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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市口的前世今生
黄昏，夕阳最后的余晖倾泄着永恒的美，留在远路归来的人们记忆里，形成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
这里高楼林立，街道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熙来攘往的人群比肩继踵，像潮水涌动，霓虹刺眼，灯光恍惚，亦幻亦真；纵横交错的交通设施，构成了城市的血脉和骨架，推动古城大踏步向现代城市迈进。
白天繁华的一切都随着夜幕的的降临沉淀出难得的安静，摩根中心大厦，放出的光芒直冲天际，在繁星中舞动，银河般的二环高架高速像一条发光的锦带；新世界广场，尖东旺角，东方新城，华夏银行，地铁，万家超市，在霓虹灯下遥相呼应。
酒吧内外晃动着大呼小叫恣意放纵的人群，街道闪烁着五颜六色，现代而时髦的名牌啤酒广告，晶莹剔透的霓虹灯将城市夜晚描写淋漓尽致；衣着华丽的市民尽展都市的繁华。在老成都，一块有着非常独特地域名的地方——牛市口，带着温厚朴实的忠诚，让人去回味，“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还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过去……
清朝顺治、康熙年间，四川地区人口稀少，荒地很多，城镇也是茂草丛生，甚至虎狼出没。面对这样的情况，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征收赋税，采取了一系列增加人口和恢复生产的措施，
顺治十四年（1657）户部颁布《垦荒劝惩则例》，明文规定奖励垦荒有功者，并把垦荒的多少与户口的增减作为对地方官的考核依据，
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户部下令“入川人民众多，酌量安排，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如有兄弟子侄之成丁者，每丁给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一户内老少丁多，不参养赡者，临时酌增除拨给之数外，或有多余三、五亩之地，亦准一并给垦，其奇零不成丘段之地，就近酌量安置，给以照票，收执管业”。
1696年康熙丙子年户部议覆、又谕曰、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开陕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湖广入川之人、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之人。或有将田地开垦、至三年后、躲避纳粮、而又他往者。今四川之荒田、开垦甚多；果按田起课、则四川省、一年内、可得钱粮三十余万。
1720年清康熙庚子年又谕，请每二户、合给农器价银一两。麦种一石。耕牛一头。每一头、折银八两。令其耕种。以资养赡等语。著照所请办理。
明末清初，因战争与内乱，瘟疫，虎患，成都府东门的前沿军事重镇大田坎，观音堂，华光寺（顺治朝叫五显庙）一带因屡遭拉据战的重创已是一遍焦土。
清朝顺治、康熙年间，四川地区人口稀少，荒地很多，城镇也是茂草丛生，甚至虎狼出没。面对这样的情况：
康熙六年十二月：四川总督苗澄等、请以重庆夔州等镇、成都城守等营、督抚提标兵、抽拨七千名、开垦成都屯田、每岁可得米四万二千石、省部拨银五万六千两；从之 。
这些早期的屯荒者，由于其身份不同于戒屯的战俘及省外民屯移民，占据的都是紧临成都城池的上等好田好地，这些被淘汰下来耕垦的老弱士兵中，都是从陕西到四川征战有功的绿营老兵，兵屯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加国家税付，而是为了保障战争的后勤供需，及根据地的早期形成，早期入川的陕西藉绿营老兵，是清初成都最早的移民军屯者，在这一地区牛市口不远修建《先农坛》之后，至清雍正四年后每岁季春月亥日参与致祭，成为四川早期恢复农业经济的典范。
这些军垦移民主要分布在城东点将台至沙河金井湾广大地区，以得胜场为中向周边弧射，据考证成都牛市口周边地区有大量的祖籍是陕西移民，而且还有不少甘南的回民，历史上牛市口曾有一遍很大的老陕墓地，证明得胜场是成都最早的移民地区，而非后来的湖广填四川民屯移民。這些入川先期原用军垦屯田的軍隊，在南、北、东、西的驿道得胜口设骡马餋圈分发粮种与耕牛形成牛市，但民间传闻大田坎林家坡张得胜坟墓并非李国英的部将张得胜，张得胜死后埋葬何处并无人知晓，林家坡张得胜坟是乾隆间武进士张得胜的墓地，因张得胜是当地人士，后因耕牛交易而新启的小镇取名得胜场，据嘉庆华阳县志选举武科中确有，乾隆三十八年辛卯科，新科武进士张得胜之记载，
1668年于清代康熙七年；传说当年成都平原牛瘟肆虐，四川巡抚张德地为了安抚民心，便在毗邻的牛市之外叢业寺（得胜鄉附近）修建了这一牛王庙，并铸有铁牛一只，供奉于庙内。邑令安洪德有碑記。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得胜场增建一所庙宇，取名五显庙，嘉庆五年重修并更名为华光寺，农历二月十九是观音诞生日，农历六月十九观音漂南海之日。
农历九月十九是观音出家日，早开启寺院大门，迎接来寺进香祈福、纪念观音节日的信徒与广大佛教信众共同举行大型的观音菩萨纪念活动，弘扬佛教的基本理念。这三个节日是华光寺最为热闹的庙会，东山三乡五场的客家蜂涌而至朝钟暮鼓非常热闹，庙前照壁前的大坝市场，
三乡五场的客家农户，水碾河坝上北方汉子，或背篓、或挑担、拎鱼篓或驾着牛车、或打着赤脚步行…… “叮铃铃”结群搭伴来“赶场”。晨雾中衣着破烂围裙破衫显露着健壮的身驱，嘻嘻哈哈、勾手搭肩走上穿梭在人群，槐树下的村姑，半掩披头散发、……懒洋洋，冉冉升起的朝阳下，满街的店门便开了，五花八门的摊点便魔术般幻化出来，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满是喧哗热闹、笑语快言，有的轻快哼唱米脂小曲招引买主……庙会近式闹市。卖艺的高声喧哗，卖凉茶的悠哉游哉，一筐筐红苕，一担担稻谷，赶场”的乡人为卖为买而来：香菇木耳，野兔山鸡，药材特产，卖竹木手艺……忙着做生意的，也把满嘴的趣话丢落在街市，鸡羊牛猪，买斧锯刀锉，粮种蔬菜，更有不卖也不买的闲汉，图的是少男少女溜街的快慰、眼福的饱足。有俗话说这里的好和奇：“石灵的包谷，东山的柴，糍粑店的婆娘场场来，城里买主不讲价，九眼桥的艄翁不还钱。”得胜场近几年天气好，一年两季都卖钱，讲价怕掉份儿，极撇脱；棚铺里讨价还价更有趣：摊主有些奸诈，明明侃价到位正该脱手，确硬弦了半个时辰才成交，富态老板娘瞅准精明男人腰猛捏一把:“你鬼儿识眼色还灵性,又多卖一斤肉钱。”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生意买卖一张嘴，买主卖主皆大欢喜。更多卖肉卖炭卖柴的中年汉子，票子卖到手，去小吃店切二两烧腊肉、拌一碗红油辣子多的热面皮、来两个老陕锅盔，倒半斤地道的“苕干酒”，同熟识的老表表叔划两拳“哥俩好”，满面红光地穿过街市往回走，碑坊下丢给税史几个铜钱，乡丁一则身，踏着夕阳西归，说一路妇长夫短，骂一路贪官狱史，龟儿子得胜场的税牙，比华阳县官还富，哪管旁人眉高眼低，好不自在若半个神仙……烧香磕头，求啥神灵保护，泥巴黑得流油，渠水清得如镜，只愁无地播，不愁无收，难怪米脂的婆娘也愿嫁天府的汉，得蜀得天下，俺八————大王屠尽大西国，红眼咧……
国朝康熙威茂镇总兵刘凤墓，治东五里得胜场（牛市口大坟包）
1796年嘉庆初, 江陵人清乾隆进士朱云焕， (字遐塘)在成都潜溪书院任山长）朱云焕曾任四川永宁(今叙永)县令；去官后，在成都府华阳得胜场，安养乡净居寺的主讲于潜溪书院，死后赶葬于得胜场则下水巷不远的白蜡林。
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由乡绅钟鸣轩，张庆峰，黄镇川等在得胜场捐建《贫流会》每岁施棺百余副。
1813年嘉庆十八年邑人刘炳掦等在治东五里募置得胜场义地一区
1813年；嘉庆十八年，邑人包文琳，邓川源，陈玉，刘烦扬等；在东治五里得胜场（牛市口）捐置妻所梳，華陽縣有兩所妻梳所，一所在治東城濠側。
1815年（嘉庆二十年）邑绅耆，張寅寬，林鳳翔，王鶴鳴等捐置得胜場建尚義鄉塾，每歲春秋二季招集里中肄業子弟課其文藝列優等者，給以獎賞，鄉試之年助以資斧咸義之。這是華陽縣復縣以來由鄉伸損建的第一所義學，早于縣義學，晚于興隆義學
