原始森林的残军只好在森林里与缅军10000多人的搜山部队缅（力）周旋，同时李国辉及时调整布置，命其709团的2个营，一夜长途奔袭140里，袭击缅军东线司令部所在地孟果。同时残军清醒地意识到之所以惨败是因为没有重武器，于是组织50人的敢死队，摸入了缅军炮兵阵地，用刺刀拼死几十多个缅军，缴获了十多尊大炮。天亮后，残军将缴获的八一重炮一齐转头向缅军开炮，两营的几百名弟兄，如饿虎下山，冲锋向前，缅军顿时被打得溃不成军，纷纷败退。经过一番激战，残军占领了孟果。（孟果虽小，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可守可退，必要时可撤向泰国。）
这样由于有了大炮开路，残军夺回了小孟棒后，李国辉下令倾其所有部队，乘胜攻占了泰缅边境重镇大其力。这场历时40天的战争，以缅甸政府军战死1500人，受伤3000余人，被俘300多人告终。
战争消息，不胫而走，消息顿时震惊了缅甸朝野，缅人信仰佛教，他们怕被俘的战士遭杀害，于是老百姓纷纷向政府请愿，要求与残军谈判，停战修和。7月28日，缅甸政府军派来一个上校来到李国辉的指挥部，代表政府表示：体谅残军的困境，为维护缅甸主权，只要残军释放俘虏，离开大其力和公路沿线，同意残军在原地区居住。
这支在大陆战场被共军打得节节败退、已经被自己政府抛弃的部队，却在缅甸将政府军打得落花流水，创造了国军军事上的奇迹，争得了立足之地。于是残军释放了全部俘虏，撤出新占领的城市，回到小孟棒、孟撤、孟果一带重新安营扎寨，俨然成为缅甸“国中之国”。
蒋介石得到残军大败缅甸政府军的消息后，兴奋不已，马上任命原第8军军长李弥为总指挥，让他返回金三角，组建“云南反共救国军游击军”，同时同意对其部队进行供给。
李弥将军,字炳仁,云南盈江县盏达人（现太平区）。黄埔四期毕业,抗战期间任第八军军长,指挥了著名的滇西松山战役。抗战胜利后率任13兵团司令与共军作战，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其只身逃离,到达南京后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兼第八军军长，率部前往云南，与抗战名将余程万的第26军及第89军一同驻守。1950年云南的主政者卢汉,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之时，突然宣布起义投共,在昆明五华山省政府所在地，将张群,李弥,余程万等党国中央大员全部扣押。李、余二人在第26军及第8军的全力营救下才得以脱身。
李弥将军,来到缅甸，把这地区的所有残军整合，成立了“云南反共救国军游击军”，下属3个军区、3个军、20个纵队，总兵力达35000人。同时还在孟撤修建了军用飞机场，用于运送兵力和各种武器弹药。美国也派出军事顾问对残军进行训练，并每月提供给20万美元的财政支持。
1951年5月下旬，李弥将军精心策划、制定了反攻计划，指挥残军15000余人分两路进犯云南省临沧、思茅地区，先后占领了沧源、耿马、双江、澜沧四县。面对一路“凯歌”，李弥将军利令智昏，电告台湾国防部：“不日即将克复昆明”。实际上共军早已以优势兵力开赴机动位置，做好了一个大口袋，待残军全部进入，反攻号角立即响起，早已如惊弓之鸟的残军稍作抵抗，即全线溃逃。到7月8日，进犯的国民党残军几乎全部被消灭，只有少数逃回缅境，反攻云南的军事行动宣告彻底失败。
残军遭此打击后，只好一门心思考虑如何在缅甸站稳脚跟，求得生存，他们权衡轻重后意识到鸦片的重要，于是除用一部分兵力继续骚扰云南边境外，其主要精力转向组织马帮贩运鸦片；武力为马帮护镖；对鸦片业抽税；贩毒护毒，获取军需，开创了“以毒养军，以军护毒”名满一时的金三角鸦片时代。
早在1824-1826年第一次英缅战争期间，东印度公司就将罂粟种子运进了缅甸掸邦。1886年1月，英国吞并缅甸后，强迫掸邦人民大规模种植罂粟，生产鸦片，而且将这里的鸦片运抵中国，牟取暴利。英国殖民者将鸦片引进了金三角，但这支没有祖国的军队却让它发扬光大，不但改变了这里的政治生态，也将这片曾经的“世外桃源”，变成了令人闻之色变的“毒品乐园”，也为缅甸各支反政府武装提供了生存的样板。后来风云这地区的两代大毒枭——“鸦片将军”罗星汉和“海洛因大王”坤沙，均深受残军其影响，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台湾和美国的全力的支持援助下，经过一年多的休养生息，“云南反共救国军游击军”队伍迅速恢复到3万多人，其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北到密支那，南抵泰国清迈府，东达老挝山区，控制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超过台湾将近7倍之多。
残军向萨尔温江以南的发展，直接威胁了缅甸主权。缅甸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经过长期准备，集中了3个精锐的步兵旅的兵力，于1953年1月向残军发动新一轮的围剿。这次战役缅军是处于主动攻击的地位，在人力、武器装备等方面均有较大的优势集中，以萨尔温江为中心，波及范围广，动用兵力多，战斗极其激烈。当时，缅甸政府军几乎动用了其全国一半以上的兵力，其中包括骠悍善战、擅长于山林作战、爬山越岭如履平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英勇而闻名的克钦族部队。
5月21日，缅军在空军的配合集中炮火猛击萨尔温江的沙拉渡口，残军虽然拼死顽抗，但寡不敌众，缅军相继攻克萨尔温江西岸残军的猛畔据点沙拉渡。23日，缅军攻克拉牛山，分兵两路攻打孟萨和孟布。24日，缅军向残军向猛撤总部进攻。这时残军在孟萨总部已空无一人，于是缅军转而集中兵力四面包围孟布，由于山势陡峭、地形复杂，一直不能合围，经过多天的围困，仍没能达到消灭残军的目的。
6月3日残军主力由缅北基地回军增援，炮轰萨尔温江江口重镇，并以“反共大学”学员为先锋，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后，攻占了沙拉渡口，收复拉牛山。同时增兵猛撒、猛畔、猛果。至此缅军腹背受敌，于6月13日不得不撤回萨尔温江以西。缅军这次对国民党残军发动的萨尔温江战役就这样以失败结束了。
于是残军渡过萨尔温江向缅甸中、下部的帕奔、毛淡棉、耶县发展，并与缅甸“克伦自卫军”成立了“联合作战指挥部”。面对一片大好的局势，李弥将军得意地对外声称：
“我们将和缅甸所有山地民族反政府武装相联合，这里己经是我们的天下，只要我们乐意，随时可以攻取仰光，推翻奈温政府，成立一个‘缅甸民国’……”
国民党残军从此在缅北长期赖着不走，且势力不断发展壮大，这对缅甸政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此，缅甸政府一方面派军队向残军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一方面向联合国控诉台湾国民党侵略缅甸领土，危害缅甸主权与安全。1953年4月23日，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台湾当局撤走其武装力量。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际压力下，同时有人到蒋老头子面前状告李弥，说他野心勃勃，并非“反共救国”，而是要做“云南王”，特别是“反共救国游击军之歌”中那句，“打回大陆去，收复大云南”，自然成了他的罪证。疑心病从来就重的蒋介石一怒之下，遂于1953年11月至1954年3月，将5000多国民党士兵撤回台湾。而当欲作“云南王”的李弥于1961年一回到台湾，就被限制居住在台北新店镇北新路自己的家中，开始了漫长的软禁生涯。
（后李弥追随蒋夫人，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不再关心政事，与于斌枢机主教成为好友。长子云川，次子获之，均学成，居美国。1973年12月8日突以心脏病复发而逝世。死后之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谷正纲、于斌、薛岳、李宗黄、张宝树等主持。）
残军主力撤台不久，台湾当局又派原副总指挥柳元麟返回缅北搜罗旧部，于6月将“云南反共救国军”改变番号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
总指挥柳元鳞（浙江慈溪人，黄埔四期毕业生，原第八军副军长），下辖5个军：第1军，军长吴运暖，驻孟瓦；第2军，军长吴祖柏，驻索永；第3军，军长李文焕，驻莱东；第4军，军长张伟成，驻孟马；第5军，军长段希文，驻孟隆（杨枫春升任第五军二师师长）。
此时缅甸政府正集中精力对付本国的反政府武装，根本无暇顾及残军，使得柳元麟得以铁碗治军，整顿内部。到60年代初，残军达到第二次鼎盛时期，共有部队近万人。其军队成员的特点是官多于兵。他们虽然在口头上叫嚷从西南方向配合台湾国军反攻大陆，但实际上并无任何行动和作为。他们的宗旨是：避免与共军接触，保存实力；以窜扰、潜入为攻，以避战、逃跑为防；与缅方既敌对又共处，以求长期生存。
1961年，中国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与缅甸签署边界协议，同时接受缅甸政府请求，派人民解放军越境追击国民党军。在双方夹击下，柳元麟兵败缅北的同时，在缅甸的政府不断要求下，联合国再次要求台湾当局撤走其所有武装部队。
1961年3月6日，任副总指挥兼第5军军长的段希文，接到命令要他率领部队到孟撤机场，撤回台湾。
段希文听说，李弥撤回台湾后，根本没有安排什么职位，一直限制居住闲在家中，跟随回去的那些滇籍部下就更不用说，拖儿带女的，生活都没有着落。李弥只好发动大家在自己台北附近的庄园里，种菜养殖，每到收获之时，就叫大家身穿将校服，挑着蔬菜果子，抬着鸡鹅，全体到总统府前面叫卖，几次后，终于惊动了蒋总统，追问下来，才得以部分解决。他知道，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到台湾更不会有出路，因此段希文决定不走，带领部分云南籍士兵留了下来。他爱兵如子，深得云南籍残军爱戴，当台湾再次中断了段希文所部的军饷后，经过深思熟虑，为了3000多云南籍官兵的前途着想，他决定再也不听台湾和柳元麟的指挥，不再作无谓的牺牲，搞什么反攻大陆。于是，段希文率部避开大其力，绕开夜柿，到达了泰国清莱省的美斯乐自谋生路。（不久第3军的李文焕军长也跟他一样率兵进入泰国的唐窝。）
美斯乐距泰老边境线不远，偏僻闭塞，更重要的是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这里是泰国的傈僳族居住区，寨民居住在山腰。段希文命令，部队需与傈僳族打成一片，随乡入俗，将营房盖在陡峭的山坡上，建在遮天蔽日的树林里。
段、李部窜入泰国北部，泰国军方吸取缅甸军队的教训，不敢对其轻举妄动，于是采取久围不攻的办法，试图拖垮残军。不久引起了政府方面的高度关注，他们担心残军发展壮大，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处置办法。
最后泰国政府接受军方提出的建议：让残军出兵，攻打叭当泰共反政府游击队。如果能够收复叭当，可以将其被编为“民众自卫队”，成为受军方领导的民兵，不缴他们的枪支，允许他们在美斯乐居住，用来对付各处的泰共反政府武装。如果打不赢游击队，正好让他们在对持中互相残杀，消耗有生力量，待到适当的时候，就可一举将游击队和残军一起歼灭之。
段、李考虑到打下叭当就能结束二十多年漂泊流浪的生活，为了残军，为了子孙后代，于是他们答应接受泰国政府的任务，当时提出唯一要求是，战斗必须由残军自己指挥，不接受泰方指挥。坚塞将军答应了他的要求。
1970年2月10日，段希文组织600名战士，先用炮轰炸山头，敲锣打鼓，吹冲锋号前进。坚塞将军见段希文用的与泰国军方的战术相同，大声吼了起来：
“你这是在开玩笑，肯定会失败的！”段希文笑了笑：
“请按我们订的君子协议行事，你只看不许指挥。”坚塞将军只好叹气。
第二天天刚亮，残军发起冲锋号，仍旧一股劲往上冲，奇怪的是游击队除了有零星枪声还击外，并没有密集的枪炮声。到了上午10时，传来令坚塞将军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消息：残军已收复叭当！共打死反政府游击队356人，俘虏708人，残军共阵亡78人，另有360人受伤。
原来，段希文正面佯攻是假，真正的是他派出200人的敢死队，从湄公河上用绳索攀登上悬崖，深夜悄悄摸进了游击队的阵地，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仅用2天时间就结束了战斗。叭当的收复，震动了泰国，泰国王陛下亲自颁给段希文将军一枚勋章，对受伤阵亡的将士家属发给抚恤金，所有残军发给居住证（限制居住、活动在清莱府地区）。经泰国政府批准将残军改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希文将军任总指挥官，李文焕将军任副指挥官。
当美斯乐的残军获得泰国居住权，并分了田土之后，台湾当局担心残军被泰国收买，会影响国军声誉，被外界骂台湾无情无义，于是急忙派出中央情报局局长叶翔之赴金三角，会见段希文、李文焕，表示台湾马上恢复补给，望不要接受泰国的改编。段希文直言相告：
“晚了，我们苦了几十年，谁管过我们！？你拿什么东西来证明台湾会管我们将来的死活！？换句话说，我们反攻大陆二十多年，死了不少人，你们一分抚恤金钱也没有给，军饷也不发！你走，我们不想见到台湾来的人。”
1980年6月18日，残军的灵魂段希文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时年69岁。段希文死后由五军参谋长雷雨田出任总指挥官，李文焕仍为副指挥官。
雷雨田，云南建水纳溪村人，在滇军中历任排长、连长等职，是段希文的老部下，他有指挥能力，与战士能同甘共苦。
其后不久，雷雨田接到泰国军方的紧急命令：要他派兵参加政府军攻打考牙山泰国境内最后一支泰共反政府武装的根据地。
