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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一，告诉我们说，孙维世被押入监狱挨整是有人存心要致其于死地，而且王××用的这个蹂躏想必大家也该清楚，狭义上的蹂躏对于一个女囚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二，江青漫骂孙维世的理由。第三，孙维世的惨死。
孙维世（1921——1968）
文革初期，江青曾经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在这里提到的她的那个仇人就是孙维世，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遗孤，周恩来、邓颖超把她认做养女。这里我们先来引用一段现成的孙维世的简历：“中国话剧导演。四川省南溪县人。革命烈士孙炳文之女。14岁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剧社的进步演剧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戏剧界救亡演剧队，后由周恩来派送延安学习。在延安参加演出话剧《团圆》，获得热烈反响。1939年春，受派去苏联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国立戏剧学院，完成了5年戏剧导表演艺术课程。1946年秋，孙维世回到延安，后参加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工作，随军在陕、晋、冀活动。她导演的秧歌剧《一场虚惊》，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优秀演出剧目之一。1950年，孙维世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同年9月，她导演的苏联戏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轰动。1952年，执导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1954年，导演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均获成功，显示了孙维世导演艺术的卓越才干。与此同时，她参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建院工作，并翻译和导演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她是新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之一。1954—1956年间，孙维世兼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主任，翻译了大量苏联戏剧理论教材，如米·戈尔卡柯夫《导演教程》等；翻译了哥尔多尼的名剧《女店主》、《一主二仆》，作为训练班演出剧目；培训了一批专业导演骨干。1956年夏，孙维世受命与欧阳予倩合作组建中央实验话剧院，任副院长兼总导演。她导演的《黑奴恨》、《叶尔绍夫兄弟》等，都是在导演艺术上富有创造性之作。1964年春，创作并导演了以大庆人演大庆人的话剧《初升的太阳》，这是新中国话剧史上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创造。孙维世曾任第一、二、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但是，孙维世的上述这份简历中漏了一个情节，那就是在1949年12月当毛泽东访苏时，孙维世担任过翻译组组长，陪同在毛泽东身边。作为翻译在主人公的身边本属无可非议，但是，奇怪的是江青对这件事大起疑问。不论是后来金山的回忆孙维世的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还是《话剧皇帝金山传》以及文革史料中都明确无误的记载了江青不断追问孙维世，要孙维世说一说她和“主席”出国的事情。而且，这个要求的未获满足竟然成了江青后来整死孙维世的一个主因。金山的回忆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中说，在金山和孙维世结婚的那天也就是1950年10月14日，江青找到孙维世，故意拉近孙维世问道：“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去？”孙维世问：“什么事？”江青说：“还不就是讲讲你和主席出国的事情吗？”金山在这里解释孙维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讲她同毛泽东出国的事情是因为事关党和国家机密。但是，江青是什么身份？江青在1938年就已经是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她是毛泽东的五个秘书之一，按照曾志的回忆，江青可以阅读政治局委员规格的文件，所谓国家机密在江青眼里早已不再是新闻，更何况就在当年也就是1950年的上半年，江青已经通过评论《清宫秘史》开始直接代表毛泽东干预文艺界的大事小情，其后直接向胡乔木、周扬等人发难，力度着实不小。何来需要向孙维世了解什么国家机密呢？我们有理由相信，金山这处用的是曲笔，江青真正要关心和了解的绝非什么军国大事，因为在毛泽东那里，江青了解的军国大事实在不少。
1、孙维世的通天背景
