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满洲固有文化的“侵蚀”，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喧宾夺主”了。“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面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今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逃荒到东北的山东及河北移民多以农民为主。他们陆续来到东北以后主要从事农业方面的生产，有时找到一块合适的土地就可以开垦，或是帮当地的居民种地，以此维系生活，他们随时将在东北的生活条件等信息传给家人，使更多的亲戚也都逐渐迁至东北。历史上，关外东北地区除了辽东半岛小部分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都属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在历史上一直都不是东北地区的主体民族，以至于一提起东北，人们就将其和满清或古代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女真人建立的金国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当今的绝大多数东北人和古代的辽、金甚至近代的满清没有任何联系，无论从血统上还是文化上。这就要归结于“闯关东”这一人口迁移活动的作用。现在的东北人口将近一亿，汉族占93%，可以说关内移民改变了东北的“血统”。
饮食:从以肉食为主到以农作物为主
东北地区分布有广阔的肥沃的黑土地带，以往由于人烟稀少，一直缺乏开发利用。随着关内移民的大量进入，大量的荒地得到开垦，东北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丰富的农业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佟悦主任说，以往，东北原住民的饮食以肉食为主、杂粮为辅，尤以黏米为多，而关内移民大量进入后，高粱、玉米、谷子等大面积作物成为主要农耕品种，也改变了东北原住民的饮食结构。
工艺:编筐编篓是移民带来的手工技艺
清代居住在东北的多为满族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以游牧和狩猎为主，在农业方面多表现得很粗糙，而闯关东的人们带来了更为细致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术。佟悦主任告诉记者，移民中除了大部分是农民，还有部分是手工业者，这是原来东北很少的职业，如编制筐或篮子等手工技艺就是移民带来的手工技艺。
文化:二人转是从河北小戏演化而来
“闯关东”的人们还将移民文化带到了东北，至今东北仍很流行的二人转其实是从当年的河北小戏（也就是我们说的莲花落）演变过来的，因为二人转通俗易懂，受到广大农民的喜爱，因此在民国初年便得到广泛的传播。而移民来到东北后，也受到了当地文化的影响而改变了原有的习俗，比如原来关内妇女大多缠足，到东北后，渐渐去掉了裹脚布，放了大脚。同时，“闯关东”也在潜移默化着东北的方言，现在有很多人所说的方言其实都是以山东话为主。例如平常我们经常叫“爹”就是山东方言演化来的，还有大连人管刷锅的刷帚叫炊帚也是山东方言转化的。
所谓“关东”是指以山海关为界，山海关以东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地域。那么，“闯关东”就是指人们从华北地区向东北三省地区的迁徙活动。“闯关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但本文主要研究从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闯关东”。
古代有“父母在不远行”、“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礼俗惯制，而“闯关东”恰恰与这一惯制相矛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华北地区的人民不惜违背几千年的习俗而奔赴他乡呢？这里就要先探究一下当时华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了：