考牙山是泰国境内的大山脉，面积广阔，横亘在曼谷到清迈的火车铁路之间。考牙山有800多人的泰共反政府武装游击队，他们修筑了坚固的配套工事，将泰国拦腰斩断，泰国军队先后数次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出动20000多人的兵力围剿，均告失败。
这次泰国政府许诺，只要残军帮助攻下考牙山，残军包括他们的几万后代将全部成为泰国的合法公民，可以自由进人居住、活动在清迈、曼谷等全国各地。
此时的残军已经青黄不接，1950年进入金三角的人员，如今都已50多岁了，第二代虽然只有二三十岁，但他们缺少实战经验。最后，从残军中挑选出500名精兵强将，组织敢死队，由3军陈茂修师长、5军杨枫春师长任正、付队长。
总攻时间定于1981年2月16日，泰国军方命令由泰国国防军的两个团担任正面主攻，在巨炮和10架轰炸机不停地轰炸的掩护下，部队节节挺进，六天后打到距考牙山峰10公里的地方，却被反政府游击队隐藏在山洞中的机枪，五七无后座力炮，六○迫击炮交织成的火力网阻住，当场牺牲86人。指挥部命令飞机轰炸山峰，结果炸弹大都丢在了沟里，没有发挥作用。又坚持攻打了二天，泰国军队没有再前进一步。
陈茂修、杨枫春经过周密侦察考虑，率领500名敢死队队员迂回，在万山丛中日夜急行军，十天后终于悄悄潜入考牙山的后面，兵分两路，发起攻击。反政府游击队进行了顽强抵抗，他们寸土必守，经过三天浴血奋战，残军敢死队已战死100多人，才前进到营寨。年已48岁的杨枫春打红了眼，他手提卡宾枪，打着赤膊，一直冲在最危险地方，突击中他抬枪的左手被曝炸的弹片削飞掉两个手指，肚子被削开一个大口，肠子都拖在体外，虽血流如注，仍冲锋陷阵。见师长如此玩命，冲在最前面，残军战士大受鼓舞，越打越猛，3月8日晚上终于攻下了反政府游击队指挥部的考牙山，残军共打死游击队1350人，俘虏206人。残军战死260人。（附图47）
收复考牙山，让泰国最高统帅部深受感动，当残军乘运输机返回清迈时，清迈省府特别为残军举行一个盛大欢迎会。“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完成其历史使命，逐步被解散，武器被上交，这支无国籍流浪金三角的中国军人，包括他们的后代共60000余人，最后用260条性命，换来公民证，全部成为了泰国的合法公民。如今他们（都只剩下一些老人了）生活在泰国的美斯乐以及老挝、缅甸的边境线上，开荒种地，种茶叶，种水果，有的开展旅游业，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第二代基本都离开了山区前往清迈、曼谷等大城市上学、求职或者做生意，甚至到台湾、香港、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求发展。
台湾特务
（一）
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仍念念不忘“反攻大陆”的规划，他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首先他们利用广播电台，昼夜不停地向大陆广播，煽惑群众，指挥潜伏特务和策动残余反革命分子进行暴乱等破坏活动。同时派遣多路武装的“水鬼”，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突击、骚扰，准备在建立“游击走廊”，但大多均以失败告终。后来又招募大批特工人员，组织他们“打回老家去”，通过空投或迂回方式潜入大陆从事“敌后工作”。一时间，处于敌对时期的两岸，成为最活跃的情报战场之一。
在台湾众多的情报机构中，“军事情报局”是派遣间谍的主力。最早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后变身为“国防部第二厅”。1954年又改为“国防部情报局”。1985年，“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勤室”合并为“军事情报局”。
“军情局”下设七个处、一个“情报研究中心”和一个“秘密交通中心”，其活动主要是收集大陆政治、军事情报，进行政治颠覆，内部策反，策划破坏、暗杀、袭击、骚扰、心战，适时在大陆建立“地下反共武装”。
最成功的案例：
1955年，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成功组织策划了轰动世界的，企图谋杀中国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爆炸事件。
1964年10月，大陆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后，“国防部情报局”立即派遣多名特工从香港潜入内地，展开“神斧行动”，成功刺探得到了原子弹的相关信息。
另外著名歌星邓丽君也是台湾“国家安全局”成员。当年，15岁的邓丽君因需要去新加坡演出，当局以批准出境演出为交换条件，将她发展成为的秘密情报人员。
而有一些香港、缅甸商人，更是在“军情局”的威逼利诱下成为兼职“间谍”的。比如说，你购买一批货物运到台湾，台湾当局就加以扣押，以此要挟，想要拿回货物，就得为“军情局”服务。很多人“稀里糊涂”就成了“军情局”特工。
多年来，缅甸华人的子女，（特别是祖籍云南的）由于特殊的地域原因，到达适当的年龄，要想继续升学，基本都是到台湾上的大学，毕业后这些人又都返回缅甸继续生活。他们其中的一大批成员，都成为了台湾有关方面的编内人员，为台湾五花八门的情治系统工作。这些特工都是在缅甸出生的，缅甸话说的非常流利。因此台湾间谍网络在缅甸表现得十分活跃，特别是在仰光、曼德勒、密支那、腊戍和各边境城镇。
虽然台、缅相互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缅甸和台湾的坚韧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二次大战时期，几十万国民党远征军，战后并没有完全返回中国；而很多国民党支持者在1949年逃出中国后定居于缅甸，缅甸军队虽然在50年代末对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有效的进攻，但仍然有大批的离开军队的国民党人员留在了缅甸。
60年代的反华暴动，导致了多次移民台湾的浪潮。根据在台北的一个缅甸研究人员说，岛内大约有十万台湾公民出身于缅甸。缅甸军政权虽然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缅甸和台湾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交流互动，有些是秘密的，但是大部分是非常公开的。即使在其共同的历史中有这些事件，台湾和缅甸之间仍然保持了高度的联系。台北一直在仰光和曼德勒有经济和文化办事处，而且这些贸易办事处和中国寺庙充当了台湾在缅甸利益的代表，处理与军政府的交涉事宜。军政权的领导人对中国支持图谋颠覆缅甸军政权的缅甸共产党一直耿耿于怀。随时警惕因过分依赖中国而使旧事从演，而与北京保持一定的距离。
80年代的到来，中缅两国关系开始好转，缅甸政府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台湾情报机构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将其大批谍报人员抓捕入牢。
永盛监狱进来了二位中年汉子，他们被抓入狱，据说就是大陆工作组仰光站的情报人员，而且在其家中搜出电台，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了。一个姓段，中校，是台长，一个姓雷，上尉，是助手。老段的太太来看他，哭成一个泪人，她抽噎地说：
“你如果判了罪，我拖着一大堆孩子，叫我如何活去……”
段太年方三十，虽说生了几个孩子，但风度很好，她虽无沉鱼落雁之色，也可以摆上台面的。以老段那副尊容，矮个子骨瘦如柴，能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太太，也很难得。
老段入狱后，为了生活，她在家里摆睹，进出尽是无赖之徒和无业游民，时间一长，日夜过着醉生梦死，人可为夫的生活。一年以后，当老段行将出狱之际，他的太太和一位男人私奔了！听说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顶头上司站长大人。这也难怪，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整天和一些亡命之徒在一起，不出问题那才怪哩！男女之间没有真挚的爱情，那等于房屋建筑在沙滩上一样迟早会垮下来的。
老段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他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一天关了门，他突然昏厥过去，一口气憋在胸口，气鼓鼓地要爆炸，难友们七手八脚的替他按摩，抢救，折腾了半天，他才苏醒过来，转过身去，哇的一声，吐了一口鲜血，从此面容憔悴！食不下咽，杨柏方先生安慰他：
“不必太过伤心，自己身体要紧。古人有诗曰：岗楼钟声月正浓，心猿意马归旧宗，误入虎穴豺狼地，方知故人最无情。”
（二）
另一个特殊的年轻人，叫李学春，祖籍云南施甸，出生于缅甸腊戌，1974年前往台湾上学，毕业于台北成功大学，被“国防部特勤室”吸收为在编特工。
“国防部特种情报工作室”是台湾国民党军队系统中主要情报机关之一，简称“特情室”。于1961年5月由原来的特种军事情报处改组而成。
该室在香港、澳门、越南、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日本、韩国等国家设置了很多站和组，基础深厚、组织庞大、活动范围广泛。
该室本部设五室、五处等十余个单位和下属许多派出单位，该室的主要任务和活动是：负责向大陆派遣特务，广泛搜集大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的搜集、分析、整理；策划破坏、暗杀，对大陆派遣武装特务，进行袭击、骚扰、心战等活动；适时在大陆建立和发展“敌后武力”，并且对大陆军队高层人员进行策反，发展特务，建立内线,对铁路枢纽、军事要地进行破坏等。
此外，在国民党海、陆、空军总司令部中也都设有情报机构，负责搜集我军事情报。海、陆、空三军中的情报机构隶属于“国防部”第二(情报)参谋次长室，受特情室的业务指导。
李学春毕业于军情局本部设在台北市阳明山下的“芝山庄”，也就是台湾军方内部称为“山竹营区”情报学校。
据李学春自称，台湾对“军情局”情报人员的选拔与培训是很严格的，除他们“情报专科班”，专门招收由原居住地回台上学的学生外，其他学员绝大多数都是台军各军种现役军官。“情报专科班”的学生，先接受10周的基本入伍训练，才能和现役军官一起接受再14周的职业情报训练。课程主要有爆破、射击、摄影、无线电通信、密写、密码破译等。专项培训的主要科目是间谍情报行业特有的情报搜集、情报办证、档案制作、化妆与变身、技术情报等特殊技术。其中，档案制作主要是以特殊的墨水、代号、代码、书写格式、信函等各种方法，让自己所寄出的信完全没有任何情报证据。同时其训练内容极为严格，学员都使用化名，一起受训的同学都不允许打听同学的真正背景。培训结束前，一般要进行结训考试。这个结业考试极为严格和复杂，最特殊的一种形式被称为“境外综合考查”，就是把学员放到亚洲某国，在现实的陌生环境中，来考核学员的适应、生存、应变及情报的获取能力，同时要求学员以跟踪的方式进行特定人士的调查，或者广泛的社会调查工作，进行情报资料的分析。当一切都通过后，学员顺利地获得“毕业资历”后，就很快地派往在境外进行情报工作。同时依据台“军情局”的规定，接受情报训练的学员相互不可讲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一切都是在完全保密的环境中进行，与保障今后的工作单线性和安全性。
1980年以缅甸华侨身份返回家乡施甸潜伏，3年功夫，据说成功在保山德宏地区组建地下反共武装“怒江支队”，每月台湾根据其上报的花名册下拨工资成员达五十余人，每年使用活动经费六十多万美元，是台湾所有情治单位对大陆工作的最卓有成效的典范，受到国防部的嘉奖。
1984年，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主管他业务的处长借到澳门公干的机会，突然向中共投诚，而使李的身份暴露。当大陆军警公安开始按名单“请客”时，他刚好从泰国述职后返回，就相差十多分钟而让其一人漏网。李如惊弓之鸟，望风而逃，不敢走大路，从深山老林中，凭借自己的双腿，硬是从公安的堵围追捕中，窜出一条血路，得以逃之夭夭。到达腊戌后，被缅甸情报局抓捕，本来要被遣送回中国的，好在他是台湾在册的特工，白派侨社活动及时，花了大量的金钱，终于将其保了下来，很快就被移送到仰光永盛监狱，等待驱逐出境。
李长得瘦瘦高高，文质彬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过的样子，又讲得非常标准的施甸土话，才来的时候，谁都不相信他会是台湾的情报人员。后来仰光白派侨领蔡福林经常来看望他，并按时送来生活必需品，不久从夏“代办”的口中也证实了他的身份，大家才相信了。因为缅甸气候较热，每天都要脱衣冲谅，时间一长，大家发现不知道为什么小李背脊顺脊梁骨有一长15公分的开刀后缝起来的伤疤，大腿上也有一7公分同样的伤疤，有人曾经问过小李，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让人不得要领。私底下，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在大陆共产党反特片中，常常有美蒋特务把无线电电台通过开刀藏入身体的情形，虽然小李矢口否认，但后来大家都在背后叫他为“电台”。
对于监狱中这批从大陆跑出来的人员，凭着其敏锐的特工嗅觉，小李认为大有可为，因此活动异常，对其中一些特定人物频频接触，他在此地半年的时间里，据说为台湾“国防部特勤室”发展了好几个成员。但他回台湾后，是否会有下文，就不得而知，那是谁也不知道的事了。
他对杨世杰颇感兴趣，借口同是德宏小同乡，经常相约倾谈，后来发展到无话不谈，相见恨晚之势。对于小李在大陆的“丰功伟绩”，杨以“万般敬仰”的样子请教过他，小李低声附耳告知：