当然，也会有人问，也许江青就是要了解毛泽东访苏的情况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不是不存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孙维世没有回答江青的提问是不是因此就可能导致江青对她后来那么残酷的报复？而在一些文革史料里面都把孙维世这次拒绝回答江青的提问作为江青整死孙维世的开启，可见这次提问的实质远非中苏国际间的某些问题那么容易引起江青的极度关注。江青和孙维世的关系素来不错，据金山回忆，1946年江青曾经亲热的问过孙维世：“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孙维世不知江青所云，江青戏谑的称呼孙维世是“草包”，江青还亲口对孙维世说：“我是主席的夫人，你是周副主席的女儿，我们要搞好团结。”四十年代的江青给孙维世写过很多信，可是这种通信的方式很快就在五十年代绝迹。然而，即便是这样，江青在孙维世的婚礼上仍旧跑来，送上一份厚礼的同时还不忘跟孙维世热烙的扯上几句。江青真正的发迹在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江青还远没有后来那么面目狰狞。所以，还是让我们从孙维世的“通天”的背景上寻找答案吧。孙维世的“通天”本领在当年就有不少人为之艳羡。据介绍，孙维世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可以随意到中央领导人家里做客，还可以带人去中南海进行参观，还可以吃上一顿两顿便饭。（参看《话剧皇帝－金山传》276页）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办公所在地，更是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居住地，可谓禁地森严。内中等级分明，像陈伯达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作为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只能居住在中南海乙区，而窗台上的花盆也要按照级别摆放，比如陈伯达的家里的窗台只能摆放四盆，毛泽东的窗台则能摆放八盆。不管这个记述是否属实，中南海的规格之高却是举世无双的。（后来八十年代曾经短暂的开放了部分地区供群众参观，但不久又关闭如前。）面对这样一个在中国属于最高领地的地方，孙维世不过是一个县团级的干部何以能够随意出入呢？显然来自于她的不俗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但是，我们也同时知道周恩来夫妇在党内是一向以严于律己著称的，而且这种律己甚至有些苛刻。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周恩来特地关照内务部部长曾山要给周恩寿定低级、工资向低标准靠拢。邓颖超作为党内杰出女同志中的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周恩来仍旧要压下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周的生前没有额外的沾上一点周恩来的“光”，反倒是因此多受了一些苦。依据这个情况看，周恩来没有理由在妻子、弟弟、侄女之外凭空给一个干女儿如此惹眼的特权呢？这不但不符合周恩来的一贯的作为，也不符合实际。如此看来，孙维世的这个“特权”只能来自于另外的领导人，而摆在周恩来之上的主要领导人屈指可数，尤其是和孙维世熟悉的更是一望便知。金山回忆过，孙维世在1949年12月起的那次毛泽东访苏期间和毛泽东有过大量的合影，这说明孙维世与毛泽东之间并不陌生，孙维世不仅有着和江青交往的历史，和毛泽东也有交往的历史，只不过这段历史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资料予以述及，我们也不准备在这个话题上过多的罗嗦，因为查考历史最重证据。我们还是沿着我们刚才的思路还继续谈谈孙维世的“通天”背景。2、康生为何给孙维世写信？金山在《莫将血恨付秋风》一文中披露，康生曾经在五十年代给孙维世写过信，而且是长信。信的内容据金山说那就是“对封建文艺做了疯狂的吹捧”。我们都知道，康生在五十年代郁郁不得志，正是他一生“养望”的时期，这时候的康生在党内地位甚至不如陈伯达。也就是在这时，我们注意到康生放下当年煊赫一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总学委副主任的架子倾心和一些人密切交往，这里面比较突出的就是他和田家英的过从。三联书店出版的《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一书中对田家英与康生的交往做过描述：“20世纪50年代，康生听说田家英乐事于藏书，便将自己校补的一套明代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赠给了田。康生差人仔细将书每页拓裱，内加衬纸，重新装订。有缺页处，一律染纸配补，由他亲自校订。在该书第一册的卷尾，康生用习见的“康体”补了118字，因与书中的仿宋木刻体不匹配，从卷三起，他以笔代刀，尝试写木刻字，找到了感觉。他在卷四前的梓页做了如下表述：“此卷缺二页，故按《世界文库》本补之，初次仿写宋体木刻字，不成样子，为补书只得如此。”据统计，康生在这部书中共补写七十余处，约三千六百余字。这或是康生在建国之初泡病号的几年中，值得留下的有限的东西。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康生不断地把自己的“杰作”送给田家英，有其亲书的人生格言，有其自镌的座右铭刻，有时还做些“割爱”，将自己收藏的清人墨迹转赠田家英。