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与敦煌结缘

千佛之窟——莫高窟,藏着太多神奇的故事。故事里,活跃着很多我们想陌生都无法陌生的名人。国画大师、“东方的毕加索”——张大千先生便是其中一位。

張大千第一次来敦煌是在1941年3月。那时他偕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及学生数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莫高窟。

初临莫高窟,張大千便迫不及待地提灯入洞,只见依稀的灯光下,石窟內的所有墻壁,从顶到脚,都绘满了五彩缤纷的各种壁画,甚至在连接洞口的甬道墙壁上,也精细地画满了壁--画,铺天盖地,沒有一点间隙,真如一座金碧辉煌、满目灿烂的艺术宫殿!张大千对随行及家人說:“不得了!比我想像中不知伟大了多少倍。原定计划是来此观摩三月,恐怕留下来半年都还不够。”

壁画面积很大,有的高达十二丈之巨,而张大千带去的纸显然太小,他便雇用喇嘛拼缝画布、粘接蜡纸。壁画上的人物,大小高低不一,高的至天花板,低的离地二尺,为了完整再现壁画,张大千要求自己一行严格按照壁画的大小临摹,因此蹲着画、架梯子画、仰卧画、悬空画是常有之事,他说:“临摹壁画的原則,是完全要一丝不苟地描,绝对不能参入己意,这是我一再告訴门生子侄们的工作信条。……临摹的每幅壁画,我都要题记色彩尺寸,全部求真。”就这样画一幅画,少则数日,多则数月,张大千一行孜孜不倦地工作了两年多,总共画成了276件。

敦煌之行,张大千感觉受益无穷,尤以意志得到很大的磨练。他说:“我在敦煌工作,有多方面帮忙都感觉非常困難,揣想起來,古人比我们更困难。我们在敦煌的时候还有洋蜡烛,虽然不太好,总比油灯好得多。古人在洞中绘画,由于光线不够,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天花板往往几丈高,要画屋顶,一定要睡着、躺着才能够画,但古人的画虽然在天花板顶上,也沒有一处软弱的,还有靠近地面的地方,离地只有二尺高,要画一尺或八寸的人物,画的还有一个大故事,这么小的人物,叫我们放在桌子上来画,已经觉得很辛苦了,而他们却在地上侧睡着画,比仰天画还要难。”

张大千深知这里的壁画是人间稀罕的艺术精品,他因此而完成了平生仅有的一篇学术论文《关于敦煌壁画》。在形容壁画之美时,他曾风趣地说:“有不少女体菩萨,虽然明知是壁画,但仍然可以使你怦然心动。”他还说:“敦煌壁画所绘之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服制度,可以补唐末五代史书之阙文,我认为其历史考证之价值,重过艺术之欣赏!”从壁画上的获知,大大促进了他对隋唐衣冠文物、乐器歌舞等內容的了解,充实了他历史方面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其技法获得提升。这种影响最显著地表现在其人物画上。有人称其吸尽人物画之精髓,从此画风高古、雄伟、瑰丽,超越两宋前人,所谓“吴带当风,曹衣出水”者,大千先生已兼得吴曹之长。

对敦煌壁画接触得越久,张大千越为其所征服。他后來多次指出:“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敦煌壁画早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的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艺术,张大千将自己临摹的壁画精品相继在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展出,撰文介绍有关内容,并出版了三集《敦煌临摹白描画》。画展给平静的美术界带来一声春雷。许多人通过张大千的画作认识敦煌的壁画,并为这沙漠中宁静却跃动的美而感叹。史学大师陈寅恪评价张大千的敦煌行说:“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阔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当时,社会上也有张大千临摹而破坏敦煌壁画的流言。这个流言甚至还流到了现在。那么,张大千先生究竟有没有破坏敦煌壁画呢?这一“历史谜团”其实早被解开和澄清。1988年1月8日,国家文物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文物报》发表了长篇调查报告《中国文物界中的一桩大冤案——记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案的来龙去脉》,向海内外公众详尽披露了所谓张大千“确实破坏过敦煌壁画”等种种流言产生的经过和内幕详情。接着,中新社又以《张大千“破坏敦煌文物”的历史疑案已被澄清》为题向海内外发了通稿,国内外的许多媒体纷纷登载,可以说,张大千敦煌蒙冤已得到彻底的昭雪。

说到敦煌保护问题,又不能不提及于右任先生。1941年秋,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奉命西行视察,专程来到了敦煌,并于中秋节赶到了莫高窟。当晚张大千先生邀请他共度中秋节。席间谈及了莫高窟的价值以及敦煌文物失散严重的情况,于右任感到焦虑,表示要为保护莫高窟多做工作。在于先生的努力下,1943年3月,终于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从此,敦煌有了专门的保护研究机构。

张大千:与敦煌结缘

1944年2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共招聘员工18名,李浴、史岩、董希文、苏莹辉、潘絜兹等先后赴莫高窟工作。在工作、生活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他们开始对敦煌石窟进行保护和研究、临摹壁画等。

这一批批敦煌学研究的先驱和张大千先生一样,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为保护和弘扬敦煌文化、促进人类艺术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敦煌,是一架桥梁,也是一座舞台,更是一个色彩缤纷的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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