“你相信吗！？没有到过大陆的人，怎么会知道大陆公安的厉害，不要说什么明目张胆的组织武装部队，就是什么也不做都得小小心心，谨谨慎慎地。大陆共产党发动的群众斗争，那可是全民皆兵，老百姓觉悟之高，那可是不在其景，不知其厉害啊！好在保山、龙陵、施甸地区，还有很多贫穷的地方，我以缅甸有钱华侨的身份，经常到处去扶贫，亲手把有限的钱交到穷人手里，每人每次人民币100元左右，装模作样地请他们签个字、画个押，按个手印，这些名单不就成了我上报和发饷的花名册!哈，哈，什么‘怒江支队’就是这样成立的。当然，其中也有那么几个，想发个财的或者父母家人被共产党专政过的到也有意愿肯冒险，肯为台湾做事的，但为数不多，不是他们不愿意干，而是我怕出事牵连到我，总之是真正的越少越好越安全。老实说，现在早已经是经济社会了，谁还会去钻政治的牛角尖，去为国民党、共产党之争卖命！？我只是把这个工作当成一种生意，一种谋生的职业，管他谁死死，老子不死就得了。每年用于‘扶贫’的活动经费，不能太多，要适可而止，太多了就会出名，一出名就要出问题。剩下的钱就归我自由使用，几年下来，我家的生意越转越大，在腊戌、瓦城、密支那都购置了房产，也为我的工作提供了掩护和方便，这就叫工作发财两不误啊。”
杨听后不禁哑然无语，回想起在国内时，看到经常破获的美蒋特务组织，很多人都是自己的邻居、同学、好友，根本不可能成为特务，往往被判刑枪毙后，大家都难以相信，可能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怎么糊里糊涂地就成了专政的对象。现在听小李一席话，茅塞顿开，不禁为那些冤死鬼枉囚犯不值，政治的无耻肮脏可见一斑，所谓间谍战的卑鄙更是触目惊心，就是个被‘扶贫’的对象，一不小心都变成了‘敌特’！杨用力憋了很久，才抑制住对那张得意洋洋的可恶的瘦脸狠狠一击的冲动。
这段时间，永盛监狱里前后关押的台湾大陆工作组成员有：密支那站站长张上校等五人、腊戌站站长李上校等三人、景东站站长杨上校等五人、东季站站长石上校等二人......其他零星的就更不知其数的了。
一时间，整个监狱中的中国人，都争先恐后，将他们捧若上宾，尽其所有，不但每天大鱼大肉、热茶热饭，而且洗衣洗浴，扶手捏脚，把他们服侍得好吃好在的，都希望他们能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伸出援手，救自己脱离苦海。这些人，眼见得到好处，自然对天发誓，有求必应，狮子开大口，答应给予帮助，做出种种的承诺。一时间，永盛监狱，人人象打了鸡血，到处直呼“共匪”，“反共”进入新的高潮，以为台湾大门已经孜然为大家敞开了。然而，一年半载，刑期一到，这些人都前后释放回台，从此黄鹤一去不复回，竟然再没有一人的回音与消息。大家也都才恍然大悟，原来国民党人竟然都是这样绝情寡义的无耻之徒啊！
回教教主
当时在永盛监狱里，有两位被关押的巴基斯坦人，他们是两兄弟，是巴基斯坦巨商。特别的作为兄长的那人，他是个国际商人，不但有雄厚的资金，而且与巴基斯坦政府高层有特殊关系，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而且与沙特王国的几位亲王据说都称兄道弟的。因为经济业案被捕的，化大量金钱买通了监狱上下，成为一个特殊人物，享受着与其他犯人不同的待遇（居住在特别号房里），当局派去服侍他的犯人就达五人之多。不但巴基斯坦、沙特大使馆的官员经常来狱中看视他，而且外面每天有大量食物送进狱中，人人对他都另眼相看。
他和兄弟的妻子都是中国人，听说是两姐妹，多年她们从大陆跑来到缅甸，被移民局逮捕关在腊戌狱中，这位富人花了大批金钱担保她们出狱收为妻妾的！因此，他一方面同情这些从中国大陆跑来的人，一方面也许因为是他老婆的意思，他有的是钱，挥金如土，于是用物资作引诱，在监狱中，只要中国犯人答应信奉伊斯兰教，就可以投到他的门下作为教徒。
缅甸是一个讲究信仰的国家，不管你信奉什么宗教，必然会受到尊重。入伊斯兰教的中国人，他们对可兰经一窍不通，他们是信教主其人，而不是信什么真主。入教后，你就变成教主的人，受到他势力的庇护，不但监狱上下不敢再欺负你，就是普通缅甸人对你自然也另眼相看了。从此，这些中国教徒们，都取了个回教名，什么阿桑啦、什么穆罕默德、阿里啦，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生活上都按时受到教主的资助，但是也必须每天五次在他安排的阿訇指导下学习“可兰经”，一时间，监狱里到处朗朗诵经声，处处低头礼拜人。
据说，在伊斯兰的教义中，发展人入教，或者施舍别人，都是属于积大功德的。因此他在狱中对一部分中国人的接济的目的，就是必须加入回教。当然对于这些海外没有亲属关系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也不甘自生自灭老死狱中，很短的时间，就有包括BKB昆明老任在内的五、六十余人，纷纷改信奉回教，投入他门下，都尊称其为“教主”，当作救星，希望能拯救自己出此人间地狱，。
作为这位“教主”呐，推开他是否真正有传授伊斯兰教的福音的动机不说，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政治人物，“教主”在缅甸监狱中资助中国难民的善举，受到很多回教国家报纸的吹捧。作为当时在世界上中国最忠实的朋友——巴基斯坦，当他出狱回到巴基斯坦时，就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虽然这些中国人由儒教摇身一变成为回教徒了，按伊斯兰教教义来说，有很多清规是他们很难做到的，比如说经常给他们牛肉吃，但是对猪肉仍旧恋恋不忘，偷着还是会吃的。而且每人还发了顶小帽子，规定最少做礼拜时候必须戴，有的人给他做礼拜的帽子也不戴，却拿去卖掉。一个叫做马大头的，据说在中国时，就是回教徒，但是“教主”给他的回回帽，他却不戴，是头大戴不上呢？抑或有其他原因，他把帽子拿到大伙房叫卖，索价一包独牙烟，在讨价还价之际，“教主”上去一把把帽子抢在手上说：
“你不要卖了，我给五色。”说罢气冲冲的走了。
事后大头去向他求情，他摆摆手说：
“得啦！真主会处罚你的。”
从此马大头被逐出清真的大门。
最让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回教徒大便后绝对不能用纸张或者其他东西开擦的，必须要用水洗。一般印度人，每人都备有一盛水器皿，每次出完恭，右手持壶（瓢）冲水，左手搞清洁，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两只手的用途，分得很清楚，永远不会用左手接触食物的。而且从小就养成了习惯，自然应用自如的。而刚入教的中国人，很难做得顺顺利利，总感到用手直接去接触出恭的那个地方，必然会沾到剩余的大便，洗完后，闻闻左手，总是有股怪味，再加上中国人还会经常用左手拿食物吃，想想就猥琐、就要呕吐。所以很多入了回教的中国人，装模作样的搞了几天，坚决不愿意遵守这条规定，仍旧用各种纸张、布料，实在没有，就拾片叶子，撇根树枝，凑合着搞搞，管他干不干净的，也绝对不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了。
“教主”最后被缅甸政府驱逐出境回到巴基斯坦后，为了兑现当年对这些中国信徒的诺言，1980年随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到达美国，向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反应这批中国难民的情况，希望通过国际组织的帮助得以解决。不幸突然染病去世于纽约，终于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以成憾事。噩耗传入永盛监狱，很多他的门徒嚎啕大哭，也许并不是对他有多深的感情，主要顿感出狱无望，多年来的“信仰”化为乌有。当然还是会有很多人会怀念他的，毕竟在这伙中国人最绝望的时候，他给予了他们生活上的资助，以及一个生存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算是一个好人，但愿真主阿拉能够保佑他，荣升天堂吧！
莫斯科电台广播宣传的名人—范秀华
范秀华，昆明市第二十四中学初六六二班学生，1968年12月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拨分配在德宏地区外五县—盈江县新城区插队。不久就离开寨子，下落不明。当时与她一起失踪的，还有随其一起下农村的亲舅舅陶某。由于当时正逢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峰时期，到处乱麻麻的，也就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不久，有心人忽然从苏联电台《莫斯科之声》的华语广播中，收听到范秀华本人的声音.在节目中范秀华首先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控诉了大陆当局对知识青年的迫言,毛泽东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红卫兵铲出异己，目前又把这些为自己立下汉马之功的知识青年全部逼入死地的卑鄙勾当，
诉说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忠真信仰及对苏联—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圣地的向往。特别详细地讲述了她们二人如何从瑞丽偷渡边境;如何在缅甸南坎市向缅甸当局寻求政治庇护；如何在当局的热情帮助下到达仰光；如何在苏联驻缅甸大使馆的安排下到达莫斯科（其中详细到某月某日由仰光塔乘苏联航空公司的某型号的某航斑离开仰光、途经苏联的那几座城市；某日抵达莫斯科）；如何受到苏联人民的热列欢迎；如何受到那几位苏联领导的接见；遵照其志愿如何安排她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继续深造完成学业等云云。此暴炸性的新闻，一时传为佳话，很多青年人反复收听，仔细记录，暗中策划，欲步其后尘而行。（其中范秀华的同班同学季显生，就是拜听了广播，逃到缅甸，闯入苏联驻缅甸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
1982年，杨世杰在仰光永盛监狱二号仓碰到了范秀华的舅舅—陶某，问起来，陶某望着天空，陷入茫然的回忆中,愤慨地说：
“这就是卑鄙的政治和无耻的缅华社会。
我是范秀华母亲最小的弟弟，只比她年长三岁，我们是从小竹马青梅一起长大的，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相爱了，但在文化革命的那个时代，我们不但不能见容于社会，就连我的亲姐，她的亲妈都不能原谅。舅舅不要说娶侄女，就是谈恋爱也是决对不允许的。所以我辞掉了工作，跟她一起到农村插队。
1969年12月28日，我俩离开盈江新城，经历千辛万苦，从瑞丽弄岛偷越国境，到达缅甸南坎市。我们找到城中一家姓王的大户华侨人家，讲了我们下农村的遭遇，寻求他的帮助。（当然没有敢讲我们两的亲戚关系）当时这位王老板挺热情的，安排了我们的食宿，表示会尽力帮忙的。其后几天，在王老板的安排下，来了好几拨人，主要是台湾方面的，有中央党部的、有军情局的、有大陆工作组的，都极力动员我们参加他们的组织，或下泰国，或去台湾。
我与范秀华商量后表示，我们的父母亲人都是工人劳动者，与国民党没有任何渊源，对反共不感兴趣，也不想作反共义士。我们从小受共产党的教育长大，对国民党没有好感，对台湾太陌生。如果可能，我们希望向缅甸政府寻求政治庇护，送我们到苏联去。
就这样在王老板家好吃好在的住了一个多星期，这天王老板带耒一位客人，据介绍姓朱，从仰光上来，是代表苏联驻缅甸大使来的。此人会讲俄语，因此感到特别亲热（因为范秀华在学校里学过几年俄语，能简单地对话）。
经过一天的谈话交流，第二天，朱老板拿出一份写好的东西，要范秀华照着读，他用录音机作录音。他表示这是苏联大使馆文化处的安排，是对我们的审查和考验。我们没有怀疑，照他的安排作了录音(这就是苏联《莫斯科之声》广播的那篇文章)。他临走时送了些衣物和缅币给我们，表示最多一个星期就会安排我们前往苏联。
二天后，王老板将我们二人移交给南坎当局，骗我们说是给我们政治庇护，这样才能转去苏联。可是不久却转送到仰光永盛监狱，一直关押到现在。”
他们到监狱已经十多年了，范秀华已经是女犯人的班长了。她的丈夫陶某，后来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神经突然失常，整天大叫着要见妻子，给他见面嘛，一看到妻就脱自己的裤子，弄得妻子不好意思，后来索性不同他见面。
女牢房也经常关着数以千计的女犯人，每天总有几百人到各种工厂去劳动。女犯上工必须经过中心，每当娘子军走过十字中心时，各个大仓的犯人都把视线集中在她们的身上，对她们评头论足的喋喋不休，其中有两姐妹，长得最漂亮，在女犯中可说是鹤立鸡群了，一些犯人和看守人员无不垂涎三尺。
狱中犯人不论男的或女的关得久了，多少有些儿性饥渴和心理变态，想找刺激，不仅男人见到女人想多看一眼，而女人更胜于男人，不知羞耻为何物，彼此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有些男人甘愿作牛做马，找女人献殷情，争先恐后的去为女人服务。女牢不准起火，生活比较苦，若没有外来接济，单靠牢中菜饭时间久了会把身体搞垮，因之没有外来接济的女犯，尤其没有释放日期的外侨AFC的女人们，她们更需要照顾。
监狱当局实行人性化管理后，就允许男号仓每天两次向女好仓送菜，凡是在女号仓有亲人的，把要送的菜饭用蛊子装好，集中在一处，经值班狱卒检查无违禁品后，时间一到，就由AFC派出的两人，一起抬着送往女号仓，返回时带回空蛊子（也随便带回女号要给男号的物件）。
本来只局限于制造真正的亲人或者夫妻，但仍有不少男女犯人为了互相照顾，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慰藉，请人代为联系，宣称彼此爱慕而成为挂名夫妻。马大头被教主开除了，他看到别人往女牢送菜，找刺激，他乘机也给范秀华送菜。范秀华带着一个小女孩（在监狱中生的），生活艰苦，没有办法，只要有人愿意资助，来者不拒照收不误。大头后来想入非非，居然要她，把丈夫的名字换上自己的，想鹊巢鸠占，闹出不少笑话.