一次，康生患感冒，卧床不起，告凡有来访者一律拒之门外。田家英购得一幅金农的字，打电话给康生，他一听马上坐了起来。”康生当然不会如此平白无故的交结田家英，因为在五十年代（除却1959年后），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无疑是相当走红的秘书，他的言行有时甚至左右毛泽东的意见，康生厚结田家英的醉翁之意还是在渐渐恢复他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他康生的“亮点”。所以，一旦在田家英失宠后，康生与田家英的交往也就结束了。诚如《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两个人关系发生微妙转变是在1962年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后。那时毛泽东正为“包产到户”的事气恼田家英，以致半年不和田说一句话。而康生自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又活跃起来，已重新获得毛泽东的赏识。康生“审时度势”，判定田的仕途走到了尽头。这从他写给田的对联中可看出——“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打这以后田家英便再也没有收到康生写给他或送给他的东西了。”由此益见康生和田家英的来往并非他康生真的愿意与田家英保持师友的名义，也并非康生酷好金石乃至忘我。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田家英的地位侧面的打动毛泽东。一俟田家英不具备这样的资格，那么他在康生的视野中也就很快消失殆尽。上面那段文字中透露的时间是1962年，也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已然给补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重新走回政治舞台，他也就更不需要走上下坡路的田家英了。3、康生写信不可能因为周恩来孙维世的周恩来的干女儿，但是，康生写给孙维世的长信难道是为了巴结周恩来吗？当然不是。
我们都知道，在整个五十年代，周恩来在政治上始终处于受压的地位。五十年代初，也就是高饶事件发作之前，毛泽东已经有意把斗争的矛头再度指向周。毛泽东指责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政府机关的领导。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周恩来亲笔签发了1953年3月24日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周恩来原来负责的政府系统工作除了外事方面还由周恩来作主外，其他的都划归给他人，其中高岗担过来的部委就有八个之多，包括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部。高岗所领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故有“经济内阁”的外号。而高岗从延安时期就是毛的亲信，当年跟随高岗的工作人员承认，高岗在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早就有人向毛做过汇报反映，但都被毛束之高阁、置之不理。1958年的南宁会议又成了毛专批周的斗争会，在力平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书中的362页中明确的写道：“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能够感到。·····但如果直接提出辞职，容易被误解为进一步对抗，因此，周恩来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委婉的提出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虽然事后毛不得不做点表面文章假意挽留周继续留任，可周则必须再进行一次不得已的痛苦的自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道：“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后来稿子退回，周恩来同志看过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从范若愚的这段回忆，我们清楚的看到周恩来在那种大背景下的无奈与痛楚，毛泽东对其凌逼之甚于此可见。试想，周恩来处在这样一个境地中，康生会借助孙维世来结好周吗？不仅范若愚如此回忆，周秉德在她的专著《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专门引用了一个周恩来起草的请示报告，为了一个水库的事宜，周恩来不得不向彭真做汇报请示，以周1956年八届中共中央副主席，历史上的最高三人团的首脑之一的地位竟然沦落到此，康生难道不知道吗？以康生的精明、势利，他会如何对待周恩来，岂不是明摆着的？就算不落井下石，可也不至于格外巴结周吧？周恩来颇有自知之明，他对王稼祥说过，他就适合干跑龙套的工作，当不了主角。而洞察党内风云变幻的康生宁可巴结田家英，也不会主动示好周恩来，这是一个基本常识，至少在五十年代如此。（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康生更加把不用巴结周恩来了）金山说康生在给孙维世的信中对封建文艺进行了疯狂的吹捧，虽只有这么一句，可也说明了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说明了康生交结孙维世的程度。