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67年2月10日，是长篇小说《红岩》主要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愤而自杀的日子。
罗广斌的死也耐人寻味，他与众多死于文革的作家不同，他不是被动地接受文革强压下来的命运，他是以革命者的心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狂热地投入运动的。他也的确心里一直憋屈，他也的确对当时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官场派系斗争和整人的重庆地区某些领导人不满，但罗广斌对毛泽东和党是坚信不移的，他就像诗人李白一样满怀理想投入一场自己并不了解的政治运动漩涡。其结果不外乎就是被人所谓的老帐新账一块算，在被残酷地折磨了几天几夜后，这位曾经在监狱里拒绝了父母劝降；也拒绝了成了叛徒的上级联系人，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的诱降；经受了渣滓洞、白公馆的同志猜疑排挤；经受住了敌人残酷折磨和生死考验的老战士，却再也忍受不了自己同志对自己视为极大侮辱的所谓叛徒定性，借上厕所之机，登上窗台，大喊一声毛主席万岁！从二层楼厕所窗口一头扎下，以血染岩石明志而死。
当时关于罗广斌的死，一时众说纷纭，最后却被江青一锤定音说，罗广斌是叛徒、反革命。她还在会上表态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就这样，罗广斌就连以自己的死都没有换来一点真诚。
在2011年暮春，我随鲁院师生第一次来到重庆。借这个机会，我独自来到朝天门码头，时值夜晚，周边高楼和路边的通明的灯火把枯水期的长江嘉陵江的交汇处照得粼粼发光。我知道，在这里，大概除了经纬度，其它的，已是人非物也非了。可我还是在那里凝立良久，遥想着江姐很沉稳地手提藤条箱步上跳板下船的情景，站在石阶上兴奋地踮脚挥手的就是罗广斌了。我总是觉的这两位书生气很浓的人像是姐弟俩。我还很想到罗广斌自杀的地方凭吊一下，那个地方是不是就在渝中区呢？我总是认定那块染过罗广斌鲜血的石阶是红的。
罗广斌的悲剧命运虽然令人扼腕叹息，却也正是真正作家的宿命。罗广斌就和中国文学史上的绝大多数作家一样，一生忘我地追求理想，一生为自己心中的信仰而无法适应现实；一生行走于社会边缘，他们像战士一样奋斗却没有胜利的希望；他们的泣血之作没有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却让历史因此而绚丽多彩。
罗广斌出身于四川富豪之家，父母是法学专家，哥哥罗广文是抗日名将，时为国民党第7编司令，统领十七万军队，是负有国民党西南地区防务重责的将领。引导罗广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的是时任中共地下党在西南联大的负责人、著名作家马识途，在成都，罗家和马家是世交。而以后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同罗广斌保持着单线联系。这样的社会关系和隐秘的组织安排使人不能不联想到罗广斌就是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兵团司令罗广文身边安插的一枚具有战略眼光的棋子，本来是期待罗广斌在解放大西南的紧要关头发挥重要作用的，但因地下党重庆市委被破获，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叛变而暴露。原本刘定国并不掌握包括罗广斌在内的地下学运系统的材料的，但刘国定眼尖手长，违反地下党工作纪律，擅自看了有关罗广斌的材料，并且抢先向敌人邀功出卖，冉益智怕被刘国定抢了功劳，赶紧向敌人提供了罗广斌的地址。为了抓捕罗广斌，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徐鹏飞的原型）约见罗广文，迫使罗广文为了免除蒋介石对自己的怀疑，不得不交代出弟弟罗广斌的藏身之处，并让徐远举管教。罗广斌被捕后，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要保释罗广斌，罗广斌父母到监狱看他，劝他不要再坚持，希望他回归家庭，只要在悔过书上签一个名就行，被罗广斌拒绝。之后，叛徒冉益智以地下党上级领导的身份对罗广斌劝降，条件也是在悔过书上签一个名就行，也被罗广斌轻蔑地拒绝，并一回到监狱院子里就大喊冉益智叛变了！据《红岩》第二作者杨益言回忆，罗广斌刚入狱时，同屋的28位狱友因罗广斌是国民党将领罗广文的弟弟，怀疑罗广斌是内奸，不理睬罗广斌，让罗广斌挨着马桶睡，直到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江姐从楼下女牢传过话，说我了解他，才被解除了怀疑。法官张界和渣滓洞所长李磊都轮番审讯过罗广斌，没有取得任何效果。有一段时间，只要有汽车到渣滓洞，几乎都是来审问罗广斌的，有时从早上审到下午，狱友们焦急的探望，每回被审完，罗广斌微笑着回来，狱友们知道他坚持住了。这样反反复复几次后，徐远举沉不住气了，在遭到罗广斌又一次强硬的抵抗后，下令将罗广斌一个人单独关押，并带上四十斤的脚镣。带镣以后，狱友们发起慰问，诗人何雪松的《我们的海燕》，最初就是送给罗广斌的。