其中，一位女郎最突出的要算李友兰了，她十六岁同她的爱人，从大陆来到缅甸，进入缅甸国境就被捕了，她的爱人病亡狱中，剩下她孤苦一人，后来得到男犯人的照顾，彼此感情刚刚建立起来，人家又走了，三番五次都落了空，失望之余也曾多次自寻短见，都没有成功。后来碰到一个叫董半仙的腾冲人，真心为她服务，卿卿我我的倒像那么一回事。1981年，她得到一个好心人的帮助，办离境手续到台湾去了。她来到狱中才是一个十六岁的黄毛丫头，出狱时已是四十岁的黄脸婆了，这都是缅甸人对她的“恩赐”。
一个印度AFC，在医院里工作，给两中国籍的母女送菜送饭，坚持了十多年。有人说他是大傻瓜，看得到的葡萄不能吃，有人说他想要女儿的母亲，也有人说他想一箭双雕，母女都要，不管他的出发点何在，能有这股傻劲十数年如一日，从不间断的送菜送饭的恒心，倒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形形色色的“BKB”和“AFC”
到80年代初期，在仰光永盛监狱里面关押的“BKB”一共有120多人，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阿林温”（缅语：弃暗投明）人员，大概80多人。以杨世杰（芒市人，作战处处长）、李志明（梁河人，贵概县大队大队长）、张火头（黑猛龙人，贵概县大队副大队长）、项青（昆明人，政治部副主任）的地位为最高。其中50%为知青，30%为全国各地盲流，20%为当地汉人和少数民族.
二、“董板”（缅语：战俘）人员，大概30多人。其中以黄云和（腾冲人，支左干部，南坎县大队大队长）、黄三毛（四川人，南坎县大队一连长）、艾保（瑞丽人，南坎县大队二连长）为代表，多为当地人和华侨子女。
在这些人中间，引起杨世杰注意和好奇的有下面几个人：
“派当血案”的罪魁祸首—寸建新
寸建新，原姓马，知青。昆明第六中学初三学生，下乡到陇川农村后企图强奸妇女，案发后，逃往缅甸参加人民军，在3031二连当兵。人民军南下腊戌战役中，是随前进指挥部行动的警卫人员之一。那天发生在派当的事件，就是他当天在战斗中叛变投敌。改名寸建新，向政府军出卖了前进指挥部的详细情报，并自告奋勇地带政府军突击队偷袭前进指挥部，杀害了包括杨付参谋长和朱副营长在内的30多人民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派当血案”。让缅军绝处逢生，而导致人民军差点全军覆没，为政府军其后的反攻立下了头等大功。但缅甸政府却没有履行对他的承诺，不但什么好处都没有给予他，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面。
“后勤部抢劫案”的制造者—赵癞子
赵癞子，原名赵树青，保山人。因为在关“黑房”时，身上长满癞子，很长一段时期都好不了，所以就得到了“赵癞子”的外号，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
这个赵癞子可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1974年1月发生了一件惊动了整个缅共根据地的抢劫杀人案，就是他一手制造的。
人民军前线各部队的军饷，一般都是用老盾（国民党时代就使用的银元，直到80年代，这个地区，仍旧在通用，而老缅币是不受欢迎的）由后勤部按时发放的，各部队都得派文书、管理员、事务长来此领取的。而这个工作一直是后勤部的两位女干事游承娥、柳莉负责。
这天，后勤付部长唐绵富从邦桑总部用马犢把下个月的军饷驮运到后勤部。当晚，唐、柳、尤三个军中财神，在林中小茅屋里、一盏小油灯下的火塘边开始忙碌地清点老盾……
入夜，突然竹笆门被人一脚踹开，后勤部负责运输（马队）的赵干事端着冲锋枪黑着脸闯了进来，二话不说，抬手就照火塘边的三个人“叭叭叭”打出三个点射，对门的游承娥中弹倒在火堆上（子弹穿透了乳房和心脏，火塘里的柴火烧焦其容颜，气绝身亡，甚惨！）；两旁的柳莉和唐绵富也中一弹，倒在血泊之中（柳莉腿上中弹，唐付部长腰部中弹，未死）。
慌忙中，赵来不及检查战果，把老盾撸了一大包，负在背上，夺门而出，正好碰上闻讯而来的两位后勤部警卫战士：
“赵干事，什么事？”
回答他们的是迎头而来的一梭子子弹，还没有弄清楚就糊里糊涂地到阎王爷那里去报道了。赵没有一丝犹疑和停顿，身影一闪，就往茫茫深山老林中遁去。
等到附近的部队闻讯后，满山搜剿了三天，终无所获。
至于背着抢劫而得到的一大包老盾，应该数量不少，发了大财的他，又为什么要向老缅兵投降！？他从来都没有向任何人讲过，也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
游承娥，昆明11中初68级（初一）学生，其父母是省农科院科研干部。1969年2月下乡插队在芒市轩岗，70年8月参加缅共人民军，一直在东北军区后勤部工作，1974年1月被杀，年仅22岁。
柳莉，与游承娥同班同学，其父母是云南省军区高级干部。她和游承娥是最要好的，一起下乡插队，一起出境参加缅共。虽然大难不死，但游承娥被火烧焦的容颜和在她面前惨死的这个残酷的战争噩梦，将深深烙印在她的心灵深处，伴随着今后的一生。
其实这种恶性事件在缅共根据地时有发生，早在1970年3037的一个事务长从后勤部领取了全营军晌后返回部队，就被随行担任警卫的两个士兵从背后开枪杀害，抢钱后逃之夭夭。常年来负责领取发放军饷的各级文书、事务长、管理员都提心吊胆，背包里的老盾如同定时炸弹，巴不得尽快发放出去，不然晚上连觉都睡不好。
(开枪两士兵为昆明人：一名易保武，知青；一名陈伟民，社会青年。后来也被关押在永盛监狱。)
活着的烈士—刘林松
杨世杰碰到了从瓦城监狱转来的刘永彪，当年他们两人同是芒海修公路的民工，一起参加人民军的。他在3035当兵，后来勐波棒赛战役中，在水井湾守山头时和同班另外一个人投降了政府军。他告诉杨：
在瑞丽坝中部，离城大约七公里处，县城到弄岛区的公路从一村寨穿过，71号界碑就在公路边，这就是著名的一寨两国——芒秀，左边是缅甸，右边是中国。缅甸这边，就是缅共南坎县县委、人民军801部队所在地。而县委机关也就设在离公路不到十米的地方一片竹棚里，如有紧急情况，领导们抬脚就能撤进中国。
寨子外的竹林中，有块坟地，是一座缅共的革命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着四、五十名为缅甸革命牺牲的人民军成员。其中有一座是合葬的，从墓碑上的名子看，人数为9人，有傣族、景颇族，还有一个刘林松的汉人名字，应该是中国人。根据墓碑上简单的记载，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X年X月X日，缅共人民军南坎县大队X连X排X班奉命前往八莫地区执行任务，途中与政府军遭遇，不幸除一人外全部壮烈牺牲，而且被反革命奈温法西斯暴徒残酷地割去首尸，无法甄别身份，固合葬于此。
（唯一幸存的一人，因受惊吓，发现时己精神失常了，所以无法知道当时的详细情况）
后来，有人在曼德勒监狱中关押着的那伙缅共成员里面，惊诧地发现，死去的那个烈士刘林松竟然还活着，只是名字却叫李为民，但是不敢追问其所以然。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不久此人竞与张明一起成功逃离曼德勒监狱，从此下落不明，而这个悬案疑问，看来只有永远存在人们的心底了。
土司之后
与刘永彪一起投政府军的，是一个叫方志辉的人，傣族，芒市土司方化龙（实际只是安抚司代办）之后，和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人民军英雄人物方勇竟然是亲戚。
芒市，是云南省德宏州州府，曾名潞西，古称怒谋，唐称茫施蛮。芒市土司制度形成于明朝，至末代土司方御龙（方化龙之堂兄），共历二十四代。
宣统三年（1911年）方克明领兵部号纸一道正式袭职，成为最后一位中央政府任命的土司，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病故，长子方云龙由云南省政府任命承袭芒市安抚使，为第二十三世土司。
1936年方云龙突然病故，土司职位应该由其五弟方御龙承袭，但因其尚年幼，方克光（三叔）、方克胜（四叔）为争夺代办权，矛盾尖锐，最后省政府任命方克光为芒市安抚司代办。
二次大战期间，方克光投日出任维持会会长，后跟随败退的日军逃亡缅甸。方克胜则坚持抗日，被国民政府委任为芒市土司代办，并于1948年当选国大代表，任潞西设治局局长、潞西县县长。后其向中央政府力争恢复土司承袭权获省府批准，方御龙成为芒市最后一位土司（是方克胜的傀儡）。
1950年4月初，潞西解放前夕，方克胜携带家眷及小土司方御龙，逃往缅甸，本人从仰光赴台湾继续担任国大代表（于1983年病故台湾）。方御龙则流落缅甸，堕入社会最底层，处境凄凉，四处漂流以卖豆腐营生，苦不堪言。（最后在其59岁高龄之时的1984年12月，落叶归根，回到芒市，共产党让其担任潞西县政协副主席，于1989年病故）
方克光于1950年5月由缅甸回到芒市，联合陇川土司多永安、瑞丽土司街景泰、遮放土司多英培及勐板千总蒋家杰共同发表“拥护共产党，解放滇西南”宣言。受共产党原谅，没有追究其“汉奸”罪责，还先后任潞西县第一届政协商委员、潞西县副县长、保山专署副专员、省民委副主任等职，于1953年7月病故。
方克光病故后，其子方化龙继承芒市安抚司代办，任州政协1～4届副主席。1967年初身为德宏州政协副主席的他被国民党“大陆工作组”成功策反并接运到达台湾，成为“国民大会代表”。
刘就是被方志辉花言巧语地游说后，跟他一起投老缅的，准备前往台湾投靠其老爸。若干年后，方志辉在其父亲多番努力下，确实办理了入台手续，离开监狱前往台湾，把刘永彪一个人丢在了缅甸永盛狱中。
“AFC”中，还有两个广东人，一个叫何坤（20多岁），一个叫陈宏（40多岁），也与方志辉家有关系。他们是一支在芒市地区搞建筑的广东包工队的成员，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方志辉的母亲——方化龙的如夫人。在金钱和“前往自由世界”承诺的诱惑下（有人说被大陆工作组收买），把“如夫人”直接从畹町河偷偷背过国境线，到达半赛后交给了国民党方面来接的人。不久“如夫人”辗转到达了台湾与家人团聚，何、陈二人却被“安排”直接地进了缅甸政府的监狱。
另外一个叫多守华，傣族，3031战士，是人民军南下腊戌战斗中被老缅军抓获的。其父亲多永安为德宏州陇川“末代土司”，共产党来后，先后担任过陇川县县长、德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1969年1月23日，在德宏州芒市的广场批斗大会中被人踢中肚子，医治无效去世，所以多守华就没有这么幸运，自然没有人来帮他办理入台手续了。
（“陇川宣抚司属境为元时之麓川、平缅两路地。明正统九年，王朝在此地区设陇川宣抚司，傣族部落酋长恭项为第一任宣抚使，多氏只是同知。后因“恭项暴杀无辜，刻虐蛮人，同知多歪孟为夷人信服”，明王朝为平定“麓川之乱”，稳定边疆局势，于正统十二年改任多歪孟为陇川宣抚使。到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废黜土司制时，多永安为第二十六代土司。
抗日期间，多永安响应盈江土司刀京版来信联络组织滇缅抗日义勇军的号召，将陇川土司原来的7个司属武装整编成一个支队，后得到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将军允许，正式改称为滇西边区自卫军第一路军陇川第二支队，其弟多永清任支队长。从1942年5月开始，陇川第二支队一共对日军进行了崖垒伏击战、清平街反扫荡战等。
解放后，多永清先后被委任为陇川县人民政府建设科长、德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州政协副主席。文革期间多永清已经被遣送到施甸县参加农业劳动，于1973年在施甸病故。
多守华其兄多守业是云南大学学生，1969年年底成功由陇川县章凤逃到缅甸洋人街。这里当年也是陇川土司多家的属地，他以为没有事情了，可以放放心心地、大拽拽地在这里享受他“土司王子”的自由生活。谁知道几天后，就被中国收买指使的人，连夜用大麻袋装着，抬回中国，押往昆明后，以“叛国罪”被判了五年徒刑。据说，还是因为其民族上层之后，属于从轻发落的。）
被一锅端了的—博姆老黄
博姆（缅语：少校）老黄，是“BKB”那30多名“战俘”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原名黄云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23分部（出越南部队）的一个营级干部（所以中国人一般都叫他黄营长），出国支左后任缅共人民军南坎县大队（801部队）大队长。
在担任大队长的1975-1978年期间，他孤军挺进南坎江流域创立新游击区，又挥军向贵概地区大事发展，与传统上活动于这地区的克钦独立军第四旅开始发生冲突。
克钦独立军（K.I.A）是1961年2月5日赵盛与兄弟赵督、赵丹创建的，他们都是诺相原来的部下。整个60年代发展迅速，在克钦邦和掸邦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行政机关或地下组织。历史上称为“掸邦克钦专属区”的贵概地区也是其主要势力范围，由独立军第四旅驻扎。
1968年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出现后，K.I.A对缅共的迅速发展及根据地的扩大产生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缅共入侵了他们传统的地盘。于是双方人员开始武装摩擦、冲突。由于当时的K.I.A是被亲西方的克钦右派势力所控制，他们与世界反共联盟关系密切，在泰国边境的基地就是与国民党第三军的总部在一起。所以缅共把K.I.A视作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共组织，主张“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
