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闵维方的选择
王宏甲
今日之教育，就是未来之中国。3亿学生，比美国人口还多。21世纪的中国，是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滋滋地生长着的。这是牵系千家万户的事，也是关系整个民族素质与前途的事。
小引
当新兴生产力出现，教育就会发生巨变。譬如1840年工业浪潮冲击中国，林则徐喊出“师敌之长技”，这个“师”字便道出了要“学”。学什么？学敌人的“先进技术”。这就是从“教育”喊出的第一个声音。
可惜历史上一个正确的声音要上达天听，以至被倡导成国民共识，太难。20年后，圆明园被焚，在付出更惨痛的代价后，清政府于1862年办最早的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教学外语，后增设数学、化学、物理等科。1898年建京师大学堂。1904年颁布新学制，各省皆办大、中、小学及中等专业学堂。1905年经慈禧同意下诏废除了沿用1300多年的科举制。19世纪的中国教育主要是教授“四书五经”，20世纪才全面教学文、史、地、数、理、化等，中国的教育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0世纪末，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兴电子产业在美国崛起，就如同蒸汽机在英国崛起的时代那样，正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中国的教育也必将发生重大变化。譬如不少高校已经合并，为什么要合并？多年前，当闵维方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必须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时，还很少有人了解高校合并有利于资源共享，而资源共享正是知识经济的典型特征，资源共享才有利于在有限的国力条件下尽可能扩大高校招生，使更多的中国青年实现自己的大学梦……这只是闵维方主持的一项研究。
闵维方先生多年前为此的奔波，早就有了奔腾的蹄声，我们却不一定认识。当然，这大事不可能是闵维方一人所为。闵先生在其中的努力即使不为人知，历史也一样前进的。然而他令我尤所敬重，不仅因为他的成就，更因为他曾经是个矿工，“文革”中学业中断，大学梦似乎就埋没在矿井里了……多少年来，数不清的中国学子以能成为一名北大的学生为自己辉煌的梦想，闵维方如何从一个井下采掘工变成今天的北大教育学院院长、北大常务副校长呢？这是个奇人。他是在“文革”刚结束，教师被打被辱的伤痕还伸手可触时选择了从教。他认为高考中断10余年，中国最大的损失就是教育的损失。他选择从教不只是想当一名教师，而是妄想以自己的努力去挽回一个民族在教育方面蒙受的巨大损失。
一个人年轻时敢有大志并不鲜见，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呢？谁会想到，若干年后他首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4年攻读下包括“博士”在内的3个学位！美国人惊叹不已。因为这是斯坦福这所世界名校此前从来没有人做到的事。
一个科学家，能把科研成就开发为现实的生产力，是了不起的。一个教育家，能把沉默的研究变成国家的政策，从而对整个民族的教育发挥作用，就更了不起。
闵维方的经历是个奇迹。我给我的正读大学的儿子讲述闵维方，我知道，这并不是为了闵维方。曹操曾说“生子当如孙仲谋”，我不敢幻想我的孩子成为闵维方。但我可以想，中国像闵维方这样的人并不是太多。一个伟大的民族是应该有更多这样的人的。他的人生决策、自学方法、留学经历、人生成长和成功，都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浓郁气息，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撩开知识经济、高等教育神秘的面纱，去认识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
矿工生活
闵维方1950年10月21日生于沈阳。父是铁路工人，因工作调动，铁路把闵维方的童年从东北牵到了北京。1963年他考进北京八中，喜欢物理，曾用积攒的钱去买了万用电表、电烙铁等工具和材料，开始自己折腾无线电装置……然而初中尚未读完，爱好物理的探索被打断。1968年发生了“武斗”，很多地方停产，山西许多煤矿也不出煤了。“为了保证中南海的用煤用电”，进驻学校的解放军奉命挑选一批青年学生去挖煤。这个盛夏，300名北京西城区的中学生被集合起来，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开赴京西门头沟煤矿。走在队列中的青年学生不仅有北京八中的，还有北京四中的。如果历史没有中断他们的学业，他们都将是北京市最具高考实力的学生。闵维方不满18岁，走在300男儿中。
不到两个月，一个同学被砸死在井下。所有的同学都被震撼。又一次井下事故，闵维方也被砸倒。一位老矿工把他背出坑道。“那时我紧紧地搂住那矿工的脖子，就像小时候紧紧搂住父亲的脖子。”闵维方说。
我相信闵维方一生中一个极重要的时期出现——在井下，在石头砸下来的时刻，在社会生活的底层——青年闵维方的大脑里已不只是在关心物理，更在学习一种先前并未特别意识到的东西，这种东西叫感情，与劳动大众的感情。
今天，许多人重知识而忽略此种感情。其实，一个人的“情商”比“智商”更重要。闵维方伤愈后继续挖煤，在与矿工们共担艰险的岁月中，日益培育出一种很朴素的感情。这种感情终于成为闵维方的一种素质。无论日后去往美国的东海岸还是西海岸，这种感情都是他一生中再不曾丢失的财富，如同他随身携带的一种动力，一片土地，一个家园。
若干日子后，闵维方被吸收来做团的工作。有必要提及，闵维方15岁就当过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这经历其实是在培养为众人办事的素质，培养与众人联系的本领。此时闵维方仍在挖煤。1973年8月，北京市要从产业工人中抽调优秀青工到团市委工作，闵维方被选上。至此，他告别了5年的矿工生活。以往的学习和工作，乐于为大家办事的品行，终于在他23岁这年为他展开了新的台阶。
为人生“立项”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闵维方已经27岁，他站在了一个人生抉择面前。“报考什么专业呢？”少年时热爱物理的梦想再次浮现，但他发现自己不可能去报考物理学了。
“为什么？”周爽问。周爽是他的女友，他们正在恋爱。
往事在都市的马路上一幕幕闪过，仿佛就在昨天，“我的老师，女老师，被剪光了头发，然后去扫厕所。”闵维方说，这是我们这一代学生干的。闵维方的母亲刘尔贞也是一位教师，也在“文革”中遭受冲击。虽然，那个狂热的时代正在被批判，可我们能完全推卸自己的责任吗？闵维方说他开始感到，我们接受的教育有缺陷。
当时中国最强的教育系在北京师范大学，因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教育系都并到了北师大。闵维方就报考了北师大教育系。
他考上了。
这真是激动人心的岁月，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在1978年2月入学，北京的冰雪尚未融化，同学们走在校园，看那没有树叶惟有冰凌的老树也景色优美。
“一下子得到一个上大学的机会，我们那一批同学，都如饥似渴，非常勤奋。”闵维方这样说。
我不怀疑这一代学生的勤奋。但闵维方身上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为自己的未来选择、确定了一个“项目”。请相信，这是人生极重要的选择。有此“项目”，，你学过的知识才会围绕着这个“项目”来集合，新的知识也会围绕着这个“项目”增长。否则你学过的知识将是散的，无法凝聚为一种力量，将散失。好比秋风掳落的满地树叶，会很快连昨日的绿色也不存，于是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都还给老师了。”
