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看看那时的高干子弟
不全的“全家福”，摄于1958年，大哥缺席。后排左起为老鬼、大姐徐然、二姐小胖，前排左起为母亲杨沫、父亲马建民(图片由老鬼提供)
因为出身干部子弟，孩子们对父母的级别本能地注意，对平民子弟，潜意识里就有点瞧不起。
还记得一个高年级同学，不知道叫什么，总穿着双褐色皮鞋，即使是旧的，在一九五九年，全校一千多同学中能穿上皮鞋的也寥寥无几。他还敢穿着皮鞋往水里踩，毫不在乎。最叫我敬畏的是他能背出一百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字。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的名单，他了如指掌，像是中央组织部长。本校同学中谁父亲是什么职务他也能滔滔不绝地给你讲一大串儿。聊天时，他还能说出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及众多指挥员姓名、籍贯、职务以及打过什么仗、授了什么军衔、夫人叫什么、孩子在哪个学校上学……我却啥都不知道，根本插不上嘴，一下子就感到人家才像干部子弟，自己却无知透顶，一点也不像干部子弟。
为了像一个干部子弟，我也开始背中央委员名单，并注意搜集部长、副部长名单，只要在报纸上看到一个人是什么官儿，就抄在小本子上背，记了满满一本儿。很快，我就背熟了一大串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名字，上将的名字也能记住二十多个……特自豪。好像知道了吕正操是铁道兵司令、赵尔陆是一机部部长、王平、肖克、郭天民、杨成武、李志民是上将……自己就不是小市民了。可惜五十七位上将的名字总是搜集不全，我一直耿耿于怀，我很希望能把所有上将的名字都叫出来，以为这才更像干部子弟。
妈妈曾很好奇地看我往小本子上抄大官儿的名字，好多人她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尽管我们不怎么公开议论同学的父亲，但内心深处都知道班里同学谁的爸爸官儿大、谁的爸爸官儿小。比较而言，父亲官儿大的同学就更有威信一些。我们班长姬军是外交部副部长、老红军姬鹏飞的儿子。姬军瘦高个儿，爱踢足球，很守纪律，功课好，谦和有礼，从没和同学闹过别扭。他穿得很干净，但也就是蓝布裤子，古铜色的旧条绒夹克，每星期六都乘公共汽车回家。
毛主席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的儿子范苗长得像个大娃娃。他大手、大脚、大脑袋，说话口齿不清，总爱摇头晃脑，曾动手术将六个手指、脚趾割去一个。他虽然功课不大好，却憨头憨脑的，非常可爱。同学们隐隐约约知道他父亲跟彭德怀一起犯了错误，被降了级，对他充满了同情。
建材部部长赖际发的小孩儿赖小危和我打过架，以后就关系疏远了。主要是他很壮，我也不弱，谁也不服谁。直到毕业前夕，我们也不大来往。但事实上，他很朴素，穿的衣服比平民小孩儿还旧，从不搞什么特殊，周末也从没见家里用小车来接过他。
何孟雄烈士的侄女何小珍也跟我同班。何小珍的父亲何健础是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与毛主席认识。何孟雄系中共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一年的最早党员，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是何小珍父亲的堂弟。何孟雄曾三次上书中共中央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后遭到错误处分，一九三一年被捕不久牺牲于上海龙华。何小珍大眼睛大鼻子，乐观爽朗，咋咋呼呼，从没向我们提过她叔叔。直到陶承的《我的一家》出版后轰动一时，才有人透露她叔叔是陶承的儿子欧阳立安的入党介绍人。何小珍常常嘲笑我的一些行为举动，但没有恶意。
凌土儿的父亲是凌云，公安部副部长，为人善良随和，很少跟同学争吵，也爱踢足球，是姬军的好朋友，我们班的中队旗手，两道杠。