1.“闯关东”形成的自然因素：水旱
旧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科学技术落后，人们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在自然灾害来临时，总是表现出任其肆虐的恐惧、无助和无奈，遇到天灾只好背井离乡，重新寻找新的生存之地。《莱芜县志》记载：光绪二年春，大旱，汶水枯竭，饥荒严重，粮价飞涨，斗谷值千钱，民众四出逃荒者无数。光绪十五年秋，境内瘟疫流行，饥荒严重，百姓饿死者甚多，逃往山西、陕西者万余家。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夜，大雨，汶河泛滥，淹没200余村，溺死人无数。汶河沿岸百姓为生存四散逃荒。费县部分居民因灾荒、战乱，被迫外流，闯关东、下江南谋生，另有少数人去安徽县来安县芝麻岭一带落户。阳谷县张秋镇1942年灾荒，被迫逃往东北及山东利津者215户，516人。这种移民，多有一部辛酸史。正像旧时流传的一首儿歌中所唱：“月儿圆，明晃晃，河西穷人来逃荒。娃他爹，推着车；娃他娘，担着筐。进一村，要碗饭；进一店，讨碗汤。求婶婶，拜大娘，给个菜团喂儿郎。十根肠子空九根，半阴半阳过时光。”
2.“闯关东”形成的人文因素：战争
咸丰十年至宣统三年(1861—1911)，清政府迫于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沙俄蚕食东北边疆等内外交困形势，对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国家收入，对外为了实行防御，巩固边防，于是对东北地区开禁开垦，形成了移民浪潮。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决定这种“不同”的，第一是地理环境，第二是经济因素。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的风俗差异，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而“闯关东”运动拉近了地理上的距离。但欲达到民族之间的真正融合，还要依靠经济因素。“民族经济融合就是民族之间的经济通过相互交往、渗透，成为新的复合体。民族经济融合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民族经济融合程度的试金石。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民族经济融合，进而促进了社会的变迁，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很多方面。因为婚姻习俗、社会生活等是在较长时间里影响民族经济融合的条件或因素，人们很难迅速地、明显地感受到它们所引发的社会变化，而实际上它们对历史某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清代山东人闯关东后，汉族和满族在文化上积极进行交流，有力地促进了经济融合。本文欲以社会风俗方面来考察其对民族经济融合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一）乡里社会民俗
“闯关东”蕴含的精神力量是一笔最宝贵的财富。东北那一望无际、广袤肥沃的黑土地和霜刀雪剑的恶劣自然环境孕育出了一批批豪爽、大气的东北人，这也许正应和了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闯关东”的人本身都是不甘贫困现状的人，都是思想活跃者。他们来到东北后，虽然看到东北没有预料中那么可怕，但也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他们原以为在东北，进到林子里就能打到狍子，用瓢舀就可以舀到鱼，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些闯关东的人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相反他们却在此扎下了根，他们执著的性格让他们获得了成功。这就是实实在在的闯关东人。但在东北人豪放的性格中，辽宁、黑龙江、吉林三个省份人的性格又有所不同。