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都知道，中文和合译本圣经（也叫官话和合本圣经）最早翻译成功并出版是1919年，这无疑是神给华人教会的特别恩赐，藉西方宣教士和华人基督徒合作的成果。圣灵印证神生命的道，使许多人得救。但是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却经历了很多艰辛。
自从1807年，更正教英国伦敦会宣教士马礼逊 ( RobertMorrison, 1782-1834)来华，并开始翻译中文圣经以来，相继来华的宣教士，也继续分别译经。至十九世纪末，已经有二十七种中文译本，还有方言译本的全部或部分圣经七十余种，显然对于信徒的交通和教导极为不便。
1890年，在华各宗派和合协作，组成译经委员会，推选七人为委员，狄考文(CalvinW. Mateer, D.D.,LL.D., 1836-1908)为主席。到1907年，新约翻译完成，旧约只译了诗篇，狄考文即离世。后由富善(Chauncey Goodrich,L.H.D.,Litt.D.,1836-1925)继任主席，领导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翻译工作，于1919年中文和合本圣经终于出版问世。
译经委员会的成员共有七人，来自不同的宗派，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工作。除了狄考文和富善之外，先后有十四人参与工作。原因是，有人因教会事工忙碌中途退出，有的退休，又有的离世，所以就由另外的人补入，保持七人委员。所选的人都是精通圣经原文，又精通中文的宣教士，如：白汉理(HenryBlodget)，杨格非(Griffith John) ，文书田(George Owen)， 海格思 ( John ResideHykes)，伍兹(Henry M.Woods)，鲍康宁(Federick William Baller)，仲钧安(Alfred G.Jones)，及鹿依士(Spencer Lewis) 等人。
1890年到1918年，译经工作历时二十八年才完成。在1919年出版时，原来的译经委员，只有富善一人得看见这本中文和合译本圣经的问世，当时他也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了。
当时译经的困难，超过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那时，还没有拼音，更没有所谓标准汉语，除了康熙字典之外，没有词典，辞海可查，可能要索求五方元音，圣经中有关农事农具的用语，则要查日用庄稼杂字之类的小书。这当然不容易而且缺乏标准。除此之外，就得问来自中国各地的助手们。
这本圣经出版以后，深受教会欢迎。当时，中国正在推行白话文，和合本圣经也适时的成为范本。无论如何，因为当时客观环境的困难，所译的圣经，并不能完全达到“汉语”语法的标准，当然，绝对的标准并不存在，所以还是称之为普通话较为恰当。一般说来，和合译本圣经里面，有些区域性的语词，对非北方人较难理解。不过，这类的方言，在圣经中并不多。
狄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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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的文化教育发展上，狄考文是最重要的催化者之一。他是最先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给中国的。受美国长老会的差遣，他1863年(同治二年)抵山东。先创办文会小学，进而中学，于1884年，发展为成大学，名为“文会馆”。狄考文为首任馆主(校长)。
狄考文博学多才，精通数理化及工艺。在语文方面，著有官话课本，更著有物理，天文，化学，三角，几何，代数等课本，是由各课程授课的讲义修编而成。后来商务印书馆编印课本时，采为张本。1898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大学堂，由当时外务部同文馆的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为总教员，征请文会馆毕业生八人任教员。大家都知道京师大学堂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由此可见狄考文及文会馆于中国文教的关键地位。
富善：
他是美国公理会的宣教士。他在北京工作，继在通州，担任华北学院及通州道学院的教授兼教务长。他对中文和北京官话研究深湛，曾编著中英袖珍字典及官话特性研究等书，是在华西教士和外交人员必备的参考书。他还通晓音韵，了解中文的诗曲词赋，能读能写，造诣高深。此外，他也懂蒙古文，译过单行本福音书。
（网摘，下划线、红色为后加，个别错别字有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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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遍：心中有圣灵的人（得救的人）会自觉地维护神（圣灵）所赐的中文和合本《圣经》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