在一心一意瞄准着振兴中国教育这个“项目”的4年中，他对中国教育史、世界教育史、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社会学，对教育学领域一切有关知识的涉猎、挺进和占有，有甚于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4年大学生活很快就结束了。
此前，邓小平提出：要派1000名研究生出国留学。闵维方参加了这次全国研究生招生统考，以本专业全国最高成绩考上。接着申请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仑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很快，4所大学都录取了他。
“去哪一所呢？”
斯坦福的素质教育
斯坦福在50年代初还默默无闻，此时在美国大学里排名第一，其教育学专业更连续多年排第一，斯坦福因何出众？
二战结束后，斯坦福大学在校园内划出7.5％的土地（265万平方米）出租给工厂，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学工业园区，后来，在斯坦福工业园区内外创建的一系列公司，成为“硅谷”的基础。闵维方就来到了这样一个环境留学。
他在斯坦福4年攻读下的3个学位是：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组织管理学硕士学位，教育经济学博士学位。你可以注意到，他是如何在教育学方面拓展、再拓展自己的学识。他的学习引起了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极大注意。当他考上博士之日，是学术委员会主席亲自用电话通知他的，据说，这在斯坦福大学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斯坦福，那是真正强手如林的地方。导师们说，一个优秀学生要读下这3个学位，也要七八年，闵维方只用了4年，并取得优异成绩，这就很让人惊叹。
当然，他付出了非常的努力。比如美国学生一天用5小时看书钻研，他用10小时。别人一周“5天制”，他7天满负荷。窗外就是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地带”，美国人称之sunandfun，就是说，那是充满阳光和快乐的地方。蓝天下流淌着异国情调和迷人的笑声。他在斯坦福还获得了美国最优厚的福布莱特奖学金，此奖学金提供了一般奖学金所没有的休假考察费用，这是很让人羡慕的。他却没有去体验那sunand fun。
他开始在斯坦福出名。在休闲或娱乐场所，有人问起闵维方在哪儿？懂点闵维方经历的学友会说：“他还在挖煤呢！”
闵维方是不是“读死书”？都说中国人从幼儿园就开始考试，闵维方是否占了“很会考试”的便宜？
在斯坦福的日子，闵维方的确在不断地反省中国的教育方式。在斯坦福，无论是谁，要想“读死书”是很难的。因为那儿的教育方式、风气，不给你“读死书”的机会。
“上课时，老师常常请学生上台去讲，老师在下面不断提问。只有通读了大量某一领域的书籍和最新学术期刊并能融会贯通的学生，才可能在讲台上占有较多的时间。”这种“学生走上去，老师走下来”的授课方式，给闵维方留下深刻印象。
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闵维方得益于他中断学业后，在挖煤的日子里就开始自学，是长期练就的自学能力在斯坦福的教育方式下大放光彩。
另一个情况是，在斯坦福，无论你取得怎样的成绩都很难骄傲。譬如闵维方的博士导师亨利·列文，就是一座高山。
“导师是犹太血统的大学者，通晓七八种语言，出版过20多本书，在国际上发表过200多篇学术论文，是斯坦福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一个对世界教育发展有影响的人。”
导师常常邀请学生到他家去做客。聚餐就在花园里，在地毯般柔软的草坪上，学生们把各自的拿手菜摆上来。美国牛排、墨西哥菜盒子，闵维方端上来的是中国春卷和锅贴……和煦的阳光下，清风送来玫瑰的芬芳，那是闵维方百年难忘的时光，这样的时光总会让他想起贫穷的祖国。大家边吃边侃，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彼此的争论，导师的插话，都使大家获益深深。大家把这称作“午餐学术讨论会”。
“类似的讨论会很多，有时一天有十几张海报供你选择。通常是一人主讲，大家讨论，一切都在边吃边讲中进行。”这方式其实是“让学生上讲台”的授课方式在“午餐”的延续。学生言犹未尽的就在午餐时接着讲，这方式是那么有效地调动起大家的思维。“我从午餐学术讨论会获益不浅。”可见，闵维方也不是“闭门谢客，不问窗外”。
终于穿上了黑博士袍、肩披天蓝色绶带，那个日子，博士帽前金色的丝穗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下，那么金黄，那么透亮，让你想起故乡的秋收，甚至想起故国的皇帝……博士证书是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阿肯特教授亲自授给闵维方的，院长说：“你是斯坦福培养的第一个矿工出身的博士，也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由斯坦福教育学院培养的第一个博士，还是斯坦福大学用最短时间获得3个学位的第一人。”
我仔细看过闵维方获博士学位那天的一张照片，阳光下，众多外国男女的面孔中，只有闵维方一个中国人，闵维方笑得很快乐。
获博士学位后，闵维方仍未满足，他接着就给美国奖学金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在斯坦福虽然有了3个学位，“但并不实际上了解美国的大学是怎么运行的”，他请求委员会能推荐他，让他在美国有一个短期的工作机会，以便研究美国大学及高等教育的实际工作情况。委员会很快答复了闵维方的请求。他们向得克萨斯大学校长推荐了闵维方。
墨西哥湾吹来的海风如此宜人
得克萨斯大学在美国南方，校长汉斯·马克，常务副校长詹姆斯·邓肯都很欣赏闵维方，竟聘他担任该大学校长助理。
这件事立刻在该大学，在各国留美学生中传开。对留学生而言，这实在是一个很高级的职务。大学校长在美国的地位很高。据闵维方所知，哈佛的校长、斯坦福的校长，工资要比总统高3倍。汉斯·马克曾在美国联邦政府里任过部长，现在来当校长并非一件失落的事。这所大学的规模比斯坦福、哈佛都大得多，有11万学生，分在6个校区，其中主校区有5万学生。单这个主校区就比北大、清华加起来还大。美国人要得到这个“校长助理”的职务，也要激烈竞争，闵维方还没想过，就得到了。
闵维方开始在得克萨斯大学做关于高等教育规划与财政，管理与决策方面的博士后研究。校长对校务管理并不那么具体，闵维方在这儿接触得最多的是常务副校长詹姆斯·邓肯，彼此成为好友。
闵维方用14个月时间，完成了18个月的研究工作，再一次把杰出的研究和工作效率放在美国朋友面前。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再做什么？继续在美国发展，还是回国？
得克萨斯大学的主校区在奥斯丁，这里四季如春，蔚蓝色的天空和郁郁葱葱的绿树交相辉映，处处充满热带情调，从墨西哥湾吹来的海风如此宜人……就在这里买下房子，在这里工作，间或回国讲讲学，就这样度过一生，真的也很不错。这一年闵维方38岁了，再回国去搞教育，去发愤图强？经过了这么多年刻苦学习，长了见识之后的闵维方，要不要修改他27岁时的那个宏伟“项目”呢？
多年后，国内的报纸介绍闵维方，说他谢绝了美方“终身教授”的聘请，婉拒高薪，毅然归国。这话是否夸张？