罗广斌知道，自己的不屈服，对渣滓洞的狱友们在某种程度上起了鼓舞作用，但是又担心，以自己这样的出身来说，狱友们的鼓励是不是多少还有打气的目的呢？是不是还有要稳住他的担心呢？考虑之下，罗广斌写了一首“我的自白书”作为对狱友们的一个答复，也明白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望着脚下沉重的铁镣，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毒刑、拷打、枪毙、活埋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是一个人，不能像狗一样的爬出去，我恨煞那些怕死的东西！没有同党，什么也没有，我的血肉全在此地。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望着脚上沉重的铁镣，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
后来罗广斌在写作《红岩》时，把这首诗改编后移植到成岗头上，再后来成为流传甚广的陈然的《我的自白书》。
同室关押的狱友中有一位罗广斌认识的张国维。他被捕前任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工作，互相都很熟悉。张国维冷静分析了罗广斌的情况，认为罗广斌有一个特殊背景的权贵之家，他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他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期待有朝一日向党报告。
从此罗广斌肩负着这项特殊的任务，作为一个有心人，他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留心观察，设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积累资料。同志们对他推心置腹，充分信任，大家以高度的责任感，以真诚的态度，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进行总结，从《挺进报》的被大破坏、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分析问题，提供情况和意见，有时还能三三两两地进行小型讨论。江姐曾组织狱友写自己的被捕经过和原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不能不承认，历史有很多巧合，成就了罗广斌作为《红岩》有关人和事的书记员。
1949年1月，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齐亮、马秀英夫妇也被捕关进了渣滓洞监狱。早在西南联大时，罗广斌便与齐亮认识，马秀英又是马识途的妹妹，重庆出事后，他们二人被组织安排转移到成都，却不料也被捕了。罗广斌非常难过，齐亮也急于向罗广斌了解情况，罗广斌写了一个纸条告诉齐亮狱中的情形，结果被看守发现后又加了一副镣，徐远举知道后气得不轻，罗广斌不自首宁愿坐牢便罢了，现在还在狱中搞起联络来了，2月5日，罗广斌被转到白公馆关押。
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后，与同室狱友刘国志、王朴、陈然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白公馆监狱实际上存在一个没有名称的党的秘密领导小组，成员有许晓轩、谭沈明、周从化、刘国志。他们都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在讨论中使罗广斌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大。1949年7月，罗广斌的父母专程从成都赶到重庆保释他，当时有许多人，包括狱中的看守都以为这次罗广斌是不会回来了。罗广斌被带到城里二处，先洗了澡，换了衣服，同父母见了面，但仍拒不在悔过书上签字，还和父亲大吵了一架，过了两三天他又抱着铺盖卷回来了。了解他的陈然、刘国志、王朴是知道他一定会回来的。这件事过后，白公馆许多对罗广斌不甚了解的同志对他也刮目相看，真正彻底地信任他了。
1949年9月以后，国民党当局开始有计划地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人员进行逐步屠杀，特别是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在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后，情况变得危急起来。狱中同志一方面加紧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希望能获得营救，同时也加紧策划突围和策反看守。民革川康分会负责人周从化将军认为，如果有人带信出去，并且领路和说明情况，就可以聚积一定的武装力量突袭白公馆和渣滓洞，进行武装劫狱。
狱中共产党员的核心小组成员许晓轩、谭沈明等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于是决定由罗广斌去请求自新悔过而出狱，与党组织和周从化将军提供的武装力量取得联系，对白公馆和渣滓洞人员进行营救。