时为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司令员的诺相对于饱受大缅族主义的重重压迫及武力镇压，曾经与自己一起举义旗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这些旧部，他清楚地知道这批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绝对不会参加缅共。他只能不断地亲自出面协调，利用自己威信把他们团结到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上来，尽量避免让他们走到与革命的对立面去。
可是当1972年3月诺相意外逝世以后，K.I.A与缅共人民军的摩擦与冲突就不断地升级。以“掸邦克钦专属区”的贵概、雷岗、岗卡克、彭县（克钦独立组织的革命圣地，被称为“彭县景旺塔”，也是该组织主席拉蒙都宰的故乡）为根据地的克钦独立军第四旅，为了打通与克钦邦独立军总部的联系通道，出兵向连接掸邦（克钦专属区）——克钦邦的咽喉要地、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南坎地区挺进。
1976年8月独立军战神赵丹亲率精锐部队与人民军801博姆老黄部为争夺此地的控制权，发生激烈战斗，赵被黄帅搏杀于此。从而导致克钦独立军亲西方势力赵氏三雄赵盛、赵杜、赵丹彻底尽灭（1975年8月赵盛与赵督在泰国潭沃附近同时被刺杀身亡），让亲华派白浪盛—召迈派系得以掌权，进而转变政策，结盟缅共。从此缅北形势遂为之大变，边境尽入人民军之手，黄营长功不可没。
从此“搏姆”老黄名声大噪，威震缅东北，人民军南坎县大队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游击区已经扩大到顺着瑞丽江两岸从木姐直下到八莫的广大农村地区，所属部队出入这些地区随心所欲，根本可以不耳屎（当地土话：不理会）老缅，犹如无人之处。
某日，天气晴朗，黄营长带着两个连，从八莫地区执行任务连夜返回蛮秀根据地（南坎县委、南坎县大队所在地）。在离南坎县城不远的地方，南畹河（陇川江）穿过猛秀大山进入坝子，在这里与瑞丽江汇合，形成一个三角地区，即“南畹地区”（中国称即勐卯三角区）。自古以来这里都是属于中国的，直到1960年10月1日，两国正式缔结《中缅边界条约》，才把它送给了老缅。
南畹三角地区，这里的地理位置大致是这样的，瑞丽江的西南边属缅甸；东北边被南畹河（河为国境线）分为两块，上面属于中国，下面属于缅甸。一般来说，从下面渡过南畹河（陇川江）进入上面那块，就是中国瑞丽的弄岛地区，穿过这块地（其实不远，就3-4公里的样子）又就可以插入蛮秀根据地的地盘了。
当部队到达离南碗河大概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停下休息，前面已经没有什么村寨，都是大蓬大蓬灌木林和茅草丛。平常都要派出侦察小组前往探路，平安无事后，大部队才会跟进的。而这天，黄营长不知道想什么！？说部队连夜行军太疲倦，不必派战士了，自己带着一连长黄三毛、二连长艾保及警卫员麻糯（瑞丽景颇族），骑着四匹大马，毫无隐蔽地前往“视察”。活该倒霉，刚出一片茅草地到达一块空地，已经看到南畹河水的时候，突然马儿栽倒，还没等他们爬起，就被四面灌木丛中冲出来无数的老缅兵按住捆了起来，灵活麻利、毫不拖泥带水，速战速决地撤退，渡过瑞丽江回到政府军绝对控制的南坎。
据说后面休息的部队左等右等不见他们回来，以为一路平安，领导们回根据地去了。于是大部队开拔，返回后虽然也没有见到他们，大家也不在意，反正领导的事情，他不说，你就最好少问。直到几天后，才从缅甸政府的广播里，得知他们被一锅端地抓了。
事发以后，震动了缅共上层，因为这是人民军东北军区自成立以来第一起、也是唯一的，一枪未放，营、连级干部（而且公然还包括一名支左的）被缅军一锅端、全部抓了的记录。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事件的发生！？没有人知道，包括黄营长本人和他的部下们。
“四人帮”
在这里还关押着三个人—张健民，刘长寿，马友聪。是从腊戌监狱转来的“AFC”,但大家都叫他们“四人帮”。
这就奇怪了，明明三个人，怎么就成了“四人帮”！？原来当初从国内出来的时候，他们一共是四个人的。除了他们三人外，还有一个叫陈金星的。
陈金星是在缅甸出生的第二代汉人了，祖籍云南龙陵，读完老缅学校的十年级（相当于大陆的高中）后，就参加了“国民党大陆工作组”，被派遣潜伏回云南龙陵老家作情报工作，不久身份暴露，准备逃回缅甸时，被大陆公安人员捕获，关在畹町看守所。
张是天津人、刘是昆明人，两人合伙走私毒品犯案被抓，和陈某关在一间牢房。
马是云南盈江县弄章区柄午寨的一个傣族农民，后来参加人民解放军，在畹町看守所做警卫。
张健民是个老奸巨猾的鸦片犯子，能说会道。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马年幼无知，没有上过几天学，于是他游说陈金星用金钱、美女去引诱马友聪。经不起引诱，在糖衣炮弹的攻击下马上了钩，作了他们的俘虏。
在一个夜深人静，乘自己执勤的时段内，马打开囚笼，放出陈、张、刘三人，携械越过界河，向缅甸政府军投诚（这也是中国现役军人近年来向缅甸政府投降的唯一一人），就这样，一起被缅甸政府关进了腊戌狱中。
陈金星在腊戌有家，又是国民党情报局在册的工作人员，因此那边花了重金将其保释出狱后，从此没有来看过他的救命恩人一眼，更不用说兑现当时的承诺了。
这时小马才知上当，但悔之晚矣！
（1986年，马与其他在押中国人一起被遣送回国，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去向各异
据说缅甸法律规定，在狱中的死人只能从后门抬出。因此，这些没有释放日期之外侨，死了以后，肯定是“走后门”的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句讽刺话，你一个外侨案的，你还想得到释放吗？！
有个叫赵贵的，被关了廿年，也是从后门放走的。
赵贵，云南腾冲人，是个大学生，平时沉默寡言，很少跟人多话，与自己无关之事，一般很少过问，近似于一个非常自私自利之人，但是民族性极强，尤其对缅甸人特别憎恨！凡是中国人跟缅甸人发生冲突，不问是否有无道理，他总是站在中国人方面说话。
一天早上开门时，缅甸人和中国人发生冲突，他二话没说，冲上去帮忙，在混乱中，被缅甸人用棒子打中头的后部。当时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直到第二天早上，赵贵突然感到不适，还没有等抬到医院，就不治而亡。实际上，头天他后脑部被打后就已经引起内部大量出血，只是他没有感觉到而已，等第二天发觉，就已经无法救治了，就只有出了后门！凶手被关在暗房里听候审讯，但不久他突然死在暗房里，死因连医生也找不出来，怪哉！缅人说是赵贵把他叫去了。
实际上，外侨案的这几年，从后门走掉的已不少了。
和赵贵一起跑到缅甸来的，是一个叫韩钢林的人，河南驻马店人，与赵是云南大学同班同学。据说两人以前兴趣爱好极其相近，所以当初才被赵游说一起跑到缅甸来的。后来两人的性格却变得几近两极，此人热衷于群众事务，话多并且直爽，是狱中AFC的领军人物。在赵贵的腾冲老乡的多方奔走帮助下，两人终于获台湾接受，可是1980年当入台手续到达仰光时，赵已经死于非命，只剩下韩一人到台湾去了。这时离两人“投奔自由”，已经整整22个年头了。
韩钢林以“反共义士”的身份到达台湾后，也曾风光了几天，并且在台北某政府机构为其安排了个公务员的工作。但不久韩义士发现台湾的现实社会，与以前听说的相去甚远，特别是满街妓女拉客现象，让其实在无法接受。他才发现“自由世界”并非是自己向往的那个美好社会。于是乎“书生义气，挥斥方遒”，开始发牢骚，经常拿台湾社会的阴暗面对比大陆的光亮处，非要从鸡蛋中挑出骨头来。不久韩义士就又被台湾警备司令部以“共谍罪”逮捕法办了。
赌场怪谈
中华民族还有个好赌的恶习，俗话说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赌博存在，因此在永盛监狱里也不例外。实际上监狱纪律也是禁止的，但到了中国春节这几天，只要不影响管理和安全，当局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的了。
杨世杰是有名的赌鬼，在这里的赌场里，几乎没有哪天少得了他的身影。有的时候，已经输得两手空空，欠了一屁股的赌债，被赌场取消参加的资格而赶了出来，他仍旧坚持在附近溜达，一听到有激动的喧哗声，估计有精彩的牌面，赶紧从拥挤的人丛中将头挤进去，务必看个究竟，兴趣勃勃地观摩别人的输赢。
他对赌一事，做了个权威的总结：
赌，何等地精彩！（搏斗人生）
下注，何等地豪迈！（一掷千金）
猛输，何等地无奈！（事与愿违）
狂赢，何等地刺激！（心想事成）
施舍，何等地潇洒！（狗摇尾巴、马屁精簇拥）
欠债，何等地狼狈！（躲避无门）
断赌，何等地痛苦！（人生无望）
当时，狱中的这伙BKB，对人生之三大不幸，用自己的经历，做过一个新的注释——幼年失母（依照了传统说法）、中年断烟（特指关押在情报局时代）、老年断赌（杨经典的看法）。
他还把云南男人经常说的那句话：“男人不咂烟，白在世上颠”改变为——“男人不赌博，白在世上活”。
另外他还经常给大家讲一个缅甸民间的言子：
如果一个男人这辈子没有赌过，去世以后，他的棺材盖板是钉不起来的。这边钉起来，那边翘起来；把那边钉起来，这边就又翘了起来，反反复复是怎么样都钉不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生中少了些东西，人生不完美，老天都不批准他离去的。少了点什么……赌阿！
（实际上，这是缅甸人对水果之王榴莲果的形容，他们认为，人的一生如果没有吃过榴莲是人生的一大憾事。杨只是把“榴莲”改为“赌”）
在狱中，主要赌的是“牌九”，这种由四人玩的中国纸牌游戏，在这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每次开赌，一人坐庄，三人在闲，而在旁边押注之人，少则十几人，多则三、四十人，挤攤不堪，吵吵嚷嚷，热闹非常。
其中有一唐姓湖南人（“湖南籍官兵企图暴动案”漏网之人），嗜赌如命，可运气奇差，平时十赌九输，但他经常自我夸口曰，如论赌术，无人能及，为何不赢？只因所要之牌拿不到手而已，奈何也！最后输得身无分文，一时想不开，竟然自杀以谢天下。其好友是一张姓侨生，也是十赌九输，在唐死后不久，突有一日来坐庄，运气大发，不管其他三家拿到什么好牌，他均能大上一点，盘盘通杀，人人称奇。每次开牌，必听他狂吼一声：“通杀”。只见他赢得满贯，也叫得脸红脖子粗的，气喘不已。因为大家都蹲在地上赌，人围得水泄不通，气候又热，空气自然欠流通。此君是胃溃疡，老病号，身体本来就虚弱，时间一长，那还能受得了。说时迟那时快，又碰到一付好牌，只见他猛然站起，高举牌砸下，口中大叫：“通……”杀字还未出来，一口气没跟上来，就一头栽下，光荣退场，急送仰光大医院抢救。当其老母闻讯赶来看视，他咽气前，交待的却是：那最后一盘、张三欠多少、李四差多少、王麻子该付多少……竟然算得一人不差，分文不错，真让人叹为观止，惊诧不已。
话再说回来，他刚一离场，一陈姓昆明人迅速抵上坐庄。今天庄位，谁坐谁嬴，四、五盘一过，陈某大感不惑，猛然惊醒，推牌而起，把所赢之物全部赔回，对四面作揖，大声说道，赌缘己尽，心愿了矣，走了走好，不必再来。（此人从此戒赌，改邪归正）
信奉佛教的缅人，都说肯定是先前输死的那人，因咽不下十赌九输的这口气，所有不愿走，将鬼魂付于别人之身，非得嬴它个不亦乐乎。还算陈某聪明，及时醒悟，所以才得以脱身。
另有一腾冲人氐，人称“老八”，某年大年三十，麻将瘾大发，相邀在监狱医院工作的艾宜等三名“FAC”，竟然爬入太平间，就在放尸体的台子上，开始“麻雀大战”。不吃、不喝、不睡、不拉，不停不歇，整整三天三夜。在这期间，守夜的老缅当然听到停尸房里面有响动，却没有过问，是以为闹鬼，还是早被他们收买，就不得而知了。直到最后，老八哥栽倒下去，才闹了开来。此时人已经连血压都量不出来了，只得急送仰光大医院抢救。到达时，人躺着连输液都输不进去了，最后只好把病床后半抬高45度，人变成脚上头下的姿势，才把液输了进去。但是大医院的医生们却始终诊断不出此君所得何病，因为他的身体各个器官都好像出了问题，包括大脑、心脏、肝脏、脾脏、肾脏、胃部、肺部……各部功能都已经失去协调，大家束手无策，无从对症下药。好在他命不该绝，此时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的一个专家组正好在东南亚巡回医疗到达缅甸，闻讯后与缅甸医生进行专家会诊，详细了解病因后，认为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的第一个临床病例，确诊为——“麻将综合并发症候群”。
“老八”姓邱，是腾冲和顺乡人氏，其实不然，其父是国民党远征军新六军的少校军医官，来自湖南。当年新六军驻腾冲时与其母相识相爱，抗战胜利后脱离部队留在腾冲结婚成家，开一诊所，治病救人。后生一女一男，“老八”其实为老二，为何叫“老八”，不得而知。当他在家读书到高二时，正好碰到文化大革命因此休学，后被送至农村插队务农。因不甘心就此断送前程，于1974年进入缅甸。