其实，“终身教授”“年薪数万美金”，当时在闵维方心中已很难算得上“吸引力”。如果说初到得克萨斯大学，他想都没想过“校长助理”这个工作，但一年后，他已经敢想：“再过两年，我可以当副校长。”
这愿望源于他当校长助理时跟校长去参加美国高校校长会议，“你去开会吧，一看，那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白人男性，很难有中国人进入那种高层管理圈子。”他确实暗想过，留在美国继续发展，到做了副校长再回国也不晚……如此说来，闵维方是不是无需抉择呢？
不是。
美国的政策，是一个敞开门来吸收各国尖子，并致力于把各国高级人才留在美国的“国策”。具体到闵维方身上，美国方面尽管知道他是中国公派留学生，仍然给他最优厚的奖学金，又给他很好的工作环境供他施展才华。可以说，美国方面从他来到美国的那一天起就在用政策和热情挽留他。现在，就在“得克萨斯大学校长助理”这个位子上，他已取得当时中国在美留学生的优越地位。在美国他会受到重视，这没有疑问。
回到国内，你的才华能不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会不会被国内各种各样的因素磨损掉、消耗掉呢？这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这也不是他一个人有过的思考和抉择。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能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项竞赛中连连获得最多奖牌，而半数以上的诺贝尔奖得主却出在美国？中国大陆迄今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一天，北大校长丁石孙和教务长汪永铨突然出现在闵维方面前。他们到美国访问，专程来找闵维方。
“他们请我吃饭，告诉我，北大重建了教育专业，希望我能到北大工作。”谈起这些，闵维方语言中充满感动，“汪永铨教授还给我写了很多信，有的信写得很长，一封信十几页，写到落款，最后写下：1986年12月15日凌晨3时。你看，他这信写了一夜。经常是这样。”
汪永铨本人就是北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如此恳切地期望闵维方来北大，是要他来接替自己，是为"让贤"而"招贤"。能不让你感动！
中国驻美大使馆章文晋大使和韩叙大使都先后找过闵维方，对他说："祖国需要你。"不久，韩叙又通过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人转告闵维方，说丁石孙住院了，丁校长还把北大的总务长叫到医院，嘱咐道："闵维方可能要回来工作，你要把他回来的生活安排好，把住的地方安排好，下飞机就要拿到钥匙。"
闵维方说，我听完这话，眼泪掉下来了。
这不是三顾茅庐。这是远隔重洋万里求贤，能不感动！
闵维方要走了。
美国朋友都一再问他："你为什么要回国呢？"
留不住他，便热情为他送行。得克萨斯大学常务副校长詹姆斯·邓肯这样预言："闵维方先生的知识和智慧，以及他对自己祖国的深深的责任感，必将使他对中国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1988年8月，闵维方登上了回归祖国的航班。这天，飞机抵达北京上空是深夜零点，他在天上望着北京的点点灯光，知道自己心中在激动，他默念着亲人的名字，"我回来了。"
寻找一个对祖国有责任感的人
回到祖国，他瞄准的第一"目标"就是中国亿万家庭共同关心的问题--高考问题。他想的是，如何能扩大招生，使我国更多的青年上大学呢？然而刚开始用科研的方式去挺进这个问题，世界银行竟找上门来，邀他从事另一项研究。
这年9月，世界银行总部开了一个会议，议题是，中国人口庞大加教育落后，这是一个人类的问题，为此要在中国搞教育投资项目，其中有35年无息的援助性贷款。可是，如何保证这笔相当可观的援助性贷款能真正有效地被用于 改善中国的教育呢？会议决定要组织一个专家组来研究中国的教育和相关问题。这个专家组特别需要一个懂得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制度环境的专家。这个专家还必须比较全面地懂教育，不仅懂教育学，还要懂教育经济、教育投资等等。会上在物色、讨论这个专家时，最后看准的人物即中国的闵维方。
由于闵维方已经离开美国，寻找并请闵维方来做这项工作的任务，落到了一位叫芭芭拉·希尔的女士身上。世界银行总部在华盛顿，当月，芭芭拉·希尔飞来北京，在北京大学找到了闵维方。闵维方对世界银行的突然邀请，不无惊讶。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他问。
“你忘了吗？你的导师亨利·列文是世界银行的高级顾问。”芭芭拉·希尔说。
芭芭拉手里有美国人建的闵维方档案。那档案中包括亨利·列文曾经给福布莱特奖学金委员会的一份文件，文中对闵维方评价道：“我一生中在加利福尼亚、芝加哥和斯坦福这3所有领导地位的大学，指导过100多名博士，闵维方是我指导过的最优秀的一个。”
“但是，我刚回国，刚开始在北京大学工作，我还要适应这个新的岗位，无法抽身。”闵维方说。
芭芭拉·希尔已有50余岁，是个很有风度的知识女性，她说："我们知道，你在美国辞谢了朋友对你的挽留。但这项工作，你不可以推辞。"
"为什么？"
"你的祖国人口很多，教育又很落后。你非常清楚。"
闵维方听着这话，没有回答。
"你知道世界银行为什么选中你吗？"
"不知道。"
"因为你是一个对祖国有责任感的人。"
闵维方似乎一惊，望着芭芭拉。
"闵先生，这项工作可以为整个中国的教育服务，比你为北京大学工作重要很多，你怎么可以推辞呢？"
"我非常感谢！但是……"闵维方仍然感到为难。
芭芭拉发现，在中国要请一个专家，看来并不容易。"好吧，我去找你们的领导。闵先生，我相信，你一定会来参加这项工作的。"
闵维方果然参加了这项工作。因为丁石孙校长认为："北大应该参加这项研究。"就像是上帝的安排，闵维方8月回到祖国，9月就遇到世界银行邀请。这时，他知道自己可以利用世界银行这个项目的前期研究工作，着手对整个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乃至研究生教育，做一次系统的完整的考察研究。
芭芭拉飞回了华盛顿。不久，一个由世界银行组成的5人专家小组在中国集合，开始工作。"起初，"闵维方说，"我们跑了几十所大学，接着跑了100多个县，最贫困的地方到了陕北的洛川、延安地区，贵州的安顺、铜仁山区，还有湖北大别山区的红安、麻城、罗田这些革命老根据地。"
外国专家和闵维方共同看到的中国贫困地区教育的落后状况，常常使专家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听照相机在啪啪地响，"破破烂烂的学校，没有一个好的教室，窗户上没有玻璃，危房、危房、还是危房，要倒的破庙，旧窑洞，孩子们大大的黑眼睛……"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号称"阳光地带"，闵维方在那儿留学，当然也看到了美国的福利教育，看到了美国孩子在阳光中快乐地成长……此时，加利福尼亚孩子的笑容和大别山区孩子们大大的沉默的眼睛一起出现，真让你想哭啊！
外国专家发现闵维方的工作有着令人惊叹的投入和细致。
"闵先生，听说你当过矿工？"
"是的。"他说，"我比较了解我的国家的底层。"
中国教育的落后状况是如此打动你
这个项目从前期研究到投资，前后竟历时10年，专家组成员不断调整变换，惟有闵维方一人是自始至终干下来的。
"几百个县，几千所学校，几十万个数据的收集，我们得到了一些基本的可靠的结论。从基础教育看，同世界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儿童的入学率不低，比如印度是70％，我国达到90％以上。这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父母都很重视教育。
