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谭心休
谭心休，字介人，号毅君，宝庆府城（今邵阳市）人。生于清咸丰十年（1860）。弱冠入庠，旋食廪饩。光绪二十三年（1897）乡试中举人。二十九年被选派赴日本留学，习法政。三十一年秋，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同年冬归至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后至长沙，主持邵阳驻省中学堂校务，并为上海中国公学筹款。三十二年夏，与禹之谟、陈家鼎等率领学生万馀人公葬陈天华，姚洪业两烈士于岳麓山。同年秋，禹之谟系狱靖州，他也被宝庆府署派兵缉捕，乘间得脱，走广西，转赴上海，编辑《竞业旬报》和维持中国公学。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前夕，谭心休密返长沙，与焦达峰、陈作新联络。长沙光复后，被继任都督谭延闿简派为宝靖招抚使，率省标兵1营前往宝庆。途经湘乡青树坪时，在贺金声就义处凭吊立碑。及抵宝庆，又招募新兵和改编防营，合计有兵力5营，接收地方政权，清除匪患。还在邵阳西门外仙人井，为烈士刘大鹏建立纪念碑。
民国元年（1912）5月，谭心休卸职赴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4年（1915）冬，以上海国民党代表身份，经越南河内秘密抵昆明，与蔡锷共商讨袁事宜。5年（1916），自沪返长沙，参加国会议员选举，当选为参议院议员。6年（1917），适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他即图南下，未及行，而中风病发，逝于长沙。
（ 转自 http://www.changshalib.cn/was5/web/detail?channelid=239062&record=283）
蔡锷：“二次革命”时的选择
作者:李继锋文章来源:民国春秋网
四季如春的云南昆明，这里本来远离政争的漩涡。
1913年6月，云南都督蔡锷在五华山都督府内，会晤了从上海远道而来的国民党信使谭心休。这次会晤让他必须面临重大的抉择。
奉国民党领袖黄兴之命，谭心休的此行的任务是约请蔡锷在西南起兵，和国民党人联合讨伐日趋独裁的袁世凯。他给蔡锷带来了黄兴亲笔书写的《为蔡锷书联》：“松坡我兄正之：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民国二年夏六月，黄兴书于申江”。对这位既非国民党员、又非北洋派的老朋友蔡锷，黄兴想用两人之间深厚的情感来打动他。
蔡锷与黄兴的相识于1902年。因为是同乡，来往比较多。蔡锷还参加过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黄兴在上海被捕的时候，他还救援过他。对蔡锷是否加入过同盟会，学界一直有争论。辛亥革命前，黄兴曾经对在广西活动的同盟会员林虎说，蔡锷是我们的同志，但没有说他是同盟会员。蔡锷的老部下朱德明确说蔡锷不是同盟会员。
辛亥革命之后，他曾经组织统一共和党，后来合并到国民党里面。当时云南国民党人要推他为云南国民党支部长，但蔡锷说自己已经提倡不党主义，没有参加。云南国民党由李根源为支部长。除了在云南国民党支部成立的时候，题了“大狮子吼”几个字之外，完全不参与国民党的活动。对党争，那时他不仅看不惯，还很厌恶。
蔡锷在北洋派和国民党之间的争斗中左右为难。他在云南乃至整个西南的影响力使得他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蔡锷是个职业军人，他是主张国家至上以，加强中央权力、以便于抵御外患是蔡锷一贯的理想。对地方之间的权力之争、对党派的政治斗争，他都没有什么兴趣。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蔡锷就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
对黄兴来说，更不利的是蔡锷特别尊敬的老师梁启超站在袁世凯一边，作为进步党的领袖，对抗国民党。
1897年10月，维新变法运动呼之欲出，年轻的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篇之邀前往长沙，出任著名的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不足16岁的少年蔡愕步行350华里，从故乡湖南邵阳走到长沙岳麓山下，成为梁启超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天资聪慧、学习勤奋的蔡愕深得老师的喜爱。
梁启超只教了蔡锷两个多月，因为在长沙得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前往上海治病，从而结束了在时务学堂的教学生活。但对蔡锷的影响却是终生的，他从此开始用新思维学问来思考。