和顺是有名的侨乡，他家在全缅各地都有大批亲戚，所以不必像多数外逃人员那样，一进入缅甸就落入政府中。在亲戚事先联系招呼下，首先在缅北腊戌一个亲戚家开的宾馆中住了半年，办好身份证后，下到曼德勒也是住在一个有钱的亲戚家中。如果他就此安心在缅甸生活，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会带给他十年的牢狱之灾。
住了一段时间后，他悄悄地与国民党台湾军情局曼德勒站取得联系，他把一封其父邱老爷子写给台湾黄杰将军的信交给他们，要求他们帮助联系。据说邱老爷子是黄的老部下，而且在战场上对其有救命之恩，而当时，黄杰上将正担任台湾的国防部长。两个月后，台湾军情局曼德勒站通知“老八”，己接获上峰命令，安排他前往泰国。于是在他们派员护送下，准备取道仰光，走经毛淡棉的这条交通道。到达毛淡棉时，他被缅甸军事情报局抓捕。
在仰光军情局总部被审时，他看到落在军情局手中的那张台湾国防部长黄杰将军下的把他接送到台湾的手令（当然是复印件）。
狱中情报战
“情报战”，缅甸监狱里也有情报战！？当然有。最具代表性的、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那个“空军中校”的事情了。
此人姓丁名洋，辽宁人。刚到永盛监狱时，没有关进大仓或者小号房里，奇奇怪怪的一个人单独放在医院二楼的特殊病房里面。这个人是什么时候转来的，大家都不知道，也不关心，因为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大家都懒得过问。但有两个人，却在第一时间里得到了这个消息：
第一个是监狱里面的“台湾代办”，他接到仰光白派侨领蔡武板的通知，告诉他有这么一个人，已经转入永盛监狱，务必尽快找到并且联系上。所谓“台湾代办”，就是夏雪明（夏天），上海人，自称是中国著名作家巴金的关门弟子。78年由云南瑞丽偷越国境进入缅甸，被移民局抓获。多年来在狱中，自称是“台湾代办”，把自己吹嘘成为最忠诚最坚贞的“反共义士”，曾不知写过多少反共言论，寄到台湾去表示对党国的忠心。在狱中每年都要拉拢一些无知者，庆祝“双十”节，并常常攻击中国政府，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独裁、专横和惨无人道的政党。由于勇于出卖灵魂，受到当时仰光白派侨领、国民党在缅非官方大使蔡武板、蔡福林的赏识，经常来监狱中看望并送生活用品给他，当然也从他这里搞到他们所需要的“情报”。
另外一个人是艾宜，消息是与他关系密切，也是在押犯人、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密支那专员张兆苏直接告诉他：此人关在医院特殊病房，想尽一切办法，争取第一时间与之取得联系。
艾宜，腾冲荷花乡人，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侦察连干部（职务不详）。79年携其年仅16岁的小妹偷越国境进入缅甸到达密支那投靠亲戚，后被缅甸移民局抓获。在密支那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与同是腾冲老乡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密支那专员张兆苏及国民党“大陆工作组”密支那站站长李金坤关系密切，后来大家前后被缅甸政府抓捕，又都转到了仰光永盛监狱。而此时的艾宜，早在半年前，就已活动得到医院大医生办公室杂役的职务，在这里活动是比较自由的。
医院，坐落在监狱中心大路右边块区，与厨房之间隔着铁栏杆。这个区域里，最大的建筑就是医院的两层楼，对面是单独的一小栋仓狱长办公室；左面是面包房和牛奶房；右面是医院小厨房。医院的主要建筑为一个倒“T”的二层楼，楼下是大、小医生看病及各科的办公室。楼上是住院部，横的“一”比较长，大概有40米左右，分为了四个病房，分别由两头的楼梯上下；直的“1”比较短，只有10米，四周有一个2.5米宽的外走道，形成一间特殊病房。平时利用普通病房的楼梯，供一般人上下，楼梯口设有一名情报局的士兵看守；另外靠近“1”底部的地方还有一个楼梯，只供大医生专使，一般人不能上下，从楼梯底口（立有一提示牌：禁止通行）及整个楼上的外走廊，都属于禁戒区域。艾宜，身为大医生办公室的杂役，虽然在医院范围内是可以自由活动的，但这个禁戒区域还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接到任务后，艾宜经过谨慎的考虑和周密的计划，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中午，当大家（包括大小医生、狱卒）都饭饱神虚、享受午睡之时，他轻手轻脚地从医生专用楼梯潜上，顺着外走廊的里边，贴着地板，毫无一点声音伏扑式快速爬进（不愧为共军侦察兵），从一个瑕着的门缝与丁中校取得了联系。就这样躺在地板上，两人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交谈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顺利撤走了。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艾宜又成功地多次如法炮制，不断地进行联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条线第一时间取得了他们想要的情报和资料。
奇人—周青
1981年，缅甸的国会结束，颁布了新的宪法，同时也对移民法进行了修改。草案公布后，在狱中长期关押之外侨，无不欢欣鼓舞，满怀信心的认为这次对多年悬而未决的外侨案件一定会有个水落石出。因之谣言满天飞，大家纷说不一：有的说这批人将被送进工厂；有的说划一地区让他们劳动生产；又有人说在缅甸有亲戚的担保释放、没有亲属的人送回中国……不管有多少说法，也就是只听打雷声，不见雨下来，而这些人的处境仍旧是纹风不动。说得次数太多了，人们都抱以怀疑态度，根本不相信缅甸当局会有什么样的慈悲心，随便放人！
历史经验告诉了大家，缅甸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久前最高当局曾发表一次社论，说什么地震不会灭种，只有异族的侵略或同化，缅甸民族就会覆灭。请听这就是他们排外的声音！由此可推想，现在被关的外国人，想得到合理的移民政策在缅甸住下去，基本是不可能的。
狱中的难胞大多是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不满现实而出走，中国政府一直不承认他们来自中国大陆。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丰衣足食，绝对不会有投敌叛国、更不会有“难民”的。就缅甸政府的立场，他们就成为无国籍的难民。唯一出路只有设法加强对外联络，求诸西方民主国家通过国际救济难民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除此以外看来别无他途，大家也不敢抱任何幻想！
春节期间，永盛狱中吹来一股风，说是管理当局要分配外侨去参加各种工作，这消息不逢而走，弄得哄哄的，反对声最响的是周青，他是狱中的百事通，消息灵通人士，而且口才极好，经常无中生有能把芝麻大小的事情说得有声有色。他说这批BKB/AFC绝对没有释放的机会，监狱当局只是想搞变相的劳动改造。自然弄得人心惶惶，于是三人一堆，五个一群的议论纷纷，有的说：
“叫做工，哼！没有那么便宜，先把工具破坏完再说！”也有人说：
“去做工，那就更有逃跑的机会了。”更有人说：
“把老命拼了也坚决不为老缅卖命，哪怕送进暗房也不接受任何无理迫害！”
这批中国人又要面临一场考验了，这是暴风雨的前奏！
周青，在这些中国人中，是个真正的传奇人物：
据说此人为昆明知识青年，下农村在瑞丽插队。1970年参加缅共107部队，在南下支援中央根据地的战役中失踪，后来在缅甸密支那、曼德勒、巴町、毛淡棉、姆归、东坞等地都有他的踪迹，几年后定居仰光军事重镇明格拉洞时，已经讲一口流利的缅话，开一书店为生。
1982年，缅甸军情局破获缅共设在仰光木养恭区一间茶铺的联络点，被抓捕的人中有人供出，曾在缅共部队里看见过他，于是便被军情局逮捕。
军情局首先使用最先进的测谎器进行审讯，其一口咬定是出生在缅甸密支那山区的傈僳族（因抓捕时，他不但持有名叫“佐钦”的傈僳族身份证，而且还讲得一口流利的傈僳话），所有测谎仪器都证实他的供词无假。
缅甸情报局没有老虎凳，也不会灌辣椒水，但却会使用最原始的手段来对付犯人。
比如说“窒息法”—就是用一个普通的透明塑料袋，套住人头，在脖子处开始收紧，随着袋中的空气（氧气）逐渐消失，人就逐渐感到呼吸困难，塑料袋也越来越瘪，直到快窒息时（审讯的人通过透明塑料袋可以观察犯人面部的变化），就松开塑料袋口一下，让其充气，接着又收紧袋口。不断地重复，而受审的人，死去活来，以让其意志崩溃招供。
另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叫“清凉法”—因为缅甸地处亚热带，夏天温度一般都在40度左右，把受审的人固定在一个地方，从其上方1米左右的高处，每间隔一秒滴下一滴冷水，直落其头顶，一开始受审讯人极端舒服，倍感清凉，还以为是给予的照顾。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多一个小时以后，每落下的一小滴水，对受审人的头颅带来的却已经变成巨大的冲击，犹如一根大锤在敲打巨钟，带给神经系统的是极为恐怖的震撼，没有几个人能够再坚持下去的。
最为残酷的是“绝后法”—用电线把受审人的生殖器（男性），从根部紧紧地绑起来，然后用尖利的东西（比如匕首）对凸起的卵蛋不停地戳。（这个部位，对男人而言是最敏感的地方，人人都有体会，稍微碰撞都会带来揪心的疼痛）即使能坚持到最后的人，今后都将要进行长期的精心地医治，如果一不小心，也许就会造成不能人事的残废结局。
转眼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军情局用尽一切手段，始终没有从其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同时与他有关的所有社会关系全部都象空气一般从人间中神秘地消失了，对其所说的一切都已无法求证。又关了一久，军情局没有办法，放他又不甘心，就把他以缅共案转到永盛监狱继续关押。
接着发生了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让他从“佐钦” 变成“周青”， 案底也由“BKB”变成了“AFC”。
转入永盛监狱，对佐钦在军情局受刑留下的伤疾，监狱医院不敢治疗，怕发生意外，负不起责任，于是把他转入仰光大医院监护区住院治疗。正好有一名叫“周青”的“AFC”，也由永盛监狱与其同天一起转入同间病房，此“周青”为贵州人氏，是1980年偷入缅甸边境被抓的。由于此君为肺癌晚期，转入医院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了。
两个月后，佐钦也病愈回到监狱。
过了半年，在拘留所办公室负责管理外侨案档案文件的江唯明（华侨，也是“AFC”）突然叫他到办公室告知：
“在半年多前，监狱就接到仰光大医院送来你佐钦的死亡通知书，按照程序，监狱当局立即通知了军情局、内政部等有关部门，并且注销了与你有关的所有档案。
你由医院回来再次办理入狱手续时，是用“周青”的身份资料办理的。在入监狱大门时，点名核对人时，叫了“周青”的名字，（‘佐钦’、‘周青’的缅文发音基本是一样的）因此你回答了“有”。众所周知，缅甸人名字的传统性特点是有名无姓。有统计，缅甸人取名时把32个缅文字母分成7份，分别代表生日是星期一到星期天的人，衍生而出的常用名字不超过100个，因此重名的人很多。为表示区别，往往在名字前或名字后加工作单位、职业、职务以分别其性别、年龄、官位、尊卑。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点名或者称呼时，必须先呼其名，再呼其父名，以此来区别。可能当时大门口负责核对身份的狱卒，看见只有你一人，一时疏忽，就没有再呼父名，你就糊里糊涂地进耒了。直到前几天整理材料这才发现出了错误，我们马上报告了仓狱长。他已逐级向上面各位大人汇报了，大家认为此事太难办了。首先是医院乱搞，当他们下达错误的死亡通知书，监狱据此销了在档纪录，在法律上讲，你“佐钦”己不存在，要再恢复是不可能的。其次，如果你回来时就发现，监狱可以拒收，请军情局补办手续。而现在半年多的时间，这也不太可能办到了。而且认真追查起来，你原耒是缅共政治案，这样问题就更复杂，谁也说不清楚，多少人将为此受到牵连，轻则撤职，重则查办蹲监。今天仓狱长叫我找你商量一下，就是望你大人大量，开开恩，不要再追究。反正都是驱逐出境案，就不要计较什么“BKB”、“AFC”了吧。”
佐钦听罢，顿时搞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后来监狱中一位缅甸算命大师对佐钦说：
“此仍好事，按法理而言，从医院下达死亡证时，世间已再无你“佐钦”此人；按命理而言，你己逃过一劫，那人已替你而亡；按中国人的习俗，阎王爷的死亡簿上你已被除名，既然小鬼拉错了人，你就此跳出五行，谁都管不了你。说真的，就连我目前也看不出你的未来，只是一片蒙蒙之色。有一点可以告诉你，今后任何企图对你生命采取的非常手段都不会生效，用一般话来说，就是不会再死于非命了。但要牢记一点，不否认，也不承认，含含糊糊，一切靠天命，一朝离开此地，务必跳出，还原自我，切记！”
从此永盛监狱没有了“BKB佐钦”此人，只有“AFC周青”了。
（几年后，他回到中国，当年消失掉的那几个朋友，一见面时，都问他：
“你不是死了吗!?”
