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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在都城临淄设立的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是战国时期政治咨询、学术文化交流中心和诸子百家争鸣的 重要场所，也是战国之世闻名列国的文化教育中心。战国时期，正是诸侯割据纷争，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期，各国对如何统治天下、管理国家、巩固政权、富国强兵、称雄诸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缺少准备工作，他们迫切需要一大批经邦济世之才为其出谋划策、执政掌军，以实现自己“一匡天下”的政治理想。所谓的“诸侯并争，厚招游学（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诸侯国的国君和各大贵族都招揽大批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礼贤下士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在这种情况下，田齐桓公田午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借鉴春秋齐桓公的养士方法，在国都临淄稷门附近建立学宫，设“大夫”之号，广泛招揽天下文学游说之士，到此来传道授业、著书论辩。这即是稷下学宫的由来。稷下学宫是一个有组织、有聘任、有俸禄制度的学术研究中心。田齐当政者从桓公到威王、宣王，从闵王到襄王和王建，出于统一天下的政治目的，为广泛引进人才，促进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繁荣，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为稷下学宫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为稷下学者提供特殊的政治地位——据其学问、成就、贡献、资历等的不同，分别授予“客卿”、“大夫”、“上大夫”、“先生”、“学士”等不同的称号和荣誉；其次，为稷下学者提供优厚的经济待遇，比如畅通的交通、优越的居室、高昂的俸禄等；再者，就是宽松的学术气氛——不论你是何家何派、以何种形式发表思想、各抒己见，均为来着不拒、往者不追，支持鼓励他们“不治而议论（见《史记·田敬仲世家》）”，大力奖励各家学术探讨，纵论天下大事。而稷下先生们在这样一个“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宽松自由的环境里亦更加关注现实，反思历史，探索未来，议论世界，不仅注重抨击现实，而且注重针对现实发表自己改变现实的策略治术，取得了具有鲜明时代性和现实性的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稷下学宫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咨询机构和智囊团。稷下学者们不任官职，没有案牍之劳，但是却有充分的时间和优裕的条件专心于理论、学术和国策的探讨，对国家大事的研究论说，对统一大业的舆论准备，对君王言行的考察进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稷下学者“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见汉·桓宽《盐铁论·论儒》）”，这种知识分子参政的政策是齐国的创造，正因为如此，稷下学者可以竭尽心智，竞相献策，以使自己的学说见用于王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稷下学者纵论的中心不只是纯粹的学术，更多的而是鲜明的政治。稷下学宫是一个官办之下的有私学、私学之上有官学的官私合营的高层次的培育人才的基地。在那个时代，收门徒讲学的风气也非常盛行，只要略为著名的学者，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率其群徒，辩其谈说（见《荀子·儒效》）”的。而稷下学者亦是如此，他们在完成自己所担负的政治任务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同时，为了使自己的学说能够发扬光大、永传世间，于是广收门徒，授业解惑，积极从事教育活动，从而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有思想、有知识、有风格内涵的优秀人才。稷下学宫还具有学会的性质。各国各家各派学者定期相聚于此，或短期访问，或聚会辩说，各家平等，言论自由，公开辩论，兼容并包，来去随便，不管是集团还是个人，来着不拒，去者不留，去而复返同样欢迎，学宫既有相对稳定的学者队伍，又吸引各路学者前来“期会”，进行学术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各家各派互相诘难、批驳，又彼此吸收、融合，终于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在这其中，儒家思想孕育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准则；道家学说则构成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思想和哲学基础；而法家思想中的变革精神，则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图治的理论武器。中国秦以后的各种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从稷下找到源头，他们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稷下学宫的建筑规模以及其内部基本设施我们今天无法详尽确切的知道，其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连稷门的具体地理位置也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肯定没有现代高校的高楼大厦、橡胶跑道以及各种智能化的现代设备，也许其建筑规模与现在某个所谓的高校比起来就好比是黄金大厦旁边的一间不起眼的茅草屋，也许其内部基本的设施就是与现在最末流的高校设施相比也具有天壤之别，但是，它的确称的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一所名副其实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稷下学宫本身就是学者大师云集、名家荟萃、兼容百家、思想广博，更是无愧于大学之大的称谓，而其本身的一整套完善、得体的运行机制，国家、学者、政治、学术四位一体的完美结合，更是一个时代文化内涵总体升华的光辉卓越的体现。当然，当今的社会与战国时代相比亦是全然不同，我们没有理由一定非要拿现代的高校与古时的稷下学宫做个什么性质的比较不可。稷下学宫的产生有它自己独特的背景。首先是经济上，当时的生产力较之春秋以前有了迅速的发展，商业的逐渐繁荣，城市的逐步兴起，这些为学术文化上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前提，特别是齐国繁荣的经济更是稷下学宫建立的物质基础，自齐建国开始，就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到齐桓公时生产力水平就富于列国，成为五霸之首，至战国进一步繁荣昌盛，又成七雄之一，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稷下学宫得以正常运行、发展的先决条件；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因素，当时诸侯割据，政治上不统一就无法在文化上进行专制，这是它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保证；再者就是思想文化上，政府文化思想上的海纳百川，个人私学的兴起，这些在造就一大批知识渊博、阅历丰富的学者文士的同时又为学宫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良好发展的思想条件。于是，稷下学宫在当时的适宜土壤中便应运而生，其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稷下学宫也因此而留名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