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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算盘》是由被称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涩泽荣一的一些演讲选编成书的。书中内容涉猎广泛，包括个人修为、人生理想、道德追求、获取利益、处世信条等方面。所体现的思想主要是打破思想束缚、固本求变、倡导义利合一。作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儒商，涩泽荣一一生崇拜孔子，并积极地致力于将《论语》思想运用到经商实践中。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称，涩泽“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的经商思想是“日本崛起的秘诀”；《对话》节目更是把涩泽的儒商思想称为“日本的商道”。该书于1928年出版，可以说是一个亲历了日本明治维新，目睹了日本逐步走向强国之路的见证人的思想总结。通读此书，心情复杂、感慨良多。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日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特别是以《论语》为“圣经”的儒家文化。但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日本也曾给中国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这就是我心情复杂的原因。如果带着狭隘的民族情绪一味地否定、仇视我们的邻邦，显然是缺乏理智的。认真地思考在同一时期，同样在儒家思想统治下的邻邦是如何走向强国之路的？它在发展的道路上遇到了哪些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将对促进我国的发展大有裨益。难怪林则徐在面对列强的大炮，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不甘屈辱，致力反击的极具战斗性的呐喊。这也是我感慨良多的原因。
掩卷沉思，本书的标题——《论语与算盘》，以及散落在书中的关于道德与利益相互关系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如何处理经济发展问题，如何为人处世，做好工作，依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首先，涩泽荣一打破了思想束缚，凭借自己对于《论语》的深刻理解，阐释了牟“利”并非圣贤所禁忌，而是要“取之有道”，借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打开了思想之门。在涩泽荣一五岁时，他的父亲便开始教他书写汉字，诵读汉书，以《三字经》启蒙。十岁时，已经读完了《四书》、《孝经》、《十八史略》等中国典籍，而且读过《日本外史》，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少年时期的良好教育，使儒学的基本思想渗透了涩泽荣一的血脉。这种在启蒙阶段似懂非懂的状态下学到的知识，对人一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基础上，涩泽后来推崇儒学，不但是出于他的理性思考，更多的是出于他幼时养成的惯性习惯。以《论语》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自汉武帝时期被确立为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以来，就深深地融入到国人的血液当中，指导人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较完美的思想体系却没能挡住西方列强的大炮。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片面的理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宋代的程朱理学对于后世的影响。程朱理学强烈的排斥“利”，崇尚“仁”，片面强调“为仁不富，为富不仁”（《孟子》），而没有重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一论述。孔子已明确的提出“富贵”是人人都想往的，但要“取之有道”；“贫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要“去之有道”，“义”和“利”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同样的思想困惑也深刻地困扰着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因为有了涩泽荣一的大胆求索，才打破了思想束缚，使日本在维新之路上渐行渐远，越走越快，最终跻身列强。
其次，“义”和“利”的和谐关系决定着创造财富的进程和质量。如前所述，片面地强调“义”而排斥“利”，必然会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创造财富的进程，尤其是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士农工商”代表了社会主要阶层的等级。代表“义”的士处于最高地位，而代表“利”的商处于最低地位，这种不协调的社会结构，造成整个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于“义”和“利”的厚此薄彼，社会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状态。因为缺少流通环节，人们的需求不能得到互补，生产的产品不能得到充分交换，这样就从客观上抑制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变得异常缓慢。相反，“见利忘义”的极端趋利行为，必然会导致社会信用体系的混乱，进而使社会生产关系变得十分脆弱，人们会无限制的选择各种手段获取利益。社会竞争失去约束机制，演变为恶性竞争，最终将没有胜者，社会财富迅速萎缩。此时法律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法律的力量是有限的，即使是完善了300多年的西方法律，也有它无法触及的角落。这时“仁义道德”的理念会在道德层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以弥补法律的不足，约束人们的行为，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保障社会财富的持续、有序增长。因此，一个合理、和谐的义利关系结构决定着创造财富的进程和质量。
第三，树立“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在经济建设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市场经济运行的社会环境基础尚不够完善，因而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没有形成一种正确且占绝对主体地位的社会价值标准，培养和形成“义利合一”的价值观显得十分迫切。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相互联系、辩证统一。应该认识到利是义的基础，义是对利的超越与升华——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肯定利、实现利和提升利。市场经济本身有突显和强化人们利益追求和利益观念的趋向，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一切向钱看”或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思想意识。如果缺乏必要的义利之辨，势必使人们仅仅变成一种经济动物或逐利动物，使整个社会走向道德无序状态和堕落。“义利合一”的进步之处在于，它把个人利益纳入道义的范畴来思考，充分肯定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人的活动的功利性特征凸现，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对功利的追求应该受到伦理的制约，才可能建立起一个富贵和文明的社会。日本企业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善于从中国儒家经典中寻找智慧，尤其是对《论语》更是倍加推崇。有不少企业家把《论语》作为日本工商企业的“圣经”。当代日本企业家们最喜欢读的一本书，便是涩泽荣一所著的《论语与算盘》。这本书也被称为“实践论语”，其主要思想就是主张道德与经济合一。涩泽荣——一生创办了500多个企业，享有日本近代工业之父的美名。这说明孔子提出的“义利合一”的致富之路是行得通的。
回顾我国所走过的改革之路，其实也是在围绕着“义利合一”的方向在前进。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创建“和谐社会”，“义”和“利”、和谐与发展始终是我们前进的两个驱动轮。和谐和发展作为一个治国安邦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略，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甚至对于人类文明，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其中一个发生故障，必然使前进的方向偏离轨道。因此，两个驱动轮性能指数的配备决定了我们前进的速度和距离。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这也是对“义利合一”最好的诠释。
合上《论语与算盘》，一种复杂的心情让我非常钦佩这位“日本近代化之父”。感谢涩泽荣一，他教会我如何去看待经典；使我感受到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持久力量。
当代世界并不平静，和谐与发展的主流一波三折，面临着种种严峻的挑战。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当和谐之音使这里风景独好的时候，它对世界的感召力将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愈来愈深刻地释放出来。太平洋上的一叶扁舟可以成为一艘快艇，中国这艘帆船为什么不能成为一艘巨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