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何思源（1886年－1982年4月），山东菏泽人。1946年10月-1948年6月年任北平市市长。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他是北平市和平谈判首席代表，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前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是其女儿。
何思源1915年考入京师大学堂，曾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19年秋，何思源考取官费留美生。1921年冬华盛顿会议期间，何思源作为中国留美学生代表成员，会见中国出席会议代表，要求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1922年秋，何思源前往欧洲，先在柏林大学研究经济。1924年到法国，在巴黎大学继续研究经济学。他当时想根据自己的研究，利用巴黎大学丰富的藏书，撰写一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专著，供中国有关方面参考。何思源在巴黎期间，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也正通过勤工俭学在巴黎大学读书，因而结识。
在完成了书稿《国际经济政策》(又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后，恰逢国内大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何思源决定回国，于1927年加入国民党，并以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随军参加北伐，1928年6月开始担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我的外祖父孙鸣岗1932年回国，后经冯玉祥介绍，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聘为省府参议，1934年被任命为第三路军军法处副处长，少将军衔，实际是韩复榘的法律顾问。1935年，韩复榘保荐孙鸣岗担任了威海卫特别行政区管理公署中央特派专员（关于外祖父的故事另文详秉）。由于曾经同在巴黎大学留学，如今又在山东共事，还都是山东老乡，因此，外祖父与何思源私交甚好。
其时，外祖父的四弟孙明光正在济南读书。孙明光是民先队员，“民先队”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是1936年在抗日救亡斗争的高潮下，由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北平成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孙明光经常走上街头参加学生运动，与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多有直接冲突，并最终被捕。后外祖父找到何思源疏通，将孙明光营救出狱。
抗日战争开始后，何思源兼任国民政府鲁北行署主任，率部在鲁北无棣、惠民、利津、沾化一带与日寇展开游击战。与此同时，我外祖父在威海起义后，也拉起一支抗日武装，以爱国将领、国民党第十军团六十九军军长高树勋部番号，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第二梯队，在鲁北高(苑)青(城)、邹平一带打游击，实际上受共产党和八路军指挥。两人都是书生投笔从戎，虽各为其主，但却在同一片土地上抗击日寇。当时，国共双方的抗日游击队时而互相配合时而互相攻击，何、孙二人在此期间有无交集我们并不知道，但他们的家眷却在敌占区有了交集。
何鲁丽的母亲是法国人，何思源在巴黎期间结识，本名宜文妮·詹姆斯，与何思源婚后改了个随夫姓且中国化的名字何宜文。婚后，何宜文先后为何思源生了四个子女，分别是何理路、何宜理、何鲁丽、何鲁美。抗战之初，何宜文和孩子曾随何思源在鲁北，由于形势复杂，环境恶劣，何宜文母子无法随军行动，何思源又无力将他们向大后方转移，只好将他们转移到天津英租界马场道暂时安置，平时派警卫员张宪武进行联络，送些生活用品。同时，我的外祖母也带着我母亲返回天津投靠娘家。两人相识多年，又同在英租界避难，当然多有来往。我母亲还记得当时外祖母常带她去何家，经常和何家的两个女孩在一起玩耍。
网上有文章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乘势占领了天津英租界，何宜文急忙托人在意大利租界租房子，搬进意租界居住。但我母亲的记忆是，1939年天津发大水，英租界受灾严重，而海河另一岸的意租界没有受灾，何家是因此而搬走。不管怎样，由于当时不安全的形势，外祖母的活动范围一般仅限于英租界和法租界，因此两家暂时失去了联系。后来过了很久才听说，何家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何思源在鲁北坚持抗战，由于地方民众的支持和地理环境熟悉，神出鬼没，经常寻找机会打击日伪军，日军几次扫荡都遭失败，对日军构成了严重威胁。日军获悉何宜文母子在天津居住，便命令天津日本宪兵队逮捕何宜文母子。这时日本已与意大利法西斯结盟，1941年12月31日，天津日本宪兵队通过意大利租界工部局传唤并引渡何宜文，强行将何宜文和四个孩子交给了日军驻鲁北沾化的宪兵小队长小林爱男，押回山东做为人质，逼迫何思源投降。