当谭沈明向罗广斌交代这个任务的时候，罗广斌是不情愿的，如果单纯地只是要求他为组织牺牲生命，他相信自己是能做到的，但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气节。谭沈明要求他为了狱中的数百同志牺牲自己，就算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功，去试一试也是值得的，为革命牺牲自己不仅仅是牺牲生命那么简单，忍辱负重也是一种牺牲，而且现在需要罗广斌作出的正是这种牺牲。罗广斌虽不情愿，但同意执行。罗广斌同意服从组织决定后，狱中核心小组的许晓轩、刘国志、谭沈明用书面形式为罗广斌在狱中的表现作出了结论，对狱中党组织要求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争取出狱的问题作了说明，并相约不管谁以后活着出去，一定要为罗广斌所谓悔过出狱的问题作证。但后来，形势急转直下，时间也不允许了，狱中党小组决定停止执行这个计划。
在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的中美特种合作所特务对在押犯的大屠杀中，一名被罗广斌策反的白公馆看守杨钦典趁独自看守之机，跑到监狱院墙外，对早已忐忑不安的警卫人员喊，共军都打来了，你们还等什么，大家还不快跑！警卫们便一哄而散。杨钦典打开牢门，放出尚未处决的罗广斌等19人。就这样，一系列历史的阴差阳错地成就了罗广斌等人和他们的作品《红岩》，使以他们为原型的《红岩》中共先烈英雄群像在文学的星空中熠熠生辉。
回顾罗广斌的一生，使我们看到了三个版本的《红岩》，第一种版本，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的《红岩》；第二种版本为现实版，就是罗广斌亲身亲历的地下工作和狱中生活，如果罗广斌把这部“红岩”以自己独特感受和情感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原则写出，其现实主义成就将极大地超越刊行于世的《红岩》；第三种版本的“红岩”，也是现实版，以罗广斌以自己的鲜血写就。就是罗广斌在解放后，先后做共青团和文学创作工作，他不断到学校作报告宣传烈士的革命精神，虽然在创作上不断取得成就，其作品《红岩》让罗广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甚至让作者具有了一些中国青年革命精神教父的意味。但在实际上，罗广斌却一直处于被极左思潮和官场派系的无情排挤压制的地位，就连参加访日代表团的政审都通不过去，所谓历史问题如影如随地煎熬着他，直到他在文革中追求理想而不得，被迫害而死。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12月版的《红岩》虽然在当代17年长篇小说中达到了最高的艺术成就，就是在将来的文学史上也是一部具有独特的文学地位的描写殉道者高贵品质的奇书。但作品在现实主义的深度上，囿于时代历史背景、创作生态环境和出版体制的限制，小说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是在重庆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以政宣为指导，以集体创作的方式进行，所以《红岩》并没有完整深刻地再现小说所反映的那个波澜壮阔时代斗争生活的具有某些本质特征的历史丰富内涵。这使小说《红岩》同真实历史之间有了很大差异。
在那个从1949年建国至1966年文革前夕，史称当代文学17年的时期，创作的个性空间极其狭隘，凡是写现实生活或试图贴近生活试图深入表达感情的作品大多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歌颂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在17年中是文学创作仅有的避风港。如同一时期的《红旗谱》、《小兵张嘎》等作品都是源于作者亲身经历的革命斗争历史题材。这些作品的大行于世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作品所产生的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本身蕴含的极为丰厚的文学元素；另一方面此类作品在文化舆论上也为共产党的执政资历加了分，满足了执政党的政治教化需要和社会文化需求，得到了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肯定和重视。小说《红岩》的产生就是由组织上提出来的创作任务，并指定罗广斌和杨益言执笔创作的。当然这个决定的作出的原因是领导层从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写的《在烈火中永生》和有关回忆录受到启发，从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中看到了其中的革命者的崇高品格等极为丰富的文学资源，可以写成文学作品用来教育下一代。