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理解中国的小农
2011年，是为辛亥百年纪念，也是《四千年农夫》英文版出版一百周年。
在与中国这百年来诸多不谙洋务却食洋不化之辈相互印证的、近乎无慨而慷的作缅怀态中，愿意认真反思百年激进现代化历程中制度变迁成本的中国人之鲜见，竟使我的两个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地做“在地化”生态农业试验研究的博士生抽空翻译出版的这本书《四千年的农夫》，成为罕见的空谷清音！
书的背景是——
就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两年年，美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土壤专家，远涉重洋携妻子游历中国、日本和高丽，考察三个东亚国家古老的农耕体系。这两位年过花甲的美国老人怀着急切的心情想与东亚的三个古老农耕民族的农民交流！因为，他们百年之前的问题意识相对于今人而言亦属非常紧迫，“我们渴望了解经过三、四千年之久的今天，怎么使得（有限的）土壤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这三个国家稠密的人口。现在我们得到了这个机会”。
不过，当年激发金教授对东亚三国农业强烈兴趣的，正是当时美国农业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外来殖民者杀戮土著、贩卖奴隶条件下的大规模开发之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北美大草原肥沃土壤大量流失，严重影响农耕体系可持续性，农业生产效率远低于东方三国。
虽然讳言殖民化罪恶几乎是大多数西方治学者不能摘下的“心罩”，但是，良好的科学素养仍然使得金教授在不涉及东亚原住民未被西方彻底殖民化的前提下，很快地就发现了东亚三国农业生产模式与美国模式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资源条件约束和东亚农业生产模式的优越性。东亚三国农业生产特点集中于生产过程中高效利用时间、空间和各种可增进土壤肥力的资源，甚至达到吝啬的程度。但唯一不惜投入，以致过度使用的资源则是农民自身的劳动力。
亦即，东亚传统小农经济从来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
当今之地球人差不多都知道，中国耕地资源仅占世界的7%，水资源占世界的6.4%，而水土光热配比的耕地不足国土面积10%；如果按人口与资源应该基本平衡的道理看，中国人口的2/3原本就缺乏生存条件！
何况，中国大部分国土位于北纬20度至40度之间，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南北纬30度地区主要以干燥晴朗天气为主，因此全世界主要热带沙漠才大多分布于南北纬30度附近。由此可见，中国在地理上本来就属于北纬干旱带，若非太平洋季风带来季节性降水，则中国大部分地区将面临更严峻的干旱。
据此认为：在资源有限、总体自然条件并不适宜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中国竟然滋养了世界约20%的庞大人口，若没有农民几千年的辛劳和来自实践的智慧，任凭谁、舶来什么激进的理念和先进的制度设计，恐怕都无济于民生之多艰。
正是短缺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口塑造了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精耕细作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以及中国农民极端节俭、克制欲望、任劳任怨的品性。长期以来，无论是分成租、还是定额租，名义地租率都在50%左右变动，而精耕细作生产模式下的实际地租率则在一般情况下都低于50%。由此可见，尽管人口众多，劳动力仍然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中最关键的要素，其要素回报率甚至长期高于土地。
由此可知：小农的“家庭理性”作用与农户人口增加存在相关。
因为，如果是男性即意味着获得未来可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相对低风险的、因稳定而有累积收益的预期；如果增加了女性，则能够在农闲时期参与到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更高的养殖业、手工业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流通等工作中，换取短期收入以补贴家用。这种能够内部化外部风险的小农经济的家庭理性之特点，在于农户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的发挥，是建立在“精耕细作+种养兼业”所促发的土地生产率高企的基础之上的。
结合小农家庭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考察农业经济时代中国发达的商品经济，则不难理解小农家庭人口生产派生的过剩劳动力接受极低的报酬进入农业之外的生产领域。每当王权能够保障社会基本稳定，则过剩的劳动力就会很大程度地被农村内部的五行八作吸纳，由此而内生出来的，则是能够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村社理性”。即使村社不能吸纳，过剩劳动力也会被城市和集镇的民间三百六十行吸纳。
当时局动荡、百业凋敝时，过剩的劳动力回流进农村和农业，加剧小农家庭人口资源关系紧张的同时减轻了城市商品经济吸纳就业的压力，待外部制度调整到位、百业待兴之时，小农家庭过剩劳动力再次流出。但是，这一调整过程并不总是能够顺利完成。不利气候因素长期大面积影响农业生产，或者王权未能及时控制吏治腐败、官僚豪强兼并土地之势，或者遭遇外部侵略，这些外部非经济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导致小农家庭不堪重负土崩瓦解，最终导致农民起义和王朝更替。
由此可见，东亚乡土社会的小农家庭和村社群体实际上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稳定时期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地廉价劳动力，困难时期则成为各种社会危机转嫁的承载底线。
进一步分析“蓄水池”深度的影响因素，则不难发现农业生产率构成了小农家庭劳动力蓄水池效应的物质基础和主要影响因素，良好的村社治理和宏观制度设计也对提高小农村社制的蓄水能力有所裨益。实际上，小农家庭人口生产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由于人口相对其他资源更加丰富，因此才可能衍化出密集投入劳动的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模式。
是以，几千年乡土中国文明内生性地具有经济社会多样化，这本来就是正常的、历史的“生态文明”；于今人而言，既不必骄傲也不必“虚无”！只是作为中国人应该有起码的历史常识——这种小农与村社的内在经济理性，促进着各行各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最终铸就同属于多样化的中华民族作为最古老的民族国家的整体繁荣。
金教授未必当年就有这些分析。于是，他在反思美国农业生产模式之后陷入了迷思，不知道美国农业生产模式该有的发展方向。尽管美国农业生产模式存在诸多不可持续的弊端，但是因农业从业人口过少、人工耕作技术落后而无法转向中国式的精耕细作，这可归因于西方殖民掠夺带来土地资源空前宽松也确实无法形成农业生产模式转型的动力。