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师徒流亡日本。蔡锷等未能进两湖学堂，执意要踏上漫漫长路去寻找梁启超。这让梁启超深受感动。他自己亡命日本，处境因难，不名一钱，但还是想办法请唐才常资助了一点旅费，让蔡锷与十几位时务学堂的同学一起东渡到了日本。到康、梁创办的专门收容中国学生的大同学校学习。师生们在患难中重新相聚。
流亡日本的日子是很艰苦的。后来，梁肩超在《蔡松坡遗事》一文中回忆说：“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区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唾，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友人大隈重信的帮助下，让蔡锷进人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在日本六年，师生二人经常见面，席地而坐，促膝谈心，蔡锷对自己的老师推崇备至，从湖南时务学堂到自立军起义，从《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文章，一直到护国反袁，蔡愕都是梁启超的忠实门生，当他声名显赫、如日中天时依然执弟子礼甚恭。
1912年6月6日，已经当上云南都督的他专门致电袁世凯等，详细列举了梁启超的贡献(在办报、办学、组织社团，宣传爱国、平等、自由、民权等诸方面的巨大贡献，评价道：“锷追随先生有年，觉其德行之坚洁，学术之渊博，持义之稳健，爱国之真挚，环顾海内，实惟先生一人。”他请求袁世凯邀请梁启超回国，并给予优待。10月在梁启超回国后，他致电袁世凯一方面欢迎老师，一方面“以谢大总统为国求贤之盛怀”。还致电各省都督请他们都致电欢迎，可见他对这位恩师 的热情。
而梁启超对蔡锷异常倚重，曾推荐蔡锷为国务总理候选人。1913年的6月中旬，梁启超曾致电蔡锷：“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政”，但蔡锷明确表示：“锷一介武夫，未谙政治，国务重任，非所敢承。”显得蔡锷并无争做国家最高政治领袖的勃勃野心。他当时感兴趣的是湖南都督或者京城的带兵官，可以为国家训练国防军。
在1913年国民党内激进派主张与袁世凯决裂之际，蔡锷并不为所动。就是好友黄兴的感情牌当时也不足以让蔡锷松口，
他对使者说：“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
谭心休警告说：“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蔡锷冷笑说：“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心休大吃一惊，逼问蔡锷为什么这么说。蔡锷严肃的回答道：“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
谭心休听到这段话，知道蔡锷此时已经不会出手反袁，气得拂袖而去，将这不利的消息面报黄兴。
蔡锷之所以这么做，有他的一贯立场，其中关键理念之一是坚持军人不党主义，保持军人在政治上的中立。在民国刚刚建立的时候，蔡锷曾组织过统一共和党，他被推为总理，但不久见政党之间党争过于激热，而且诱发入党的军人干政，便提出军人不党主义。统一党合并为国民党之后，他就脱离了党。梁启超在北京好不容易把共和、统—、民主三党拢在一起，组成了—个进步党，利国民党对抗。但进步党内派系林立，很难团结一致，梁很想蔡到北京来帮自己一把。所以，他不顾蔡的不党主义，硬拉他在进步党当了个名誉理事。但他并没有多参加党务的活动。
一个月之后，曾经在云南任职的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起兵讨袁，“二次革命”宣告爆发，黄兴不久到南京举兵反袁。在国民党和北洋系双方彻底摊派的时候，蔡锷作出了什么样的举动？
蔡锷宣言反对国民党讨袁的举动，并筹划组织了黔蜀滇三省联军。
雷飙，蔡锷的同乡，自从1905年蔡锷任湖南武备、兵目两校教官起，一直跟在蔡锷身边，关系非同一般。他回忆“二次革命”时，称蔡锷组织三省联军是想占据武汉，伺机支持黄兴。当得知黄兴等很快战败，他不禁痛哭。还有记载说蔡锷“拟出师三镇，以为官军声援”。二次革命末期，他还派兵人川，镇压熊克武讨袁军。但大量的史料证明，“二次革命”蔡锷更同情袁世凯，认为不要对新生的袁世凯主政的中央政权过于苛刻，而不欣赏国民党当时的所作所为。但不管怎么说，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双方的战争，而且因为他和黄兴等革命党人的传统情谊，选择时应该是很矛盾纠结的。
现在来看，“二次革命”不免操之过急，并没有得到民意的支持，反袁独立的省份很快失败了。
原文 http://img.mg1912.com/news/2011/10/13/5d670bb93259eaf40132faca8560016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