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道是时势造英雄，北伐战争中涌现出一大批骁勇善战的勇将，王天培这位侗族将领在此时横枪跃马呼啸而出，可谓是战功卓著。
冉冉升起的将星
王天培[1]，原名伦忠，进贵州陆军小学堂时始改名天培，字植之。当时正是清朝风雨飘摇的时代，年幼的王天培心怀壮志，决心经武报国，于是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堂，之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其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他加入了同盟会，在投身革命之后屡建奇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革命军，任前线作战指挥官。12月被黄兴任命为凤凰山要塞司令。1912年入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四年后，袁世凯倒行逆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复辟帝制，他又参加了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以一营之寡胜一旅之众，打得袁军旅长马继增无路可逃而自戕。
1921年秋，两广军阀沈鸿英与陆荣廷秘密联合北洋军政府，妄图割据广西作乱。孙中山下令坚决打击其嚣张气焰，于是时任团长的王天培奉命出征，再次创造奇迹，以一团之兵击败叛军一旅。
王天培娴于韬略，智勇兼备，往往出奇制胜，重创强敌，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深为孙中山器重。沈、陆动乱平息后，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直辖黔军第一独立旅旅长，后又晋升师长。
图1：王天培
王天培（1888年12月－1927年9月2日）旧名伦忠，字植之，号东侠，侗族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
北伐显神威
在风起云涌的北伐战争中，他率部出征，在湖南洪江誓师北伐，被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兼左翼前敌总指挥。
就这样，王天培从侗寨到军营，从普通一兵到一代名将，一步一个脚印，冲到了革命的最前线，成为时代骄子中的一员。
1926年5月，王天培率部离黔，经湘鄂挺进北伐，迅即向鄂西北洋军发起进攻。激战中，第10军勇猛异常，气势如虹，表现出锐不可挡的战斗力，连连取得胜利。在击败北洋军卢金山、杨森及于学忠部后，第10军占领宜昌，并将卢、杨、于部缴械与收编，第10军得以扩大。[2]
此后，王天培率军转战千里，从湖南一直打到江西。攻占安庆后，王天培被任命为北伐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率北伐第十军、七军、二十七军、三十三军、四十四 军及冯祥武、王令韬等独立师，继续向北挺进。在北伐三路大军打击下，不到一月，迅速将战线推进到长江以北。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纷纷北逃。王天培乘胜追击，挥兵直指徐州。[3]
徐州攻伐变数多
正在北伐战争前线战事正酣的时候，“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紧随其后的是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宁汉分裂”。
蒋介石完成组建南京政府后，继续抓住“北伐”这面旗帜，力图用军事胜利扩大势力范围，巩固统治地位，乃于1927年5月1日组织军事力量，进行“二期北伐”。
5月7日，北伐军开始行动，渡江后一路顺利，时任前敌总指挥的王天培率军在华东与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展开激战，仅用十四天时间就取得徐州大捷，一时间全国为之振奋，各报竞相报道，将王天培的十军和叶挺的独立团并称为铁军。
正在形势一片大好之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突然公开反蒋。7月17日，汪精卫下令组成东征讨蒋军，由唐生智指挥，顺长江而下。蒋介石为了保住南京，阻击武汉东征军，不得不将北伐主力撤回长江沿线防守，只留下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第10军军长王天培率部孤守徐州。
第十军连战两月，弹药所剩不多，于是驻扎在泰安、兖州、徐州一带休整，王天培多次电请南京补充，以防敌人反扑，而蒋介石则置之不理。