方辛辛的父亲方复生当时任天津市政府外事处处长，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干部。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团，经萧楚女介绍，考入广州黄埔军校四期。一九二六年转为中共党员。毕业后在叶挺部任连长、参谋等职，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又赴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难怪方辛辛长得有点像俄罗斯人，眼睛发蓝，翘翘鼻子，我能感觉出她对我很友好，但我待她很冷淡。当时，我哪里知道她父亲的资格这么老，还以为她父亲的官儿不大呢。
还有，周正华的父亲韦明是周总理的秘书，跟我同住在复兴门外的国务院宿舍。我父母与她父亲的关系很好。
我对小官儿的孩子，确实有一种轻视。如一位本校老师的女儿，很是天真泼辣，我却看不起她，把她的泼辣视为俗气、爱穿新衣服视为臭美。还有一个男生叫张柯，是新转来的，喜欢唱京戏。我感到他父亲官儿不很大，戏称他为"张科长"，老善意地挖苦他。
我的父亲是九级干部，在同学中不属最高，也不是最低。但自己心中还是暗暗嫌父亲官儿小，一九三〇年入党的，怎么才混个九级？当有同学问我父亲多少级时，我曾说过八级。因为照实说了，我总觉得不如一个中将、上将硬气。在育才这种干部子弟的环境下，潜移默化中我已经懂得虚荣了，以父亲官儿小为耻。但由于说瞎话很累，必须总得记住，不能前后矛盾，让人戳穿了就更丢脸，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老实承认父亲是九级。
我曾特地问过哥哥，爸爸的级别合军队上的几级，够不够得上将军？哥哥告诉我，爸爸的级别大校是绝对够了，少将也差不多够。因为八、九、十级都属于军级干部，军队就有九级的少将，我知道后特别高兴。
有的同学总爱往高了说自己父亲的官儿，明明是个科长却说成处长；明明是处长却说是局长；明明是局长却说是部长。我对这类吹自己老爸官儿大的家伙恨之入骨，虽然自己也偶尔吹过。
许老师对高干孩子和平民孩子绝对不一样，比如，她从来就没有碰过姬军一下，因为报纸上经常出现姬鹏飞的名字。开家长会时更明显。对领导或领导秘书，她点头哈腰、毕恭毕敬；但对普通家长，就不那么鸡啄米一样地点头。她老喜欢挖苦嘲讽桑桂兰像个家庭妇女，暗示桑桂兰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她受了她母亲的影响。其实桑桂兰的父亲是个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同志，可能职务不高；她母亲是为了支持她父亲搞革命才失掉了工作的。
那时候，很多高干的孩子根本看不出什么特殊来，穿得破破烂烂。比我大几届的育才校友戍大燕，是他们班上穿得最差的孩子。春游时，天气已经很热，他还光着膀子穿件棉袄，连件衬衣也没有。他的一双布鞋，前面露脚趾头，后面露脚后跟，跟乞丐一样。老师批评他："你怎么搞的，这么邋遢，你的家长是怎么当的，一点儿不负责任，星期六你让他来找我。"星期六接孩子的时候，戍大燕领着一个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黑棉袄，活脱脱的一个老农民来见老师。这人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对老师说："我是戍子和，大燕的爸爸，孩子卫生不好，我有责任。"老师愣住了，他知道戍子和是薄一波的助手，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呀！竟然俭朴得像个老农民。
我潜意识里常常幻想父亲是一个将军，那多威风！很为他只混了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头头难为情。母亲写的《青春之歌》里有个小资产阶级主人公林道静让我感到羞耻，母亲的妹妹白杨是个著名的电影演员也让我感到不光彩，因为电影明星等同于资产阶级。谁要在我面前提林道静或白杨，我就气得要命，立刻翻脸。我私下觉得文艺界资产阶级味儿浓，跟她们沾上关系，不如跟红军、八路军沾上关系光荣。
