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花花绿绿的上海滩，水深如海。如果说上海最不起眼，又最贵不可言的地方，还得算上海卢湾区制造局路八十八号的金湾大酒店。这个只有二星级（自称准三星）的酒店里，位于徐家汇路、陆家浜路交汇处。大名鼎鼎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就设在这个不起眼的酒店里，旁边则是霓虹灯闪亮的上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酒店虽然不起眼，但是出入酒店的人物，却是上海滩最有钱有势的人物。一九九四年，黄菊担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长不久，夫人余慧文便吵着要出头露面，因此成立了这样一个慈善基金会。基金会五月七日挂牌成立，由当时的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和余慧文分别担任理事长和副理事长。
基金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可谓一无所有。只是由黄菊批示，从上海市民政局借来了二十万启动资金。办公地方也远在南市区的一条小马路，普育西路一百零五号。真正打出慈善的名义，接受慈善捐款，从一九九五年才开始。根据其内部的审计报告，到二零零零年，基金会收入累计不过三亿零四百万。从二零零一年开始，也就是陈良宇担任市长开始，上海的有钱人忽然意识到了捐款给上海慈善基金会的好处，捐款额暴涨，到二零零六年五月累计进帐十五点八三亿巨款。五年当中，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狂收了近十三亿人民币。偌大的金额，等于是无论刮风下雨，每天纯进账七十二万人民币。
短期内狂收慈善款，以至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无法消化这笔巨款。据最新的有关报道，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收入的十五点八三亿中，只有八点八亿用于慈善事业，其余的七亿多巨款，去向不明[1]。
五年当中狂收十三亿巨款，内中的奥妙自然连死人也能猜出几分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虽然是个扶困济贫的机构，但是打交道的却是上海滩最有钱和最有权势之人。在慈善基金会里，陈铁迪和余慧文分别负责两个层面的“热心慈善人士”。陈铁迪负责的是上海的政要人物，余慧文则负责上海市主要领导的夫人们。
陈铁迪本人就是上海市政协主席，一九九八年起又担任上海市人大主任。她负责联络的有国务委员陈至立、原上海工商联主席郭秀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文燕、上海市侨办主任袁采、前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施德容等人。
余慧文则掌握了一批上海市主要领导的夫人，包括吴邦国的夫人章瑞珍和陈良宇夫人黄毅玲。余慧文、章瑞珍和黄毅玲三位一体，情同姐妹。龚学平、蒋以任以及韩正的夫人们则是跟在这三位夫人的屁股后面起哄。
相比较而言，陈铁迪本人老迈丑陋，除了陈至立之外，大都是过气的官员。而余慧文、章瑞珍和黄毅玲，却妻随夫贵，势力覆盖整个上海滩。何况这三位夫人都精心打扮，穿着高档时髦，隐约之中透出徐娘风韵。上海慈善基金会中，三位夫人完全是压倒一切的多数。因此基金会最重要的募集资金工作，便由余慧文主管，章瑞珍和黄毅玲襄理。
这样一来，这个不起眼的金湾大酒店就成了上海最有权势的所在，也变成了上海当权者的夫人俱乐部。江南一带的富商、港澳台湾到上海投资的商人无不对此地趋之若鹜，唯恨不得其门而入。余慧文更是明码标价，凡是个人捐赠五十万，企业捐赠一百万以上者，方可获得领导人夫人的接见。捐款超过三百万以上的，才可以担任基金会理事，再累计到一千万以上，就能成为常务理事。成为常务理事就意味着能够经常和这些领导人夫人们欢聚一堂。
【一千万的入场券】
从二零零二年起，陈良宇的夫人黄毅玲就以上海市第一夫人的身份，经常参加这个夫人俱乐部的活动。黄毅玲在慈善基金会中，也和余慧文一样，非常活跃。相比之下，章瑞珍忙于陪委员长吴邦国参加国事活动和出国访问，在上海期间参加夫人俱乐部的活动时，也比较低调。
黄毅玲的养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早年毕业于上海的教会学校，后来工作虽然是上海铁路中心医院的高级营养师，但是音乐修养极高。黄毅玲秉承母教，也会弹得一手钢琴。夫人俱乐部以慈善晚会的名义经常举办活动，其中最核心的节目，往往是黄毅玲的钢琴演奏，然后从孤儿院中找来一些小朋友围在黄毅玲周围，烘托气氛和场面。这样的晚会，必定是大款云集，为这位上海第一夫人捧场。余慧文则带着一个满脸堆笑，脸色白净的年轻人，开心地记帐收钱。