东北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辽宁奸、黑龙江虎、中间夹个二百五。”笔者理解这句顺口溜的意思是说辽宁人聪明，做事不死板，有经商的头脑；黑龙江人都颇似黑旋风李逵，敢打、敢闯、敢拼；吉林人做事总是不前不后、不温不火。这三个省份人的性格之所以有这样大的不同，除了因为三个省份的地理环境有细微的差别之外，从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齐鲁大地数以千万计的山东人闯关东给东北三省人整体性格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一批一批的闯关东人途经辽宁、黑龙江、吉林，有经商头脑的闯关东人闯到了辽宁；有敢闯敢拼精神的闯关东人闯到了黑龙江；而剩下的人只敢留在吉林。这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
闯关东人不仅仅带来了他们的性格特征，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带来了他们本土特有的乡里民俗特征。东北还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人帮人，亲上亲。这是东北重要的地域文化的一个总结，不难看出这也是山东人地域文化交融的结果。在艰难的闯关东路上，“帮”来自于求生的一种本能，你帮了我，我就会忘不掉你，等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会义不容辞，于是乎一种最初的人性关系便产生了。这是一种地域关系，是一种蔑视血缘关系的地域关系。血缘亲是氏族部落和家庭延续关系的基础条件，但是闯关东者投奔的却不是“亲戚”，而往往是“邻居”、“朋友”或“乡亲”。由于双方处于同一艰难的境地中—在那大荒片子之中，在夏季墨绿的老林子里，在冬季呼啸吼叫的老北风中，得在荒寒的北方同样经历过“闯关东”过程的乡亲们以最大的热情接纳了新的闯关东人，而他们—新闯关东者也把落脚的希望实现了，这是一种相似经历的心灵碰撞。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中的“忠义气”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报恩思想，使得新闯关东人对接纳了他们的先期到达东北的闯关东人表示出无比的感恩之心，于是有了“回报”的愿望。这样长此以往，一种奇特的心理现象出现了——有血缘关系的人反而不如“同乡”、“同行”、“老乡”信得过，这种得到实践检验的观念促使闯关东人越来越习惯于信任同乡和朋友，这种甚至超过了亲人，这就是所谓的“友情”有时候高过了“亲情”，也为东北人性格的最终成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是东北独特的文化遗产，别土无有，别土不生，因为它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早就的，历史无法重写。歌颂同乡、同行在危难中接纳对方，彻底展示出迁移者广泛探索东北的生存渴望和生存心理。
围绕“闯关东”这一移民现象而伴生的习俗、传说、歌谣，如“秃尾巴老李”的传说，“黑龙江渡船，没山东人不开”的民间俗信等，既反映了满族与汉族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的关系，也是闯关东人对家乡的依恋之情的关东文化认同手段。尤其是后者，如从1912年到1949年这期间，大约有一千九百万人去了东北，后来又有一千万人返回山东，闯关东人与自己的亲友以多种形式保持着交往，甚至有些闯关东人每年都回自己的山东老宅祭祖。如果我们将“闯关东”视作处于某种困境中的山东乡民为生存的需要积极地向外寻求谋生出路的手段，那么两地人之间长期往来关系的保持就表现为乡土社会中以村落或家族为单元以谋求和谐发展、休戚与共的可贵精神。
（二）信仰民俗形态
大批山东移民定居东北，使得山东风俗与东北风俗交互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其中秃尾巴老李的传说故事和采人参“老把头”的传说，更成了跨海流传与诸多民俗事象融汇在一起的奇观。
1.采人参“老把头”