"但是，深入调查，就看到中国儿童的重读率很高。特别是贫困地区，一年级儿童的重读率竟有30％以上。重读率高，反映的是教育进步的效率低。从总体上说，我们的小学教育，办学条件太差，办学思想太陈旧，孩子们的课业负担太重。"
闵维方是个不容易使用极端语言的人，现在，我听到他一连使用了几个"太"字。他继续说，"孩子们是生吞活剥、死记硬背书本知识。我们没有充分发展他们的人格、他们的素质、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创造能力。书本知识里还有很多过时的东西。用这些死记硬背的东西去衡量一个学生应该升级还是留级。这些都是做得很差的。"
中国教育的落后，特别是贫困地区教育的严重落后，是如此地打动闵维方。他说："这项研究使我清晰地认识了我国的教育，它促使我思考：中国的教育同发达国家的比较，除经济因素外，还有哪些重要问题，症结在什么地方？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框架，从而为中国的教育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政策环境……"
专家组的外国专家来了又去了，闵维方汇集各国专家智慧，写出了3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其中更多的是他"对祖国富有责任感"的独立思考。
他的赤子之心和他做的研究，都深深地打动了世界银行的官员。1991年世界银行据此立项，将35年的无息贷款用于援助"中国贫困省教育发展"，陆续对中国贫困地区投入了4亿美元的援助性教育贷款，相当于33亿元人民币。
到1998年，这个项目所投资援助的几万所学校终于全部建成。作为"世界银行中国贫困省教育发展项目专家组组长"，当闵维方再一次去到延安、大别山区，"说实话，我看到那些还是很穷的山村，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崭新的学校。最漂亮的地方就是教室，孩子们在教室里书声朗朗，我真的热泪盈眶。"
我曾到长江源头第一河沱沱河，采访了长江源头第一小学，那里每天升国旗。我还翻越藏北的纳木拉山口，到达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纳木错，采访了纳木错小学。我亲眼看到了在那些由破旧低矮的房屋组成的村落里，那飘扬着国旗的最新的建筑就是学校。那明亮的安有玻璃窗的教室与内地的教室没什么区别。由于建筑时只建教室，没有建小学生宿舍，那些由父母骑着马把他们从百里外的草原深处送到这儿来读书的孩子们，这些崭新的教室既是他们上课的地方，也是他们睡觉的地方。我拍摄的照片可以向你证明，面对我的采访，他们都那么高兴。我相信，那是由于他们在这方圆数百里最漂亮的房屋里上学，这教室在雪山深处美得就像童话中的宫殿。
闵维方为此奋斗了10年。这就是10年心血10年奔波得到的最大收获吗？不。更重要的收获不在于得到外援，而是自新。闵维方的研究报告不仅成为世界银行在中国开展教育投资和援助性贷款的理论依据，也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报告。虽然，"报告中有不少内容，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包括政策部门的人也不一定赞成。"但闵维方还是写进去了。包括建议世界银行在进行援助性贷款时，要求各个接受贷款的地区政府对改进教育做出有关承诺，比如降低重读率，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这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和世界其他接受援助国的教育进步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现在回过头来看，"闵维方说，"我们在研究中提出来的问题，做出的结论，10年来，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中一点一点地被接受，到现在完全体现在我国1998年的政策中了。"
1998年，在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鲍泰利先生的一次家宴上，世界银行主管亚太地区事务的副行长赛瓦利诺与闵维方一同被邀请共进晚餐，赛瓦利诺与闵维方有过这样的对话："一个项目，10年，你能从头到尾做下来，在世界银行几千名员工中你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为我的祖国工作。"
"这是为人类的进步工作。"
"为友谊干杯！"
这10年，闵维方远远不只是做了这项研究。1991年他还应世界银行邀请，参加了亚太地区高等教育状况、投资方向和发展政策的研究，是课题组惟一的中国专家。因工作出色，世界银行又邀请他到华盛顿总部工作。从1991年7月开始，闵维方在世界银行总部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参加东欧、南亚地区教育投资项目的论证。随后，作为世界银行的高等教育投资专家，他对不同国家的教育贷款和投资项目所作的论证、评估和审核工作越来越多。有时一年的工作行程多达30万公里，足迹遍布五大洲。
从前，闵维方只想过要对中国的教育做举足轻重的事，没想到自己还会如此去对世界的教育进步贡献才智。一个中国人，如此去对五大洲的教育进步发生作为，这经历使闵维方对世界教育状况的了解，积累了中国其他学教育的人们不能与之相比的阅历。他的学识、思考和意见，正不断变成世界银行的有关决策依据，进而变成决策。
"决策的本质是选择。"闵维方这样说。我相信，思考、选择、决策，这在闵维方的一生中都具有突出的意义。他的阅历和准备，似乎注定了他一定会在世界性的知识经济到来的时代，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高考为什么这么难
我不能不再说1988年。这也许是很不平凡的一年。
《中国妇女》杂志从1988年1月号开始，就发起"女人的出路"大讨论，这是因为我国企业已普遍出现"下岗"，全国范围最先遭遇"下岗"的就是女工。
也在1988年，邓小平于9月12日说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这些已在表明，新兴的信息产业在美国崛起，中国的传统型企业已在经受外来新经济风暴的猛烈冲击。
如果说19世纪后半叶，遭西方工业浪潮猛烈冲击的中国，最紧迫的大事就是应该办大学，清政府终于在1898年创办了京师大学堂。1988年，面对高技术风暴的冲击，中国极要紧的大事恐怕莫过于要使更多的青年上大学。
闵维方就在1988年风风火火地回国，立刻就瞄准了这件大事--接手世界银行的"研究项目"后，也没有放下对这件大事的研究，而是利用世界银行这个项目的研究经费和机会，一并研究。
"这大概是我国第一次用比较严格、科学的计量方法来考察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及同世界高等教育的差距。"说这话时，闵维方给我看他制作在照相底片上的一组图表，"就是说，1988年，我国每100个适龄青年能进到大学的还不到3个人。当时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是10％。美国是60％。"
上帝，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教育大国，注重教育，"望子成龙"，堪称世界之最，而我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望着闵维方手里的胶片图表，我猜想它已经无数次被投影到屏幕上，闵维方用以去给有关领导、有关人士讲解……许多年来，许许多多人都在想：
中国的高考为什么这么难？