正如北京的《中国经营报》所披露的那样，上海市的地皮，大多数都不是公开招标，而是以私下关系进行批发的。因此在夫人俱乐部的热闹场面下，就隐藏着要在上海获得土地的潜规则。毫无疑问，这些上海滩最有权势的夫人们，等于就是上海滩的土地奶奶。
从那个时候起，凡是在上海进行投资和开发房地产的商人，最基本的潜规则就是要到制造局路八十八号的金湾大酒店报到，出手一千万以上，给土地奶奶烧香磕头，才有资格到所谓的慈善晚会去捧场。慈善晚会的入场券，也等于是允许在上海进行投资的通行证。不遵守这样的潜规则，任何政府机关的一个基层科长，就可以把一个项目活活掐死。
慈善基金会五年当中能够狂收十三亿，就在于余慧文把入场券定为一千万起步。所有到上海发展的富商，凡是拎得清的，都要先向夫人俱乐部进贡一千万，方有在大上海的立锥之地。翻看所谓的慈善记录，可知这一千万起步绝非虚言。福建富商许荣茂的世茂集团到上海投资，就是先在零二年的慈善晚会捐上一千万。香港的和黄、新恒基、恒隆地产等，也以乖乖交纳一千万人民币的“慈善款”作为进军上海的先声。
但是一千万慈善款只是起步费而已。交纳了一千万，这些土地奶奶们只能保佑项目顺利进展，不会被各个基层的科长给掐死。至于要解决实质性的问题，特别是优质地块、土地出让金和融资，区区一千万当然不够，而且要用其他手段。但是，只要烧香进贡得法，土地奶奶是非常灵光的，可谓无所不能。
如果把上海慈善基金会的捐赠名单曝光的话，上海滩的大亨们几乎可以一网打尽。没有在网里的则已经被掐死了。世贸集团的许荣茂，几乎年年上缴一千万，因此他在上海的发展也事事称心，节节顺利。号称“上海首富”的周正毅，曾经仗着自己后台硬，和陈良宇的弟弟是结拜兄弟，一直没有交纳入场券，多少也引起了土地奶奶之不满。到二零零三年案发之后，为了保命，立即以防治“非典”流行病为名，乖乖地一次性付了二千万人民币。土地奶奶显灵，结果他只是被轻判了三年徒刑，而且在牢中还过着“老板”生活，随意召开董事会。
真正依靠夫人俱乐部而在上海滩创造奇迹的，还是一位来自江苏的“小白脸”张荣坤。这个对女人的心理有天才般理解力的年轻人，在二零零二年之前，不过是资产三千万的江苏小商人。但是他以无比的胆魄，不惜举债和向银行贷款，用以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款。从二零零一年底到二零零三年八月，他个人的捐款额已经达到了二千一百五十多万。到二零零五年八月，累计捐款已达三千一百五十多万，等于他在三年之中，把以前积累的全部资产都捐了精光。
张荣坤既然能够下决心借钱捐款，自然是不光光捐钱，而且用上了特别手段。在这些夫人当中，余慧文长得最有风韵，大概也最懂得风情。二零零二年十月，黄菊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余慧文却没有跟到北京，而是继续留在上海经营夫人俱乐部。春闺寂寞，在所难免，即使黄菊在身边，也是年老力不足，岂能跟三十左右、血气方刚的张荣坤相比。因此张荣坤开始捐款不久，就成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理事，名誉副会长。以这个名义，张荣坤和余慧文出双成对，几乎是形影不离。
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位资深摄影记者最近提供了一张照片，二零零三年春天余慧文到基金会创办的老年公寓看望前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潘文展，在镜子中照出来的，正是当时和余慧文打得火热的张荣坤。二零零四年四月三日，余慧文又和张荣坤一起参加欧洲货币组织在上海波特曼丽嘉酒店举行的优雅浪漫晚宴，两人举止十分亲热，几乎已经到了不避众人的程度。三千一百五十万捐款加上慰安手段，张荣坤在短短两三年当中，窜升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联委员、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兼副监事长，二零零五年中国福布斯富豪榜第十六位富人。这样一个江苏“小赤佬”，是怎样发迹的呢？
【混世魔王张荣坤】
张荣坤一九七三年出生，和周正毅一样，几乎都是赤贫出身。他曾经的家位于苏州市上塘街一百七十三号，曾经是苏州百货公司的日杂品仓库。一九八零年，曾经在百货公司任职的张荣坤父亲，获准和一帮退休的同事一起搬进了这座石库门建筑。街坊称呼张荣坤的父亲为张胖子。
这幢石库门老房子里一共住了十四户人家。“张胖子是个知青，读书人的样子，但一看就知道没什么钱。”张荣坤的母亲更像是个庄稼人，一口山东话，大大咧咧地。她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大儿子就是张荣坤，二女儿叫张海燕，最小的儿子人们都喊他阿三。