1886年光绪十二年，67岁的四川总督丁宝桢病危。由于俸金多数用于济困助贫，这位封疆大吏竟然债台高筑。他颤抖着手给朝廷写下最后一道奏折：“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笔掉地上，丁宝桢死于任所。依赖众官员赠送的一点银两，家眷才有能力凄然将丁宝桢归葬山东。一乘简陋的马车载着丁宝桢的灵柩，在成都百姓震天哭声中嘎吱嘎吱地出了东城门，过了长春桥，到了牛市口。驿道旁新搭建的丧亭白旗飘飘、纸钱飞舞，夹道送行的众官员和百姓们默默地目送着督川十年的丁宝桢灵车远去。一生为国漂泊的丁宝桢沿着十年前来的蜀道去了。光绪二年一乘顶普通小轿子曾从城外经过牛市口，轿内有个干瘦、黄脸、长胡子老头身着布衣，轿后有一挑行李，那老头脑壳伸出轿窗外看稀奇，众人全以为是个进城走亲戚的乡巴佬，被兵勇呵斥。那老头不发一言，轿夫也避开大道接官厅，绕道牛市口田间小路而行。在牛市口迎官路恭候的文武官员，顶戴齐整，伸长颈项呆等，盼得焦头烂额。一直等到太阳已升到日中，众官饿得发昏，方知总督早以“微服进城”他，四川总督丁宝桢，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了。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由于万县地域不适,将川东道土厘总局移到涪州,于上游简州华阳县之牛市口增设土税分局,管辖川西地区税厘并征。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由乡绅捐赠在牛市口左则沙子堰支流重修石材一洞板桥《永定桥》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由乡绅捐赠在牛市口智胜保沙子堰支流重建石材一洞板桥《乐善桥》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四川成立劝业道，巡警道周善培任新成立的劝业道，一九〇六年周善培于东门大田坎开办成都最早的官办纱厂，周善培实行改良娼妓管理办法，“对不愿做娼者，可到大田坎纱厂做工”，牛市口历史上纺织发达，土法织布机坊众多，最早的纱厂是商人出钱，把较大的几家机坊集中起来，招收部份从良的妓女使其经济独立。
1910年(清宣统二年)乡绅捐赠在得胜场智胜保沙子堰支流重修石材一洞板桥《長順橋》
1911辛亥年（七月二十七日）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致内阁请代奏电 十五日，遵旨拿获首要，随将围攻督署乱民击退，曾于咸电具陈在案。是日分段派兵弹压，兵民仍多冲突，直至三更，城内始稍静息，而城外大面铺、牛市口民团数千人，夤夜已到城下。七月二十八日上谕，赵尔丰电奏：自十五日乱民围攻督署之后，是夜即有大面铺、牛市口民团数千人麇集城下
1911年（清宣统三年）川路民变之情势愈烈，同志军酝酿及建立遍省春笋，岑春煊入川亦不能平定，辛亥年七月十六日，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揭竿举事，浴血扑城。时有华阳县哥老首领、党人秦载赓，闻水电报后，率先云集华阳、仁寿、井研等州县之同志会成员千余人，组成保路同志军，传檄四方，星夜赶至成都扑城，9月7日与前来弹压之巡防军，交战于省城之东郊大面铺、牛市口诸地，在革命党人最活跃的一些场所;东门牛市口一线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武昌起义是1911年10月10日）
1914（民國三年）由乡民集资在得胜場六合保沙子堰支流重修石材一洞板桥《大石桥》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据民国《荣县志》”第八卷《人士》记载：“文仲复入军游击队五年。正月，战于成都牛市口”。
1915年（民国四年）将光绪年间创办在牛市口大田坎聚星小学堂更名为华阳县得胜乡区立高级小学校，该校为教育局拨款与地方捐款，
1916年7月29日蔡锷抱病入成都，全城悬挂国旗，刘存厚率领机关、法团、学校、地方耆老，到牛市口迎接。军乐队，仪仗队，马队扎满牛市口大街小巷，看热闹的民众把牛市口挤得水泄不通，礼炮，鞭炮声震天，轰动全城。
1917年（民国六年）由乡民集资在牛市口左则高沟支流重修石材一洞板桥《通顺桥》
1917年川东战事发生时，川南滇军伪装中立，却乘虚进占内江到简阳一线，其前锋达到龙泉，川军第一、第三两师在新津，牛市口与之对峙发生激战。5月22日，熊克武下令进攻，24日滇军顾品珍师放弃简阳，28日放弃资阳，31日放弃资中，6月1日放弃内江。
1918年2月18日，川军旅长刘湘、刘存勋通电拥护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一致对刘存厚作战。，杨森、邓锡侯退往大面铺收容溃兵，这时滇军已调集5个混成旅重兵严阵以待，偏偏天公又不作美，竟下起雨来。泥滑路烂，川军几次冲锋都被对方火力压了下去。刘湘手下战将李树勋等都身负重伤。相持至午，就在川军锐气已折，又湿又饿又累之时，滇军出其不意，大举反攻，多亏邓锡侯部李家钰支队开到，在大面铺前五里接应，刘湘等才拖泥带水地逃回成都牛市口。经此一败，刘、杨、邓在牛市口警察署中休息时情绪都很颓丧，相对叹气，一筹莫展。邓锡侯与他的参谋长黄隐在屋角商量后，由黄隐向刘湘建议：
“刘总司令，我军在龙泉驿血战7天7夜，伤亡很大，部队疲敝不堪，亟须收容休整。成都城垣坚固，我以部分兵力巡守，可让大部得到休息。坚守几日，待援兵子弹大集，再行反攻。”滇军乘胜推进，由牛市口直逼东门大桥，并向城内开炮示威佯攻。
1918年民国年间，牛市口江湖码头重多算命先生在华光寺庙前一溜排，沿街几十个算命打卦的，摊子一直摆到水巷子，其中有个吴大头，真名叫吴道宽的算命先生被吹得神乎其神，传说一天只算十个人就收摊，在牛市口有个特有名大烟管叫“罗里梅”，吞云吐雾。据说本来刘湘招安成了国民革命军棒老二旅长要他去当军师，可他死活不干，他知道军中无戏言，一句话错了，就会人头落地。消息传出，众多的算先都自称吴大头的师兄师弟或关门弟子招揽生意，生意红火财大气粗招人嫉恨，一瞎子算先生自称是吴大头的老爹抢生与人吵架，引起众人斗殴，巡警鸣枪示警，将在场的算命神仙抓进警局坐牢赶出牛市口丢了饭碗，方知天算地算，不如人算，算得他人的命，算不了自家的命。
1919年（民国八年），由乡民集资在牛市口得胜场东大路外高沟支流重修建石材一洞平桥《圣经桥》
1919年（民国八年）将办于光绪年间牛市口普照寺（仁胜团）学堂易名为华阳县得胜乡区立第二初级小学设立，该校由统收款内支付
1919年旧历五月初四，全川六十名赴法勤工俭学生在成都东门外牛市口坐上滑杆，正式离家求学。来给学生们送行的亲友哭别子弟，看热闹的人群国聚集如云。一声吆喝，长长的滑杆行列出发了，前往简阳石桥镇，乘上木船经泸州，重庆、武汉上海赴法国（其中有陈毅）
1919年民国八年由冯源椿，张守清，张月笙等创办华阳县区立同济医院于得胜上街开业，基金生息，秋季送珍医药。
1920年9月1日，滇军军长赵又新来到成都。吕超亲往牛市口欢迎。3日，吕超和赵又新商谈甚久。4日，吕超接到刘存厚电，说田颂尧先谴队已达距省垣40里的地方，请吕超表示态度，还限吕超24小时退出省城。吕超接电后，即商请赵又新出兵。赵又新说，尚须回简阳后决定。赵又新于5日回简阳。赵又新离开成都后，北路电话线被截断。邓锡侯致电吕超，让他与刘存厚合作，吕超坚决不同意。当天，邓锡侯率部向吕超发起进攻，卢师缔师前往抵御，被邓击败。吕超在卢师谛部的掩护下，于9月5日晚8点，退出成都至简阳。
1922年间金堂巨匪赖金廷多次洗劫牛市口富商，并与民团，警局巡警交火。后吴家山驻军移防得胜场小红土地庙，钟家老房子等地，切断场镇东南回路才得以安宁。
1923年贺龙旅原驻江北，遂由安岳、乐至退到淮州。在此借沦江防卫工事，又与杨森部隔河相持月余。尔后，经镇子场，廖家场、赵家渡进入成都，与赖心辉指挥的讨贼军会师于东门外牛市口。讨贼军占领成都后，发生内讧，牛市口也多次发生枪战。
据賀龍年譜记载1924年 賀龍二十八歲时，2月初 重慶失守后，熊克武部扼守的三台、安岳、內江三個軍事重地失利。但懋辛、賴心輝、劉成勛三部收縮在成都，准備在成都外圍與敵決戰，賀部第一師布防在成都東門外牛市口。
1925年四川巡警总监戴洪畴为总办，在警厅罚款项目里划拨了3000元，搞路线勘测，却又因为胡景伊卸任而废。省道局聘请匈牙利人肖飞和美国人贝克尔组织过一次实地勘察的，当时就决定，沿成渝间的东大路，由成都经简阳、资阳、资中、内江、荣昌而达重庆，也是鉴于经费没得着落而拖下来。后来，四川分会提议先以商办方式修筑成都到简阳段，简阳段是李家钰的防区。这段路60多公里，民国十四年元旦在成都牛市口破土动工，并在牛市口施工现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工义式。
1926年5月28日成都阴霾的天气像人们心情一样沉重，五卅惨案一周年纪念仪式迎何秉彝灵柩魂归故里大会。从牛市口到皇城，十里街道，到处都是迎接何秉彝灵柩的民众。所有人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走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是身着素服的两个妇女，一老一少，她们是婆媳，正是今天大家一起来迎接的主人公的母亲和妻子，他的儿子也来了，因为年岁太小，被自己的母亲抱在怀里。这个不足四岁的孩子毕恭毕敬捧着一个灵牌，上面写着：“五卅死难烈士何君秉彝之灵位”。