我们都知道康生此人虽然十恶不赦，可也颇有些真才实学，例如他在书法、金石方面的造诣，完全可以说得上党内独步，关于这一点，康生本人也当仁不让。据知情者说，康生曾经在背后议论过毛泽东的书法，他认为毛的书法根本不属于上乘，充其量不过是在势道一处下了点功夫，言外之意相当明显。康生的这个学问毛泽东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几次公开的对康生的本领加以赞赏，他评价党内几个文化方面的专才，其中还把康生与董必武并列。而党内一些大秀才也不在康生法眼之内，例如他根本瞧不起胡乔木、陈伯达，他还给陈伯达起了一个外号，称他们是毛泽东身边的书呆子、不达时务，特别是他对陈伯达的评价后来不幸言中。在康生休养期间，登门拜访专门就学问请教康生的党内著名秀才不在少数，像邓拓就是其中一位，邓拓不但和康生切磋学问，还把康生请到家中赏玩古董，以致于邓拓自杀后，康生明确告诉有关部门在查抄邓拓家里的时候务必要手下留情，也就是要把邓拓自己的古玩如数的转交给他康生收存。在康生而言，能和他畅谈古今文化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文化者党内寥寥可数，而今他居然屈尊就驾给一个年纪不过三十岁上下的小字辈的孙维世写去长信大谈什么封建文艺的得失，难道不足以说明问题所在吗？康生这么做的结果和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要结好孙维世，结好孙维世的目的则是利用孙维世去结好一个更大的更有来头更能左右他康生未来政治命运的重金属。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党内，康生刻意维护和交结的女人无外乎江青、叶群，男性不过是毛、刘、林三人。而这五个人无一不是对康生的前途命运起到关键作用的，那么孙维世呢？为什么康生对孙维世如此垂青呢？4、孙维世·林彪·叶群我们在开篇中提及的那句江青和叶群之间的对话起因又是什么呢？是江青的心血来潮吗？为什么江青要在孙维世这件事上拉上叶群垫背呢？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林彪曾经追求过孙维世，虽然未果，可林彪对孙维世的印象一直不错。而就在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失踪之后，孙维世投告无门的情况下，第二时间里想到了林彪。她给中央军委去信请求林彪的援助，这封信落在了叶群的手中，而且也被江青得知。下面我们不妨多说几句叶群其人。叶群在孙维世这件事上应该说本能就不会对孙维世有什么好感，叶群的晋身之道大抵和江青类似，所以，越是这样她们才会对有可能的雷同的情况或者人物倍加注意。叶群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她权欲熏心的伎俩不但破坏大局，而且还顺带着把林彪父子送进万劫不复之地，她那个自作聪明实则愚蠢的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三点看法（林办秘书于运深回忆那是叶群的主意）彻底给毛泽东整垮林彪提供了口头依据。但是，在孙维世这件事上公正的说，叶群不需要负有什么罕见的责任。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叶群的为人问题。林办秘书张云生以他和叶群的亲身接触曾经评价叶群虽然比较坏，可到底比起江青来还是要强，至少能和身边人做到好合好散。换言之，叶群的狠毒程度逊于江青。这里我们举出两个例子，第一个是薛明的境遇，谁都知道在延安时期，薛明出于组织纪律曾经对叶群的历史做过揭发，这点深惹林彪、叶群不快，成为后来林彪、贺龙交恶的一个侧重点，然而即便是这样，叶群并没有把薛明置之于死地使得薛明有了劫后余生。相比江青弄死王莹、章泯、囚禁秦桂贞这些绝决的做法显然有些区别。第二个例子是张云生本人，叶群曾经勾引过张云生，但是，张云生并不上当，叶群恼羞成怒把张云生赶出毛家湾。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像这种“首长夫人”倒贴未果的事件如果放在一般情况下，张云生很难全身而退，特别是在那个毛家湾说一不二的年代里，弄死一个区区的秘书，简直就是不值一提，张云生的虎口脱险的另一面也验证了他自己的对叶群的那个评价的不虚。江青在知道孙维世求助于毛家湾的同时很快赶到叶群那里，提出了“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这里既有警告毛家湾不要走了眼的动机，也有把叶群绑在她自己战车上的起因。叶群在文革初期一向以追随江青自居，而且事事做到紧跟江青，如今她怎么会为了一个既倒的孙维世得罪江青呢？更别说这个孙维世并没有给她留下什么特殊的好印象。5、孙维世专案成员透露案件点滴去年，我们走访了一个曾经参加过孙维世专案的“三种人”，他叫王××，他虽然不是孙维世专案的核心人物，不过还是在他的口述中得知了一些孙维世专案的相关背景资料，而且他提供的两个点比较值得关注，或许也是开启孙维世冤狱的一把钥匙。王××说：“孙维世那个案子不能提，一提就做恶梦，好几年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孙维世在里面不到半年就给弄死了，那是早就有人关照过了，根本活不过整年去（指1968年）。一开始审她，我还去了，可去一次我就不去了，不是不让我去，而是我不敢去了，那不叫审，那就叫整，说得具体点那就是侮辱人，用书面上的话说就是蹂躏。我有次还问我们的头头说怎么这么整这女的，头头给我一份材料看，我一看，这案子来头太大了，上面都点名了。那几个专案的人整累了，回来喝水聊天时还说，那女的（指孙维世）性子真××的烈，还以为这是中南海呢？