张荣坤自小家境贫寒，母亲日常贩些水产鸡鸭，父亲张胖子做些小本生意，“在最艰难的时候还拉过黄包车。”张胖子管教子女很严厉。尤其对于大儿子张荣坤，经常拳脚相向。年幼的张荣坤常常踩着吱嘎响的木楼梯东躲西藏，而父亲张胖子跟在后面追打[2]。小时候的张荣坤很瘦弱，但每次挨打之后都忍住不哭。离石库门不远，就是丁家巷小学。张荣坤在学校里是个孩子王。同学评论说他“年纪不大，却很讲义气。”在他身边，时常围着一帮小弟兄，都把张荣坤当大哥。
张荣坤初中就读于苏州第五中学，高中在二十一中。他的妹妹张海燕还曾经在第五中学做过图书管理员。十五年前，张樱是丁家巷附近出名的美女，她自幼和张荣坤亲梅竹马，直到后来成为张荣坤的妻子。认识张荣坤夫妇的苏州人都说，张樱是个贤内助，活动能力很强，她为张荣坤日后结识各路权贵帮了很大的忙。
张荣坤中学时代学习成绩并不好，“也许是把心思都放在了做生意上。”高中毕业之后的张荣坤，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因此在一九九三年前后，到了苏州吴县太湖度假区工作，在度假区的一个水上乐园项目公司任职。十年前的张荣坤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公司里是普通职工，“平时和同事说话不多。”
在太湖度假区呆了一两年时间，张荣坤又去吴县海关做了一名报关员。在海关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耿永祥。耿永祥于一九九一年出任苏州海关关长，三年后，又一手建成了吴县海关和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当年在吴县任职的一位官员说，张荣坤在进入海关结识耿永祥之后，又离职做起了外贸生意。大概从这个时候起，张荣坤稍微有了点积累。耿永祥后来因为受贿罪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九十年代中期，张荣坤就开始炒股和炒期货。就在一九九五年前后，张家搬出了上塘街的石库门，他记得张荣坤最后一次来石库门是坐着汽车来的，司机叫他“张经理。”而整个张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胖子再也不做小本买卖了，他搬进了园林路附近的一幢别墅，后来在双塔附近又买了一幢别墅。
在张荣坤的弟弟阿三看来，哥哥张荣坤和嫂子张樱有着非同寻常的社交能力。在苏州结识了不少权贵之后，张氏夫妇的生意也逐渐做大，涉及到建材、外贸、金融等各个领域。但以上这些不过是小打小闹。张荣坤的真正发迹还是在他到了上海之后。尤其是他购买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入场券，并和余慧文打得火热之后。
二零零年，张荣坤进军上海，在上海浦东注册了一个“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三千万人民币，差不多是张荣坤当时的全部家当。但是从其工商注册材料上看，法定地址却是一家经营多年的蛋糕店，蛋糕店的老板也根本不知道他那里还注册过一个什么“沸点投资公司”。这显然是张荣坤玩的一个花招。
但是另一方面，张荣坤异乎寻常地热衷于慈善事业，却着实令人生疑。“沸点公司刚入驻上海不久就参加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办的捐赠活动，张荣坤代表公司出席，一次捐赠二百万元，一举成为上海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状元。[3]”那个时候，余慧文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开张不久，总共才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余慧文也还没有定出一千万的门槛费，所以张荣坤一击成功，从此成了余慧文的入室之宾。
余慧文对于张荣坤的最大帮助，莫不过是将张荣坤介绍给了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这才引出来张荣坤平地发迹，社保案惊天动地的故事。
【秦裕和祝均一】
陈良宇的秘书秦裕，作为陈良宇后期最贴身的人，可以说对陈良宇的命运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要超过陈良宇的老婆黄毅玲。
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生的秦裕是上海本地人士，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住在黄浦区。他的妻子是他本科时华东师范大学的同学，化学专业。一九八一年秦裕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专业学习，一九八五年被推荐本系读伦理学硕士。读完硕士后，秦裕在职攻读了博士学位，为他今后的仕途打下了良好基础。