牛市口文化街口迎灵会场人山人海，严肃悄然无声场境因为一个年轻才俊而变得十分的凝重，1925年担任大示威游行运动指挥总部联络员的何秉彝曾任共青团上海地委组织主任、牺牲时年仅23岁，五卅十四烈士之一。
1926年夏天，清朝四川唯一的状元骆成骧在成都文庙西街的住所病逝，灵柩需送回老家资中安葬。出殡当天，成都的普通百姓自发组织起来，沿街护送骆状元回乡。随行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连道路都堵塞了，骆成骧的灵柩清晨从文庙西街出发，直到傍晚才到城东牛市口。
1926年朱德元帅唯一的女儿朱敏原名朱敏书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出生，四十岁得了一个千金，朱德说不出的高兴给女儿取名“四旬”，女儿之母亲是贺治华是1920年在云南的盐津县与朱德结婚。1926年朱德回国工作前与妻子贺治华出现感情裂痕将女儿改名贺飞飞，在女儿未满周岁时就让她妹妹把四旬接回国，由在成都牛市口住家的外婆抚养。朱敏在成都生活了14年，1940年上半年邓颖超同志来成都将正在协进中学（今西胜街成都28中）读初中朱敏带回延安。
1927年在，吴虞带领下，成都出现一股复古思潮，就提倡尊孔读经，以封建道德来麻醉青年学生，要他们对国民党的“党国”和“领袖”尽“忠”尽“孝”。于是，在成都满脑袋尊孔复古思想的五老七贤也蠢动起来了，《新四川日刊》辟专栏讨论尊孔、读经、祀孔的"真理之所在"，企图将"五四"时期已经被批判了的孔子和儒家教条重新搬出来。面对这种情势，吴虞挺身而出。一九二八年五月，他发表了题为《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的演讲，他说："自上海《时事新报》王养冲之论文输入于九里三分之成都，于是熟读墨耕堂四经精华之徒，摇唇鼓舌，喧喧于牛市口以上。而《新四川日刊》，独自运四海眼光，直出夔门，特辟一栏以讨究其真理之所在。不佞读之目眩口呆，尚何敢发一言以触准遗老准遗少之忌!然又有不能己于言者。故借今日讲演，聊述鄙意所在，正不必有当也。"他讲演的内容，基本上是五四时期批判孔学和旧礼教、旧道德的内容。
1927年，向育仁在重庆策划“三.三一惨案后将回成都，健行社要组织队伍去外东牛市口参加国民党右派组织的欢迎，要求学校准予打出校旗前去，以壮声势。“社科社”的王道文等向学校提出反对意见，张校长乃认为“一派学生迎人，非全校行动，不能代表学校，不宜轻起校旗”。向育仁至成都之日，革命群众亦有为破坏此欢迎活动至牛市口者，健行社一群雀跃时，王道文等和群众愤呼：“打倒反动派！”将反动气焰驱散不少。
1928年,市长黄隐呈请省政府以老的警察局管辖区域为市界,并着手勘察绘图。勘定东门至牛市口车站,南门至浆洗街、至此华阳县得胜场一分为二，中心路（迎官路）及周边农村归属华阳县得胜乡管辖，得胜场东大路街口以西的场镇街道归属成都市府管辖，
1932年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定于二月二十日起程东下抗日。出发路线由成都经简阳、遂宁、合川、重庆、万县出川，再经汉口、南京赴上海前线加入作战。鸣谢毕，敢死队因受各界欢送乃步行而出，国术义勇军在次，培英中学殿后，民众尾随由会场出发，军乐大作，高呼口号，一经祠堂街、西御街、东御街、东大街出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是成都各界市民的爱国激情的一次大检阅，敢死队在群众的欢呼簇拥下在牛市口乘车东下，那天正缝赶场，当地民众主动加入欢送行列，场面什分感人。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慈善救济会第一分处，牛市口水巷子设立，由冯源椿，熊华梁等绅士倡办
1933年牛市口离山小学组织“救国童子军”在积极训练，期谋自卫助战的基础，展练习实弹射击，积极操练杀敌本领，
1933四川大学“救亡请愿团”的学生，经常早晚到牛市口汽车站利用发车前与客车到站下客时宣传抗日，请求政府出兵救亡，散发告同胞书”，要求川军出师传单。
1935 年 4 月，中共四川省委派组织部长余若萍兼管成华区委工作余出席中共召开的会议时在牛市口被捕后叛变。
1935年农历6月13日,谢桃坊出生在成都东郊牛市口的一个商户人家。其祖是广东入川的客家人。1948年就读于华阳县得胜乡（牛市口）国民学校小学，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国语文系。1980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谢桃坊是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现为研究员。著有《中国词学史》、《宋词辩》、《唐宋词谱粹编》、《柳永》、《敦煌文化寻驿》、《中国市民文学史》、《苏轼诗研究》等书，曾先后发表专业论文百余篇。
1935年，卢作孚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加快推进成都市政建设，除决定将原成都县、华阳县的城区部分划归成都市以外，还将两县附城的部分乡村划给成都市管辖。在此基础上，对城市进行功能分区建设，在城区北边以火车站为中心，把附近一带划为工业区；而城区内及城东牛市口、沙河铺一带划为商业区；城区南边划为居住区。
1936年成都五老七贤的徐子休在成都城病世，埋葬东门得胜场黄竹堰。青杠林家墓陖園，；徐子休前清清举人成都五老，名炯，号蜕翁，华阳县人。清创办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任学堂监督兼四川高等学堂教习，受各界称赞，名列成都“五老七贤”他在成都创办华阳县中国学会、大成会、大成学校，任四川教育会会长。徐子休先师住苦竹林街，
1936年8月发生大川饭店事件,刘湘万不料弄出这等人命来，知道事体重大，只得给日本人9万多大洋，可日本不依不饶，给民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惩办凶手。刘湘于是叫人到华阳监狱找到两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一曰刘成先，一曰罗得功，让他们冒名顶替去受死；先到犁花街春香院睡了两个妓女，然后是吃得酒足饭饱，过足了瘾。第二天就被拉到牛市口上法场的时候还跟那些观众们打招呼冲壳子，当时是围观群众不下万人，只道是打日英雄要上法场，都是赶来送行的。这边说：莽娃，你娃硬是要得，敢跟小日本干，好样的……那边马上抱拳回答：各位乡亲父老，打小日本我二人就先走一步了，20年后再回来和大家打平伙，真个是观者泪如雨下，死者是大义凛然。
1936年9月下旬，在牛市口外一个建设厅下属的苗圃里，召开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的成立大会。“海燕社”是以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命名进步抗日救亡团体。
1936年--1937年川军第22集团陆续从成都牛市口宣誓出征,脚穿草鞋头顶斗笠,徒步跋涉数千里 (邓锡侯奉调回川改任川康绥靖主任,所遗职务由副总司令孙震代理)，.少城公园皇城坝等处常有誓师大会欢送出川的将士，他们有的是步枪、草鞋加斗笠的装扮，有的甚至连军装也没有，穿着自带的便服。欢送的民众及游行的队伍一直送牛市口汽车站挥泪告别，
1937年7月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布置决定出面发起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工作，服务团即将出发，党及时指示，要利用时机，造成政治声势，把欢送服务团出征搞成盛大的群众示威。集中出发的地点设在春熙路基督教青年会。参加欢送的人主要是妇抗组织的群众，还有战士们的亲友，不举行任何仪式。送行地点安排在牛市口，一定要组织盛大的欢送场面，要有横标、送行词、呼口号、放鞭炮。这就要动员和组织更多的群众，欢送要热烈，会要开得精干，干脆利落，不让反动派有捣乱的机会。
牛市口，群众中竖起了“欢送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出征”的横标。这时牛市口汽车站公路两旁田梗、土包上都挤满了人群。在欢呼声中，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杜桴生和车耀先同志都以各界代表的身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车耀先同志站在一张方桌上致送行词说“战士们出征就要起程了，我们成都市各界群众热烈欢送，请带去我们的爱国赤心，鼓舞前线战士多杀日本鬼子，早日夺回沦陷国土。将来战士们凯旋，我们将更加盛大来迎接，”在一片“欢送”声中战士们被群众拥上了汽车。