······孙维世死的那天我不值班，回来取东西时，听他们说她死了，要我们立刻赶去，我就去了，正赶上往外抬人，死的太惨了，身上就盖着一条白布单，脸上还有血。···后来八十年代让我们这些人交待时，我就把头头给我看的那个材料也给交待了，材料上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这是江青说的，那时候江青是什么人啊，她说的话跟圣旨也差不多，我怎么能记不得呢？材料上说孙维世从大庆回来还去见过毛主席，江青就指这件事说孙维世是狐狸精，是美女蛇，还说是她是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后来上级组织把我交待的这段话给删了，也没给我解释为什么。”这个回忆，第一，告诉我们说，孙维世被押入监狱挨整是有人存心要致其于死地，而且王××用的这个蹂躏想必大家也该清楚，狭义上的蹂躏对于一个女囚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二，江青漫骂孙维世的理由。第三，孙维世的惨死。江青分别在1962年、1964年两次拉拢过孙维世，她要孙维世帮助她整理话剧，孙维世没答应不说，还对江青的杰作《杜鹃山》表示特殊的沉默。孙维世从大庆回来的时间应该是1964年以后，也就是说在江青拉拢孙维世未果的情况下，在江青看来又添新恨。孙维世死状很惨，《话剧皇帝－金山传》中记载，孙维世死时遍体鳞伤、赤身裸体。王××回忆中也提及这一点，不过，这里我想顺便多说两句，汉语中的赤身裸体和一丝不挂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义词，互联网上介绍孙维世的冤狱多数使用一丝不挂这个词，我认为不够严肃，有故意闹噱头的意思在内。据王××自己说，孙维世死时的衣服穿的很少。不过，不管是一丝不挂还是赤身裸体抑或穿的很少，都直接反映了孙维世冤狱的黑暗所在。试想，是什么原因能够导致让江青如此的仇视孙维世呢？是什么原因是让江青暗示可以用一切非人类的手段处理孙维世呢？对照一下王莹、章泯的死就会有个侧面的回应，王莹因为争演赛金花一事开罪江青，章泯因为过去有和江青同居的历史急于被江青灭口，这两个人的死亡是江青直接插手过问的，也就是说在江青亲手弄死的对象中，真正属于“路线分歧、政策分歧”的几乎等于零，而最让江青恨恨不止的恰恰是私人之间的矛盾乃至仇隙。所以，孙维世这个案子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做如是看。6、挟私报复还是杀鸡儆猴？但是，仅凭这个孙维世专案成员的口述就可以断定孙维世一案仅限于挟私报复吗？目前几乎所有的党史教科书包括金山的回忆文章似乎都在强调这个印象，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难道在挟私报复的烟幕下没有掩盖着另外一种更为逼真的倾向或者预谋吗？两种版本的《金山传》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情节，那就是当孙泱（孙新世兄长）、金山出事以后，孙维世、孙新世姐妹四处求人力图解救亲人于危难之间，他们除了向中央军委写信以外，就是给当时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也就是江青写信求救。这件事揭示了什么问题呢？它至少说明一个现象，那就是江青对孙维世出事之前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的定位不准确。孙维世不是江青、叶群一流，本身没有厚黑的本领，她在情急之中找到江青足以说明她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觐见，假如像江青诬蔑的那样，孙维世何能给江青写信？但是，目前披露孙维世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的情节的只有这位专案成员，江青是不是真的了解孙去见毛的详情，不得而知。原中央警卫局的邬吉成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江青未得毛泽东允准的前提下是不能随意见毛的，而且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其实不仅江青，毛的其他亲属包括邵华、毛岸青、李讷、李敏、张文秋等人都不能随意觐见毛，即便是见毛，也需要事前被告知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当然，江青不在此列，因为她一旦见毛，不该说的也常常要说。不过，只要是毛不准备让江青知道的，一般没有人敢对外泄漏半个字。我们知道，在孙维世被捕之前，孙泱（原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曾任朱德秘书）已经被整死。孙泱的死显然不是矛头对准孙维世的，因为打倒一个孙维世不需要这么一个特别大的铺垫，这点作为孙泱的首长的朱德看的很清楚。朱德曾经说过：“孙泱有什么错？他的错无非两点，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第二是说了真话。”朱德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受到的逐渐的有目的、有步骤的政治打压不是没有来由的，在庐山会议期间，朱德一发言就被毛指责为隔靴搔痒，而后，毛还质问朱德是不是在会上举了半个手的问题。由庐山批彭引发的军委扩大会议，朱德更成了被炮轰的重点，林彪等人不断给朱德上纲，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没人指使，林彪何能对朱德如此开炮？