秦裕本人也算颇有才气，硕士毕业后曾在华东师范大学短暂地做过教师，教授伦理学，“讲课很有才气”。在华东师大任教期间，秦裕还翻译了美国女哲学家、伦理学家爱因·兰德的《新个体主义伦理观》一书，并于一九九三年出版问世[4]。
九十年代初，秦裕迎来了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当时上海市委、市政府从一些高校挑选了一批博士生充实干部队伍，华东师大两个年轻的优秀教师被选中，秦裕是其中之一。一九九二年左右，秦裕从华东师大调入上海市政府，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到市政府后，别人对他的印象也是“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围绕市委的重点工作，组织力量，深入研究，提出建议，较好地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思路清晰，条理清楚，有较强的综合协调和组织能力”。
据报道，秦裕于一九九五年四月起成为市委副书记陈良宇的秘书。当然，这位博士出身的秘书不仅仅是起到文案作用，倒是多少有点像古代的幕僚或者绍兴师爷，不仅协助陈良宇处理公务，也经常出谋划策，牵线搭桥。久而久之，秦裕在陈良宇那里说法非常管用。
秦裕由黄菊夫人余慧文介绍认识了张荣坤，既出于余慧文的牌头实在很硬，张荣坤又刻意结纳，出手大方，上来就送一套房子。因此秦裕和张荣坤迅速打成一片。张荣坤自称也是华东师大的硕士生，跟秦裕以师兄弟轮交情。秦裕虽然是个读书人，一点也没有勘破名利的意思，受了张荣坤老大的好处，因此不惜两肋插刀，为张荣坤介绍了一个上海滩的重要人物，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
有趣的是，这位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祝均一，本身并不是一位官僚，而是一位精明的企业家出身。一九五一年出生的祝均一系浙江省海宁人，也是在上海长大的正宗上海人，因此能进入陈良宇的小兄弟行列。他作为上海向明中学初中“老三届”毕业生，曾经在黑龙江的一个叫逊克的小县城插队。在那里他一呆就是十年，还与一位内蒙古海拉尔的姑娘相恋了七年，回到上海后不顾家人的反对与姑娘完婚。
回到上海后，祝均一被分配到所属的淮海路街道生产组，和里弄里的大妈大婶们一起剪塑料管子。但是精明能干的祝均一从街道生产组脱颖而出，将生产组改成了“上海卢湾区春雷电讯厂”，一时成为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一九八三年的时候，这个小小的“春雷厂”就创造了年利润一百四十万人民币的“奇迹”。祝均一迅速在上海成为改革的旗帜性人物，出尽了风头，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等荣誉接连而至。
祝均一本身是一个在管理上相当大胆的人，他力主多劳多得，坚决打破大锅饭。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至今仍被人记得，他选择在当时上海高档的上海宾馆和客户洽谈生意，四个小时花销七百元人民币做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起了广泛争议。
这样一个脑子活络，胆大包天的人物，如果继续领导企业，也许倒能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命运的安排却使他被上级看中，成了一名官僚。一九九六年，祝均一作为主管国企改革的市经委副主任兼任市劳动局局长；一九九八年三月，上海市劳动局与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合并，四十七岁的祝均一担任局长兼党委书记。他自称自己是技术专家类干部，把社保基金研究得很透[5]。
研究得很透，而且手下的社保年金中心拥有大量的资金。如果祝均一是个死板的官僚，也许并不在意，问题恰恰是他是个精明的商人，看着大量的资金放在那里而不能用来产生资金，就好像养猪的养着许多母猪而不能生下许多小猪一样，心痒难忍。当然，祝均一也不是傻瓜，一是他不敢把资金随便交给谁去生产新的资金；二是“老大”不点头，给他八个脑袋也不敢擅自动用社保基金；三是这么大的一笔资金放出去，当然他个人也要有好处。
就在他看着手中的大笔资金心痒难忍的时候，“小兄弟”秦裕介绍一位年轻的投资商张荣坤。这个看上去出手大方无比，一脸憨厚之相的年轻人，来头之大，让见过世面的祝均一也大吃一惊。因为张荣坤可以随时一个电话，搬来当时上海滩的第一夫人，市委书记黄菊的太太余慧文来助阵。
