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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导演杜琪峰定义为电影作者，难免会引起争议，一是因为香港电影的大环境之困扰，再有则是“作者论”与类型片间的背逆之处。许鞍华曾很羡慕台湾导演侯孝贤、杨德昌，但自认终究成为不了如此的创作者，“因为我听他们对电影的要求，与我自己，或是很多香港电影导演的要求是不同的”，香港电影的商业环境未给“作者论”留下太多空间，且生存其间的电影导演必须屈从市场的走向，否则无法持续工作，如此而言，香港导演被称为电影作者实属不易。而新加坡学者张建德在其著作《杜琪峰与香港动作电影》中，定义杜琪峰为电影作者，即不免大费周折了，但“作者功能”是这部专论的核心所在，必欲解决之而后快。
电影作者论通常将类型片排斥在外，因为类型片的束缚太多，导演的主观驱动难以发挥，“香港商业片制作、发行和放映的特定经济条件，当然会引致种种约束，起到‘与电影作者论相抗衡’的效果”。不过张建德的立论是，电影人更好地利用电影工业的制作条件，反而因此便摆脱了种种束缚。杜琪峰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银河映像，既担任监制，又担任导演，有固定的编剧、拍摄、制作班底，“于是他就能让香港电影工业的种种局限性，反过来为他所用”。杜琪峰制作流行商业片，但更能体现其电影作者性质的是一系列动作片，他自己称之为“习作”，如《枪火》、《暗战》、《PTU》、《大事件》、《黑社会》、《黑社会2以和为贵》、《柔道龙虎榜》、《放逐》、《神探》等。而杜琪峰作为电影作者的不纯粹性也是显豁的，在香港电影的商业氛围中，这不可避免，张建德说，“杜琪峰应该被视作一位具有差异性的电影作者，他最根本性的那些特征都因各种不同电影类型而被稀释了”。
这本论著关于电影作者的核心立论，存在一些未免两难的困境。首先，将类型片导演纳入“作者论”范畴，在理论上能否说服多少专业研究者和影迷，这是一个问题。若杜琪峰可被视为电影作者，那吴宇森、徐克、许鞍华，乃至内地的一些导演是否也有理由进入这个范畴？再有，杜琪峰电影作品在国际影坛上的遭际，固然颇受专业人士与“高眉”阶层的青睐（尤其在欧洲），且频频获邀参加国际A级影展，不过极少进入竞赛单元，更勿论获得重要奖项。这自然丝毫不能贬低杜琪峰作品的价值，但却不是电影作者立论的有力支撑，毕竟与基耶斯洛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等电影导演的“作者”身份相较，若为杜琪峰安上这样一个称谓，确是要多费太多唇舌。
在认可 这样一个立论的前提下，就要探讨杜琪峰作为类型片导演跻身电影作者的贡献了。张建德认为，现如今的杜琪峰虽然获得相当的口碑与褒奖，但影评界的评价仍显不足，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影评人视类型片为低端文化，二是杜琪峰的电影具有高度的差异性（即他涉足多种类型，作品繁多，质量参差不齐）。本书集中关注特定的电影类型——动作片，杜琪峰珍视的“习作”基本可涵盖于此。“杜琪峰已对动作片类型有了全面掌握，能通过它推进自己在形式主义上的实验追求，并且接纳一种与时间相关的浪漫宿命论。”这是本书论者的观点，且通过逐章节的详尽解析来论证之，大致分为“前银河映像时期”：从《城市特警》到《十万火急》；银河映像的创作监制时期：含《摄氏32度》、《一个字头的诞生》、《两个只能活一个》、《暗花》、《非常突然》；导演时期：含《真心英雄》、《暗战》、《枪火》、《PTU》、《大事件》；动作片之外的差异性电影作品：《孤男寡女》、《辣手回春》、《全职杀手》、《大只佬》、《柔道龙虎榜》；随后还有“补遗”：分析《黑社会》、《黑社会2以和为贵》、《放逐》。因为本书完成于2007年，我们可以观察杜琪峰之后至今的作品，《神探》、《文雀》、《夺命金》、《毒战》等，其创作思路的沿袭与创作，亦看到从香港到内地的地域之物理变化。
应该说，著者在“文本细读”部分的解析，较之其理论预设，更有说服力亦更好看些。他阐释杜琪峰与香港动作片类型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其风格改变了类型传统，为“后九七香港创造了一种高度个人化的黑色电影”。杜琪峰的革新不是颠覆式的，而是点滴渗入，每一次创作放入一些新元素，如《无味神探》中病理性英雄的首次出现，《非常突然》的宿命式结局（在其最新作品《毒战》中再次上演），《暗花》中双主人公的镜像式映照，《枪火》的荃湾商场以静制动式枪战，《大事件》开篇七分钟的一镜到底，《黑社会》中放弃枪火的暴力新美学。张建德亦没有孤立地看待杜琪峰的电影实验，他认为应该放在类型片体系和香港电影工业中观察，“其本质与商业类型片以及杜琪峰在整个行业体系中的利益密不可分”。当然，这也就造成了一种悖论，“他为了自己的目的，力图掌控整个体系，他越是想要拍摄个人化的作品，就越是要迎合体系的要求，拍摄更多商业片，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也能看到，近几年，杜琪峰既拍摄了《神探》、《文雀》、《夺命金》、《毒战》等“习作”，也制作了适应市场的《蝴蝶飞》、《单身男女》、《盲探》（而最新的《单身男女2》也要上映了）。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有时发生意见不一致，亦为挺有意思的事情。在与杜琪峰的访谈中，论及《两个只能活一个》，杜琪峰坚决否认王家卫风格的影响，几乎已到急迫的地步。而在写作本书时，张建德一方面承认这部作品是独一无二的银河映像作品，但也认为“完全忽视来自王家卫的影响，那明显是自欺欺人”，因为自主演金城武的角色设定，到配乐、大量的倾斜构图、手提摄影和叙事中省略式的跳切，均无法回避王家卫作品。研究者的独立性，是本职，亦不妨一赞。
关于杜琪峰的研究专著，在此之前尚未出版过，《杜琪峰与香港动作电影》因之有特殊的意义。或许作者的论点未必能获得所有人的认可，但其对杜琪峰电影作品的详尽认知与精到解析仍是令人叹服的，将杜琪峰放至整个香港电影工业中的观察，更是不乏启迪。有语云，“抛砖引玉”，是希冀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而本书，是谦卑姿态的“砖”，亦包含有“玉”的实质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