林彪点名批评朱德，还宣称朱德“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又把当年在江西的旧账重新翻了出来，并以此作为朱德反对毛泽东的历史证据。朱德对康克清说：“总司令不是我要当的，我当没当过总司令，毛主席最清楚。”不过，朱德还是被迫做了长篇检讨，朱德在检讨中说：“自己在历史上曾经犯过路线错误，并且几次支持过错误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犯了两个大错误，······既然如此，那么，同志们对我的批评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10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将朱德的这份检讨印发党内。朱德生平最为讨厌个人崇拜，对日益被掀起的个人崇拜狂潮嗤之以鼻，毛非常不满，据李维汉回忆，1964年，毛泽东批评朱德说，此人一听反个人崇拜就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文革中，朱德的厄运加剧，连戚本禹这样的小丑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了。孙泱的死应该说和打击朱德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也是题中应有之义。7、周恩来的苦楚孙泱遇难前后，朱德曾经请周恩来出面伸以援手，周恩来苦笑道：“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我保了他，他的日子更难过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周恩来同样的这句话还在武汉7.20事件中提及过，保健医生张佐良做了忠实的回顾，不过，张佐良的这个回顾并不见于他在国内出版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而是见载于他在香港出版的《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一书50页。孙泱何许人也？周恩来能不知道？但是，以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仍旧无法对孙泱的生死作出明确的表态，而在周的内心深处，当然比较朱德要清楚，那些来冲着孙泱来的人背后的黑手到底是谁？周恩来走上文革这辆战车，是带着不愿和不敢的情绪的，说他不敢不上，那是因为他不敢和毛泽东决裂，因为和毛的决裂意味着覆顶；说他不愿上来，是因为他不认同文革的这种浩劫方式。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周恩来在文革十年的一个特殊的形象，一方面委曲求全，一方面用“软顶”的方式维护国家的基本局面不致于全面垮掉。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告周的状说：“我们层层烧荒，他（周）却处处灭火。”毛说：“他一贯如此。”当孙维世的材料送达江青处，江青把有关的信件资料烧毁，却保留了一张周接见孙维世他们大庆剧团的一张合影，江青拿着这张照片找到周恩来说：“这下子罪证找到了。”周看后默默无语。孙维世是1968年3月1日被捕，3月22日，周恩来就在公开场合下喊出“誓死捍卫中央文革”以及公开赞扬江青的话，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吧？8、江青与毛泽东我们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中曾经这样写到过：江青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有人突发奇想，要是把这段对话中的一位主人公换成另外一个人呢？效果会是如何？×××和江青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怎么样？有些毛骨悚然吧？当然，这种话是否存在我们首先还是要看历史事实。留在历史的印象中有一件事值得反复琢磨，那就是在这场铺天盖地的文化大革命中，历次和毛泽东作对的人都没有逃脱劫难，而和江青有过过节的人也经常横遭不测。总之，得罪这对夫妻的人在文革中鲜有幸免者。9、江青如何拉拢孙维世现在只要看看江青拉拢孙维世的几段谈话就可以窥知内中的奥妙所在。1963年，江青对孙维世说：“你来和我合作，抓一下这个戏（杜鹃山），搞他个样板来，怎么样？”江青又说：“你来给我当参谋，抓话剧。”孙维世说：“总理已经批准我去大庆深入生活。”江青说：“看来只有我孤军奋战了？”1964年，江青对孙维世说：“维世，你拍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这次该去我那里了吧？”孙维世敷衍了事。我们都知道，从1962年开始，上海的“好学生”柯庆施就已经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江青借助柯庆施的力量决定从文艺界入手，打破政治上既定的格局，应该说江青的这套做法不但毛泽东知道，而且也比较关注。其后，毛的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就是根据江青的整理材料作出的结论。而抓样板戏更是江青的一个突破口，从后来的发展状态看，毛为了在文艺界打开口子，不惜动用林彪出面给江青撑腰，一部文艺座谈会纪要，毛泽东修改多次，加了很多他自己的东西进去，而林彪奉命照发。