像著名作家马识途、沙汀等人，他们既是罗广斌的文学师长，又是罗广斌从事地下斗争时的领导，对当年极为残酷复杂的地下斗争也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他们也在指导《红岩》的创作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红岩》创作中的政宣挂帅，集体组合的方式也是文学史上比较独特的文学创作现象，但在解放区文学、17年文学和文革中并不鲜见。中共可能是在政治斗争中最善于运用文艺作为武器的政党。但是这种全方位和渗透到底的干预相当程度上也挤压了作家的独特表达和想象发挥的个性空间，使作家在创作中只注重所谓的党性，忍痛割舍了许多作家的宝贵的个性体验。而罗广斌对这种干预他创作《红岩》的态度如何呢？事实上是非常欢迎的。就是连小说《红岩》的题目也是集体反复讨论定的。在当时，也只有这条路才能让作品得以发表和免遭夭折的厄运。而且出身不好，又有所谓的历史问题和社会关系复杂等因素无时不刻地对罗广斌心态产生巨大的影响，使他感到压抑，使他在自己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党组织面前不免惶恐不安。这时，能有像著名作家马识途、沙汀等人来为自己组织创作，并无私地帮助他们创作，罗广斌和杨益言真是感激还来不及呢。自然是对老师和领导的意见极为重视，言听计从。也应该承认，罗广斌和杨益言在创作上是幸运的，正是由于小说创作得到了这些创作经验丰富的老作家的帮助，使小说《红岩》在当时异常严苛的政治和创作气候下取得到了最好的结果。一句话，在那个时代，讲求作家的独立品格是不现实的，《红岩》只能是当时政治气候下的产物。
小说《红岩》虽然获得了空前的读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但必须指出，《红岩》的成功是以作者牺牲部分生活真实和独特感受为代价换取的，是以小说现实主义内容与政宣意识妥协的结果。这种文学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水浒》是这样，《西游记》也是这样。但《水浒》和《西游记》中的创作主旨和对主流社会观念的妥协的痕迹很明显，而且造成了作品在创作精神上的分裂。也正是这种十分裸露的分裂，也使作品最富于生命力的属于民间精神的造反内容得以保留，使后人能够在阅读和听评书时凭借自己审美取向对作品内容有所选择侧重。而《红岩》的分裂就看不出来了。这是因为在小说创作之初就在拟定的歌颂党，歌颂先烈对党无限忠诚的主题的统领下把一部分最涉及生活本质内容的最活生生的素材割舍了。在刊行的《红岩》中，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人被拔高到完美的程度，叛徒甫志高的职位被大大降低。把地下斗争的严酷性、真实性、复杂性、曲折性、深刻性在相当程度上做了掩饰，把很多人性的内容简单化了，把真实的生活中的革命者为民主革命胜利而奋不顾身的斗争目标转移到为党取得革命胜利而奋不顾身的斗争上来。这里有一【】个时差，尤其要说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很多知识分子投身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民主革命，就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制度，这种历史的期待和寄托一直延至建国后也有大批旅居欧美的专家学者心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憧憬，冲破重重阻力回到国内。这主要源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现实非常失望，他们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腐败黑暗的家族统治，他们反对蒋介石罔顾民生民权民主，悍然发动内战，将中国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这就是促使大批知识青年加入中共的历史原因，这也是《红岩》中革命烈士在精神上无比坚强的主要原因。当时中共的确在政治上代表了中国民主势力，迎合了中国人民的历史要求，这就是中共在内战中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主要原因。但建国后的情势发展同很多人当初想象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这样，由于历史的错觉，《红岩》在小说所描写国共斗争的主线下的烈士们崇高的品格，烘托的是中共的正义形象，在艺术上为中共加了分。
小说《红岩》创作主旨就是通过众多的英雄形象反复告诉读者，党是至高无上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强调忠诚品格，强调集体主义，强调铁的纪律，强调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不顾身的精神，谴责叛徒猥琐卑鄙的贪生怕死的出卖行为。这种要求在当时非常残酷的地下斗争环境中是地下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质。但这些片面强调忠于党组织，忠于领袖的理念，实际上也有剥夺了读者在阅读现实主义作品时对作品艺术形象欣赏中再创作，再想象的空间和关注现实的思考的一面。像小说《红岩》等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客观上就为回避三年困难的重大社会现实，进行了造神运动，甚至为后来的文革运动作了舆论上的铺垫。