1937年10月到1938年上半年，“民先”发动和团结爱国同学，组成“华西协中抗日移动戏剧队”，该剧团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先后去过成都郊区的石羊场、青羊宫、苏坡桥、簇桥、红牌楼、牛市口、中和场等场镇，轮回演出街头剧。演出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盲哑恨》等。演出前后，还向群众发表抗日演说，教唱救亡歌曲。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1937年已临寒冬，在北方前线冰天雪地中杀敌的我川军将士仍着破烂单杉、短裤、草鞋，难御风寒，有冻死者。消息传到成都，东山各地乡民心急如焚，很多抗属人家及客家人立即自发的往青龙场，牛市口或进城买布料、棉花，连夜赶制寒衣，各家各户把捐的棉衣裤用鸡公车推、用箩筐挑到牛市口华阳县得胜乡公所、其中有年近七旬阿公，阿婆，也有新婚初别的新妇，也有尚在闺中村姑与孩童，情景感人，当地民众乡亲自动捐钱捐布，川大“民先队”的学生得知后每天组织当地民众向送寒衣的致谢鼓励，并贴标言，散传单，倡议政府，绅商出钱，贫民出力家家户户赶制衣，牛市口是交通要道，也是东山五场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在学生，新闻的鼓动下，消息很快传遍城内城外，一场送寒衣运动激起深入民心的抗日爱国热情，甚至影响到简阳，双流，温江周边农村。各乡公所时有当众脱衣捐赠的动人场面传闻，
1938年1月初成都各救亡团体联合在牛市口车站前举行一次热烈的欢送会。这一天，大声社的车耀先同志也参加，由他发表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欢送词和祝词。当时他手中拿着一块闪闪发光的铜牌，上面写有“为国争光”4个字，这是成都各救亡团体联合赠送的。车耀先同志最后希望全军官兵永远保持这块铜牌发“光。”赠送仪式后，全体出征的官兵高唱抗战歌曲开拔了，大家热烈鼓掌，喊口号欢送，直到队伍远去而看不见时，大家才分散回城。
1938年征月间川军将士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牛市口水巷子一家粮油店老板在给贫苦抗战家属卖米时，一斗多添一升以示关怀，消息传开，很多抗属都到这家粮油铺来买米，只要是贫苦人说自已是抗属，他或多或少添一升半升，生意一下火爆，各家粮油店家家效仿，几天时间场上大多数商家都贴出对抗日军属实行优惠的红纸，不到半月成都，华阳两县的乡场商家乡乡效仿，涌现大量优惠抗战家属的商人，
1938年底影人剧团分批先后来川，先一批来成都的有：谢添、白杨、吴茵、杨露茜、施超、江村、高步霄、魏鹤龄、吕恩、吴祖光、丁聪、应云卫，钱千里、沈浮等以及后来的丁聪、吴祖光、贺孟斧、顾而已、赵慧生、李天济、陈白尘、方菁，张骏祥，张瑞芳、张逸生，金淑芝等，他们有的结队而来，有的随团来蓉，也有的独自而来，当然他们一到东门牛市口汽车站，早有人在此贡候，休息片刻就坐黄包车前往成内，也有的在车站接受新闻采访，发表演说，照像留影，时常影起路人围观，车站旁边的成都行馆是接待，宴请，临时按排休息饮茶的地方，标语，横幅，采灯，秀球把《行馆》装饰的非常漂亮，
1938年春刘湘灵柩运回成都，牛市口在所有的大街小巷中，人民自觉自愿地沿街比户摆香帛、点红烛上供果，家家户户檐下悬掛三角纸旗，上印刘湘遗像。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中央驻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和邓汉祥、王陵基、王缵绪、钟体乾、专门从雅安赶来的刘文辉，严啸虎等一干川中军政要员，他们全都头戴白孝，带领政府官员，商绅代表，学生，军人一大早就到牛市口接灵，上午九时，阵阵摧人心扉的哀乐声从沙河堡朝牛市口方向传来。一时，万人空巷，只见军乐队作前导，刘湘的灵柩缓缓而来。一辆被折去了板壁的大汽车中央，载着一口漆黑锃亮的大棺材，棺材一头大一头小，头枕东南方向，当中复盖着一面国旗。车后，是一列缓缓送行的方队，方队又分几个层次。走在最前面的是臂戴雪白的绢花，面容悲戚。再后就是甫帅的遗孀刘周书和孩子们。刘周书因悲痛欲绝，几近昏倒，幸有女眷在旁搀扶，相劝，才能勉强拖着步子走，灵车之前，作前导的汽车上，一领故上将刘湘之灵;的白布黄字横幅，支在素车的高杆上，其情其状，让人格外伤悲。哀乐声声中，长长的灵柩行列缓缓而来，又缓缓而去。
1938年3月成都学联代表前往汉口：1938年4月16日。“民先”组织校内进步同学30多人，以及川大、华西坝五大学和协进中学等校同学共百余人，前往牛市口汽车站迎接出席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张文澄（协中）、胡朝芝（川大）、周曼如（金女大）返蓉胜利归来。
1938年3月，“省妇抗”发起组织战地服务团，成都各界妇女纷纷自愿报名参加，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挑选11名妇女组成“战地服务团”第一队先行出发。“省妇抗”于3月18日在春熙路青年会礼堂举行招待会，向各界报告组织“战地服务团”第一队的情况，同时宣布肖玲为团长，鲜国学为副团长，订于27日首批奔赴抗日前线。27日晨，成都各界民众自动前往青年会礼堂及牛市口车站欢送11名女战士出征抗日。欢送人群形成一支浩大的游行队伍。当地民众围观者人山人海，直到中午人群才散去，交通才得畅通，
1938年3月17日王铭章上将在山东滕县与日军作战时阵亡。1938年王铭章的灵柩运回四川时，重庆、成都沿途群众路祭不绝，英国、法国在长江上的船舶，下半旗，鸣礼炮致哀。6月15日上午四川省代理主席王缵绪主持启灵礼和迎灵礼，参加恭迎的各界人众达十万以上到牛市口迎接王灵，行列十里。
从牛市口、春熙路至纯化街四川省党部礼堂抗战口号震天。沙河堡至牛市口沿途各街道口摆设香案，悬挂“各界恭迎王师长灵榇”的巨幅横标，沿途树木挂满鞭炮。各界民众手执香果，万人含泪，４１军副官长晋鸿高举将军姓字旗当先，其后是遗像亭、血衣亭，灵榇，由军人一团护送。
王将军血衣乃殉国时戎装，满衣皆血，有弹痕十三处；灵榇置于一炮车之上，四匹高大白马牵引，两连手枪兵分护两旁，灵车后面是王铭章将军夫人、子女及家族。全城下半旗，停止宴会娱乐，各商家住户争相路祭，万人空巷，争观盛典。
空军飞机一架，在灵榇上低空盘旋，散发传单。牛市口满是黄白色布条天花，沿街两旁均用木条竹片扎成长棚，两侧悬挂各界送来的挽联，东门汽车站柏枝白花牌坊上悬挂王铭章身戎装血战滕县五心高油画一副，上方有“血战缰场魂归故里”八个大字，灵车刚进牛市口，一队士兵敬礼举枪，对空鸣枪致敬！众人默哀，在悲壮的哀乐中让灵车通过……
８月３０日至９月１日举行在新都举行迎灵公祭和国葬仪式，全城停止娱乐三天，各家下半旗三天。
1938年，青翰南。四川华阳人。陆军少将因病回成都离开军界，被举为华阳县高地灌溉委员会主任委员。地点在牛市口糍粑店吴家山
1938年前清光绪秀才，国民党中常委，西山会议派领头人谢持因病携全家由沪返川，居住成都邓锡侯在牛市口附近的庄园，牛市口中心路邓家花园老公馆，
1939年四月，四川公路局成都市府发布，专门针对牛市口地区交通，准许黄包车暂时在牛市口车站停留点的训令公告，准许牛市口东门汽车站作为黄包车候车集中停放待客，并必需尊守各项规定，对黄包车进行有序管理；之前牛市口车行、轿行，骡马车店众多，管理混乱，出租的轿子有藤轿、花轿、乌壳轿、凉轿、兜子轿和竹轿（滑杆）。黄包车也有豪陋之分，劲争利害，加之“游兵散勇”涌入东门汽车站枪客，久治无果，公告之后，黄包车，鸡公车，滑杆，马牛车各自按规定地点停放待客，避免抢生意，各行又定各行规，抽签，排队，抓阄，拾圈儿（剪子、石头、布）奖惩分明，谁违规，罚行内每夫一双草鞋。
1938年11月8日日机首次对成都轰炸后，华阳县政府在1939年3月从城内的政府街疏散到牛市口多地办公，1939年6月11日日机再次对成都轰炸，三官堂兵工厂遭受敌机重创，牛市口也多地受到空袭，加之空袭后大量难民拥入牛市口地区，每次空袭警报都谣传该地区有汉奸活动，为了安全，华阳县政府再次疏散到中和场及中兴场。
1939年4月16日谢持病故于牛市口中心路邓锡候花园老公馆，享年65岁，蒋介石闻报，以国民政府名义明令国葬，于1939年5月6日国葬于成都外东沙河边岷江林场，
1938年至1939年时，牛市口汽车场党员汪本初担负了成渝之间秘密运送党的文件，进步书刊和新华日报的任务，1940年，地下党汽车工人支部在牛市口车场成立，有党员冯叔灿、李觉初、汪本初等人。这个支部在工人中的活动一直坚持到成都解放。