与外出经商的人群不同，因为贫穷生活所迫，举家迁移至东北落户垦荒的人，不叫“上关东”而叫“下关东”、“闯关东”；不是在城市中经商，而是到荒地上草创新家园，俗称为“下屯子”。山东人所以移民东北开荒种地，有多种原因，如封建剥削的苛重、人口增长造成的地狭人多、接连的自然灾害和东北地区轻徭薄赋的吸引等等。清代山东移民到东北后，一部分人下屯子做了垦荒者，另一部分人则以上山到老林子里采集人参为业，成了这个行当中的骨干。最能说明这种情形的，莫过于“老把头”孙良的传说。
传说孙良是山东莱阳人，大约在清代早期与人结伙闯关东挖人参。他常年在山中采参，有着丰富的经验，又明白当地的风俗、放山的规矩。比如：采参人禁说“参”，成人参为“棒槌”、“货”、“根子”。进山之前，先要识山，知道什么样的山有参，什么季节采参最好，根据人参的习性到窝风、背阴、土质肥沃的地方，才能发现它的身影。人参春天生苗，多在深山背阴坡椴漆树下潮湿地方。孙良等有经验的采参人说：“三丫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椴树相寻。”农历四五月，百草丛生，参芽萌苗，这时采参，叫“放芽草”，挖到的人参叫“芽参”。农历六七月，丛草浓绿，最难辨认，这时采参，叫“放黑草”。农历八九月，人参结籽，参籽正红，这时采参，叫“放红头”，挖到的人参叫“孕籽参”。下霜以后，参籽落地，参叶飘零，这时采参叫“放刷帚头”。“芽参”精液不足，不是佳品；霜后人参渐枯，精液渐少，也不是佳品；只有“孕籽参”参形壮实，精液充足，才是精品。因为孙良有如此这般的经验，大家公推他为把头。
大家尊崇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丰富经验，更是因为他讲义气。人们怀念他，把他安葬在他殉身的地方，经常叨念他，渐渐地形成了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说他的同伴张禄其实是个千年“棒槌”精，见孙良对同伴忠诚，把他引到了“棒槌”山成了仙，受了皇封，成为“老把头”、“山神爷”，可以保佑挖参人进山丰收。根据这种传说，孙良成了采参人的行业保护神，进山采参的人都崇拜这位行业的祖师。至今长白山民间剪纸中还有一幅“老把头的故事”，画面上孙良背后是上山采参时所用的树皮背篓；张禄的头上长出人参种籽，象征他人参精的身份；张禄的身后是孙良绝命诗中提到的蝲蝲蛄。蝲蝲蛄又称蝲蛄，是生活在长白山区大小河流中的一种淡水小虾，当地人常用抄网捕捞煮食，或晒干磨成粉制蝲蛄豆腐。
上山采参，行话叫“放山”，也叫“开山”。进山第一天，先到“老把头坟”焚香祭祀。离“老把头坟”不远的地方，要临时用石板依山盖起“老把头庙”，俗称“三块瓦，盖小庙”。在“老把头庙”附近，选择一棵大树，用快斧子在大树根部砍成一凹穴，挂一块红布，拜为“老爷府”。修成了“庙”与“府”之后，才能动手用树枝搭成窝棚，供放山的人居住，俗称为“地土仓子”。每次从“地土仓子”出去放山，都要先到“老爷府”拜祭。放山人说：“修起老爷府，放山就有福。”意思是，把“山神爷”请到了府中，有“山神爷”保佑，一定能够“开眼”（挖到人参），发福发财。
2.秃尾巴老李
秃尾龙故事流传极其久远，但却像满山野草中的一株，从来都不显眼。到山东人大批移民东北的年代，这故事的一系列情节—秃尾龙向山东移民报恩，点燃了移民心中的一把火，数年之间成了山东人与东北人家喻户晓的一种传说，并且不断地用新的内容来丰富它，使旧传说中平淡的秃尾龙变成了一个有姓的秃尾巴老李，有血有肉，有山东人共有的性格，最终成了山东人的保护神。这在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的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秃尾巴老李传说在历史文化悠久的山东省即墨市流传，同时在山东大地、东北黑龙江和陕西等地区也广为流传。在即墨一带流传的大体故事梗概是：据传北宋初年，龙山下有一李姓之妻王氏生一小黑龙，因闪失削去尾巴，小黑龙痛极，一爪抓出山顶的龙池，后飞去黑龙江战胜行灾作恶的大白龙，为民除害兴利，人们把这条扬善除恶、行云布雨的黑龙称为“秃尾巴老李”，极为尊崇。
秃尾巴老李系列传说具有浓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它反映的是历史上山东人闯关东的真实反映，体现了山东与黑龙江之间兄弟般的情谊。秃尾巴老李系列传说经久不衰，具有积极的历史价值、有益的文化价值，是胶东沿海一带地域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
3．泰山石敢当