小林爱男将何宜文母子押到惠民，与何宜文母子五人照了张合影，又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给何思源。信的大意是：何思源如果投降，与日军“合作”，南京汪伪政府部长和山东伪省长任选一职，如果不投降，就将何宜文母子杀死，并说要派重兵包围行署驻地，要把何夫人和孩子放在部队的前面，如果进行抵抗，就先打死他们。
何思源在事后给友人的信中说明了自己当时的选择：“弟以身已许国，不敢复以妻子为念，且半生革命，一旦堕落，亦所不甘，闻讯之时，弟适率部驻惠民之魏家集，乃召集各机关各团体专署县府职员学生军队民众开一大会宣示个人抗战到底之决心，并告诫各界，敢有以家眷被掳一事为敌人传递消息，讲说条件者定以汉奸论罪，一面积极备战以示决绝。”何思源当众撕毁了敌人的劝降信，并明确告诉送信人，照片留下做证，将来拿住日本宪兵，好对照治罪。同时，他马上将详情电告重庆政府，要求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意大利驻华使馆进行交涉；另一方面，他向各大报馆、教会、学校、慈善机构、各国驻华使领馆、南京汪伪政权反侵华日军总司令发出通电，揭露日本军方不顾国际公约，在战争中擅以妇女儿童作人质的暴行，并特别指出意大利租界当局对这一事件负有严重责任，如果事情得不到正当解决，他将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对此一切后果均由意大利方面负责；第三招最绝，充分说明了这位书生身为山东硬汉是个狠角色，他迅速把辖区的意大利教会教士、修女七十余名软禁，向各界声明，如果日军胆敢杀死何宜文母子一人，就杀死十名意大利人做为报复！
“人质事件”一经曝光，舆论立时大哗，社会各界纷纷指责日本侵略者的卑鄙行径，向何思源一家发出声援。国民政府外交部也照会意大利政府，对意租界的助纣为虐之举提出严正抗议。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意驻华公使积极与日方交涉放人。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只好命令山东驻军司令土桥在1月26日前把何宜文等人送回天津。但日军又不甘心就此罢休，就以旅团长松井的名义送来一信，信中说：现决定14日把何夫人和孩子送济南转天津，途经清河镇，希望何思源到此与家人一聚。但据何思源在惠民伪军中的内线报告，日本人已从山东、河北等地调集重兵，想借此事稳住何思源，然后南北夹击，将何部一举歼灭。何思源当机立断，立刻率部连夜安全转移，让日寇一无所获，空手而归。
山东日军迫不得已于1月下旬将何宜文母子送到济南。日军司令土桥仍不甘心，由伪山东省政府教育厅长朱经古陪同去何宜文母子住处假装慰问，要求何宜文发表广播讲话，意思是让何宜文承认自己是自愿在日军协助下到山东寻夫，还要感谢皇军照顾。何宜文立即洞察其奸，严辞拒绝，对土桥说：“我的中国话讲得不好，不会广播，如果一定要我讲，我只能照实说，不会说瞎话。”土桥毫无办法，只好送何宜文母子回天津。何宜文回天津后，考虑环境险恶，经与何思源联系，1942年秘密由天津转移到鲁南临沂山区，与何思源短暂团聚，又由鲁南辗转到西安，才暂时安顿下来，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抗战后期何思源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全面内战爆发不久，为统一山东军政事权，由王耀武兼任省主席，调何思源为北平特别市市长，何思源一家先后到北平定居。何思源在任北平市长期间对国民党政权反人民的独栽政策认识加深，尤其是在对待学生运动等问题上与国民党政权发生了矛盾，坚决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尽力保护学生，违背了蒋介石等人的意旨，1948年6月，蒋介石免去了何思源北平市长职务。
1949年，何家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这件事大家知道的就比较多了。北平解放前夕，何思源是北平市和平谈判首席代表，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他的“背叛”行为激怒了蒋介石，蒋介石命令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设法除掉何思源，杀一儆百。毛人凤命令行动处长叶翔之到北平，叶与军统北平站站长王蒲臣制定了暗杀计划，在何思源家卧室的房顶上放置了定时炸弹，何思源的小女儿何鲁美被炸死，夫人重伤，本人其他子女也都受伤。但何思源仍坚持按原定时间与其他代表同到前线与中共代表谈判，最终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母亲还记得何鲁美小时候长得像洋娃娃一样漂亮，却不幸在花季年龄惨遭横祸，甚为可惜。
新中国成立后，何思源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 同时从事编译工作，译著甚丰。我家与何家恢复了交往，但孙明光对往事仍有介怀，对何思源深有敌意，始终未改，以至于因为何的出席而拒绝参加我母亲的婚礼。我母亲与何鲁丽不约而同选择了学医，一个从事妇产科，一个从事儿科。90年代初，因所在的医院年久失修，母亲还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何鲁丽有过书信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