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读书读得这么苦？
为什么不多招一些大学生？
从这组图表，我们似乎突然明白：不要怨我们的孩子贪玩、不会念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学招生就那么少。别说赶上美国，只要达到美国的一半，你看我们的孩子能不潇洒？
这不仅是个数量问题。招生指标卡在那儿，高考就不得不用大量的知识题来取舍。所谓"拼搏"，主要是拼"知多少"，而很难考察实际能力和创造力，更无法考察创新能力。孩子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一查辞典、书本就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问题上，而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训练自己的创造力。如此学习，即使把自己学成一部活《辞海》，我们难道缺《辞海》吗？
由于高考这柄利器是如此严酷，这就直接影响到整个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阶段都采取重知识灌输的"高考对策"，而不是重素质培养。在孩子从幼儿园到18岁这个至关重要的人生阶段，长期训练学生按标准严格答题，而难于培养创新能力，全民族如此，这损失，小吗？
我国的高考，是一个真正的"瓶颈"。这个狭窄的入口，严重地限制着我国青少年聪明才智的发挥。那么，为什么不多办一些大学呢？
"我们调查，从1983年到1985年，短短3年里，中国新建了301所大学和学院，就是每年新建100所，这是创世界记录的。国家做了非常大的努力。"
可是，上大学难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缓解。我国大学的有关状况，在世界上又是个怎样的水平呢？
"90年代初，《亚洲周刊》（英文版）公布亚洲太平洋地区高校的一次评比。评比显示，50所榜上有名的大学中，中国只有4所，进入前10名的只有北大。北大的综合指标排在第7，教师声望排第1，生源排第1，学校资源则排在第37，教师的年收入排第40。"闵维方说，"从中可以看到，凡与钱有关的指标，我们都落在后面。这还是在亚太地区，如果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更大。"
办教育是要钱的。国家财力有限。教育经费紧缺一直是整个中国教育存在的难题。闵维方胸有大志，但闵维方也两手空空，一个知识分子，赤手空拳，就凭知识，能对此发生作为、发生大作为吗？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这大约就是当今这个知识时代的英雄故事。
为一个落后的祖国、落后的教育想办法，闵维方看到，我国在80年代虽然新办了不少大学和学院，但规模都很小--这规模小，不在于能接纳的大学生少，而是规模小，成本就高。就在这里，他看到了问题，也看到了潜力。
"我国大学的平均规模只有1700人左右，这就大有文章可做。"闵维方说，"因为任何一种生产活动或教育活动都有一个规模效益问题，只有这个活动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你这个学校才能使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实现优化配置。"
他在得克萨斯大学搞过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研究，这使他有眼光来认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存在一个很大的盲点，这个盲点里埋伏着严重的效益问题，首先就表现在规模效益太差。为此他在1989年就把"内涵式"发展还是"外延式"发展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中的重大问题提出来。
"什么叫外延式发展？"我问。
"通过新建学校来扩大招生的方式。"
"什么叫内涵式？"
"通过调整结构，用充实、合并，扩大现有学校规模，提高教学质量和内部管理效率的方式，办成规模大、综合程度高的大学。结论是：我国高教应立刻采取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发展战略。"
闵维方领导着北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部分人员从事这项刻不容缓的研究。"我们写出了文章。但是，文章发表后并不被广泛理解和赞同。"闵维方说。
其实，闵维方把这个认识说出来，就需要勇气。你想，当他在美国留学时，国内教育界的人们在辛苦地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现在你留学回来了，一句今后要发展"内涵式"，指出从前占统治地位的"外延式"不宜再搞，好像此前辛苦干事的人干了错事似的，这观点要让人理解和接受都不容易。
可是，闵维方心中却非常清楚……美国人口不多，办的大学规模却挺大，典型如得克萨斯大学竟大到11万人。中国人口很多，办的大学平均规模只有一千六七百人，小的只有千人，像个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可是自己明白是不够的，怎么能让更多人理解呢？
闵维方开始在许多场合用最通俗的语言去解说。他说比方说，这个学校只有1000个学生的话，需要一个财务处，这个财务处可能需要8个人。当这个学校有2000个学生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财务处，但这个财务处并不需要16人，还是那些账目，只不过数字大了，它可能加一两个人就够了。如果变成5000人的大学，还是要一个财务处，这财务处当然不需要40人，可能有10几人就够了。你瞧，就从财务这一项人力资源的使用上看，当这个学校规模太小的时候，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益是不合算的。一所大学不是只有财务处，还有人事处、教务处、基建处、伙食管理处、审计室、监察室、学生工作部、保卫部……还有党委，有党委领导下的组织部、宣传部，还有团委，等等。在这些结构中，大学规模越小，成本就越高。特别是现代教学必须保持图书馆、实验室、计算机中心的先进性设置，费用非常高。大学规模大，才能利用"共享效益"。
"规模大的大学是不是就不存在效益差的问题呢？"
"不是。"闵维方说，"内涵式发展，不仅指扩大现有大学规模，还包括提高现有大学内部效益和管理质量。比如，1999年北大有6个学院，29个系，45个研究所，52个中心，25000多学生，在我国属于规模大的大学了。北大有多少个处？有140个处级单位直接向校部负责，这个结构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校部直接管理过多过小的单位，就使得管理跨度过大，行政效率较低，决策不够灵活。下面的机构则小而全，许多部门重复设置，以致北大光会计就有200多个，这不是人力资源的很大浪费吗？"
闵维方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批评。直接管理过多过小的单位，其实是以集权的方式削弱下面的权利，也就削弱了下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此管理有利于控制，却不利于建设和发展。造成"中国大学冗员很多"，是要付出很多不必要的经济代价的，用闵维方的话说，"因为，一个人，不仅要一份工资，还要一套房，一份福利、医疗保险等等。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由于经费紧缺，我们所给的工资和福利还落在很多国家后面。我们只有改革，走内涵式发展的路子，提高内部效益和管理质量，才可能用本来就有限的钱去办更多的事。"