闯关东的大批山东、河北原住居民，大都是原来的泰山香客，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泰山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者。在人们心目中，泰山石敢当是正义的化身，平安的使者，据宋代人王象之《舆地碑目记》记载：“镇百鬼，厌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入关东和闯关东的关内人不仅把泰山石敢当信仰习俗带到了关东，在房基、门口、桥头、要冲刻勒“泰山石敢当”字样的石碑，以用来避邪禳灾，而且把泰山石敢当的扶正压邪精神发扬光大。
泰山石敢当的信仰习俗还影响到关外的满族人，如辽宁省北宁市四方台村满族佟氏家族普遍信仰“泰山石敢当”。据佟氏家族人讲：“若谁家大门正对路口，就一定要在门前修起‘泰山石敢当’，这样就能镇住顺路而来的鬼魅和邪气了。”在新宾满族自治县爱新觉罗氏肇氏家族聚居地也发现，如果其院墙的大门朝向冲着街巷、对着公路、冲着塔或庙宇等，他们就在大门口左侧立一块“泰山石敢当”。
（三）生活风俗
1.饮食民俗
生活风俗可以分为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居住民俗、建筑民俗及器用民俗等方面，而最能体现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要数饮食风俗，下文就先从饮食的角度来分析满、汉之间的融合。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可见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可以这样说，在长时段范围来看，饮食是最能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特色文化的媒介。东北移民中山东籍贯的占大多数，远远超过河北、河南、山西数省移民人数之总和。因此东北菜具有明显的鲁菜烙印，葱花爆锅这个鲁菜的标志性手法在东北菜里同样被普遍运用。
满族人的饮食结构特别的单一，他们在清代山东人闯关东之前基本以肉食为主，有时候吃一下谷米类。而且对肉类的加工主要以煮、晒、烤的方式进行加工，这些与原始形态的肉食加工方式大体相同。在闯关东的汉人入关后，不仅把山东的土特产带到了东北，更重要的是传授给满人食物加工的技艺，如：烧、烤、炖、炒等。满人逐步掌握了烧、烤、炖、炒等烹饪技术，食品加工方式逐渐改进，饮食品种逐渐增多、不再单调，粮食逐渐取代了肉食、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地区：“此地苦寒硗确，五谷鲜有，然近日迁人，比屋而居，黍稷菽麦以及瓜瓜蔬菜，皆以中土之法治之，其获且倍。况稗不入食品，而塞外之稗粒，大而膏腴，美于五谷，土人以此代香稻，余故曰皆人力消息于其中也。”这段陈述向我们展示了宁古塔，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宁安县很贫寒，五谷很少有，但在闯关东的山东人与他们成为邻居之后，他们的饮食品种开始增加。此外，关内的节日食品，如上元汤圆、端午粽子、中秋月饼等，也成为满族的节日佳品。“土人过节，上元汤圆，端阳角忝，中秋月饼，家自为之，店肆亦有鬻者。”。又如：满族喜吃的各种粘食、甜食、苏叶饽饽、椴叶饽饽、萨其玛、豆面卷子、蜂糕、酸汤子等，都已成为东北汉族喜爱的食品。满族的菜肴白肉血肠、猪肉炖酸菜可谓一绝，至今仍是东北人喜欢的一种菜肴，不仅味道可口，而且肥而不腻。“白肉血肠”，是典型的满族风味。其源于满族先民的萨满祭祀中的供品“祭 肉”。其做法，是把新鲜猪肉用白水煮熟后切成上肥下瘦的薄片，摆在盘中一片白色，故称白肉。所杀猪血用以灌肠，即血肠。《宁古塔纪略》载：“将猪肉、头、足、肝、肠收拾极净，大肠以血灌满，一锅煮熟，请亲友列炕上。”食用时，将套桌中间可自动开合的圆板拿下，锅放在空挡处，下有火盆在锅底加热，锅中炖满白肉、血肠、酸菜、粉条，众人围坐从锅中夹食。白肉因其用刚宰杀的新鲜猪肉制成，又是清水烧煮，而保持了猪肉的本色本香，十分可口，至今东北城乡仍普遍流行这种特殊风味。此外，当初闯关而来的拓荒者生活条件必定十分简陋，绝大多数人不仅没有锅灶，就连碗筷也很难置办齐备，只能用一只瓦罐炖煮食物，由此形成了炖菜的习俗。东北名菜之一的汆白肉，把肥肉片加些血肠、酸菜煮在一起，也反映了早期移民的生存状态。歌曲里一句“翠花，上酸菜！”逗得听众开心不已，其实酸菜里记载着早期移民的辛酸。