江青对话剧的印象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其实只要稍通文革史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著名的“独立王国”论的原创作者是谁。江青找孙维世谈话，虽然仅限于话剧样板戏，可来头之大却是孙维世没有料到的。而江青谈话的宗旨也并非江青的独创，而是另有高人的指点。孙维世没有细想内中的缘由，在孙维世从大庆归来后，按照孙维世专案的工作人员的回忆，孙维世回到北京后去见了毛，谈的话题虽然不得而知，但是，涉及文艺界的话题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而除了文艺界呢？会不会有其他的政治任务呢？会不会词连周恩来、朱德呢？也是不得而知。然而，孙维世并没有从这次谈话中获得新的转机，倒是危机步步逼进，从这个结果看，此次谈话大约也不够理想。夫妻二人两次出面，孙维世都没有理解或者说没有执行，其令人悻恼程度也是可想而知。我们都知道江青抓样板戏的背后绝不是揭示文艺界那么简单，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预谋，即以海罢事件为例（海瑞罢官简称海罢），江青事前找过李希凡，李不敢接，此后才选定姚文元。而海罢事件的幕后老板何许人也也是不难猜想的吧？那么这次话剧界的打破缺口从孙维世这里入手，后台老板何许人也也是一样的吧？孙维世拒绝了一个前台指挥，又绝决了一个后台老板，这起政治事故比较五十年代的出访事件远要说明孙维世的立场，这样一个立场的人应该何去何从呢？似乎田家英的下场已经说明了问题。10、王莹、李立三的死再度折射孙维世事件我们都知道，在文革里江青点名要整垮的电影演员中王莹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典型。不过，王莹在遭到非人待遇后身体处于半瘫痪状态下还是在1973年11月被批准入院治疗，只不过这种治疗的效果几乎等于零，所以，王莹最后没有能够自救，但是，王莹仍旧在医院住了一年多，所以，目前文革史上通行的说法说王莹含冤而死却并非孙维世的惨死可以等量齐观的。而另外一个意外的插足孙维世事件的李立三也在文革中莫名其妙的“选择”了“自杀”，李立三说起来不过是在孙维世这件事上澄清了一个事实真相而已，却因此遭到围攻，李立三死后，法医鉴定报告里连死者的身高、体重都搞错了，难怪李立三的亲属和生前好友始终质疑李立三是否死于自杀，按照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的观察，举凡在文革中所谓自杀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属于他杀包括胁迫自杀。所以，李立三所谓的服毒自尽也应做如是看。王莹、章泯都是江青必欲致其于死地的人，而遭受的折磨却远不是孙维世可比，孙维世入狱仅有半年的光景就给活活弄死，可见，如果江青是仅仅是出于泄愤将孙维世弄死，理由却也不够充分，至少力度不够。孙维世的死只有和政治上的最大黑幕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才是露出冰山一角之际！11、结束语孙维世、孙泱的父亲孙炳文烈士惨遭杀害之前写下了一首绝命诗，诗中的最后一句就是“莫将血恨付秋风”，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多年以后就把这句诗当作纪念孙维世的文章的题目，其所蕴含的意义不言而喻。孙维世至今离世已经差不多四十年，而她死亡的全部真相仍旧没有权威的披露，这起文革中最大的政治谋杀案之一的背后所昭示的黑幕远非今天我们能够想象和理解的，其元凶可以说至今逍遥法外，不知道当我们面对历史的天空时，如何仰视孙维世那冤绝的眸子！孙维世死前对妹妹孙新世说过一句话：“江青最坏”，我想孙维世想要说的可能远不及此，而就是这句话在文革中也已经大逆不道，能让一个文弱的女性在生命的尽头说出这样的话的同时其所能够解读出来的内容不是已经令人不寒而栗了吗？我们可以淡忘一切，可以让一切仇隙和冤恨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得沉默的血迹慢慢的从记忆中淡化开去，但是，历史能够淡忘吗？事实能够淡化吗？血写的历史终究要战胜墨写的谎言，我们都期待着这一天！1991年建党70周年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用这个代替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这两种趋向的斗争从建国初期就开始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正确趋向以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错误趋向以毛泽东为代表。
刘少奇、周恩来以下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都有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经过争论和斗争，没有战胜毛泽东，后来又检讨，向毛泽东屈服，执行毛的一套，跟毛一起犯错误。但他们每个人又都有抵制和反对毛泽东胡作非为的亮点，拨乱反正就是要把这些亮点发掘出来，没有反毛的亮点他们不可能被打倒半打倒，不能把他们写成没有灵魂的一直跟着毛泽东犯错误的糊涂的一群。用矮化全党的办法突出毛泽东之高是不可取的。
毛推行的是一条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它是这条错误路线的代表。建设时期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路线的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