至此已能看到，一个知识分子为自己贫穷的祖国谋求发展的良苦用心。然而知识不是权利，如何能把知识变成效益、变成经济？如何能把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政策呢？
"人类理性的最高体现就是决策。"我猜想，闵维方这话，大约就是在类似这样的背景里涌上心头来的吧。
非常可喜的是，尽管闵维方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批评，包括对北大弊病的揭示，他的研究首先得到了北大的支持和赞赏，也得到了国家教育部和财政部的重视。1990年，闵维方就被任命为北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管科研的副所长，1992年被提拔为所长。1993年，即闵维方提出"内涵式"发展的第5年，他们的这项研究终于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的理论依据之一，"内涵式发展"的政策性建议被完全接受，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
呼唤通才
被政策部门接受了，不等于被实行。中国庞大的教育机器要发生转变，还很不容易。闵维方继续为此思索和鼓呼。
他指出，我国大学生毕业后择业难，许多所谓"专业不对口"现象，其实与大学规模过小，大学教育过分专门化直接相关。他说："80年代中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分为1400多种。学生被局限在狭窄的学科，缺乏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就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挑战。"
他还指出，中国的古典教育，尚且推崇"知类通达，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可我们现在把专业分得过细，实在是严重地削弱了大学生应有的融会贯通的能力，也难免使一些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质差，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被培养成掌握一定技能的"工匠"，难于培养出古典教育所推崇的能够触类旁通的硕学闳材。
他的话让我想起，不必追溯得很远，百年前办京师大学堂，就有"造就通才"之说。今日大学出来的博士，可能英语不比英国人差，写一篇汉语文章，却可能让人难以卒读。这样的现象绝非仅有。别说"硕学闳材"，由于过于专业化，就变成"硕士不硕，博士不博"。
"是否当代社会就需要特别专业的人才呢？"我问。
"不是。"闵维方说，"如果你到美国一些大公司去问，愿意要一个仅有专业技能的毕业生，还是要具有宽厚文史哲数理化知识的毕业生？他们多半要后者。"
"为什么？"
"因为大学的专业化培养，并不一定符合那些大公司的具体要求，他们更讲究的是毕业生是否具有良好的可培训性，这就要求毕业生学识广博，具有很好的素质和基础。"
闵维方还强调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增加学生学习的自主权，"使学生在选课、选科、转系、转学方面有较大的自由度"。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的思考。
所有这些，如果大学规模小，都无法实现。所有这些，也都是为了使学生适应"即将来临的信息经济时代"。
闵维方早在1994年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使用"信息经济时代"这个概念，他所称的"信息经济"，即3年后见诸我国报纸的"知识经济"。他的观点，通过记者采访、自己撰文，特别是经由《新华文摘》的转载，进入传播渠道，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和高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有利的是，由于世界银行要在中国搞教育投资（不仅仅是给中国贫困省援助性教育贷款），闵维方关于"内涵式"发展的理论，因相当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高教发展的科学性，也成为世界银行对中国高教投资的理论依据。
闵维方抓住这个机遇，就积极开展对我国高校扩大规模的合并和改革。比如湖北有一个轻工业机械学院，学生毕业出来，社会上轻工业机械供大于求，学生去干什么？湖北还有一个农业机械学院，农业机械供小于求。其实，这两个专业都太狭窄了，这就需要一个综合程度高的工学院，需要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能力，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
"我们支持了这两所学院的合并和一系列改革。世界银行就给予优惠贷款。"
由于闵维方这一思考是建立在"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是接轨的，这使世界银行在投资的时候就容易操作了。世界银行也因此拨出一笔专项投资贷款，用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这项改革。
这样一来，这项1989年提出的"内涵式"发展理论，经我国政府1993年全部接受，经世界银行的贷款支持，在近几年终于迈开大步发展。到2000年，在我国教育界广大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合并的高校已有近200所。大家所知的合并得最大的有浙江大学。清华也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北大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也从原先分得过细的1400多种合并到800多种，并将通过进一步专业合并而继续减少。
闵维方主持的"中国高等院校规模效益研究"，以及他主持的"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及其决策支持系统研究"，均写成科学论文，既发表在国内权威杂志，也发表在国际权威高等教育刊物《HigherEducationPolicy》上，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世界银行还为此请闵维方到华盛顿总部去做专题报告。
10年来，闵维方共主持了8项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其中某项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应用"无形劳动投入"观念和组织动力学理论分析职业技术教育的经济效益，提出教育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数学模型，作出了科学的定量分析。这一成果被收入《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也受到国际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为了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
然而上大学还是难。到90年代，与共和国一起长大的这一代人，子女陆续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且多是独生子女，上不了大学怎么办？还有什么办法扩大高校规模，增加招生吗？