冰天雪地里保存新鲜蔬菜很不容易，无奈只好把它沤制成酸菜才能储藏食用一个冬季。根据东北地区冬季气候寒冷、没有新鲜蔬菜的特点，满族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摸索出了适和东北气候特点的冬季贮藏蔬菜的方法，一是腌酸菜；二是窖藏蔬菜。腌酸菜即在秋天把白菜放入缸中，加水和少量的盐，发酵后即可食用。酸菜可储藏半年，随吃随取，做法较多。窖藏蔬菜即在院中向阳背风处挖二米多深之穴，上横木杆，覆玉米秸子，再盖上土，内藏白菜、萝卜、土豆等鲜菜，此即为菜窖。窖口仅容一人出入，取菜由梯上下，窖内蔬菜可保存至第二年四月。《黑龙江述略》载：“至秋末则惟黄芽白一种，土人以盐水浸之，贮瓮中留供冬春之需，谓之酸菜，调羹颇佳。或以芜菁、萝白两种入窖，随时取食。”《奉天通志》亦有记载：“及至秋末，车载秋菘，渍之瓮中，名曰酸菜；择其肥硕者，藏之窖中，名曰黄叶白。”这种腌酸菜和把新鲜萝卜、白菜下窖贮存的习俗，被关内各省来东北的汉族人所接受，现在已传播到东北各族之中，几乎家家都腌酸菜了，窖藏蔬菜至今仍是东北农村继续使用的方法。又如《黑龙江外记》所载：“满洲宴客，旧尚手把肉，或全羊。近日沾染汉习，亦盛设肴馔。然其款式不及内地，味亦迥别，庖人之艺不精也。”再如：在胶东地区的名菜—渔家一锅出，就是把许多鱼啊、虾啊放在一起炖好了，然后放上一些玉米饼贴在锅边上。这种吃法其实在东北也有，不过东北人一般叫“东北一锅出”，无非就是把那些鱼虾换成酸菜血肠什么的。满族不仅保留了自己的饮食特色，而且吸收了汉族的饮食文化，“满汉全席”就是饮食风俗融合的产物。饮食文化的融合不仅丰富了满族人的餐桌，而且也丰富了满族人的饮食文化。
2.居住民俗
在东北的年画里，很容易找到这样一幅图：一个老太太一手拿着烟斗，一手抱着娃，盘腿坐在炕上，尽享天年之乐。它不仅仅是图画，到了东北乡村，就会发现那里不仅家家住火炕，而且多是南北炕，在一间住房里垒砌有南北两爿火炕。晚上睡觉时候，讲究一些的人家在房子中间拉一个帘子，不讲究的干脆一览无遗地相向而眠。一家子几代人，大姑娘小伙子、老公公儿媳妇挤在一间房子里生活，甚至还有的是两家人住在对面炕上。这就是东北的炕上文化。这一具有明显地域特点的民俗现象，反映了东北地区近代发展早期的居住形态。
东北地区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是“闯关东”人的后代，更准确点说，都是在清朝末年柳条边开禁前后“闯关东”过来的异乡客的后代。这些闯关而来的人要想在冰天雪地里安身立命相当艰难，初来这里只能搭个茅草窝棚栖身，在寒冷的冬季来临之时，再在窝棚下面挖个地窨子抵御严冬。从现存的地名就可以追溯到这段历史，随处可见某家窝棚、某家堡子等地名。这里的“堡”不读“bao”，而读“pu”。如长春新机场龙家堡，想必就是早年龙姓移民的落脚点。东北地区的冬季漫长而寒冷，需要大量的燃料取暖。于是他们就砌了一排排的大炕，这样一家人就可以住在一个炕上互相取暖。
（四）“闯关东”所带来文化的负面效应
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整合不是兼收并蓄的，而是一个分析鉴别、有选择的吸收过程。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每个民族为了实现自己文化上的某些目的，都从某一点上强化其经验，并通过创新的选择，使采借来的异族文化因素充分适应本民族的文化，从而使本民族文化达到整体或完全的状态。
拉帮结伙。山东人到了关外，由于大家心照不宣地了解闯关东的艰辛，所以为了能够在生活上彼此照料，仍然聚居在一起，相濡以沫，乡土观念为山东移民战胜困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关东是以满族为主体，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民族同构共存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山东人的到来，带来了汉族文化。汉族文化与当地关东文化产生了冲突与融合。据调查记载：“在东北，山东人很多，十有八、九,有的几辈以前就去了。有时小孩子们打仗，生在东北的孩子骂山东刚去的孩子为‘山东棒子’”，这就是文化冲突的一个典型例子。山东人为了生存和保护自己的文化，采取了聚居的方式，他们将新建村庄或街道取名“山东”或老家村庄的名字，新的乡土观念建立起来。这便形成了过分的乡土情结。
很多东北人家过年都要蒸枣馒头，这看似普通的习俗正牢牢地标示出东北人家“闯关东”时留下的印记。这些习俗，就像基因一样代代相传，新生代既无法逃避，也很难选择。
