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随手拍这个事情刚一开始，我就激烈地反对。我的反对并不仅仅来自于功利的考虑——几年来，随手拍的朋友们见着带小孩子的乞丐就拍照片，就发微博，就报警。具体拍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迄今，没有发现一例被拐儿童。这说明，乞丐从人贩子那里买来孩子，（故意弄残了）扮可怜骗取他人钱财，这并非事实，而只是存在于某些心理阴暗的人们的想像当中。事实是：乞丐不是人贩子的客户。
我反对随手拍，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是一个权利问题。所以，我先谈一谈父母监护权和未成年人权利的由来。大家要知道，国家，是一夫一妻专偶制的产物和最高级形式。所以，传统国家的本质就是——用理安·艾斯勒的话说——男人统治女人，一部份男人统治另一部份男人。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通过的第一项法律是《婚姻法》，这不是偶然的。国与家的关系，我们通过审视秦穆公时的商鞅变法可以看得很清楚。此前，春秋战国大体是封建社会（虽然并不纯粹），在一个封国内，以封建主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形成一系列的宗族。在每个宗族内部，物质资源和性资源即女人，是以一定形式共享的，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家庭。而商鞅变法的核心即是越过宗族这一社会结构，让国家与每一个成年男丁立约。男丁要向国家缴税、服役，换来的则是国家保护其家庭及其作为一家之主的地位。也就是说，传统国家的统治核心是国家将其子民分为两等：一等是成年男性，国家与之直接立约；二等则是妇女与儿童，国家将之委托给成年男性。我们说传统国家是父权制的，原因正在于此：女人和孩子如果不能依附于某个特定的男性，他们甚至无法获得社会属性。我国多个朝代法律上都有明文规定：如果儿子敢去官府状告自己的父亲，告什么罪名，就按这个罪名先把儿子处罚了，然后再来论父亲的事儿。可见传统国家对于丈夫和父亲这一角色的保护到了何种程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权概念的发明和发现，传统国家也纷纷向现代国家转变。与传统国家相比，现代国家的本质不同在哪里？现代国家——如洛克所言，只有在其作为个人权利的保护者这一消极身份存在时，才能拥有统治的正当性。那么，如果我们承认妇女也是人、儿童也是人，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当一个丈夫及/或父亲不称职的时候，国家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进行干预？
第一个问题——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答案是肯定的。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和本质特征，就是越过监护人，为所有未成年人提供权利支持和保护。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称现代国家为“公共父亲”——其功能是无差别地关爱每一个孩子；相应的，我们称传统国家为“公共丈夫”——其功能是保护家庭。可以理解的是，国家越过家庭对孩子的保护和干预越多，家庭的解体也就越来越迅速。以法国为例：政府为每一个16岁以下的孩子发放无差别补贴，金额达到成年男性平均工资的1/9。相应的，家庭也就解体了。因为家庭，本来就是专偶制的产物，其功能即确认孩子的父系血统，并提供抚养。于是，在欧洲所有福利国家，甚至在福利制度并不是很好的美国，结婚早已成为少数人的选择。就是说，国家的职能变了，以往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结构也就变了。随之而来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就变了。
至此，我们看到了两次“越过”——第一次是国家越过宗族这一社会结构建立起家庭，从而确认和巩固了成年男性针对女性和儿童的特权；第二次是国家又越过家庭这一社会结构对未成年人提供无差别的供养和保护，从而消解了家庭。总的趋势是：父母监护权随着父权制的崩溃而遭剥蚀，相应的，由国家为之撑腰的儿童权利则日益增长。问题是：这一进程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父母监护权与未成年人的权利这一对儿矛盾，会在什么状态下得于相对平衡？
极端的思想，比如无恩论——孩子的出生并非其个人意愿，不过是父母受生物繁衍本能的冲动，或图一时生理快感的副产品。所以父母对孩子无恩情可言，也就谈不上什么权利。柏拉图认为孩子属于城邦，根本就不属于父母。所以他在《理想国》中主张孩子一出生就抱走，由国家统一抚养，让父母根本认不出自己的孩子。这个思想，由诺伊斯在其创建的社团欧奈达中大差不差地实践过。结果表明，这样的安排，对孩子及孩子的母亲，情感上的伤害太大了。要知道，在所有已知的物种中，人类是其幼仔需要得到照料时间最长的物种，母子之间的亲情，是人性最深邃的本质。父母是对孩子最好的人——如果仅仅因为极少数不称职父母的失端行为就连这个都要否认和怀疑，我们将是一个多么可悲的、禽兽不如的物种！