1940年春，成都牛市口食米价每石由11元涨至22元，到6月中旬，米价每石已涨达70元左右。当时《新新新闻》等报纸报导：由于仓飞交易，河帮将米大批运走，川中一带食米每石已涨到80元以上，大大影响了市区米源，各地米价亦随之高涨。市府为防止米价在市区暴涨，请省府分期划拨食米20,000石平价出售，并先将粮委会运蓉的2，000石移作平价供应，以安民心。
7月初，市府为防止米商操纵市场，指定103家米店发售平价米，每日455石，平均每家米店只有4石多，供应量少，一抢而光。7月9日起，米商已无米上市，省拨供应市场米粮又大减，市民已极感恐慌，加之平价米同时减少，竟至不能如期供应。7月10日，南北市场少量食米暗中涨至每石118元。至7月12、13两天，市面混乱，情势急转直下。除春熙路、东大街等几条大街外，东、南、西、北四门内外以及外东区牛市口、外西区青羊宫各地大街小巷，米店均关门观望，牛市口米市也无米可卖，枪米风潮赿演赿烈，各处成群的市民携袋提筐，到有米处拥挤争购，你抢我夺，秩序大乱，继又成群飞跑，寻求有米店家、有米大户。凡有仓库所在的街道，更是人群拥塞，混乱不堪。又兼空袭时发，警报频传，使劳苦大众疲于奔命。
上世纪四十年代成都的长途汽车，只有几辆木炭车也叫瓦斯车，东门汽车站在牛市口，发往重庆方向；南门汽车站在凉水井，发往峨眉、乐山；西门汽车站在乌龟碑，发往都江堰、雅安；北门汽车站在簸箕街，发往广元。坐车的话要提前一个小时买票，客票每公里9分，行李则是8分，还可以订座。牛市口是最大的汽车站，在车站旁有修理厂及车场，下车后有黄包车，公共汽车，马车，轿子，鸡公车到各地，又有高，中，低各类为我所类旅馆，饭店，小吃摊通昼营业，加之军，警，宪驻防设卡，治安相对平静，安全。
1940年余中英任成都市长,办起了本市第一家公立医院,创立了本市第一所市立中学和多所中心国民学校。在他的倡议和支持下,开办了由牛市口至茶店子一线的私营公共汽车, 行驶东西两条线路， 均以春熙路为起点， 东达牛市口，西至茶店子．牛市口站设在文化街口。
1940年11月12日新的“成都市汽车职业工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时，新工会章程规定，凡有会员30人以上的单位成立工会分会，选出干事3人负责；四川公路局牛市口车场为一分会，由肖云程等负责；地点在东门牛市口行车一场内
1942年10月22日，一则《运烟犯惨无人道 盗小孩剖腹藏烟》《新新新闻》报道，一由渝至蓉的少妇在牛市口长途汽车站下车，因为怀中抱有一小孩，不方便拿取车上的行李，便将小孩交与一同车男乘客帮忙抱着。当此女人将行李取出后，发现那位乘客与自己的小孩居然消失了！在多方寻找无果的情况下，这女人只能向驻站警察报了案。接下来的几天，这女人一直在车站蹲守，希望能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找寻到孩子的踪影。几天后，这女人果然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怀中孩子的衣服很眼熟，在警察挡获那中年女人，确认所抱的小孩正是自己丢失的娃儿后，这才发现孩子早就断气，肚腹中鼓鼓鼓鼓囊囊地塞满了云南烟土！在警察的询问中，这中年女人交代是一个医生交给她，让她带到重庆并转运至西安，至于医生的名字和住址自己一概不知。一时间闹得全城人心惶惶，各家各户都把自家的娃儿看得“帮紧”（成都方言：很紧），去学校上学的学童也比平日里少了许多，牛市口更是被传得人人阶知。
外东警察分局长李克明接完电话，立马喊上侦缉队一帮人马开车来到了汽车站，经过对驻站警察、车站站长和工作人员的反复询问，得到的回答居然是惊人的相同――从未听说有此事发生！一头雾水的李克明拿起车站的电话，连忙向警察局长方超复命：“报告局长，经职官缜密调查，牛市口车站近期从未发生过用死小孩腹内藏毒贩毒的案子！”
1944年川岛芳子，居然在派出了得力徒弟，吴冰一个混血女弟子经由河内、昆明到重庆，潜入成都，1944年9月16日，在12名武装警察的配合下，周震东率领一组特工冲入牛市口附近的德鑫小旅馆里，将正准备撤离成都的吴冰和航委会属下的一个空军上尉参谋朱建正拘捕，第三天，就将吴冰押送至重庆军统总部。
民国时期牛市口东大路街先后有稽查处，汽车站往宪兵队，得胜上街设有巡警局，汽车站旁边有辑私队，东大路街口有省公路局行车一场，牛市口检查站，省会警察局侦缉队等常设关卡
1946年和1948年，成都汽车工会分别进行过两次改选，理、监事的人选变动不大，这两次被选为理事长的是蒋如轩和黎少怀，同时还聘请牛市口车场工程师童明德、内江车场场长沈季威等有影响的人士为顾问。
1946年秋天袍哥头子陈俊珊死后的出丧活动,灵堂设在大慈寺内，开吊、做道场、酬宾，一共办了七天七夜。据说流水席总共办了上万桌，前来帮忙出力的袍哥有四五千人，吊孝者送丧者超过6万人。当出丧的队伍排头已经过了牛市口，尾巴还没有出大慈寺，黑压压几十条街，密密麻麻都是人。最后据估计，这笔丧葬费算下来在40万银元左右，真是骇人听闻!
据成都最长寿的女老师104岁的李畹青日记记载，“1947年5月1日，星期四，晴。今日五一劳动节，书店放假，又是女师返校节，故仍早起督孩辈上学……”并言自己返女师校后于学校大礼堂听一卢姓老师演讲。同年，成都米商囤积居奇，一连好多篇日记，李婆婆都写到了成都买不到米或米贵的情形。当年五月十五日，“米价平价出售，闻牛市口聚有数万人，政府谨命今夜停电戒警……”
1947年7月，成都“六、二”大逮捕后，漾兮一家为了逃避特务威胁，在友人鲁绍先帮助下，同张天翼、巴波夫妇一起，匿居于郫县两路口一个河心地区的偏僻乡间，直到次年。后又由进步人士王达非、伍觉天帮助，并得到民盟资助，才逃往香港。先是，在漾兮匿居期间，由洪毅然和巴波的妻子李琪树往返联系。然后，在约定的一天，由作为“随员”的洪毅然陪同伍觉天到原成都崇义桥（今属新都县大丰乡）一家小酒店等候。漾兮则化装成农民模样，由鲁绍先暗中陪护，来到该乡集市上，彼此装成偶然相遇似的，进酒店喝酒，暗中商定漾兮等人逃往香港的具体办法。事毕立即分手，故未引起注意。在全部逃离计划准备就绪后，一天傍晚，由洪毅然按约定时间到成都老西门外去接漾兮和巴波，洪毅然乘黄包车替他们搬运行李，漾兮和巴波他们则沿城外步行，到城东彭劭农家。次晨拂晓，洪仍乘黄包车搬运行李，经牛市口出城，先到沙河铺一茶店相候。不久，漾兮。巴波等人也分别绕小道来到，于是另雇黄包车运载一行人，向龙泉驿方向驶去。洪毅然这才如释重负，慢慢回城。
《民国吃家》介绍；作为美食家，张大千不仅善谈，而且善做，自己亲自上灶。他的家里到吃饭时间，往往高朋满座，最多的时候要摆三大圆桌。在张家餐桌上出现最多的菜莫过于粉蒸牛肉。粉蒸牛肉原本是四川小吃，叫小笼蒸牛肉。这道菜香浓味鲜，而且麻辣可口，里面要放大量豆瓣、花椒，有些人还要放干辣椒面，以增加香辣。但是张大千不满意普通的干辣椒面，他用的辣椒面一定要自家自炕、自舂再加香菜，张大千还专门到牛市口买著名的椒盐锅盔，用锅盔来夹着粉蒸牛肉吃；这种东西一大口咬下去，酥软的锅盔加上润滑鲜香的牛肉，很多人都会流口水。
1947年在为扩宽牛市口鸡市街口通往新建街商业街道路后，以示纪念抗战胜利，将扩宽的新街命名为胜利街。
杜重石老人出生于1912年,今年已经101周岁了,至今身体还很健朗,并且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他是一位离休干部,离休前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杜重石当时在川康开展统战工作时的公开身份是杨森的20军驻成都办事处处长，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少将参议及“蜀德社”的“袍哥”大爷。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后，杜重石由民盟中央委员沈志远和民盟成都市分部主委范朴斋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前家居在牛市口公馆
1949年春经过地下党策划，由资阳清泉乡联保主任、乡长、县参议员、国民党资阳县党部监察委员、青年党县党部主任、资阳县哥老会“叙荥乐”社总舵把子张维丰；经共产党策反后，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同志会”，成立了资阳人民游击队，并任司令，后来，又被任命为川康边区人民游击纵队川东一支队副司令，当年11月30日，乘汽车从成都返回资阳策划武装迎接解放时，在东门牛市口被国民党宪兵逮捕；12月7日在成都十二桥被枪杀，年仅33岁。
1949年10月，为了保护城市和维护市区的社会治安秩序，“民协”会员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渗透到群众自发组织的街道自卫队中，参加护城斗争。牛市口街道自卫队就完全为“民协”所掌握，他们在街口设立栅子，阻止国民党溃军破坏城市设施。