1988年底，闵维方还开始了一项关于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方面的系统研究。基本思路是，应该认识到，培养人是要成本的，高等教育是一种成本很高的产业。在亚洲的日本、韩国，私立大学容纳了大部分大学生，那就是把投资教育当产业做。问题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把教育当产业做呢？
中国是如此大，教育方面积淀的问题也很多。常常，你感到自己犹如面对巨大的坚冰。破冰，只能从一角开始。闵维方最初的研究，旨在考虑大学应实行"收费改革"。理由是："在国家财力有限且不收学费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为很少的人提供上大学的机会。也就是说，很小的一部分上大学的人要消耗掉相对较大的一部分公共教育资源；而没有上大学的社会成员只能分享相对较少的公共教育资源。"
他为此去研究"公共教育资源在全社会的分布"，旨在通过一定的百分比来说明，如果实行高等教育部分收费的政策，每个大学生的培养费的一部分由学生方面自己来承担，每个大学生所消耗的公共教育资源就相对少一些，"一定的高教投资就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上大学的机会。"
他在细致的研究中常常不无感慨。在发达国家早已通行的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方法，在我国往往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排斥。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我们却不得不用相当多的工作量去研究去证明，研究的结果是要证明：我们原本认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学不收学费的模式，其实是少数人占用了多数人的公共教育资源；适当收费，才能使更多一些的人分享到一定的公共教育资源。后者才更符合社会主义原则。
1992年，中共中央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闵维方看到一个重大机遇，他相信从市场经济方面，可以为我国高教改革找到很大的突破口。问题是，他还需要继续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提供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需求方面的理论依据。
闵维方坐出租车，司机问："哥们，你是干什么的？"
闵维方说："北大教书的。"
"哦，你是教授。我是不行了。不过，我儿子一定得上大学。我儿子和你儿子应该是在一个起跑线上。"
闵维方想，你看北京街头练摊的，卖西瓜、卖白菜的，他内心的愿望是什么？他开出租车，卖西瓜，在想要把孩子送到大学去。这就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公众需求。
他进一步从社会收入的结构变化上去研究，看到1980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个人占45％。这个百分比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在迅速发生变化，到1995年，国家只占10％，个人占到70％。如此，经费短缺就显而易见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教育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3％，应该算不少了。但发展中国家平均是4％，发达国家平均6％，世界平均水平是5.2％。如此，若不采取大学收费的"成本补偿政策"，我国高教发展出路何在？
1992年闵维方按当时的物价计算，就指出："如果按照现行体制不变的话，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缺口会越来越大，到2010年，将有100多亿的缺口。"
事实上，这在当时是个不精确的算法，因1992年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物价的变化，超过了闵维方的估计。但他提出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理论"，是正确的。
他说："我们搞这项研究是想告诉国家，如果采取一种新政策，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不采取，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我们那时提出的改革设想和方案，现在一点一点地被采纳了。"
在他的思路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许多融会贯通的思考，比如他说："我国的大学不仅专业分得过细，高校本身还分属各个部委。你看，我国1000多所高校，有34所直属国家教委，300多所分属几十个部委，700多所属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整个高教系统被切割成小块块。这正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他还提出，要建立这样一种意识：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投资行为。"比如你上大学，学个好专业，毕业后可能一个月挣几千元。我没上，只能去做一般的工作，一个月挣几百元。不同的投资有不同的回报。"
为避免低收入家庭的青年因缴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大学，他也写下："一定要制定必要的配套政策，例如低收入家庭特困生的学费减免政策，并建立行之有效的奖学金、助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在北大，就是这样实行的。
既然公办大学可以收费，可以看作是学生家庭的一种投资，民办大学也就可以成立。随着上大学收费制度在我国实施，社会人士果真越来越多地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一个产业，"民办大学"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短短几年，我国现有民办大学已多达1300多所。
闵维方的工作继续得到北大、北京市和国家教育部领导的高度重视。1995年，闵维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现在他还有另一层身份：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1998年是闵维方回国的10周年，时值北大百年校庆，闵维方提出在北大主办"21世纪著名大学校长论坛"的创意，得到多方赞同，北大由此迎来了全球50多所世界著名大学的校长。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先生也来了，作为"论坛"首日执行主席，他站在讲坛上，赞叹道："像这样的论坛，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第一次。如果今天北京发生地震，世界高等教育将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