即便国家承担了儿童的全部抚养负担，父母的监护权也并不能完全被消解。因为两个原因：一、监护权并不仅仅来源于抚养，更源于血缘和亲情；二、政府对个人生活的干涉如果到了这个程度，无异于人间地域。这样的场景，只有奥维尔在其《动物农庄》中想像过——仅仅只是想像，就足以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看到，在现代国家，政府出于对儿童的保护，对父母监护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这限制不仅有限度，更有前提。前提就是：国家为儿童提供了无差别的福利保障。这是个责权相等的“赎买行为”——我给你钱，足以让你的孩子拥有60分水平的生活。如果你作为父母连60分都做不到，则我剥夺和限制你的监护权。它的儿童权利首先是通过普惠式帮助监护人来实现的，其次是征得了监护人的一致同意的——通过选举所产生的代议机构，立法同意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剥夺父母的监护权或监护权的一部份。
而在“我们这儿”，政府却一直是秦晖所说的“萝卜两头切，好处都归它”的责权不相称——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头到尾都在装逼，用廉价的口炮收买愚蠢的民意。更糟糕的是，充斥着对特定人群（乞丐）的特定歧视——这正是法律的大忌。我们的法律禁止“利用未成年人乞讨”，“利用”这个词难以在主观意愿上加以证实或证伪，于是沦为又一个口袋罪，给了执法部门上下其手的巨大空间。而另一方面，如果我是个沦为乞丐的年轻妈妈，我出门乞讨的时候不让我带孩子，我把孩子搁哪儿呢？如果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抱着孩子乞讨，客观上确实显得更可怜从而得到更多的施舍，这又怎么能叫“利用孩子”呢？更何况，一个有孩子的乞丐，真的比一个没孩子的乞丐更可怜，更需要帮助。这难道不是真的？
退一步，法律就是法律。可是我翻遍法律，也没看见任何一项具体法条支持给乞丐和孩子做亲子鉴定啊！陈士渠你作为公安部的高官，公开指使和命令地方警力花着纳税人的钱做这个事情，法律依据何在？
随手拍最令我厌恶的地方，在于其本质是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欺凌，完成向权力的谄媚。一个人沦为乞丐，他/她的监护权难道就可以被剥夺和侵害吗？那我要问，作为乞丐的孩子，他还有机会能吃饱。而在贫穷的农村，还有大量的孩子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们的父母，是不是更应该被剥夺监护权？贵州的五个孩子，无聊和贫乏到了躲在垃圾箱里点火取暖的程度，结果全部被烧死，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就为了多挣点钱离开了自己的孩子跑到城里去打工。按你们的逻辑，4800万留守儿童的父母，是不是都应该被剥夺监护权？即便是你这样一个城里的白领，你可能投资失败、可能失业，沦落到在小区里翻垃圾箱捡瓶子的境地，你的孩子是不是就可以被抱走？
我们看见一个人穷，穷到沦为乞丐的程度，他的孩子也跟着受苦，如果于心不忍，那要做的是帮助他们，而不是剥夺和侵犯他们的权利。为什么你就不能给点零钱——古今中外的正常人，见到乞丐的正常举止，而是拍照、发微博，侵犯其肖像权和隐私权，并与公权力合谋，僭越法律强制为他们验血？
如果你正鲜衣怒马地在街上走着，我一把揪着你说你长得像我家隔壁老王30前年丢的那个孩子，要拉你去验dna，你去吗？如果隔壁老王正神气活现地在街上走着，你觉得你长得像他，怀疑你是他的私生子，你敢一把拉住他，要他和你一起去验dna吗？
换成自己就不肯做、换了别人就不敢做。那为什么面对乞丐就敢做，还如此热衷呢？欺下谄上，是最卑劣的人性，它源自深深的奴性；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违反，则是最大的不道德，它源自愚蠢和伪善。做一个善良的人其实挺简单的，那就是：见着一个乞丐，尤其是一个带着孩子的乞丐，帮助 他，而不是欺负他、剥夺他。
根据与公权力的关系建构，我们可以把人分为三种：一种是臣民——向统治者交出自由意志换取保护；一种是市民——向统治者交了税要求等价的权利和公共服务；一种是公民——源于对公权利深刻的不信任和古老的不服从，践行自我统治。父母的监护权，从各个角度，它都是我们的私权。要我们让渡它的一部份给公权力，前提是必须得到对价——国家对儿童的普惠式资助。你们这些随手拍的朋友们，在自己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情况下却热衷于损害他人的权利。即使是在奴才中，你们也是最坏的那部份。正是因为你们这些人的存在，这个国家才如此荒谬，这个民族才如此令人绝望。
最后，我把刀尔登的名言转送给随手拍的朋友们：“（这些人），在安全的时候是勇敢的，在浅薄的时候是真诚的，在免费的时候是慷慨的，在愚蠢的时候是动情的”。请不要客气和推辞，这四句话，你们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