1949年12月24日上午，第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率领其兵团部及一八七师由双流移驻成都牛市口，从第三军手里接管过城防，李振到达成都后，即带同警卫部队到牛市口鲁崇义的三十军军部去，并在那里与三十六军军长朱光墀商讨起义问题。朱说：“我服从命令。”随即派他的副参谋长和一二三师副师长去受领命令和起义电稿，下午，九十军六十一师师长陈华去见李振，李告诉他决定起义，问陈华作何打算，陈说：“决服从命令。”李振当即增派该师分担成都防务，并负责注意电厂、工厂的保护，严防被人破坏；李振与陆军大学时的同学郭勋祺见面，郭早与解放军二野有联系，李振通过郭向解放军表达了起义愿望。12月25日，第十八兵团司令官兼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率部在牛市口起义、李振起义给成都战略胜利起了决定作用，因为李振的防区内拥有国民当党军队大量的军备物资，从牛市口到龙泉驿沿线军械库，物资库，弹药库，运输部队，军械厂，光枪支弹药就好几千吨，民国党退缩在西南再多的军队，一但失去后勤保证，只有束手就擒。
1949年底，全市13个警察分局，52个分驻所（派出所）。管区地界：东门外，九分局管至大田坎，与华阳得胜乡（牛市口）分界，十分局管至三官堂与得胜乡分界；
1949年解放战争时，国民党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率军部于12月25日在成都市牛市口起义；该军三十师于同日在成都市龙泉驿起义；二十七师驻广元，随兵团部于同年12月25日在四川省广元县起义，军部设在华阳县得胜场。（牛市口）
原国民党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于1949年12月9日在彭县龙兴寺通电起义，率部坚定地走向人民阵营。邓锡侯将自已在牛市口的新老公馆，花园交给国家，华阳县得胜乡第一国立小学搬入邓锡候老公馆办学。
1949年12月30日，艳阳高照，晴空万里。成都人民举行欢迎贺龙司令员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的部队进驻成都仪式，成都欢腾了，从北门驷马桥到东门牛市口的大道上，红旗如海欢歌如潮。由于牛市口众多的起义部队需要移防，所以这天牛市口非常热闹，
1950年1月西南军区军政大学——川西军区随营学校在成都市牛市口地区宣告诞生，并开始召生，校址开始不固定，后来确定在桂溪中学、五显庙、牛市口（一心桥茶叶厂与牛市口中华女中）、沙河铺、（牛市口小桥子猪宗厂）白药厂（三官堂）一带；办学形式与“抗大”相似。当地人称为《革大》
1950年2月龙潭寺、石板滩匪特暴乱案发生后，以特务、惯匪和流散旧军官为骨干在市区结伙持枪抢劫的案件大幅度上升，2、3两月竟达60件之多。如原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务翁肇华、游干班分子吕仕民为首组织匪徒5人，伪造符号，冒充解放军，先后在新南门、牛市口、九思巷等处持枪行劫；这些武装匪徒，还从东面对成都形成包围，成都东门外的牛市口也被土匪控制，成了土匪出没之地。
1950年6月，在牛市口大田坎猪鬃厂（后来的茶叶厂此）的随营学校，沙河堡的随营学校均受到匪徒的威胁，并遭遇到枪击。第5中队等地也被包围，枪声由四面逐步逼近，学校立即动员迎战。
1950年6月28日为了禁绝卖淫嫖娼，成都市公安机关于采取统一行动，查封妓院，收容妓女338人，对妓院老板分别查封财产，劳动改造，交群众管制。将收容的妓女集中在纯化街、牛市口劳动教养院进行教育改造。
1951年划得胜（牛市口汽车站以东的中心路小桥子）、保和、隆兴三个整乡、桂溪七、九分会，永丰五、六、七、八、九分会归成都市管辖，华阳县治所由中和镇迁中兴镇。
1951年7月在市郊农村开展了土改工作，市委派王真担任得胜乡土改工作队队长，进驻得胜乡（牛市口），得胜乡土改工作队首先下乡调查研究，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整顿在“四大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进行划阶级成分的工作。在工作组和农协会的组织领导下，逐户地划分阶级成分，重点把地主和富农区别开来，把富农和中农区别开来，把地主和地主兼工商业者区别开来；在初步划定成分的基础上报工作队审批，然后以草案形式出榜公布。择出控诉地主的“苦主”，并吸收本市与北京来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其中民主党派中民主同盟和民革成员派人参加了得胜乡工作队。
1952年成都县撤销，所辖地大部划归成都市；同时，华阳县隆兴乡、保和乡全部及得胜乡（牛市口周边农村）大部划归成都市。
1952年1月10日市委决定得胜乡土改工作队的干部组成“打虎队”，在得胜乡开展“三反”工作。
1953年牛市口到龙潭寺公路修通，以前中华女中门前有一段一公里的马路叫狮马路，它是牛市口至五桂桥（旧是的乌龟桥）老东大路的一段，由于建于清末，是早于成渝马路前，因此狮马路叫老马路，成渝马路叫新马路，牛龙公路通车后，当地人改口叫成渝马路为老马路，牛龙公路为新马路，
1955年9月7日，国家计委正式决定二汽厂址由武汉改至四川成都东郊的保和场一带。甚至在成都郊区牛市口附近建近2万平方米的宿舍。但是因为高层对厂址和规模方面的争论一直未达成共识，到1957年3月27日，汽车局只好宣布第二汽车厂暂时下马。而此时已经集聚起来的千余名有志祖国汽车工业的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和一机部干部局统一分配到机电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汽车制造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厂、沈阳重型机器厂、武汉锅炉厂、南京汽车配件厂、长春客车车辆厂、州石油机械厂等二十几个单位，去充实这些单位的领导力量和技术力量。
1955年四川省汽车运输第七队在成都市牛市口成立，该队是后彭州公司的前身
1956年2月，刘西尧同志到苏联考察，和有关方面会谈，苏方提出了分建专业厂的建议；5月，苏方另派汽车拖拉机部一位副司长和几名专家，会同我方做了进一步考察，正式提出了不建综合大厂，分建十大专业厂、包括一个铸造和一个锻造加工中心的方案，从四川成都到德阳、简阳，经陕西省宝鸡、西安，到河南省洛阳、郑州一线摆开，总厂厂部设在成都牛市口，下一步再考虑在全国主要交通枢纽地区建设装配点。
1956年1月，牛市口合作化以后，各场镇成立了由工人、干部和小商贩组成的合作化工作委员会。按照“以地区结合行业改造”的办法，经济改组了合营商店；对各场镇的理发、豆腐、饭馆、面食、酱园、百货、文具等行业中的商户进行经济改组，合作商店和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小商小贩全部取缔，组建百货公司，供销社。
1957年4月，冶金部会同重庆钢铁公司、西南钢铁厂筹建组、黑色冶金设计总院组成选址工作组，奔赴成都。在四川省和成都市党政部门的协助下，选址工作组先后在成都踏勘了东郊乌龟坝、龙潭寺、石板滩、南郊琉璃场和江油、德阳等9处，进过分析比较，认为钢管厂建在成都东郊乌龟坝较为合适。该厂址总面积约180公顷，钢管厂与二机部新建420厂共同使用。
1957年夏天中心路全部拆迁让路，居民搬迁沙河堡，莲花村，新桂村，东大路中断，老东大路中心路口变成了成都无缝钢管厂一号大门。公路改经九眼桥，糍粑店，狮子山迂回到上沙河堡小观堰上成渝公路；居民经滑车道沙河堤岸踏出一条后来的牛沙便道。
1958年10月19日，402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先后落户牛市口乌龟坝；两厂在“大跃进”高潮中动工兴建，420厂的建设者60%来至东北沈阳的111厂，由于是在大跃进的年代，为了为同时在成都建立的132飞机厂尽快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提出100天建成新厂的口号；钢管厂的建设者大多来到重钢与东北的鞍钢，承建的五冶职工也有不少东北人，牛市口东大路上全是建设机具，东大路上的中心路段被大型厂房与高大烟囱取代。
1959年川棉厂麻石桥到河心村轻轨铁路开始修建，铁路全长7.5公里，牛市口附近設有一個車站，道斑房，叉道。
1960年初，水巷子口传闻有人再倒卖号票，工资卷，还到一周人赿聚也多，搭伙证，布票也有人倒卖，几经打击销声匿迹，然而不久鸡市街以物易物又悄然兴起，大米换红苕，子烟换青菜，蓖麻子换盐巴，城里需要点灯，农村人需要食盐，不到一月消息传遍三乡五场，各种种票证也可卖买，突然有一天按旧时的赶场，悄悄卖买东西的人，增加到几千人，牛市口派驻所只要有人出来，人群一哄而散，不久又聚集成市，牛市口自由市场的形成震动了上层，几经打击时起直灭，1960年下半年农贸自由市场再没人来管，公开卖买农产品，小商小贩聚集成市，江湖游医，讨口要饭，小偷骗子，算命拆字，卖耗子药的吼叫，卖打药的提劲，“祖传秘方包治百病，有医治病，无医延年益寿，马边烧，吃了屙尿要屙八丈高”，有句民谣，“牛市口真热闹糖油果子三大炮，仅防你的包包掉”，
