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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朱德逝世
下面再说说这一年发生的第三件大事，朱德委员长逝世。
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晚上，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正聚精会神地上晚办公的时候，校园广播里突然又播出了大家熟悉的哀乐。那低沉哀婉的曲调，让人听了也心寒！是哪一位重要人物逝世了呢？如果是一般人逝世，那是不会放哀乐的，我想。老师们和我一样，都凝神静听，希望能马上得到答案。不多时，哀乐播放完毕，只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极其悲痛的腔调，一字一顿地播送讣告：
“1976年7月6日15时1分，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当大家听完朱德委员长逝世的讣告，这位温厚朴实，大智大勇，具有革命到底之精神，受到全国人民景仰和爱戴的“红司令”的形像，似乎马上浮现在眼前！这又一次激起全校师生的哀痛之情。老师们马上停止了办公，学生们马上停止了学习，大家紧锁眉头，绷紧忧郁的脸，静静地一次又一次地聆听广播里播放的哀乐和讣告，第二次为国家领导人逝世而悲恸流泪......
据知情人透露，自从1976年1月，因为朱德刚出院，工作人员没有告诉他周恩来去世的消息。晚上7时，朱德从电视新闻中看到，立刻老泪纵横。1月11日，在去周恩来灵堂的路上，朱德一直流泪。路上，他就把帽子摘下来。到灵堂后，朱德缓步走到周恩来遗体前，又戴上帽子，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回到家，朱德一句话也不说，饭也吃得极少，许多天心情一直很沉重。周恩来追悼会那天，朱德还要去，但由于几天彻夜流泪，身体过分虚弱，两条腿怎么也上不去车，只得从电视上看着灵车经过十里长街。
此后，朱德的健康状况继续下降，睡眠很少，但他仍带病开会，会见外宾，找人谈话。他常常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再三催促他才离开。孩子们劝他：“您已经90高龄了，这样工作会吃不消。”朱德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一年半的时间，接受国书仪式就达40多次，还要代国家主席会见来访的各国元首。就在朱德去世前半年，仍承担了几十次外事活动。
1976年6月21日，朱德到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本来他的身体就不好，医生劝他不要去，朱德吃了药，坚持要去。没想到会见因故推迟，朱德在冷气房间等了近一个小时，感冒了。6月23日病情加重，6月25日医生会诊，建议立即住院。6月26日朱德住进北京医院。他与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最后一次谈话，说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朱德向医生提出下午要接受外国驻华使馆递交国书。医生坚决阻止，直到秘书告诉他外事部门已另作安排，他才放下心来。
朱德的病情发展很快，7月1日急剧恶化，高烧不退。除肺炎外，并发肠胃炎和肾病，还有心衰、糖尿病等多种病症，连说话都十分困难，医生要他绝对安静。但朱德一大早便把秘书叫去，说今天报纸发表七一社论了吧？拿来读读。还提出要听文件，秘书含泪躲开，朱德断断续续地低声说，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生命垂危之际，朱德嘱夫人康克清把2万余元存款交了党费。7月2日，朱德的病情更加严重，长时间说不出话来。7月6日15时1分，朱德在北京医院逝世。
送灵那天，从北京医院出口到八宝山的马路两侧，挤满了戴黑纱白花的群众。朱德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骨灰盒编号101。
朱德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是四川仪陇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十月革命后，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4月和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政治委员。从此，他开始了同毛泽东长达48年的共同革命生涯。他们领导的红军当时被称为“朱毛”红军，“朱毛”也一度成为红色革命运动的代名词。以后，朱德先后任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职，一直是我党和我军的高级领导人。解放后，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
朱德在几十年的战斗历程中，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领导和指挥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战争，为党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赢得了党内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毛泽东曾称他为“人民的光荣”。
1967年2月，朱德在北京玉泉山居住。自从“文革”开始，他就常住市郊的别墅里。他和以前一样，对中南海的事情不太深究，对会议桌以外的事情就更不打听了。尽管他每年要多次下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但对中央内部核心机密却知之甚少，他也不打听，不传说。