让我们接着关注罗广斌亲身经历的“红岩”。
小说《红岩》的创作素材虽然很庞杂，交织着很多人的命运，但也很透明。解放后，相关部门从对敌特人员的审讯、内查外调的政审、脱险人员和敌特及相关人员的回忆和缴获的档案资料中还原了一些人的真实情况，揭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使符合历史原貌的素材能够同小说文本进行比较，这也是个很难得的研究政治意志对作家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范例。
《红岩》作为描写中共地下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历史小说，文中集中描写了一位名叫甫志高的可笑人物，他好表现，喜欢讨好上级，还有自作聪明的毛病。就是这样形象猥琐的人物的叛变使江姐被捕。甫志高随后在抓捕江姐的返途中被华蓥山双枪老太婆擒获处决。而生活的真实又如何呢？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红岩》所涉及的真实生活是大批地下党被捕的原因就是重庆市委和川康特委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所致。而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在被捕之前，他在从事地下领导工作中就暴露出了种种劣迹，刘国定曾经利用职权向掌管地下党活动经费的何忠发借钱做生意。何忠发告诉他：“组织上的钱不能借，我自己也没有钱借给你。”刘国定对此怀恨在心，多次诬告何忠发有经济问题，后经组织查证，否认了刘国定的不实之词。在刘国定的眼中，利用权利，谋求私利，只是举手之劳，利用组织的钱为自己谋点小利没什么不对。
刘国定被捕后，一开始没有暴露身份，应付过了敌人的最初审讯。但当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招认了他的真实身份后，特务又用酷刑威逼他时，他一下子就软了，承认了自己就是中共重庆市地下党的书记。当徐远举要他交代组织，出卖同志，参加特务工作的时候，刘国定表示答应，但要先谈好条件。在谈判中，刘国定一再希望徐远举考虑他是市委级干部，要国民党给他少将官衔，而徐远举表示他只有给中校的权限，如果往上报也有意外的可能。最后以中校官衔成交。因此，刘国定在以后的叛变活动中对国民党是有一定保留的，这并不是他感到内疚的表现，而是他为了更好地保住他认为应该属于他的利益，以此作为拿徐远举一把的筹码。他叛变后，当许多同志还无法相信这一突变情况的时候，刘国定却已神气十足，趾高气扬，从一个追求革命的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摇身一晃成为国民党的中校军官，并且迅速地适应了这个角色。
中共重庆市副委书记冉益智的叛变有一个矛盾的过程，在渣滓洞关押时，他恐慌、焦躁、不安，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中共在中国的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但是，如果不交代，说不定哪天就给拉出去枪毙了，如果交代了组织、出卖了同志就成了可耻的叛徒，这也是他不愿意的。他矛盾，动摇，神经过敏，在狱中从没有好好睡过一觉。当被转囚到白公馆后，他彻夜难眠，半夜起来写遗书给妻子，最后一句是：“……枕边一吻，竟成永别。”贪生怕死使他动摇了革命的信念，严酷的现实使他苟且偷生。冉益智曾经是许多地下党员所崇拜的领导干部，讲起革命道理，他振振有词，谈起共产党员的气节问题，总是慷慨激昂。1948年3月，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时，冉益智一再强调气节、人格、革命精神，他叛变后，出卖了刘国志、曾紫霞。曾紫霞简直不敢相信。
冉益智叛变前对人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冉益智平时就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话说得很漂亮，事情就不要管他做的到做不到了，骨子里面耍两面派，这是冉益智做人做事的原则。冉益智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他能言善辩，总有自己的一套说法，遇到问题时他会很机警地推掉一切责任，有了成绩的时候他很擅长于找到各种理由与自己挂上。他叛变后，在出卖组织和同志的问题上，是依照对自己的危险程度来定的，把凡是可能了解他叛变的同志，可能影响他的生命安全的人向特务供出去；把没有对他产生不利影响的同志保留下来作为日后向中共表功的政治资本。