同年农历六月，张宗昌与孙传芳会合大举反攻，来势猛烈，第十军在徐州与敌鏖战至弹尽粮绝，王天培所率第十军损失惨重，不得已撤出徐州退回安徽宿州固守待援。[4]
进退失据的蒋介石
徐州得而复失，大大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他为了挽回影响，也是为了同武汉方面争声势，蒋介石急于夺回徐州。当时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以现有兵力，恐力有不逮，有冒进之嫌，但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并亲自提兵反攻徐州。他甚至负气地声称：“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
此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于7月29日亲自指挥王天培的第10军、王普的27军、钱大钧的32军、贺耀祖的40军和第一军一部，以及白崇禧原来指挥的陈调元37军、叶开鑫44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徐州发起反攻。
蒋介石原以为大军压境，直鲁联军不堪一击，在徐州前线云龙山上设总指挥部，亲自督率三路兵马前进。直鲁联军施用诱敌深人的古老战法，蒋军误以为敌人溃退，长驱直入，拼命追击，结果落人圈套，被孙传芳、张宗昌指挥的直鲁联军集中兵力打得落花流水，全面溃败。[5]
蒋介石在慌乱中率先逃回南京，各军失去指挥，纷纷溃退，从徐州一直退到浦口，全程700余里，成为北伐出师以来最大的一次溃败。蒋介石亲自指挥反攻徐州，原来希望能够“反败为胜，一振威望”，结果事与愿违，落得个铩羽而归，威信扫地。
战败自然需要有人为此负责，可是罪魁祸首蒋介石是当时南京政府的首脑，怎么会处罚自己呢？自然是需要一个替罪羊，于是找上了北伐战争中颇有战功的王天培。
在徐州战役中，蒋介石意图一举拿下徐州，下令所有预备队调入一线作战，轮番强攻徐州。不想这正中了孙传芳的圈套，北洋军阀依仗坚墙高垒，敞开徐州门户任你消耗有生力量。王天培第十军三入徐州而不得，已露出危险的端倪。
眼看时机已到，孙传芳终于下令反击，突然从右翼突出一支精锐，直扑第十军指挥部所在地卧牛山。第十军急忙调兵阻击，无奈部队早已在连续攻城中锋芒尽折，心有余而力不足。战至下午，第十军节节败退，不得不撤退至霸王山一线。
王天培一退，徐州城压力顿减。孙传芳传令，全线向南压迫。由于蒋介石将预备队都调上了前线，一旦被敌突破，后继无援，一时全线崩溃。
图2：蒋介石
图为北伐初期的蒋介石戎装照。
成了替罪羔羊
王天培并非蒋介石嫡系，统率着杂牌部队，属地方实力派。最让蒋介石耿耿于怀的，是王天培与他的政敌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关系打得火热，而且在之前“四一二”之时没有贯彻执行反共的命令。于是战后蒋介石将战败的原因归结于王天培的败退，要将其绳之以法。
为了将责任推到王天培身上，并乘此机会收编了王天培这种有利于派系斗争边缘的中间派力量，蒋介石召集了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举行秘密会议[6]，决定扣押了王天培，并由军委会准备颁发《通令》告知王天培的家属，会议最后定性王天培为徐州战事失败的主要责任者。
当然要收拾王天培这种手握兵权的大将，自然不能明摆着说你回来吧，回来我收拾你。怎么把王天培召回来使他脱离自己的部队呢？就是一个“骗”字。
1927年8月8日，蒋介石电召王天培赴南京“面商机宜”。王天培却不知其中有诈，自认问心无愧，乃遵命前往。8月9日，王天培一到南京就去拜见蒋介石，但蒋介石却说他太忙啦没空见他，其实就是找个由头晾一晾王天培，让他失去戒备后立即动手，果不其然，王天培在8月10日早上八点第二次求见蒋介石未果后，就被请去“喝茶”了。
第二天（也就是8月11日[7]），总司令部就向全国发布了一纸通令：“查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系黔中子弟，向以善战见称。此次北伐，竟节节失利，牵动全局，实由该军军长兼总指挥王天培当战事剧烈之际，安处后方，致前线无人指挥。身总军干，昏聩至于此极，及至退却。谕令该军长兼总指挥王天培暂在本部守法以观后效。”
这通令，就是向全国传达一下之前秘密会议的精神，王天培是因为徐州打了败仗，所以把他叫回来“反省”一下。同样被蒋介石要求在“本部守法”的除了王天培以外，还有甘嘉仪，也是黔军出身。
下野前最后的“咆哮”
虽然蒋介石早有“料理”王天培的想法，但是前线情况不容乐观，若是此时杀了王天培，那王天培所部第十军一旦哗变，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暂时只是把他关押起来。
