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先辈老毛的眼光还是老辣、入木三分：“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韩信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也是第一个被杀的功臣。那么韩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不选择背叛刘邦呢？
韩信不听从武涉、蒯彻的策反，死不背汉，是其性格所致，欲报知遇之恩故也。萧何称为“国士无双”。
公元前203年，天下连天烽火。韩信率部直取齐地，肥得可以，有了环视群雄的本钱，然后从刘邦手里夺了个齐王的封号——这个轻率的举动埋下了他日后身首异处的祸根。当此之时，脑子清浅的项羽得知他的二十万部队连同司令官龙且尽为韩信所灭，汉军对楚军形成了包围之势。这位力能扛鼎的武夫平生第一次产生了恐惧心理。
于是派武涉前去策反韩信，条件是:三分天下，各做地主。而不属于任何派系的汉阳人蒯彻也看出了当时韩信在局势中的微妙地位，也在第一时间赶来凑热闹，让韩信南面称孤，三分天下。两人的谋划竟惊人的一致。
按说武涉替项羽前来游说，情有可原。可蒯彻凑什么热闹，他又无党无派？就不怕被韩信就地正法？种种疑问让我在书房踱起步来，然后我的推测是:韩信的假齐王之事，估计蒯彻也风闻到了，他估摸着韩信随着势力的壮大，可能会不老实，于是想借机捞一杯羹，弄个开国元勋干干。
问题出来了，蒯彻一介疯疯颠颠的书生——后来见韩信无动于衷，佯狂为巫，令人惊奇的是，汉高帝十一年，刘邦竟赦免了蒯彻，也是好命——都看出了这一点，身为统帅的刘邦就看不出来！
平心而论，武涉和蒯彻都是眼独具眼力，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有理有据，入木三分。设若韩信当时脑子一热，雄 心一动，三分天下有其一之首谋不归诸葛武侯明矣。可是韩信一再迁延者，只是心存一个“义”字。
他说:“我给项王当差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执枪站岗的侍卫（郎中），言不听，画不用，故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亲信我，我背之不祥，虽死不易。”
时至今日，韩信这一番话在我读来也看不出任何矫柔造作的成份，相反，倒是清一色的肺腑之言。当时形势，韩信依汉则楚亡，归楚则汉危，中立则三分天下。当此之时，韩信铁了心追随刘邦，完全符合他的性格走向，漂母一饭之恩日后不也千金投水相报么。
按理说，知恩图报，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提倡的人文精神，刘邦不该那样对他才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那也太不是东西了吧。可是韩信的结局，却又是意料之中的事，吾家刘邦并没有负他。
司马光好意地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後世血食矣。”司马先生是希望韩信能学道张良。问题是，韩信打小受穷，不比张良的富贵出身，以至後来见着什么都想抓住，三年大饥荒的过来人，都有一幅馋相，即是此理。
《通鉴》载:“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人多厌之。”後来武功发达了，钱他自己有，部队可以帮他搞到，便伸手向刘邦要了“假齐王”。刘邦在张良一脚的悟性下封给真齐王。人生的戏剧性至此展开。
愚私下揣摩韩信的前言後语，他韩信终究不过是要荣华富贵罢了，正如梦中的阿Q，参加革命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娶老婆，嫌吴妈的脚太长。
而刘邦是个老辣的政治家，想地却是汉家天下。人心难测啊，欲壑难填啊，这小子手里有兵，功劳又大，三大战役他打了一个半，现在要齐王，保不准将来要……，刘邦不觉打了一个寒噤，想都不敢往下想。因而就睡不着觉，史家笔法是“心御之”。打战我不行，来阴你不行，韩信这位“沙场秋点兵”的老将，最终连吃饭的家伙都没保住，遑论其他。