1961年自由市场开始有人管理，有人收税，街道有人打扫，黄赌毒娼（梭叶子）被取缔，看相算命，仙姑误婆转入小街小巷，农副产品自由卖买合规定三六九赶场，二四七为小场，只准座商摊贩经营，按章纳税，1962年牛市口成为成都最大的百日自由市场。简阳，资阳，仁寿等远地农民也蜂涌而来，牛市，猪市羊子市也随之恢复，61年有人传闻看见邓锡候也偶尔来牛市口卖菜赶场，解放前邓锡候在牛市口老公馆居住多年，当地人都认识他；邓家花园在时，每年清明节邓锡候都会到邓家花园扫墓。
1962年1月15日，冶金部为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通知钢管厂大型轧管车间工程缓建；随后，四川省计委和四川省冶金厅相继发出停工缓建的通知（民间叫下马），动员职工回乡生产，火热的建设场面突然消失，失去市场与陆码头功能的街区变得冷清。
1964年,牛市口老邻居悄悄的议论，罐头厂老板康大爷回来了住在牛市口德胜街那照相馆后院亲戚家；康纪鸿四川安岳人。1892年出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曾任旧金山《大同报》总编辑。1919年“少年中国学会”创办人之一，与孟寿椿等会员发起过一个昙花一现的“新中国党”。与音乐家王光祈、小说家李劼人、散文家朱自清、美学家宗白华、戏剧家田汉、教育家吴俊升、地质学家杨钟健、诗人康白情、哲学家方东美、实业家卢作孚都是好友，有着北大、海外求学背景，和中国现代史上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有过交集；与许德珩、恽代英、杨亮功、傅斯年、张国涛是同学；与邓锡侯、白崇禧、顾祝同、李宗仁、黄炎培、李维汉、朱德是朋友；与毛泽东、蒋介石也很熟悉；在美国檀香山与章士钊合作办过报纸；任过《申报》驻英国特约纪者。
伦敦大学经济学学士：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和邓华民（邓锡侯之子）、陈谷生发起组建通惠实业银行；1942年，在东郊沙河铺办起心中农业公司（成都罐头厂前身），还兴办了沙场等，解放前他是牛市口的常客，为人谦逊大方，由于其公馆在罐头厂沙河边，不少亲朋好友都在牛市口，因此喝茶赶场，散步聊天，常见于民俗民风之中，他的身世当地人知者甚少，但他的为人处事有口皆碑，牛市口是民情民风的演绎场，常用有达官贵人流光瞬息出现，康纪鸿在这些贵人之中由于身无保镖，随从，陪伴，绫罗绸缎，车马轿夫自然多一份亲和力，不认识的人叫声康大爷他也会与你攀谈半天，所以牛市口大多数人都晓得小桥子罐头厂的康大爷。
1965年，原来停建的平炉炼钢系统、三一八车间，煤气发生站以及其他生产辅助设施等工程恢复施工。当年底，一三三车间、三一八车间全部建成。总降压变电站、第一配电所35KV线路建成开始送电，沙河水泵站和引水渠、氧气站、煤气发生站、锅炉房、软水站、8个大气压空压站等生产辅助设施也相继建成交付生产；该厂与五冶职工，家属达两万之多，牛市口居民再次移民化，
1967年牛市口经华路1号的成都无缝钢管厂职工俱乐部改为胜利影剧院正式对外开放，原牛市口一家公私合营的照像馆也改名为《国营胜利像馆》。供销社百货商店改为国营百货公司。
1967年在8月23日年市口附近的新都机械厂，八.二六派和重庆来的“砸派”，向手持梭镖、钢钎，棍棒的红成派冲锋队伍开枪射击。在机枪的扫射下，红成派死伤惨重；后冲进厂房，战斗烧毁四幢房子、一个食堂，卡车两辆；牛市口地区的无缝钢管厂，新都机械厂，五冶，空压厂等地武斗全面升级，首次贴出武装保卫东郊，黄昏时街上行人断迹，带腾帽的武斗人员随时盘查路人，两派宣传车经常在街上对骂，时而几声枪响，人流狂奔；久而久之当地居民见惯不惊，打起来了，在地上睡觉，子弹在屋内乱飞也是有惊无险。
1989年国务院授予牛市口街道办事处清扫队中共党员胡应良全国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2003年6月28日攀钢集团成都钢铁公司迁建工程启动仪式在原成都无缝钢管厂东区大连铸车间举行，这次启动的一期迁建工程，主要是针对目前的铁、钢系统进行扩能改造，将原成都无缝钢管厂的炼钢从成都市区搬迁到位于北郊的清白江区；成都工业城像征的五根高烟囱，烟雾弥漫的黄，红，黑浓烟的历史将宣告结束，
二零一五年三月九日申琛收集整理
附注：
1：资料来源《湖广填四川》《成都巷战》《陈毅传》《清实录》《成都府志》《嘉庆华阳县》《民国华阳县志》《大川饭店事件》《川岛芳子弟子蓉城就擒》《中共成都地方历史资料选编》《美食如画张大千》《杜重石：大度豁达惬意生活》《成都十二桥惨案》《中共成都历史》《解放战争时期西南地区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番号及其主官》《国共的间谍战》《四川省行政区划》《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成都社会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金牛历史》《第二汽车制造厂》《文化大革命记实》《成都无缝钢管厂迁建工程启动》《民国华西日报》《民国新新新新闻报》等报刊，网络、书藉及文章，史料。
2：离山小学在牛王庙街，民间习惯叫牛市口地区，
3：成都牛市口兵工厂实际是在三官堂成都兵工厂，但民间也习惯称为牛市口地区，因牛市口很知名，它生产的枪在全国都有，外省人记不住据体地名，习惯称成都造的枪为牛市口兵工厂制造，
牛市口的前世今生
黄昏，夕阳最后的余晖倾泄着永恒的美，留在远路归来的人们记忆里，形成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
这里高楼林立，街道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熙来攘往的人群比肩继踵，像潮水涌动，霓虹刺眼，灯光恍惚，亦幻亦真；纵横交错的交通设施，构成了城市的血脉和骨架，推动古城大踏步向现代城市迈进。
白天繁华的一切都随着夜幕的的降临沉淀出难得的安静，摩根中心大厦，放出的光芒直冲天际，在繁星中舞动，银河般的二环高架高速像一条发光的锦带；新世界广场，尖东旺角，东方新城，华夏银行，地铁，万家超市，在霓虹灯下遥相呼应。
酒吧内外晃动着大呼小叫恣意放纵的人群，街道闪烁着五颜六色，现代而时髦的名牌啤酒广告，晶莹剔透的霓虹灯将城市夜晚描写淋漓尽致；衣着华丽的市民尽展都市的繁华。在老成都，一块有着非常独特地域名的地方——牛市口，带着温厚朴实的忠诚，让人去回味，“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还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过去……
清朝顺治、康熙年间，四川地区人口稀少，荒地很多，城镇也是茂草丛生，甚至虎狼出没。面对这样的情况，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征收赋税，采取了一系列增加人口和恢复生产的措施，
顺治十四年（1657）户部颁布《垦荒劝惩则例》，明文规定奖励垦荒有功者，并把垦荒的多少与户口的增减作为对地方官的考核依据，
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户部下令“入川人民众多，酌量安排，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如有兄弟子侄之成丁者，每丁给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一户内老少丁多，不参养赡者，临时酌增除拨给之数外，或有多余三、五亩之地，亦准一并给垦，其奇零不成丘段之地，就近酌量安置，给以照票，收执管业”。
1696年康熙丙子年户部议覆、又谕曰、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开陕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湖广入川之人、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之人。或有将田地开垦、至三年后、躲避纳粮、而又他往者。今四川之荒田、开垦甚多；果按田起课、则四川省、一年内、可得钱粮三十余万。
1720年清康熙庚子年又谕，请每二户、合给农器价银一两。麦种一石。耕牛一头。每一头、折银八两。令其耕种。以资养赡等语。著照所请办理。
明末清初，因战争与内乱，瘟疫，虎患，成都府东门的前沿军事重镇大田坎，观音堂，华光寺（顺治朝叫五显庙）一带因屡遭拉据战的重创已是一遍焦土。
清朝顺治、康熙年间，四川地区人口稀少，荒地很多，城镇也是茂草丛生，甚至虎狼出没。面对这样的情况：
康熙六年十二月：四川总督苗澄等、请以重庆夔州等镇、成都城守等营、督抚提标兵、抽拨七千名、开垦成都屯田、每岁可得米四万二千石、省部拨银五万六千两；从之 。