“你抓后不久，得到你转到永盛监狱的消息，我们安排朋友去看你，监狱当局说你己呜呼，还给了张‘死亡通知书’，大家以为你真的光荣了，还悲痛了很久哩。”真正是活见鬼。）
春节过后，狱方正式通知所有中国犯人集中在医院里听候命令。大家同声表示抵制，监狱长看到大家吊二郎当不听话，怕闹出事来，又叫大家各回各的仓房。之后分配工作的事不再提了。
魔鬼监狱长—逖盛
后来才得到消息，原来曼德勒狱中的中国犯人集合一起，要求改善生活和送回边境。当时，曼德勒监狱长是一个缅甸人，名叫逖盛。此人有个外号“魔鬼监狱长”。他们的要求和合理建议不但被监狱当局拒绝，还大肆镇压，造成流血事件，当场被打死两人，所有参加闹事的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牙齿被敲落，手脚被打断，重伤送进医院不治而丧生的四人，其他一律砸上脚镣投入暗房，廿个人押下仰光，关在暗房里，不准跟任何人接触。
逖盛，由于严厉治理监狱有功，而被军事当局调任仰光永盛中央监狱任大监狱长。从而开始了永盛监狱一百多年历史以來最黑暗的时代。（附图41）
逖盛调到中央监狱，上任之初，颁布了新的监狱纪律，取消了对外侨人犯的所有优待，关闭了监狱中市埸，并且很快就搞了“四大发明”，也就是当时在社会上被人们戏称为的“永盛四层地狱”：
第一发明：“崩上抬”（ 缅语：标准坐）——第一层地狱
大凡进入监狱的新人，不管在拘留仓，或判刑执行仓，都要先进“标准号房”的。在这里学习有关的纪律和必须遵守的各种规定，以前一般也就一二天就分到其他号房了。逖盛来后，他认为学习还不够，进入监狱的人多半都是穷凶极恶的人渣，必须要把他们搞到怕，不然不足以管理。于是他规定：
所有新人，从早上6点天亮开始，到晚上10点睡觉，这16个小时，除了早晚各半个小时的吃饭上厕所的时间，全部都必须在“标准号房”里“坐标准”——整齐地，成排地，打个盘脚坐在水泥地上，抬头挺胸腰杆直，双眼直视前方，两手紧握伸直放在瞌膝头上，不许讲话，打瞌睡。没有经历过的人，以为不就是坐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要知道，缅甸仰光的温度，常年都在40度上下，一般人半天下来，绝对已经腰酸背痛腿抽筋的了。而且，在号房里还有十多个穷凶极恶的“纪律监督组”成员，手持鞭子，来后走动，一发现谁的姿势走样，立马劈头劈脸一顿暴打，然后对你开始惩罚。一般的惩罚分为两种，第一种叫“上下蹲”：抬头挺胸腰杆直，双眼直视前方，两手在胸前交叉后紧握自己的双耳朵，蹲下、站起，象活塞一样运动，速度必须均匀，口中还得数着次数，缺一不可。第二种叫“蹲马步”：抬头挺胸腰杆直，双眼直视前方，两手紧握伸直抬到水平位置，臀部下沉蹲下去，必须蹲到90度。如姿势走样，或者监督之人稍有不满意之处，立即开始暴打。以前才进拘留仓的人，都不愿参加劳动，而现在人人盼望能天天都能劳动，多累多苦都没有怨言了。
另外，一般来说，每天进来的新人，平均在100人左右，而“标准号房”按设计基本就是可以容纳200人上下，以前新人在这里呆两天，就转到其他号房里，是比较合理的。而逖盛现在规定，必须在满7天才算毕业，这样一来，“标准号房”随时都保持在1000人左右，你就可想而知，在这种“沙丁鱼罐头”里生活是什么滋味，是非一般亲身经历的人能够想象的了。
第二发明：“八瓦抖”（ 缅语：杀威棒）——第二层地狱
违反了监狱纪律的人，就要被关入暗房里惩罚。逖盛来后规定，凡是进去的人，首先得经受一场“杀威棒”，就是一进入小号仓的门，到办公室有200多米的距离，犯人必须趴在地上，象狗一样的爬行而过，两面站着十多名被判死刑的犯人（在小号仓做苦力），手持鞭子、棍子，不停地用力抽打，爬得越慢，打得越重，你也不要以为爬得快就少挨打，逖盛的意思就是要打得让你怕，所以爬慢爬快一样照打不误。一般都要被打得昏死过去，再打得醒过来，昏昏醒醒几次后才能够爬完这段距离的，这时基本已经皮开肉烂的了。然后把衣服也给剥掉，光着身子关入黑房，什么也不给，睡的是潮湿的光地板，给的是二顿少得可怜的一点糙米饭和一口缸水。这期间，管你生病不生病，受不受伤，不会让你上医院，也不会给你治疗的，一切听天由命，待到十天半月，当你转到小号仓时，基本已经脱了一层皮，换了一身骨，落下无数伤病和痛苦。
而到达小号仓，并没有代表你的苦难已经结束，也许才是真正的开始！在黑房里，还能一个人宽宽松松地，一到小号，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经常塞进20多人，不要说睡，就是要达到人人坐着都不可能的。再加上关小号的多半都是不安分守己的好事之徒，什么狱霸啦，什么老大啦，谁也不服谁，谁也不买谁的账，于是乎，争闹斗殴抢食夺水之事随时发生，而管理当局更是不闻不问任其而行。
发展到后来，实在承受不了重压的人，只好铤而走险，胆子小一点的，想办法自残，乘轮到自己出去倒“冈不拉”（缅语：粪盆，一种极厚的瓦质苤盆）的机会，把捡到的玻璃、金属破片吞入肚中，自然要送到医院抢救；胆子大的，半夜三更乘别人睡熟之际，用“冈不拉”将欺负自己的人头砸开，这样一来，必然就又被关入黑房隔离。如果人死了，又开个谋杀案，就可能争取到长期单独关押的待遇。如果人不死，关半个月黑房，又回到小号受罪。
有一个克伦族的年轻人，20岁不到，原来是个十年级的学生，因为偷了家中的东西，以“盗窃父母财产罪”进了监狱，后来为点小事在大仓与人打架被关了小号，就是无法承受别人欺负，采取此种办法，企图脱离苦海。但是由于一是没有经验、二是力气太小，就这样砸一个人，关一次黑房，始而复返，接二连三地砸别人的头，都无法达到目的，直到砸第五个人时，才把人砸死了。据同室的其他犯人回忆，当时他基本已经进入疯狂的状态，双手紧握“冈不拉”，一面狂叫，一面狂砸，谁都不敢阻止，到最后他筋疲力尽倒下之时，厚实牢固的“冈不拉”及不幸者的头颅都已经变成稀耙烂了。他终于以一级谋杀罪被提起公诉，也因此获得全监狱公认的“杀人王”称号，也同时得到盛逖永久单独关押他的决定。
第三发明：“频乃”（缅语：抠屁眼）——第三层地狱
被拘留在看守所的人员，借上法院出庭受审的机会，在返回时藏带少许违禁品进入监狱，这可能是人世间自有监狱以来，漫长岁月中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了。鉴于出庭整个过程的时间、环境等等各种因素，特别是对男人来说，要藏带大批量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因此，当犯人返回进入监狱时，大门口的狱卒，就检查一下随身有没有夹带违禁品而已，对其他部位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因此就有少些不自觉的人员，利用自己的身体藏带少量毒品、钞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用薄的塑料袋把这些东西紧紧地裹成小丸粒形状，然后找机会塞入自己的肛门，基本就可以安全地带入监狱。以前，如果当局得到知情人举报揭发，才会隔离嫌疑人强迫其自动取出。
逖盛调到永盛监狱后，有一个“三道红”（班长），名叫切盛的狱卒，向他递了个“合理性建议”，说为了杜绝此类情况再发生，凡出庭回监人员，一律强制“抠屁眼”检查。逖盛一听，认为是很有创新的办法，于是立即下命令执行，并且还钦选一个已经判刑的犯人作“抠屁眼官”。
此人因吸毒被判6年监禁，是一个瘸子，人称“小日本”，人长得瘦瘦小小，贼头贼脑的，家里又贫穷，因此人人都看他不顺眼，都与他过不去，是公认的出气筒。实际上他是一个日本与缅甸的混血儿，二次大战日本入侵缅甸，其士兵烧杀抢掠、奸辱妇女，留下了很多孽种，特别是在山区农村。这些孩子一生下来，就受到人们的歧视、欺负，管你有没有名字，一般都通称：“小日本”。特殊的环境让他们的心灵都彻底地被扭曲，对社会抱着极端仇视。
（最近杨世杰刚刚看完缅甸一位很有名的女作家写的一本名叫“血”的小说，就是生动真实地描写了在缅甸中部某贫困农村里，一个“小日本”的成长过程。）
一天逖盛视察工厂区，正为找不到“抠屁眼官”而苦恼，因为找过好几个人，但谁都不愿做这种下作之事。突然看见他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一问之下，觉得他经常被人欺负，自然对它人满怀愤怒，大可一用，于是管他同不同意，立马下了任命，同时调切盛为监督执行官。
于是，在监狱中心区的大厨房的水池边（出庭回监的时间，一般在傍晚6点以后，厨房的工作已经结束），“小日本”在切盛的监督下，开始执行他的职责。
每天少则2-3百、多则5-6百，不分老少、不分案由、不分贫富、更不管你进来前身居何职、官位多高，人人一律自己拉起笼基（缅男人下身穿的裙子）、脱下裤子（很多人根本就不穿内裤的）、翘起屁股，等待“抠屁眼官”的手指头抠进来。正如逖盛估计的一样，“小日本”长期被人欺负，今朝有了“权利”，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特别是激发了其日本大和民族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优良传统，毫无人情可讲，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屁眼。在他的手指头检查下，每天都大有斩获。一开始逖盛经常亲临现场督战，对其表现甚感满意，大为赞赏。而以前欺负过他的人，那就倒霉了，他把中指头插入屁眼，搅动一番，有时不过瘾，爽性插进二根指头大动，那可真是让你痛不堪言的。你可不要想表示不满和反抗，因为他是在代表逖盛在执行公务，如果偶尔有人不服，顿时就被旁边监督的切盛带的狱卒打得半死。每当“小日本”的手指头感觉到你的体内藏有东西时，狱卒就监督你蹲下自动排出，如果你稍微表示犹豫，切盛手一摆，立即上来几个彪形大汉，四脚四手地捆将起来，强制从你嘴里灌入肥皂水，给予洗胃，保证立竿见影，让几秒内就能排出东西。
从此，这两人不但成了逖盛的红人，而且名声大噪，都成了人见人怕的监狱一霸。在犯人中，人人都忙着巴结“小日本”，特别是那些企图犯奸作案，夹带违禁品的人，都要请他手下留情。而切盛作为监督执行官，自然就有很多有钱的、体面的人，为了少受罪，就叫外面的亲戚朋友来走他的路子，要求他眼下开恩，为此着着实实地得到大笔的好处费。
时间一长，情况悄悄地发生了某些变化，虽然“抠屁眼”每天仍旧在严格地进行，实际上凡是有人打过招呼、上过贡的人，“小日本”的鬼指头基本都没有再插进去了，只是形式上的比划一下而已（因为盛逖不可能天天来盯着别人的光屁股看，）。真正受罪的，仍旧是那些老老实实的普通人，每个月，最少有二、三次（缅甸的法庭，一般规定出庭的周期是七天、十四天）被鬼指头乱插一通。人人敢怒不敢言，默默承受着这种非人的摧残，给身心带来的终生的痛苦和羞辱。
第四发明：“切斤卡”（ 缅语：带脚镣）——第四层地狱
有些人，同时犯下了几个案子，不但案情不同，地点也不同，因此无法并案，所以审理的法院也就自然不同。当一个案子判刑后，还得为其他案子出庭受审。以前这类人与其他在押人员没有什么区别。平时住在执行仓，参加劳动改造，在其他案子需要出庭时，与其他人一起出入即可。
逖盛认为不可，因为这些犯人肯定一有机会就会逃跑，应该一律加带脚镣出庭才行。他的提议，遭到其他监狱官员的反对，因为缅甸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是英联邦成员国，独立以后直到现在，使用的仍然是英制法律，有关法律根本没有此规定，百年以来一直如此执行，并没有因此发生逃跑的事件。而且此事并不只是在监狱里，想怎么做都行，因为一出大门，还牵扯到警察局、法院等部门，不是你一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大家搬出法律来抵制，逖盛也没有办法，但一直耿耿于怀，很不高兴。一次在内政部开会，逖盛向内政部部长吴哥列呈报，部长一听，大为赞赏，叫他立即用书面程序上报，保证批准无误。因为此公也是一个出了名的宁左勿右，标新立异之人。逖盛回来后自然立即呈文，逐级上报审批，到部长批时，还亲笔加上几个字：“为了安全起见，务必采用大型沉重的脚镣为是。”
于是又逐级下达，回到逖盛手里时，已经是二个月后的事了（在缅甸，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相当快的了）。让任何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吴哥列部长大人，竟然会是第一个享受这个待遇的人。—个多月前（就是他批准此文后的几天），他无意中得罪了奈温将军，当天就被安了个罪名，判刑五年送入永盛监狱。后将军想想还不解气，又叫再给他开了个“贪污案”，在他的批准文件送到监狱的第二天，竟然就是他为第二个案子出庭的时间。（是巧合！？还是报应！？）