中共地下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后向敌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二、川西工委负责人华健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三、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情况；四、《挺进报》特支的刘熔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晖及罗广斌、沙汀、彭咏梧、江竹筠、黄绍辉、刘国定；六、丰都、石柱、云阳、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等等。
刘国定和中共地下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两人先后被捕后为向国民党特务邀功请赏，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亲自带领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冉益智带领特务到万县，抓捕了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涂孝文又叛变出卖了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同时，冉益智还向特务交代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辅浦华辅和委员华健抓捕。蒲华辅叛变出卖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员韩子重和蒲华辅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
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在南京，逮捕了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陈丽金等人。
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特务在广安逮捕了下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骆安靖在刘国定的劝诱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务供出了第五工委的委员和下属的两个特支及七名党员。
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还证明，在有关《红岩》被捕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中，女同志竟然无一叛变，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例如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出卖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后，敌人到家逮捕郭德贤，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得以脱离。
李文祥是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9年入党，他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李文祥在狱中熬了8个月后向敌人招供。当李文祥背叛革命时，他的妻子熊咏辉还和江姐一起关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思来想去，她给狱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
还有一大批年轻的共产党员其中有很多出身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党员在敌人面前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而令人惊诧的历史事实是重庆中共地下党的高级干部中竟然绝大多数人被敌人摧垮了意志，他们出卖自己的同志甚至自己的妻子的结果还是被敌人轻蔑地抛弃了。1949年10月28日，和陈然烈士一道被特务处决的10人中，有3人是叛徒，他们是涂孝文、蒲华辅、袁儒杰。在押上卡车的时候，陈然轻蔑地对涂孝文这位党内地位远远比自己高，资历比自己深的领导干部说：“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可以用死来赎罪了。你要表现得英勇一点，也算你曾经加入过共产党。”涂孝文动了动嘴唇，没有说话，但他还是重重地点了两下头。在向刑场驶去的路上，陈然带头唱起了《国际歌》，在这歌声中也有叛徒涂孝文微弱的声音。
正是红岩烈士们的坚贞不屈的斗争，不但以自己血肉之躯守住了地下党的防线，也在气势上迫使叛徒不再供出新的同志，使疯狂的敌人再也无法继续撕开裂口，使更多的同志得以保全。