但是祝均一还是没有轻易相信张荣坤，而是先将张荣坤介绍给了一个死党，时任 上海机电控股（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的韩国璋。早在二零零一年，韩国璋和张荣坤联手，将上海机电控股（集团）公司的一块工业用地弄出来，倒手卖给了地产商。张荣坤露的这一手，使得祝均一大为钦佩。因此祝均一决心把社保基金中闲置的资金委托给张荣坤这个既有背景，又“靠得住”的小兄弟去财外生财，何况这位小兄弟十分拎得清，少不了有自家的好处。
第十九章社保大案
【诬陷徐匡迪当上市长】
陈良宇自从当上了主管规划、财政和金融的市委副书记之后，和黄菊之间配合默契，多次为江泽民争光露脸，因此已经成了上海帮的一员猛将。眼见着帮中兄弟逐个从上海出发，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朝中一品大员，因此陈良宇也几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信心十足。同时他也急于表现自己的政绩，完全按照纸上谈兵的规划，把上海搞得美轮美奂，以作为自己晋身的台阶。所谓“华山天险一条路”，大概也是指他自己的仕途而言。
从一九九二年开始，到二零零一年十二月，陈良宇几乎当了近十年的市委副书记。相比之下，他对自己始终熬不上市长或市委书记，十分着急。为此，他不惜与黄菊联手，诬陷前任市长徐匡迪。
对于上海的发展，好大喜功，不管老百姓死活的黄菊和陈良宇和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很早就有严重的分歧。黄菊和陈良宇号称要在二十年内把上海建成金融、工商、港口、冶金、建筑、航天、汽车、造船、生物、石化、文化艺术、高科技等十二大国际中心。这种想法得到了江泽民和吴邦国的支持。因此黄菊和陈良宇都喜欢大开大合，大兴土木，将浦西的市中心老百姓硬性迁到浦东，为了目标不择手段。
徐匡迪反对从浦西迁移二百万人口到浦东建新住宅区，反对大兴土木建高楼、建超高建筑。他提出：环境、地质、成本、效益都要顾及，反对搞超级国际中心。徐匡迪还提出“同步进”的主张，认为上海必须在法治、社会道德、教育、文化和经济建设同步，同时带动地区进步。徐匡迪说：凡是称得上国际性大都市，必须具备健全的法治机制。徐匡迪还主张:符台条件的民主党派人士。完全可以担任研究院院长、大学校长和有关专业局长。徐匡迪在会上说：党章宪法没有规定不可以嘛！
同时，徐匡迪对黄菊和陈良宇等人的腐败作风也大为不满。二○○一年九月，徐匡迪在上海市委常委生活会上批评黄菊说：希望你（黄菊），在节假日，还是到街道，商场、居民区走走、看看，听听，多了解社会反映，少到俱乐部、渡假村去，影响不好，没有不透风的墙。
徐匡迪还提出市委委员自律廉政约三点建议：一，在党代会上公开本人和配偶的经济收入、拥有财产和子女的工作；二，严律自己的亲属不准参与土地开发、工程承包、金融证券活动；三，有关亲屈、子女的学习、工作情况，在市人代会上公布。徐匡迪的建议，黄菊、陈良宇等当即表示反对。黄菊说：不要自己搞一套，给中央以压力。
徐匡迪的直言，使得黄菊和陈良宇视徐匡迪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非拔之而后快。因此他们整理了徐匡迪的黑材料，说徐匡迪好个人表现，使得市委工作被动，使老领导（指江泽民和朱镕基）对上海工作的指示都被搁置。又说徐匡迪以专家自居，坚持个人意见凌驾于集体之上；甚至污蔑徐匡迪有个人政治野心，要当副总理，云云。这样的黑材料不断地送到江泽民、朱镕基和吴邦国那里。
因为损害了上海帮的利益，江泽民悍然地换掉了徐匡迪。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下旬，未等徐匡迪上海市市长任满，就接到了中央的调令，让其到毫无权力的中国工程院担任党组书记；陈良宇如愿以偿，当上了上海市代市长。二零零二年二月，在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中，陈良宇正式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兼市委副书记。黄菊和陈良宇搭档，可以说是如鱼之得水，随心所欲。同一时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也正式成了“夫人俱乐部”，权力通天，余慧文和黄毅玲俨然是上海的土地奶奶。
【社保案起】
就在陈良宇刚刚挤走徐匡迪，春风得意地当上了代市长之后，秘书秦裕和小兄弟祝均一领来一个来自江苏的“小赤佬”张荣坤。祝均一拍着胸脯担保这个“小赤佬”是个非常靠得住的投资者，从来不做冒险生意，因此有意把社保基金放给他，让他去财中生财。秦裕另外出主意说，为了使得这笔生意靠得住，干脆帮他找好下家。找个国有的基础设施卖给他。