我多么羡慕那些出身于革命军人的小孩儿啊！有一次，母亲带我上街，可能是在阜成门外，碰见了一个育才的同学。我感到特不好意思，赶忙与母亲拉开距离，因为觉得母亲穿着太洋气，跟上海资本家的阔太太一样。她还把头发弄个大疙瘩系在脑后，像个羊尾巴，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大街上，极少见。
父亲原来在国务院二办工作，顶头上司是张际春。可不知为何，却又被调到了北师大当代理书记、副校长，以后是副书记，名次越来越靠后，我真替他憋气。
我和父亲之间虽然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我还是希望他的官儿能再大一点。
父亲从不带我出去串门，似乎是怕我这没礼貌的农村土孩儿丢他的人。父亲能和姐姐小胖长时间地又说又笑、亲亲热热，又上街、又陪客人、又看电影，任凭小胖撒娇，跟他争吵，却很少跟我说过话。记得一个星期天，我爬上一棵海棠树，被洋剌子蛰了，疼得像火烧一样，又哭又喊。父亲在屋里全无反应，结果还是姐姐和老太太跑过来，帮我上了药。父亲对哥哥也很冷淡，哥哥回到家就干活，穿得又破，以至于被邻居认为是父亲的勤务员。
此时，我已不是农村来的小土孩儿了。在育才学校的干部子弟圈子中，我懂得了等级，知道了自己的父母属于司局级干部，父亲坐的车是别克，有时，不知怎的，也能坐上吉姆。当我坐上父亲的吉姆车时，心里非常兴奋，特希望能碰见同学，显一显。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我看见父亲的请柬是鲜红色的，烫着金，比过去的请柬高级，就以为父亲升官儿了，回学校马上向同学询问，是否副部级的官儿才能拿鲜红色的请柬。答案是肯定的。我心里特别高兴。我很想把这请柬给偷了拿给同学们看看，美一美，无奈父亲保管得很严格，无法下手。
父亲平时很注意不让我有什么特殊化的观念。他认识的大官儿很多，却从不跟我提一下。比如聂荣臻、吕正操、林铁、肖新槐、周彪、周小舟、旷伏兆、罗玉川、刘秉彦等都曾是他晋察冀的老领导。哥哥透露给我，姐姐上华北军区文工团是爸爸给聂荣臻写了信，这让我特激动。啊，爸爸还有这等面子！他自己却从来不说。
每逢过年过节，回学校后听姬军、赖小危等人议论起他们陪父亲一起参加欢庆活动时，我发现父亲却没有参加，又让我痛心父亲官儿还不够大，感觉特沮丧。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我的个子长高了，胳膊变粗了，走路越发沉稳有力。姑姑从老家捎来的土布衣服我再也不穿了，嫌它太寒酸、太土气。我对待保姆的态度也横了起来。虽然父母一再教育我要尊重保姆、尊重劳动人民，我还是很恶毒地把那个照顾我的老太太给骂走了。原因忘了，反正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我和她争辩起来，她把我说得没了词儿，我却不服气，觉得她不过是一个做饭的，连一个大将的名字都不知道，连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名字都说不上来，就气急败坏地骂："去你的，滚蛋，你滚蛋！"
自从我们家搬到国务院宿舍后，就住在四楼。父母感到老太太岁数大了，又是一双小脚，天天买菜上下楼不方便，已有辞退之意。所以我这次骂老保姆没有挨父母的说。老奶奶伤心之极，默默流泪，当天晚上就向母亲告辞走了。
我自以为是堂堂的干部子弟，对底层人产生了居高临下的心理。
三十多年过去，这位老奶奶肯定早已不在人世，但她给我洗脸、喂饭、擦屁股、扇扇子、擦鼻涕……我都还依稀记得。尤其那次着火母亲打我，她跑过来拉住了母亲，把我从鸡毛掸子下解救了出来，晚上还轻轻抚摩着我的伤痕，哄我睡觉。
哎呀，我却仗着自己会背一大串中央首长名单，仗着父亲能到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就瞧不起了老奶奶，生生地把她骂走了。
写到这儿，我不得不忏悔两句：这位默默无闻的老奶奶呀，您的姓名，我已经永远不可能知道--只有父母可能会记得，但他们也都已经谢世。如果有天堂的话，我愿意到天堂上找到您，向您深鞠躬、深低头，抚摩着您的老手，当面赔礼道歉。我干了坏事，对不起您。
（节选自老鬼《血与铁》，标题是本博另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