如果用今天的人道主义观念来衡量，社会舆论会对被捕后向国民党特务供出所有的情报的叛徒宽容很多。但问题是在有关红岩的解密档案中，所有的女中共地下党员竟然无一招供，江姐在三次酷刑中昏死过去三次也不开口；绝大多数下级党员也扛住了敌人的酷刑，其中不乏被折磨失明和腿折残废的。而在被捕的中共地下党高级和中级领导干部中，招供并带着特务去抓自己人的在比例上竟占了大多数。其中就有四川中共地下党地位最高的川康特委书记浦华辅。而重庆中共第一负责人刘国定呢？他一旦身份败露就竟然非常老道地同特务头子谈判起投降的价码来了，而且以自己的重庆市委书记的官衔一开口就要敌特的少将官衔待遇，这不是投机分子又是什么呢？而这就是《狱中八条》产生的事实依据。在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可谓人心丧尽，中共在全国的胜利，可以说是看到了曙光。国民党对落在自己手里的中共党员，除了极少数高级干部外，对其他绝大多数中共党员历来是要杀的；就是有所怀疑是中共党员的，也是要杀的。对于他们来说，招供不招供，都是死。对于这一点他们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可是还是没有咬住，就连自己的妻子也供了。在精神上完全垮了，就是在敌人高压下背弃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在敌人面前痛改前非，带着特务四处抓人了。他们平常在为人处世上暴露出来的投机性格早已被党内下级党员中思想敏锐的同志所洞悉，所以烈士们说这些人是叛徒绝对是刻骨铭心的感受。
如果让罗广斌放开了抒写，他最想表达的，在狱中最真实，最集中的感受是什么？应该是他和战友们共同总结出来的，著名的《狱中八条》。现敬录如下：
一、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这八条是烈士们向党披沥赤忱的诉说，也是以《挺进报》被大破坏，上下川东三次起义失败，因四川重庆地下党高层领导人纷纷变节招致中共地下组织极为惨痛的损失，数千名中共地下战士和游击队战士生命为代价得到的惨痛教训。其主要部分就是在向党反映地下党部分领导干部存在严重的腐化、组织纪律松懈和用机会主义动机来领导对待地下工作等问题。完全可以说就是一封用烈士鲜血写成的控告信。这八条告诉今天的我们，中共地下党的腐败现象即使在中共在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上升时期，即使在国民党特务到处疯狂抓捕中共地下党的白色恐怖之中也是存在着的。
《狱中八条》和那些红岩档案资料告诉今天的我们，即使中共地下党在处于黎明前最黑暗、最残酷的阶段，党内领导干部的身份和地位也是不能界定他的信仰和意志的。一个人的出身也是不能界定他的信仰品质的。有些出身优裕，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参加革命是出于自己救国救民，反对国民党腐败黑暗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革命的政治理想，而不是为了自己寻求个人出路和私利。他们的思想境界远比当时地下党内的一些后来成为叛徒的为寻求个人私利而入党的领导干部要高很多。
纵观罗广斌的一生，感觉很怪，好像上天就是为了这颗文学的种子安排了罗广斌为《红岩》的写作而历尽苦难的一生。使罗广斌生为《红岩》，死为《红岩》。
必须指出，如果单一地看罗广斌，是有这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但整体来看，在监狱中被关押的中共地下党员中像罗广斌那样的出身和性格的人并不是个别的，文学种子也不是个别的，而是一个群体。像红岩烈士刘汉秀就是其中一位。杨汉秀在渣滓洞春节联欢时把鲜红的被面一扯，腰间一扎，头一个冲上放风坝，扭起秧歌，边扭还边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几个看守特务干瞪眼也没敢拦着，杨汉秀的特殊身份成了敌人的忌惮。她是当时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亲侄女，因为暗中购买输送武器支持地下党武装起义，在1948年8月被捕。就是这位有名的杨大小姐，出嫁时抬盒摆了半条街，而她却毁家纾难投身革命。抗战胜利后，她接受党组织的秘密任务，从延安回到重庆。党交给她的任务是，若和平协定得以维持，就做上层统战工作；若形势逆转，就策动反蒋武装斗争。
那次秧歌舞之后，杨汉秀被杨森的一个小妾保释，接出渣滓洞。但杨汉秀在家里指着她的大伯父杨森的鼻子大骂杨森反动成性。杨森恼羞成怒，又把杨汉秀抓了起来，秘密关押。此后的20多年里，人们一直以为她牺牲在渣滓洞监狱。直到1975年夏天，有人反映，解放前在金刚坡发现过一具女尸，尸体上还带着手铐。有关部门组织挖掘鉴定证实是杨汉秀的遗体。这是在1949年9月23日，她被特务用一根草绳勒死，草草浅埋于金刚坡，被当地农民发现后埋葬。26年后，忠骨犹存。
直到1977年，杨汉秀的儿子在清理母亲遗物时，才知道她就是延安党组织派往重庆的吴铭。
罗广斌的两位入党介绍人除了江姐，另一位入党介绍人就是刘国志。刘国志临刑时，特务头一个就喊刘国志。刘国志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两个小时前杀害黄显声将军的枪声一响，白公馆里关押的革命者便已明白。刘国志大声说：“别急，等我先做首诗！”“死到临头，还做什么诗？”特务不由分说，把刘国志和谭谟合铐上一副手铐，押出白公馆，没机会用笔写，刘国志索性高声朗诵起来：“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声音回响在通往刑场的山间小路上。