“文革”小组成立后，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孤陋寡闻”了。然而老帅的心一天也没有沉默过，面对纷乱的局势，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他不理解！不理解党内斗争为什么要用“打倒”这个激烈的字眼？他多次将这种不理解在各种会议上提出来。然而他的困惑在这特殊政治环境里无疑是一组不和谐的音符，对于燃烧起的熊熊烈火也无疑是杯水车薪。可是朱德固执地又一次将这种不理解，带到了中央召开的会议上。
“在这次运动中我觉得我们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搞大串联……我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出乱子……”
我的天！都什么时候了，老总还讲这话？会上的人为朱老总捏了把汗。朱德也不管别人的神色，一味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说：“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了！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有路走了……这是问题啊，要想法解决好！”
朱德和“中央文革小组”唱对台戏的结果，只能是把自己往老虎嘴里送。没有多久，在“文革小组”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挂帅，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很快，“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的标语布满北京街头。
朱德一声不吭，让康克清在中南海“留守”，他自己带着秘书、警卫到郊区玉泉山的别墅里居住，离开漫天的大字报和刺耳的高音喇叭，眼不见心不烦嘛。他在宁静的玉泉山不是埋头爬山，就是和身边工作人员下棋，晚上看些文件，整天不说不笑，闷声闷气地打发时光。
一天上午，他突然接到康克清从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是大字报贴到了中南海里边，贴到了家门口，叫他赶快回去看看。
朱德坐不住，连忙赶回中南海。汽车才进中南海西门，就远远看见白花花的大字报贴的到处都是，红墙白纸黑字，在冰凉的阳光下格外扎眼，像张牙舞爪的手臂把老帅的心揪了起来……这是中国政治中心啊！哪儿乱都不能乱到中南海里啊！
车子靠近家门，老远看见夫人康克清站在门口等他，疲惫的脸上流露出焦虑，看见朱德的汽车，她连忙迎了上去。
朱德下车一边看大字报，一边安慰康克清。--
朱德看完大字报回到书房里，一看康克清正用忧虑的眼神看着他，他竟然淡淡一笑。“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嘛，他们了解我。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打倒，个个都倒不了；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啦！”
一直悬心的康克清见朱老总不以为然，不由得也松了口气。她和丈夫相伴了40年，走过风风雨雨漫长路途，她非常了解朱德，对事物和时事有他准确的判断，只要他说没有关系，那么就一定不会有事情的！
尽管门外的大字报还在不断更新，红色叉叉还在延续，房子里面的朱德依然平静地生活和工作。早晨散步时，他常驻足在批判自己的大字报前仔细阅读，读到胡说八道离谱处，还会发出笑声。
从三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会议和召集的群众大会上，一般都并列挂着两幅画像———毛主席、朱总司令。夺取政权的烽火岁月中，朱德的名字与毛泽东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回溯党的历史时不能不追念这位刚毅而又慈祥的老前辈。
由于红军的英勇和具有独特的战术，国民党军以几倍、十几倍的兵力一次次到江西“围剿”，结果报纸上终年总是哀叹受挫，这也使“朱毛”之名天下传扬。毛泽东与朱德的合作，持续了为时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的整个始终。当1949年10月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升起时，广场上和全国人民高呼的是两个“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这恰恰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建国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和党的副主席、人大委员长，1955年授十大元帅时为第一名。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不同意给彭德怀那样定性，被有人说成年老糊涂。“文革”初定林彪为接班人时，他不表赞成。1975年，他又率先揭发江青，可见心底如明镜。
1976年7月，朱德以90岁高龄去世。毛泽东曾称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
痛哉！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了，这是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他永远活在全国人民心中！
缅怀朱总司令
朱总司令，建军元勋。名将传统，智仁信勇。青年讲武，德苏学戎。工精律诗，放歌大风。当年弃教习武前，五律一首表心胸：
志士恨无穷，
只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
刷新旧国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