对卡斯帕尔校长的幽默发言，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此时，闵维方已是北大常务副校长，作为这个"论坛"的组织委员会主席，闵维方在发言中说："今天，全球性的大趋势之一，就是从过去较多的政府直接行政控制和管理的模式逐渐地转向一种由政府通过立法、投资、政策和监测评估进行宏观调控的模式。"
中国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迈向信息时代的。这种经济体制的转型和信息经济的发展，要求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教宏观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而政府的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则逐渐转变职能，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监测评估等有关手段，进行宏观管理，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总的来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在调整政府与大学关系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同整个世界高教改革的大趋势是相一致的。"
中国是一个仍然存在很多困难的国家，但中国也是一个在改革中充满生机的国家。闵维方的发言，准确、从容而自信，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斯坦福大学校报以整版篇幅报道闵维方，把他称为"斯坦福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人"，为他骄傲！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回国的10年间，为祖国的教育改革风风雨雨，马不停蹄，已经做了许多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作为中国人，我们能不为他骄傲！
这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教育改革的关键岁月，闵维方几乎一刻都没有耽误，赶回祖国来做的事。像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以为是可以被看作这个知识时代的民族英雄的。
一个悄然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故事
1998年5月21日，国家教育部部长陈至立主持召开"知识经济与科教兴国"座谈会，闵维方应邀参加，在会上即席谈了自己的看法，不料引起热烈反响。
闵维方的发言录音被整理出来后，送来给闵维方看，闵维方做了些文字上的修改。教育部将这个发言报国务院。随后，这篇闵维方的署名文章《发展知识经济的关键与大学的使命》，便作为国务院办公厅〔1998〕22号《参阅文件》分送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领导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中央等部门。接着，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发表。
一个即席发言被如此重视，连闵维方自己也没有料到。
一个科学家在科技上的发明创造，以及将科技成果变成产品、变成经济，相对容易被世人看见。一个人在教育方面的贡献要被世人看见，就不那么容易了。我想，闵维方在我国教育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力图从经验走向理性，他取得的成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使我国的教育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走向更加注重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此种贡献，无法用经济效益去衡量。
1998年正月十五，党和国家领导人邀请在京著名人士在人民大会堂共度元宵节，闵维方万万没想到自己被安排在1号桌，与江泽民主席坐在一起。没想到的还有，10年前邀请他回国的老校长丁石孙也被安排在1号桌，闵维方与丁石孙一左一右就坐在江泽民主席身边。此种景象，若不理解为党和国家已把教育重视到第一位，我们还能做什么别的理解吗？
从1988年到1998年的10年间，中国每100个适龄青年上大学的已经从先前的不到3人，进步到8人。差不多是10年前的3倍了。但是，美国和加拿大1998年的水平是71％。我国只有他们的约1/9。1999年我国高校以空前的力度扩招，再扩招，我国青年上大学率也只提升到9％，仍然没有达到1988年的世界平均水平。而此时，我国各高校的容量已爆满。知识经济是如此依赖于智力资本的经济，如不能使我国青年的上大学率有一个更迅速的提升，中国人才素质上不去，就无法与西方抗衡。所以，虽然我国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仍然任重道远。中国今天的教育发展水平，已经在严重地制约着中国21世纪的经济发展。
"全国的教师有多少？"我曾这样问。闵维方随口答道，"加上教育局等为教育服务的人员，有1300多万。"我又问："学生有多少？"
他说："3亿。比美国的人口还多。所以，我感到研究教育问题，解决教育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今天中国的教育，就是未来的中国。"
我还问过他的家庭情况，比如恋爱、婚姻、孩子。
他说："我1977年与周爽同去考大学，我考上了，她第一次没考上，就有点紧张，希望能把我们的关系确定下来。我想，我们也没什么时间谈恋爱，就在1978年2月我要去北师大报到之前，我们匆匆忙忙去登记了。后来，我住校。我们一星期见一次面。大学读完。我就考留学生。现在回忆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恋爱阶段。或者说是匆匆忙忙就恋爱，匆匆忙忙就结婚，匆匆忙忙就出国了。她这个人，也很要强。在国内，她后来也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总之，真对不起，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故事，好像没有经历过青年时期，一下子年龄就大了。"
我想，我已经听明白了。所谓那种身不由己地把许许多多的时间和辛劳奉献给公众事业的人，这大约就是了。
20世纪结束之时，闵维方正好50岁，仍然是非常辛苦的年龄。从前，他喜欢斯坦福的"午餐学术讨论会"，如今仍然经常在午餐时处理工作事务，而不知哪里有午休时间。我愿意写下这篇文章，期望能有助于人们对他的理解，期望更多的人来关心教育事业。
他的繁忙使他常常不属于他自己，也不属于妻子和女儿。我看到有一段关于他和她女儿的故事，被不止一个报刊登载过，我不知那段描述的真正作者是谁，但我知道那段描述很美，所以抄袭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闵维方不止一次对女儿许愿："等爸爸忙过这一阵儿，一定带你痛痛快快地玩上一整天。"可是回国10年了，"这一阵儿"还没有过去。女儿知道，为了中国的"世界名校"，爸爸的梦很大、很美，那梦里其实也有她。
责任编辑 杨晓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