这些早期的屯荒者，由于其身份不同于戒屯的战俘及省外民屯移民，占据的都是紧临成都城池的上等好田好地，这些被淘汰下来耕垦的老弱士兵中，都是从陕西到四川征战有功的绿营老兵，兵屯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加国家税付，而是为了保障战争的后勤供需，及根据地的早期形成，早期入川的陕西藉绿营老兵，是清初成都最早的移民军屯者，在这一地区牛市口不远修建《先农坛》之后，至清雍正四年后每岁季春月亥日参与致祭，成为四川早期恢复农业经济的典范。
这些军垦移民主要分布在城东点将台至沙河金井湾广大地区，以得胜场为中向周边弧射，据考证成都牛市口周边地区有大量的祖籍是陕西移民，而且还有不少甘南的回民，历史上牛市口曾有一遍很大的老陕墓地，证明得胜场是成都最早的移民地区，而非后来的湖广填四川民屯移民。這些入川先期原用军垦屯田的軍隊，在南、北、东、西的驿道得胜口设骡马餋圈分发粮种与耕牛形成牛市，但民间传闻大田坎林家坡张得胜坟墓并非李国英的部将张得胜，张得胜死后埋葬何处并无人知晓，林家坡张得胜坟是乾隆间武进士张得胜的墓地，因张得胜是当地人士，后因耕牛交易而新启的小镇取名得胜场，据嘉庆华阳县志选举武科中确有，乾隆三十八年辛卯科，新科武进士张得胜之记载，
1668年于清代康熙七年；传说当年成都平原牛瘟肆虐，四川巡抚张德地为了安抚民心，便在毗邻的牛市之外叢业寺（得胜鄉附近）修建了这一牛王庙，并铸有铁牛一只，供奉于庙内。邑令安洪德有碑記。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得胜场增建一所庙宇，取名五显庙，嘉庆五年重修并更名为华光寺，农历二月十九是观音诞生日，农历六月十九观音漂南海之日。
农历九月十九是观音出家日，早开启寺院大门，迎接来寺进香祈福、纪念观音节日的信徒与广大佛教信众共同举行大型的观音菩萨纪念活动，弘扬佛教的基本理念。这三个节日是华光寺最为热闹的庙会，东山三乡五场的客家蜂涌而至朝钟暮鼓非常热闹，庙前照壁前的大坝市场，
三乡五场的客家农户，水碾河坝上北方汉子，或背篓、或挑担、拎鱼篓或驾着牛车、或打着赤脚步行…… “叮铃铃”结群搭伴来“赶场”。晨雾中衣着破烂围裙破衫显露着健壮的身驱，嘻嘻哈哈、勾手搭肩走上穿梭在人群，槐树下的村姑，半掩披头散发、……懒洋洋，冉冉升起的朝阳下，满街的店门便开了，五花八门的摊点便魔术般幻化出来，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满是喧哗热闹、笑语快言，有的轻快哼唱米脂小曲招引买主……庙会近式闹市。卖艺的高声喧哗，卖凉茶的悠哉游哉，一筐筐红苕，一担担稻谷，赶场”的乡人为卖为买而来：香菇木耳，野兔山鸡，药材特产，卖竹木手艺……忙着做生意的，也把满嘴的趣话丢落在街市，鸡羊牛猪，买斧锯刀锉，粮种蔬菜，更有不卖也不买的闲汉，图的是少男少女溜街的快慰、眼福的饱足。有俗话说这里的好和奇：“石灵的包谷，东山的柴，糍粑店的婆娘场场来，城里买主不讲价，九眼桥的艄翁不还钱。”得胜场近几年天气好，一年两季都卖钱，讲价怕掉份儿，极撇脱；棚铺里讨价还价更有趣：摊主有些奸诈，明明侃价到位正该脱手，确硬弦了半个时辰才成交，富态老板娘瞅准精明男人腰猛捏一把:“你鬼儿识眼色还灵性,又多卖一斤肉钱。”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生意买卖一张嘴，买主卖主皆大欢喜。更多卖肉卖炭卖柴的中年汉子，票子卖到手，去小吃店切二两烧腊肉、拌一碗红油辣子多的热面皮、来两个老陕锅盔，倒半斤地道的“苕干酒”，同熟识的老表表叔划两拳“哥俩好”，满面红光地穿过街市往回走，碑坊下丢给税史几个铜钱，乡丁一则身，踏着夕阳西归，说一路妇长夫短，骂一路贪官狱史，龟儿子得胜场的税牙，比华阳县官还富，哪管旁人眉高眼低，好不自在若半个神仙……烧香磕头，求啥神灵保护，泥巴黑得流油，渠水清得如镜，只愁无地播，不愁无收，难怪米脂的婆娘也愿嫁天府的汉，得蜀得天下，俺八大王屠尽大西国，红眼咧……
国朝康熙威茂镇总兵刘凤墓，治东五里得胜场（牛市口大坟包）
1796年嘉庆初, 江陵人清乾隆进士朱云焕， (字遐塘)在成都潜溪书院任山长）朱云焕曾任四川永宁(今叙永)县令；去官后，在成都府华阳得胜场，安养乡净居寺的主讲于潜溪书院，死后赶葬于得胜场则下水巷不远的白蜡林。
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由乡绅钟鸣轩，张庆峰，黄镇川等在得胜场捐建《贫流会》每岁施棺百余副。
1813年嘉庆十八年邑人刘炳掦等在治东五里募置得胜场义地一区
1813年；嘉庆十八年，邑人包文琳，邓川源，陈玉，刘烦扬等；在东治五里得胜场（牛市口）捐置妻所梳，華陽縣有兩所妻梳所，一所在治東城濠側。
1815年（嘉庆二十年）邑绅耆，張寅寬，林鳳翔，王鶴鳴等捐置得胜場建尚義鄉塾，每歲春秋二季招集里中肄業子弟課其文藝列優等者，給以獎賞，鄉試之年助以資斧咸義之。這是華陽縣復縣以來由鄉伸損建的第一所義學，早于縣義學，晚于興隆義學
1886年光绪十二年，67岁的四川总督丁宝桢病危。由于俸金多数用于济困助贫，这位封疆大吏竟然债台高筑。他颤抖着手给朝廷写下最后一道奏折：“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笔掉地上，丁宝桢死于任所。依赖众官员赠送的一点银两，家眷才有能力凄然将丁宝桢归葬山东。一乘简陋的马车载着丁宝桢的灵柩，在成都百姓震天哭声中嘎吱嘎吱地出了东城门，过了长春桥，到了牛市口。驿道旁新搭建的丧亭白旗飘飘、纸钱飞舞，夹道送行的众官员和百姓们默默地目送着督川十年的丁宝桢灵车远去。一生为国漂泊的丁宝桢沿着十年前来的蜀道去了。光绪二年一乘顶普通小轿子曾从城外经过牛市口，轿内有个干瘦、黄脸、长胡子老头身着布衣，轿后有一挑行李，那老头脑壳伸出轿窗外看稀奇，众人全以为是个进城走亲戚的乡巴佬，被兵勇呵斥。那老头不发一言，轿夫也避开大道接官厅，绕道牛市口田间小路而行。在牛市口迎官路恭候的文武官员，顶戴齐整，伸长颈项呆等，盼得焦头烂额。一直等到太阳已升到日中，众官饿得发昏，方知总督早以“微服进城”他，四川总督丁宝桢，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了。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由于万县地域不适,将川东道土厘总局移到涪州,于上游简州华阳县之牛市口增设土税分局,管辖川西地区税厘并征。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由乡绅捐赠在牛市口左则沙子堰支流重修石材一洞板桥《永定桥》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由乡绅捐赠在牛市口智胜保沙子堰支流重建石材一洞板桥《乐善桥》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四川成立劝业道，巡警道周善培任新成立的劝业道，一九〇六年周善培于东门大田坎开办成都最早的官办纱厂，周善培实行改良娼妓管理办法，“对不愿做娼者，可到大田坎纱厂做工”，牛市口历史上纺织发达，土法织布机坊众多，最早的纱厂是商人出钱，把较大的几家机坊集中起来，招收部份从良的妓女使其经济独立。
1910年(清宣统二年)乡绅捐赠在得胜场智胜保沙子堰支流重修石材一洞板桥《長順橋》
1911辛亥年（七月二十七日）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致内阁请代奏电 十五日，遵旨拿获首要，随将围攻督署乱民击退，曾于咸电具陈在案。是日分段派兵弹压，兵民仍多冲突，直至三更，城内始稍静息，而城外大面铺、牛市口民团数千人，夤夜已到城下。七月二十八日上谕，赵尔丰电奏：自十五日乱民围攻督署之后，是夜即有大面铺、牛市口民团数千人麇集城下
1911年（清宣统三年）川路民变之情势愈烈，同志军酝酿及建立遍省春笋，岑春煊入川亦不能平定，辛亥年七月十六日，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揭竿举事，浴血扑城。时有华阳县哥老首领、党人秦载赓，闻水电报后，率先云集华阳、仁寿、井研等州县之同志会成员千余人，组成保路同志军，传檄四方，星夜赶至成都扑城，9月7日与前来弹压之巡防军，交战于省城之东郊大面铺、牛市口诸地，在革命党人最活跃的一些场所;东门牛市口一线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武昌起义是1911年10月10日）
1914（民國三年）由乡民集资在得胜場六合保沙子堰支流重修石材一洞板桥《大石桥》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据民国《荣县志》”第八卷《人士》记载：“文仲复入军游击队五年。正月，战于成都牛市口”。
（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