百年前的学者即已认识到中美两国农业生产模式存在巨大要素禀赋差异而不可能完全效法彼此，但是当前无论政策界、学术界还是主流社会，坚持认为中国农业应该转向美国“大规模+集约化”模式的大有人在，实在令人对这种“无知者无畏”的泛滥感到惊愕，也不得不对农业政策中长期存在的偏差而带来的“双重负外部性”——生态环境损失和食品安全失控而扼腕。
2010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中国农业已经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两项主要水污染物的最大来源。中国大规模使用农业化学品不过短短的三四十年，就将以往能够消纳城市生活污染、长期创造正外部效应的农业，肆无忌惮地改造成为制造严重负外部性的产业。
更复杂的麻烦在于：如此激进地在产业资本高速度扩张阶段发生的短期转变，主要是外在因素结合而成的动力。由于其并非来源于农业系统内部，因此，若想彻底扭转环境敌对型农业蔓延之势，则必须从农业生产之外探寻问题症结并对症下药。如此，则可理解为什么我们在1990年代开始提出三农问题的时候就不断强调：解决之道在三农之外。
是故，百年前金教授对传统农业价值的分析仍然不容忽视，应该结合现代农业多功能性所需要的适用科学技术创新和相应的组织制度创新，内在地使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发挥更大的价值。
日本作为金教授探访的东亚三国其中之一，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遭遇因过度使用农业化学品和外部工业污染而导致的严重环境灾害，不得不彻底放弃以往以“数量安全”为主要导向的农业政策，转而提出兼顾数量安全、农村发展、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等多重目标的强调农业多功能的三农政策——1992年发布“新的食物·农业·农村政策方向”，开始致力于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推进，政策所关注的对象已不再仅仅是“农业”，而变成了“食物、农业、农村”；政策目标已不再局限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层面，发展路线也由单纯追求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转变--为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和自然循环机能的维持和促进。
2004年日本的农业环境、资源保全政策被作为农业政策基本问题进行讨论，2005年3月新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计划”提出，使日本农业“全面向重视环境保全型转变”的方针。在此农业政策的引导下，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很快恢复并因溶入现代适用科技而得到加强。
此外，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是：农业政策转型得到日本综合农协的有力支持。
综合农协是日本政府为保护小农家庭而进行的重要组织制度创新，其作为日本国家战略的地位早在日本法西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之前就已确立——战争需要从农村社区大量抽取青壮年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政府为了避免农村社区衰败而“赤化”，不得不将留守人员组织起来，给予各项优惠政策，并且严禁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三农占有收益。
这项综合农协政策之延续，保护了日本农民利益和农村可持续发展近百年，直到近几年日本农业人口老龄化严重而不得不放开保护政策，允许农村社区之外的自然人投资农业，但外部企业法人仍然被禁止介入。除了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保护，综合农协还获准利用垄断主要以农村土地变现为来源的金融保险等业务积累而成的金融资本直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通过资本运作获取高额利润再返还给作为农协股东的全体农民。这些优惠政策长期使得日本农民的人均纯收入高于市民的平均收入，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以上，来源于日本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和补贴。
只需稍微对世界农业发展不同方向进行客观分析，则必然导向对人类文明现代化进程进行全面系统的反思。
金教授即是如此。
他洞察了当时西方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而当时中国大城市人口密度世界最高，例如，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却没有西方发达的下水道系统，城市人口的排泄物和污水完全依靠来自周边农村的农民每天清晨一桶一桶地运往农村，制作成为有机肥再施用到土壤里，最终完成城市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进一步估算可以发现，每天将一百万成年人的粪便施用于田间可以给土壤带来1吨多（大约2712磅）的磷（phosphorus）和两吨多（大约4488磅）的钾（potassium）。金教授从农业生产物质循环角度出发认识到西方的城市利用发达的下水道系统将人类粪便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水体不仅造成环境污染和健康隐患，更重要的是浪费了其中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宝贵资源。而中国城市废弃物的处理方式既能在减少化肥等外部投入的情况下培肥了地力，又能利用土壤无害化处理人类排泄物，避免直接排入外部水体导致污染和健康威胁，更创造了就业，完美体现了农业的多功能性。
若当年的西方国家及时采纳金教授的建议——学习东方农业生产和城市规划中对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原则——则可能避免形成老欧洲和北美沿海岸线密集分布的因水体富营养化导致的死海区域。
作为美国著名的土壤学家，金教授从未受到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不曾有过中国传统士大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趣，但是他对东亚三国小农的赞美却是由衷的，“这群人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足够聪明，他们正在苏醒，他们有能力利用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所有科学和发明；这群人长年以来深深地热爱和平，但一旦遭到压迫，他们一定会，也有能力为了自卫而战斗”。同理，1920s从美国毕业回国的晏阳初博士虽然初期很激进地给中国农民下了“贫、愚、弱、私”的判断，随后却在深入农村的实践中改造了自我，提出“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的主张，并积极开展影响深远的平民教育与乡村自治运动。
美中这两位都属西学功底深厚的学者，虽然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审视小农却得出了类似的认识，也使今人得以在先贤认知基础之上去伪存真，拼凑出更加全面的小农脸谱。
只有理解了小农及其赖以生存在自然农业和多功能村社，才具备理解中国历史和预见未来发展的基础。
谨以此书献给至今仍被世人不完全理解的中国小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