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台湾问题的由来、实质与发展简述
台湾问题是影响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问题，台湾问题的解决与否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政策方针的制定等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台湾问题的由来、实质与发展等作以阐述。
1台湾问题的由来
台湾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缘，是中国第一大岛，与大陆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神圣领土，古称夷洲、琉球。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台湾问题的产生与发展，都与这段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台湾曾一度沦落于荷兰殖民者之手，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明清征服都曾在台湾设置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将台湾作为单独的一个省份的行政规划进行管理是在清朝时，刘铭传（1836－1896）1885年就任首任台湾巡抚，对建设和保卫台湾做出了巨大贡献。甲午战争后，台湾沦于日本人之手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台湾才重新回到中华民族的怀抱。
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归还中国。我们这里所说的台湾问题，即是在第二次大战后，中国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战败后，退踞台湾岛，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凭借台湾海峡的天险，造成与大陆隔绝的状态。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盘踞在台湾岛的国民党当局与大陆执政的共产党政权相互对峙，长达几十年之久。后来台湾岛内政权交替，国民党成为在野党，陈水扁领导的民进党执政，倚重于国外势力，大行“台独”之势，一度造成台海局势紧张，使得台湾问题愈演愈烈。
总的来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是中国内战的结果，但是与国外势力的介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台湾迄今尚处于与大陆分离的状态。这种状态一天不结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创伤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也一天不会结束。
1.1台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内战的遗留问题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走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道路，建设一个独立统—、繁荣富裕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发表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最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致力于争取和平与民主，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举行重庆谈判、政治协商和停战谈判。特别是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上的积极参与下，达成了有利于国内和平和人民民主的五项协议，为争取和平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依仗美国的支持，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于不顾，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政协协议和一切停战协议，悍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内战。亟待休养生息的中国，再次陷入全面内战之中。
面对国民党来势凶猛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解放战争。1948年末到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规模空前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的失败此时已成定局。处于危局中的蒋介石，开始更多地考虑在全国失败后的退路，其中之一是撤退到台湾，以台湾作为国民党的存身之地，进而建设成“反攻大陆、复兴党国”的基地。随着战局的发展，蒋介石确定把国民党的最后落脚点放在台湾。
1949年1月，蒋介石迫于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压力宣布下野后，开始了对台湾的苦心经营。他制定了“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战略计划，并设想建立一个“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联接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使其成为封锁、包围以致反攻大陆的战略基地。为了实现上述计划与设想，蒋介石作了一系列精心准备。在组织人事上，蒋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在军事部署上，将重兵集结在长江下游一带，并在金门、马祖一带设防，在定海加紧修建飞机场，以便国民党军队顺利撤退台湾。还在台北设立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负责苏、浙、闽、粤、海南等地的军事与政治，其中尤以东南沿海岛屿的防务为重。在经济上，将在上海的中央银行大批黄金、银元和美钞运往台湾。还在台湾设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管理台湾经济。在外交上，策划“东亚反共同盟计划”，拉拢菲律宾、南朝鲜，拼凑反共联盟。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3日，南京解放；5月17日，武汉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布成立。12月7日，国民党宣布“政府”迁至台北。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至台北。中国大陆上战事基本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从大陆全面溃退，撤到台湾，在美国反华势力的支持下，继续维持着—个所谓“代表全中国”的反共政治架构。自此，台湾再次陷入与祖国大陆的分离状态之中。
1.2台湾问题的出现是国外势力干涉的结果
台湾问题的出现，是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结果，其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台湾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且迄今尚未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虽然台湾问题尚未最终解决，海峡两岸尚未统一，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不容分割。
1.2.1台湾问题的发展是美国政府不守承诺的直接产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是战后美国世界战略的一个组成都分。而台湾问题的产生，就是这种战略的直接产物。
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就以极大的兴趣倾注于东亚，尤其是中国，但限于当时的实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以“门户开放”政策与列强—道分享在中国的特权。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阵营中来，并与中国的抗日战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美国当时在东方的首要目标是打败日本，将日本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势力清除出去，同时借英、法陷入欧战之机，将英法在东亚、东南亚的势力抑制到最低点，特别是防止战后苏联影响在东亚的扩大，以达到由美国来支配中国，并进而控制整个亚太地区的目的。由此，美国在1943年初制定了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大国”的对华政策。所渭“大国”政策，就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的考虑，建立以蒋介石为领导的亲美政权，让中国(以蒋介石为核心)与美苏英同为世界四大强国，以便与苏联对抗。罗斯福曾强调：“一个稳定的中国，对苏俄在远东的野心，将形成一道屏障，也可以当作一种最有价值的向心力，以限制亚洲革命暴动的影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大国”政策，美国同意战后将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战后，美国继续扶植和加强蒋介石政权，并且支持蒋介石发功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1947年3月初，当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后，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向华盛顿建议，以目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的一部分为由、用联合国名义进行直接干预，同时向中国保证，待有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中国。这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和“联合国托管”方案的先声，表明美国对台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同年秋，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这时，美国有关官员已经感到国民党统治不稳、开始主张美国调整对台政策。1948年11月2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梅上将致函美国国家安全会议、指出：“中国情势日恶，台湾、澎湖各岛之形势，关系日本与马来半岛间的航路，亦控制菲律宾与冲绳之间交通，如果落在不友好国家之手，美国远东地位将受到损害。因此美国无论如何宜用一切外交及经济手段，使其长期属于对美友好之政权。”可见，美国主张台湾归还中国，是以中国留在美国势力范围内为前提的。一旦这个大前提发生变化，美国的对台政策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即使背弃它所参加的国际协议也在所不惜。
从1948年冬季开始，人民解放军发起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渐次展开，中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美国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开始重新审核对华政策，把政策目标从“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共取胜”改为“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决定逐步从中国内战中“脱身”，而集中力量“不让台湾落入中共之手”。l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公开承认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标志着美国开始从中国大陆“脱身”。同时，美国开始在分离台湾上做文章。1949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在一封绝密信中说，我们国务院所有的人都强烈感到我们应该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政权取得对(台湾)岛的控制。”8月，美国根据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作出决定：“当中国的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知道我们要在台湾和什么样的统治集团打交道时，美国应该设法加强—个非共产党的地方政府并给予支持。该政府至少应提供起码的、象样的治理。我们应该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美国还应谨慎地与有希望的台湾当地的领袖保持联系，以便将来有一天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利用台湾自治运动。”
为达到把台湾从中国领土上分离出去的目的，美国曾设计了种种方案，但这些方案都没有行得通，到1949年底，美国确认蒋介石是“台湾最终真正权威”，于是决定继续援助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态势下，美国政府基于它的所谓全球战略及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曾经不遗余力地出钱、出枪、出人，支持国民党集团打内战，阻挠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然而，美国政府最终并未达到它自己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美国国务院1949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艾奇逊在他的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