这天，当他到达监狱大门时，集中了若干各级大小官员和狱卒，大家都想一睹风采，看看大监狱长逖盛如何对待他原来的这位顶头上司，这个自作自受的前部长大人。
逖盛没有回避和退却，他铁面无私地叫切盛抬来给死刑犯戴的脚镣（监狱里最重的）。当吴哥列看到这付至少重五公斤，锈迹斑斑的大号东西时，低声下气地要求能否改戴小一点的，逖盛拿出带有吴哥列自己批字的文件，表示爱莫能助，并对其说：“你的案情你自己心里明白，如有什么闪失，本人负不了这个责任。一切按规定办事，谁都没有闲话说。”
吴哥列看着以前在自己面前像狗一样，现在却翻脸不认人的逖盛，以及即将戴上脚镣的自己又白又嫩的双腿，不尽流下了两行老泪，是后悔、还是无奈就不得而知了。最后，还是副监狱长麦格拉看不下去，叫人拿了条旧笼基帮他包了一下，以减少脚镣与肌肉的摩擦。虽然如此，此公回来时双脚仍旧已经是血糊淋拉，肌肉大面积拉烂，而且此后，反复地受到脚镣的折磨，戴上取下、取下戴上、好了又烂，烂了又好，自食其果，长期地痛苦不堪。
当然，也不但他一人遭此罪受，凡是有多案的人，都托他二人的“洪福”享受如此的待遇，自然，也就每天都有人把他二人的九祖八代骂个不停了。
一时间，缅甸社会上流传了这样一句让人听得心惊胆战的话：
世上最恶有三盛，监狱是永盛，狱长为逖盛，狱卒数切盛。
缅甸人是信仰佛教的，他们也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的。吴哥列的经历，就是说明他的坏事做得太多，已经遭了现时报。那么，逖盛嘞！？切盛呢！？
炸监
5月的一天晚上，零时已过，按照监狱的规定，22时是睡觉的时间，大家都得躺下，任何人不得再讲话了。栏栅过道值班的犯人，不断地来回走动，如果发现讲话、看书或者坐着未躺下的缅甸人，就会立即根究。轻者立即改正，重者叫到房间后面大小便处进行蹲式体罚。但杨世杰和同房的几个中国人，还没有睡意，闲极无聊，就围坐在他靠窗子的地铺上，侃着大山。对于他们这样的人，一是老在的，跟那些值班的都是熟人；而且“BGP”是政治案，又很团结，谁都不愿意得罪，自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当局也早有交代，这些人只要不逃跑，其他的就不必太计较。
这时的号房里，早已满实满在，原本设计关押250人的房间，已经塞进了500多人。除去靠窗子的一排住着像杨他们这样的老在的人，前面部份又安排了房间头及其“将盘”，后部份安置着屎盘尿罐，基本就余下差不多一半的地方来“装”大约400人，分成2排，像沙丁鱼一样，侧着身子，直挺挺地，一人贴着一人地侧躺着睡。（靠栏栅的一排，脚已经抵到木栅；中间一排与他们头对头、与靠窗子一排之间剩下了10公分的过道供前后走路）
大约2点左右，杨世杰四人谈兴正浓，看到正对他们、靠栏栅的一排爬起一人，正在跨过中间一排睡着的人头，大概准备去上厕所。只见他弯腰并用手推躺着的那人并大声道：
“喂！你是什么人？咋个跑到这里来睡觉？”
杨连忙出声制止：
“家伙，叫什么？已经半夜了。”
“哦，大先生，你看，怪不怪？这个女人怎么会睡在这里？”
杨看他手指的那人，明明是一个黑不拉基的男老缅：
“狗日的，你怕是发梦颠，哪有什么女人？”
“咋个没得，这点明明是个穿白衣、裙，头发长长的女人嘛！”那人一面讲，一面扭着头左右往下看。这时旁边的两人也醒过来，看着他指的人附和着：
“真的，先生，是个女人。”
杨等四人这才感到有点毛骨悚然，这个时候，房间里面维持纪律的一个大胆老缅冲了过来，揪住最先那个人的拂领，抡起手来，就是一巴掌掼了过去，随着一声响亮的嘴巴声，“啊！”那人大叫一声，高跳一下……打一下，叫一声，高跳一下……就在这眨眼的瞬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周围的老缅人接二连三地都跳了起来，开始发出可怕的叫声……像无头苍蝇一样，有的在原地打转，有的来回奔跑……杨世杰抓住一个老缅，当胸一拳将其打翻，那人怪叫着又跳起来继续跑……再抓住一个，一拳打翻，又跳起来跑。更让人恐怖的是——紧接着，旁边的号房也开始骚动和吼叫，一间接着一间地传染开去，顿时，此起彼复，阴森恐怖声的浪潮，将整个监狱淹没。几分钟后，一切又突然静了下来，动态的人群全部躺了下去，恢复到睡眠状态，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剩下几个中国人、房间头和几个原来就清醒着的房间里面维持纪律的人，大眼望小眼，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
十分钟后，全部狱卒在大小监狱长的带领下冲入狱区，控制了各处要害地方后，开始一间一间地查问事由。在杨世杰他们的号房，所有犯人整齐地排队坐着，一问三不知，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大家表示得一片茫然，就是那几个见到女人的也矢口否认，更不承认曾经又叫又跳过。最后经房间维持纪律的老缅、杨等人的表述，才弄清楚发生事情的起因及概况，也没有过多的追究责任，只是把第一个看见女人的那个老缅人提走，说是要关他的黑房子。
第二天早上，号房的开仓时间被推迟了，杨世杰听过道上值班的犯人说，监狱当局一早就请来了几位大和尚到中心区那里念经，作了法事。一直到差不多10点多才搞完的。
这件事表面上是完了，但在犯人中却一直议论纷纷的，杨世杰到处打听，从一个老者那里，才弄清楚究竟是一桩什么事情：
原来这种事情缅甸人叫“通踏”，也就是中国古时候说的“炸监”，更通俗地说，就是监狱里闹鬼。
话说1947年7月19日上年10时，缅甸国父昂山将军与正在一起开内阁会议的六位政府大员被一伙人冲进来开枪打死。而策划谋杀他们的是一个叫吴素的人。此人生于达雅瓦底（Tharrawaddy）县，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立法议会议员、政府部长、政府总理。创建“爱国党”，鼓吹同日本合作，与昂山等人一起致力于民族独立活动。1947年1月还跟随昂山率领的代表团赴英国谈判。应该说，他与昂山是战友加同志，最后为什么竟然暗杀了昂山内阁一干人。
吴素是“爱国党”主席，一生自认为最爱国，谋杀事件发生后他在法庭上供述，指责昂山等一伙人：
投靠日本，把缅甸军队按日本意志改来编去；
背信弃义，自愿请来日本人反英，最后又与英国合作反日，竟然还敢叫“爱国”；
自断手臂，盲目与盟军签定“康提协定”而裁销了“缅甸国防军”；
卖国辱权，让英国殖民主义重返缅甸统治，换取临时的利益。
对于策动这次谋杀供认不讳，1947年12月被缅甸法院判处死刑（据说特别加了一条：永远不得超生）。1948年5月在仰光永盛监狱对其执行了绞刑。
后来有人带杨世杰在监狱工厂方向的角落的一间房子里，看到一部破旧的吉普车及一些衣物，据说就是当年歹徒们行刺时乘坐的车子和穿的衣物，都被法院一起判处了终身监禁的。
吴素死后，由于还判了他永不得超生，因此他的魂就一直漂荡在监狱里。但他认为昂山一伙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他才出于正义才清除这些奸贼的，何罪之有！？因此对于判处他死刑一直不服，因此每年的5月份，他都要出来闹一下，表示他的不满及抗议之意。所以经常就发生“炸监”，闹得人心惶惶。后来请教了一得道高憎，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往年快到这个时候，都要提前安排大和尚来念经，做做法事，压一压，就会无事的。今年调来的大监狱长，对此不相信，说是迷信，就没有安排，所以又才发生了“炸监”事件。
按缅甸的习俗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其命运最低（阳气自然不足）的时候，才会见到鬼，如果此人是犯罪嫌疑人，那么必会被判重刑的。果不其然，“炸监”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个星期，那个被关了黑房的、最先见到女人的老缅，就被判了死刑，据说他犯的也是杀人案。
打了一个耳光
从此，监狱乌云笼罩，没有了欢笑，没有了生气，被监禁的人们都变成行尸走兽一般，每天被迫着从事各种强劳动，随时都能够听到犯人被殴打发出的惨叫声音，就在深夜，还会有些人在恶梦中被逖盛吓醒，这里真正成为了恐怖的人间地狱。
“AFC”及“BKB”这些外侨案的人，虽然没有被强制劳动，但也因为没有什么“将盘”可做了。归顺了回教的人，还可以背背“可兰经”，作作礼拜，大多数的人，每天就只有东走走西逛逛，闲极无聊坐在一起吹牛皮。不就是打瞌睡呀，吹牛谈论女人和捉虱子！（所有犯人都那么不可救药地迷上捉虱子，因为虱子是监狱里你永远无法拒绝的伙伴及凭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轻而易举消灭的对手）
这天，一伙人天南海北地吹了半天，就又回到目前大家的处境之上，从曼德勒监狱到永盛监狱，从大号仓到黑房间，都会提到逖盛，大家都用缅话、中国话及各种语言向其九祖八代问好。其中要数“宋大脚”骂得最难听。
此人姓宋，瑞丽人（原籍河南，其亲哥是共军一位南下老干部，因为是无文化、农村出来的大老粗，混到60年代才出任瑞丽物资局局长），身高1米8，大脑袋，小眼睛，一脸憨厚样，双脚奇大，部队所供最大军鞋45码的都不够穿，常常为领不到适合的鞋而烦恼，需要申请特别定制，人称“宋大脚”。
68年缅共东北军区一成立，他就从中国跑来当了人民军，在缅共3031部队当机枪手。是最老的一批“裤脚兵”，不但资格老，平时吊儿郎当的，兵痞子脾气特重，因此荣登缅共东北军区“四大兵痞”的榜首。在南下腊戌作战失败溃退中因受伤被政府军抓获的。此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别人看不起他，提他被抓的事情。
此时，正好有个“AFC” 接着他的骂声道：
“你骂这么起劲有逑用，抬着枪都会被人家俘虏来的人还有什么好吹的！”
“你妈个B，老子不受伤，他连老子的屁都闻不到。”
“牛皮过吹，火车过推，你现在又敢把逖盛怎么样！？”
“大人不计小人过，老子懒得理他！”
“懒得理他，小心大话闪了舌头？”
“什么大话，！你说，要老子咋个整他？”
“你敢！？”
“敢不敢，就赌一把看。”
“赌就赌，哪个怕哪个！？”
“好，你们出题，老子接着就是。”
“要得，就赌星期一，‘号房排队’，狗逖盛来视察，到你面前时，你掼他个耳光。”
“这个……这个！”
“怎么样，怕了吧！就知道你没得这点胆量。”
“你妈个B的，谁怕谁！？赌什么，老子接着就是。”
“我们四人一个月的定量肉，外加纸烟10包，烟筒1000枝。”
（当时缅甸监狱，从英国殖民地时期就规定的，在押人员，每个星期可以得到一块大约重100克食用肉，一个月有四块。当时，一包纸烟=100枝烟筒=10块食用肉。）
“要得，成交。”
宋大脚从来饭量就奇大，对于“吃”有特殊的爱好，据说当年就是因为听说缅共人民军能够随便吃饭，才不顾当局长哥哥的坚决反对跑来参军的，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气，所以一提“吃”，自然就“OK”。于是，一个荒唐的赌局就开始了……
星期二，“号房排队”的时间，按照顺序，轮到2号仓。上午九点多，逖盛带着几个小监狱长、仓狱长开始了例行的视察。切盛及另外两名狱卒，操着正步，在前面开路，逖盛面带微笑，跟在后面，慢慢走，有时也装模作样地停下，问问站得笔直的犯人，生活、工作怎样，有什么要求等等，大家一般都千篇一律地回答：
“高得”（缅语：好的）及“木西不”（缅语：没有）。
来到“大脚”面前，“大脚”点头哈腰，笑咪咪地小声道：
“报告大人，有事呈报。”
逖盛抬头看看这个高个子卑躬屈膝的中国人，得意地微笑着伸过头去，想听清楚他要讲的话，说时迟来那时快，“大脚”轮起巴掌，直掼出去，正中目标，“叭”一声巨响，逖盛的身体，打着旋转，向左冲出五米多的距离，掼倒在地，大家才听到“大脚”的五字经：
“日你妈的B！”
愣了几秒钟后，切盛率几个狱卒，扑上前去，将“大脚”缉拿归案，不久小号房上空传来“大脚”杀猪般的凄惨叫声……
“BKB大脚”的壮举，不但惊骇了永盛监狱，也很快传遍了仰光乃至全缅甸，人人虽然都翘起了赞扬的大拇指，“打个耳光！”成为当年永盛监狱甚至仰光社会上最流行的语言。
不过，大家却要为此无聊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接下来几天，逖盛作为报复，找了些借口，先后把十多名“违反纪律”的中国人抓进小号，关入了黑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