有关为什么要关押王天培，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里也有所提及，将其归之于“内部复杂”，也就是说除了之前所说王天培不尊蒋介石号令的原因外，追究更深层次关系到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以蒋介石和何应钦为首黄埔系、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以汪精卫为首的汪派还有像王天培这样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错综复杂，党同伐异，相互吞噬。
而这个矛盾贯穿于整个北伐战争的主线，总的来说，王天培并不是个例，当时在北伐战争中被蒋系、桂系用各种手段吞并的地方实力派还有不少。蒋介石收拾他，也是为了向桂系示威，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可是他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在扣押王天培的通告刚发出去的第二天（即8月12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议上，蒋介石为了表示自谦，谈了他要辞去总司令之职并把首都防务交给其他将领的意图，结果何应钦与桂系配合，对此表示默认，其实就是逼着蒋介石引退，蒋介石觉得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结果到了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这也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8]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北伐战争的接连失败是直接原因，虽然徐州的战败责任推给了王天培，但是整个战局的颓势，蒋介石应当负主要责任，更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因为蒋介石以反共为借口，另立政府，导致整个国民党的大分裂。而当时国民党各大实力派倾向于承认武汉政府的正统地位，因为蒋介石另立政府的行为在程序上是非法的。要“宁汉合流”，汪派明确提出蒋介石必须下野才有继续合作的可能，时局逼迫，蒋介石只有暂时避让。[9]
卸磨杀驴
蒋介石虽然下野，但是对于整个政局仍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8月14日，何应钦、朱绍良亲自下令释放甘嘉仪，而王天培却以“送王将军去西湖疗养”为名，被深夜转押至杭州浙江省防指挥部。
为什么只放甘嘉仪不放王天培呢？因为何应钦知道甘嘉仪不是蒋介石要收拾的人，放了他不会触怒蒋介石。而何应钦也是黔军出身，出于旧交应当帮老朋友一把。但王天培却是蒋介石命令扣押的人，何应钦也怕将来蒋介石卷土重来后自己没法交代，于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在王天培这件事情上，继续贯彻蒋介石的意志。[10]
即便如此，对外可不能说王天培要玩完了，否则第十军还不得炸锅？8月18日，军委会令杨胜治代第十军军长职，王天培之弟王天锡代副军长职。军委会曾不断向王天锡发出函电，谓：“只要击退张(宗昌)军，王天培就会安然无恙”，并承诺战后升官。
在王天培被扣押之后，第十军就被划入何应钦所部第一军的指挥序列。直到9月1日，何应钦与桂系配合，取得了龙潭之役的胜利，歼俘孙传芳主力六万余人，史称“龙潭大捷”。龙潭大捷之后，前线的孙传芳再没有能力威胁到南京方面的安全，是时候解决王天培和他的第十军这个残留的问题了。
9月1日当天，何应钦先枪毙了王天培的死忠，也就是第十军支队司令陈干。然后以军委会名义下令浙江省防军总指挥蒋伯诚所部秘密处决王天培。9月2日深夜，王天培被枪杀于杭州，就这样，堂堂一位国民革命军军长，功勋卓著的北伐名将，未经正式的军法审判，就这样被何应钦一纸命令送上了西天。[11]
冤魂昭雪应得后人铭记
王天培遇害后，当时的小报如《武汉晚报》、《铁嘴报》、《湘江快报》……都发表评论，为他鸣冤，其中有的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为标题，叙述徐州得而复失的实际情况，有力地揭穿了何应钦等人宣布的所谓“罪状”。在媒体舆论的推波助澜下，痛失夫君的王天培的遗孀，强烈要求为其平反，但国民党政府却置之不理。
王天培在狱中写《宁归歌》，表达自己信仰三民主义，宣传革命，为国战斗的胸怀。陈述孤军奋斗，不惜牺牲，忽遭横祸，混淆是非的遭遇，长叹含冤莫白，境同岳飞，无比愤慨。这首歌在他死后广为流传，闻者伤心，见者落泪，其歌云：
吾为党国兮，十年有六。三民主义兮，素所钦服。为国革命兮，奔走号呼。凡我同胞兮，皆应有责。有形无形兮，革命工作。竭尽心力兮，求达目的。适得其反兮，忽遭横祸。哀我将士兮，万里从征。枵腹从公兮，惨无人知。津浦国道兮，独立支撑。孙、张合力兮，混以白俄。白俄铁甲兮，搏以肉体。孤军奋斗兮，两月余矣。敌众我寡兮，弹尽粮绝。昼夜鏖战兮，精疲力竭。再接再厉兮，不惜牺牲。死伤枕藉兮，惨目伤心。实情实境兮，有耳应闻。是非混淆兮，公理沉沦。青天白日兮，惨淡烟云。人心不古兮，悲歌慷慨。恶有未尽兮，恶潮澎湃。东海沧浪兮，吾宁速归。卫士环伺兮，不忍弃之。仰天长叹兮，失复何为？杭州道上兮，武穆徒悲。人生至此兮，万念俱灰。[12]