1、“入乡随俗”的妥协
东三省，八大怪：土房马架洋草盖，家家都夹篱笆寨，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十七八九大姑娘，嘴里叼着旱烟袋，貉茸四块瓦头上戴，反穿皮袄毛朝外，喝酒干拉不吃菜。东北旧民俗一个最醒目的特点是寒冷的自然环境造就的一系列行为，刚来到苦寒地带的关里人见之，甚为诧异，这著名的“关东八大怪”正是“闯关东”的关里人给总结的。
不过，“闯关东”的人们对于这些由东北特定的自然环境所造就的特独民俗吸收得很好，他们的“入乡随俗”让这些民俗中的大部分都保留了下来。到了今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自然环境的制约力不断减弱，这些旧习俗也大多消失无踪。不过，环境带来的影响却渗透进了东北人的性格中，并形成了新的民俗风格：坚韧、挺拔、苦中作乐。不能不说，这些品格就是东北人在苦寒中磨练出来的。
2、“正月不剃头”的坚持
关里人对于自然环境造成的一系列民俗几乎全盘接收，但对于东北社会环境造成的民俗，关里人，尤其是山东人却没有“入乡随俗”。
满族人入关，建立清廷，颁布“剃发令”。汉人则奋起反抗，“正月不剃头”即是反抗形式之一。在山东就流传一首歌谣：正月不剃头，剃头死己舅———据专家考证，“死舅”其实是“思旧”，以缅怀传统。无论如何，“正月剃头死舅舅”的迷信说法是在“剃发令”的砍头威逼下形成的，然而，直到“闯关东”时，对于那些清廷没有要求必须归依的社会民俗，山东人依然顽强地保持着。如今一到年三十儿，理发店的生意就会特别好，因为大伙儿都想赶在正月前把头发剪好，一来“新年新气象”，二来就是“怕死舅”的说法在“作怪”啦。
3、尊卑礼仪的冲突
“一直到我20岁，从来没在我家正桌上吃过饭”，王娜告诉记者。她家是典型的“山东人”：女人、小孩不能上桌吃饭，吃饭不许出声……诸多习俗都是爷爷辈“闯关东”带过来的。由此可见，“闯关东”的山东人有着强烈的家族观念，突出表现为重秩序，认为“有老有少才算一家人”，所以家族称呼长幼有序，老少分明。这在亲属间的称呼上就可见一斑，如对长辈，称父亲为爹、爸，再上一辈，称祖父为爷爷。对晚辈，称子为儿，女为闺女，子之子为孙子，其下每下一辈，加一“重”字以示区别：如重孙子、重孙女。对同辈则注重排行：称呼为大爷、二大爷、三大爷……。
山东人喜欢严格排出家族成员次序的原因在于：在处理家庭问题上，长者说了算，老大说了算。而且，典型的山东人家庭是以男性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姻亲则为外亲。
4、饮食文化的流变
关里人的大量涌入对当地饮食习惯也是一次巨大挑战。连当时关里人把当地人叫做“臭糜子”，也都是因为当地居民喜食小米饭。目前来讲，对哈尔滨饮食影响最大的依然是山东菜系，更进一步说，这影响不仅止于饮食，而是影响到了文化和民俗。
孔子在《论语·乡党》中写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食不语，寝不言。席不正，不坐……这是一段完整地关于饮食要求的论述，从食料的选择、食品的加工、烹饪的火候、食品的卫生标准以及食量、酒量、礼仪规矩等，都有详尽规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典型的山东人的一席饭间，所透露出的等级制度、长幼之序等真是淋漓尽致。
“闯关东”的大批移民，尤其是山东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了东北。如今再提闯关东，即便那段记忆已经模糊，但家里家外那些已成惯例的习俗却在提醒着人们：你是关里家的后裔。
郑板桥《潍县竹枝词》里的“闯关东”：
一首写亲遇外丧：“泪眼今生永不干，清明节候麦风寒。老亲死在辽阳地，白骨何曾负得还？”
一首写去而得回：“关东逃户几人归，携得妻儿认旧扉。茅屋再新墙再葺，园中春韭雨中肥。”
一首则写闯关东的悲剧历程：“卖儿卖妇路仓皇，千里音书失故乡。帝王深恩许重聚，丰年稼熟好商量。”
闯关东人的脚步是阻挡不住的，为了生存，他们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在冰天雪地中拼搏奋斗，用自己的勤劳和勇敢开创着新的家园，而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闯关东人用他们的汗水与血水谱写出一部中国移民的奋斗史、拼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