司马迁说:“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难哉。”抓住机会去谋取利益,是市井小人的志向；建立大功以报答恩德,是有志操学问的君子的胸怀；韩信用市井小人的志向为自己谋取利益,而要求他人用君子的胸怀回报,不是太难了吗!司马迁看人入木三分，这话值得玩味再三。
后记：
蒯通的坟墓提着一句诗：九原若解酬恩怨,不恨高皇恨蒯通。
这里恨蒯通说的是韩信最后身死长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韩信说此话却别有深意，是感叹自己当时不够果断没有大胆赌一把？还是故意显示自己有机会反而没有反的冤枉？难道韩信不知道说此话还给蒯通带来灾祸吗？果然，刘邦回来听到吕后说，立刻派人捉拿蒯通，欲亨之。蒯通的口舌之利又一次发挥作用，这里蒯通坐了一个经典的比喻，说狗吠尧帝，非是尧帝不仁，而是吠其非是自己主人罢了，也就是各位其主，没有什么好怨的！刘邦听后就释放了蒯通。
或则韩信本就没有把蒯通当自己人；或则怨恨蒯通出计策而使自己走向绝路，临死前故意害他一把。千年事与浮云去，作为后世的我们也仅仅只能从当时的资料来猜测其所思。
总而言之，蒯通是韩信参谋而为韩信谋天下，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对蒯通，韩信的关系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与探索。临淄区皇城镇五路口村东约500米处，有一古墓，南北32米，东西40米，高9米。据史、志书记载，此墓系汉初“说士”蒯通之墓。确切一点说，此墓当称“蒯彻墓”。民国九年所修《临淄县志》载：“蒯彻墓在五路口庄东里许。
蒯（音kuai）通，实名彻，因避汉武帝刘彻的名讳，（是时，皇帝的名讳是犯忌的，任何人不得和皇帝重名）所以史书上多以“通”代“彻”，称其蒯通。因而有的人便只知蒯通，不识蒯彻了。
蒯彻，秦末汉初范阳（今河北定兴固城镇）人。他为人机敏聪明，能言善辩。秦朝末年（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陈胜自立为王，派大将武臣率军攻打赵国，蒯彻帮助武臣，劝说范阳令投降，从而影响到赵国诸邑令，使武臣不费一兵一卒，得地三十余城。蒯彻故此以“说士”而闻名于世。
四年十月，率军北攻代、赵、燕、齐开辟汉军北方战场的大将韩信，已先后灭代、破赵、降燕，兵锋直指齐地(今山东)。齐王田广派部将华无伤、田解率重兵屯守厉下，以备韩信军。是时，刘邦恐韩信不能迅速克齐，遣郦食其游说齐王田广。齐王同意与汉媾和，撤历下守备。韩信采纳谋士蒯彻建议，以未接到刘邦停止攻齐之令为由，乘齐无备，迅速率军从平源津(今山东德州南)渡过黄河，袭占历下，并乘势攻占齐都临淄。田广烹杀郦食其，率部败逃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遣人向楚求救。楚汉争战之时，汉王刘邦分兵韩信进取赵国。是时武臣已死，蒯彻见韩信善于用兵，治军严谨，能成大业，便投在韩信帐下，劝韩信攻取齐国，使韩信很快占据了黄河下游大片地方。蒯彻见时机成熟，劝韩信自立为王，韩信念及刘邦好处，执意不从。蒯彻说：“古语云：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正是时候，将军若坐失良机，日后悔之晚矣。”韩信仍不以为然。蒯彻对天长叹曰：“韩信，武夫也，不足与之为谋。”遂离韩信而去。
果不出蒯彻所料，刘邦灭楚做了皇帝之后，有人诬陷韩信谋反，刘邦先是将韩信由楚王降为淮阴侯。不久，刘邦的夫人吕后趁刘邦不在京都，假传圣旨召韩信入宫，诬韩信谋反，对他处于极刑。临刑之时，韩信无奈的长叹一声：“悔当初不听蒯彻之言，故有此难。”
刘邦回都听说了韩信的临终遗言，便四处派人寻找蒯彻，找到后直接押解到长安。刘邦怒责蒯彻，欲加死罪。蒯彻对曰：“当初韩信若听我之言，说不定现在就是皇帝哩。”刘邦愈怒，蒯彻说：“大王，你知道不知道，当两个人相斗的时候，狗一定会帮自己的主人而咬他人，这并不一定是自己主人比别人好，只因为他是自己的主人。当初，我在韩信帐前做事，就知道帮韩信出主意，那会想到大王你呢。要是那时我在大王帐下，自然就不会替韩信谋士韩信出主意，而是为大王着想了。现在大王要杀我，只一句话就行。可朝中的大臣，以后谁还敢向大王进直言呢？”刘邦听蒯彻说得有道理，又见韩信谋士蒯彻确有才能，便转怒为喜，并重用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