图3：王天培故居
图为王天培故居。
1929年10月，王天培遗骸由上海启迁天柱，安葬于距天柱县城不远的铜鼓坡。1931年反蒋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出于政治目的，汪精卫、孙科、古应芬、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人开会议决，才为王天培下昭雪令，说蒋介石“妒忌贤能，致王天培无辜被杀”，就此王天培沉冤昭雪，表彰其“忠勇双全，夙娴韬略，历著当勋。”追授为陆军上将衔。1933年10月14日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主持公祭。王天培的旧部第10军教导团团长雷应楫沉痛哀悼曰：
伤心二字莫须有
回首一棺归去来[13]
王天培将军精忠报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结果蒙受冤屈，因为派系之争，英年遇害，令人扼腕。其事迹应当代代相传，永远深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
[1] 王天培生平资料参见 杨义橑：《侗族民主革命将领王天培》，载于《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02期，第53-56页。
[2] 魏幼安：《袁系黔军之瓦解和第十军参加北伐》，载于《贵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第216页。
[3] 任景周：《黔军王天培参加北伐始末》，载于《贵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第224页。
[4] 孙日锟：《试论王天培之死及其北伐功绩》，载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04期第63-66页。
[5] 孟绍廉：《王天培之死》，林亚杰、邱捷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东征北伐卷），第857页。作者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中将参军。
[6] 有关此次秘密会议的记录参见于《黔军北伐革命战事纪要》一文，载于《黔东南文史资料第四辑·北伐战争专辑》政协黔东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12月版。
[7] 王天培到南京后直至被杀的时间记录详见 吴学粹、朱竹君：《辨冤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 《辨冤状》为王天培的妻子在王天培被杀后所述的回忆。
[8] 费正清（美）：《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767页。
[9] 有关蒋介石第一次下野详细的来龙去脉，参见 张学继：《1927年蒋介石下野的原因》，载于《近代史研究》1991年06期，第186-203页。
[10] 有关何应钦与王天培之死的关系参见 熊宗仁：《试论何应钦与王天培之死》，载于《贵州社会科学》1989年12期，第56-59页。
[11] 有关王天培死于杭州的过程记载，除之前《辨冤状》之外，张英志：《略论王天培》（载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之《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一辑）、章培：《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下野返浙点滴》（载1984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之《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三辑）两文可印证。
[12] 参见于 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编）：《贵州民族调查卷十三•贵州少数民族爱国主义专辑》，贵州省民族研究所1995年12月版。
[13] 参见于 陈德远：《辛亥革命元勋王天培将军遗文》，载于《贵州文史丛刊》2011年02期，第106-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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