多年以后，刘国志的五哥刘国琪从香港回到重庆，来到歌乐山。时任歌乐山烈士陵园园长的厉华记得，那是园里第一次接待香港来的烈士家属。刘国志墓前，刘国琪讲起一件往事，就在刘国志牺牲前两个月，他专门从香港赶回来营救弟弟刘国志。他带了一张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只要放了刘国志，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远举也不愿跟钱过不去，他同意只要刘国志在认错书上签个字，立即释放。但刘国志坚持无条件释放。刘国琪当时对刘国志跪倒在地，说国志你不要这样死心眼，只要命在什么都在。刘国志泪流满面，却摇了摇头。
刘国志之后，坐牢10年的许晓轩也被押出来。走到罗广斌的牢房前，他站住了，他想留句话给罗广斌，因为罗广斌最有希望活下去。“你要是能够出去，一定要把我们的意见告诉组织。还请转告党，我许晓轩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仍将这样。希望党组织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许晓轩的临终嘱托，罗广斌牢牢记住了。
笔者随鲁院师生参观过渣滓洞和白公馆，也被红岩烈士的崇高人格所震撼，这些烈士是中华民族最可贵的群体，他们具有独立的品格，有对真理的追求，有改造黑暗现实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勇气，有为实现理想而忘我的牺牲精神。所以他们对自己所属的领导人是有道德和政治品质要求的。他们不会以良知为代价地去依附某一个人和派系，他们的特立独行的性格在经过几千年的极权统治者的反复淘汰驯化下的中国人中间实属稀有，所以他们的悲剧命运从人生的开始就在冥冥之中被注定了。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的我们看来，是不是也可以从《狱中八条》中推导解读出这样的道理，中共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实行对权力的监督和通过吐故纳新来保持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是人民天然的代表者。
罗广斌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去写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情感体验的“红岩”是不是更好呢？这个结论本来就生活赐予罗广斌的，生活永远是作家的老师。
尤其像罗广斌那样在地下工作和狱中的斗争中经历了地位的落差，上级的出卖，亲情的撕裂，同志的猜疑，生死的考验，一直无法名状的不白之冤伴随了他的一生，作为为真理而战的战士，罗广斌一生没有苟且；但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感情，他的精神始终都在炼狱里煎熬。他本来是具有写出真正反映那个伟大时代的现实主义不朽篇章的生活基础的。但他的创作个性空间在创作环境挤压下和影响下，创作意图被政治任务扭曲，创作个性没有得到自由伸展，但我还是为《红岩》中殉道者群体的光辉形象中所震撼，所感动不已，《红岩》仍然不失为是烈士们用鲜血铸就的不朽史诗。
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后迅速腐化堕落，走向分化和独裁的历史也告诉了我们，君权神授的朝代早已一去不返。毛泽东于1945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对政党“精神懈怠”周期律的质疑时说，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周期率的新路，“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克服政怠宦成弊端的办法就是“民主”，就是“人人起来负责”。当年无数战士手持步枪，冒着敌人的炮火高喊为新中国前进时；红岩烈士们慨然就义时，都是怀着为之奋不顾身的美好理想而牺牲的。
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一面鲜红的旗帜，一个科学的信仰，一种为国为民精神，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执政党就是集合的号角。过去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做到了打仗不怕死；现在就要必须做到改革不爱财。一个政党如果旗帜褪色，信念丧失，惟利是图，认知错位，那就会沦落到众叛亲离，人人都看不起的地步，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让透映着先烈的理想之光回归吧！让希望的火炬引导中国人前行吧！这就是纪念真正的红岩烈士们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