陈良宇让秦裕把张荣坤找来，和他单独见面。秦裕立即第一时间，在外面的一个高级休闲俱乐部安排好了见面。陈良宇和张荣坤见面密谈了两个小时，出来的时候有说有笑，气氛十分融洽。从这个时候起，陈良宇就一脚踏进了社保案中，再也拔不出来。
根据圈内人士结束，其实上海社保局委托贷款，在业内不是什么秘密，近两年来找过不少融资中介服务公司，为社保局的委托贷款寻找好的项目。但是陈良宇对张荣坤一见钟情，独独让张荣坤来做这笔大生意，其中也不乏余慧文和黄菊的影响力。从陈良宇角度讲，什么事情扯上了黄菊，也等于进了保险箱一样。
祝均一得到圣旨，立即让手下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处长陆祺伟，以上海年金中心的名义，和张荣坤的“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陆续签订的协议共八份，其中七份都称为《资金运营协议》，共涉及三十亿元的委托运营本金及收益，沸点投资为受托方，福禧投资则为此提供连带担保。第八份为《委托贷款协议》，涉及四点五亿元的委托贷款本金及收益，借入方同样为沸点投资，并由福禧投资用公司有关房地产项目的土地等资产提供抵押担保。委托贷款的年息均为百分之六点八，加权计算收益；同时约定，如果国家上调存贷利率，则按银行同期利息上调收益率，条件相当优惠。八份协议共涉及社保基金，即上海老百姓的保命钱三十四点五亿元，其中大部分协议签订于二零零二年二月前。这就是所谓“上海社保大案”的核心内容[6]。
为了讨好余慧文，已经把名下资产捐得七七八八的张荣坤终于时来运转，手中有了三十多亿资金可以玩了。当然，非常“拎得清”的张荣坤自然先拿一些资金出来，答谢余慧文、秦裕、祝均一和陆祺伟等人。为了掩人耳目，张荣坤在二零零二年二月，专门注册了一家“上海福禧投资控股公司”，注册资金为五亿元，用来操作这些资金。
接着，在陈良宇和秦裕的操作下，张荣坤的福禧投资横空出世，斥巨资三十二亿收购上海路桥发展有限公司百分之九十九点三五的股权，获得沪杭高速上海段三十年的收费经营权。所谓横空出世，是这一股权转让完全是上海市政府高层通过高级别办公会议，由上海市发改委主持的。更可笑的是，沪杭高速上海段股权转让给福禧公司一事，居然连路桥公司的上级单位上海市政工程局也不知道；等到股权转让结束之后，有关方面才通知市政工程局[7]。
据说陈良宇亲自主持了市政府关于路桥公司股权出让的协调会，将路桥公司的总资产从三十七亿多压缩到了三十二亿，又逼迫有关部门将高速公路收费期限从二十年延长到三十年[8]。陈良宇还亲自出席了路桥公司股权转让的签字仪式，为张荣坤提气壮胆。
张荣坤收购上海路桥公司的股权，真正付出的资金只有十亿左右，基本上都由他的福禧投资注入。从此之后，张荣坤算是抖了起来，为了给余慧文充面子，他对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捐款热情也更高了。可笑的是，根据上海大通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二零零二年福禧投资本来可获得近二千二百二十万的投资净利润收益，但在这一年，福禧投资对外的捐赠额竟高达二千七百零六万，效益颇佳的福禧投资因为慈善事业，反倒净亏四百八十六万。可疑之处，昭然若揭。
但是张荣坤也不愧是投资圣手。他利用这借来的三十四点五亿资金，以沸点投资为资金支撑点，以福禧投资为投资平台展开了纵横捭阖的收购行动。二零零四年，福禧投资以五十亿的投资总额拿下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百分之九十四的股权（二十五年收费经营权），再度引起业界轰动。在高速公路领域，张荣坤再接再厉，又以四点一三亿收购了苏嘉杭高速公路百分之二十的股权（三十年收费经营权），还收购了上海耐特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结算有限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份。
在与高速公路一样壁垒森严的金融、媒体业，福禧投资也连连突破。福禧投资总计投资数亿元持有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十一点零三的股权、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十股权、中国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九点九的股权、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十五的股权。
张荣坤投资中最有神来之笔的传奇之作，乃是用十亿元现金拿下改制上市的上海电气百分之八点一五的股权。上海电气在香港上市之后，照上海电气目前约二点七港元每股的股价计算，福禧投资所持股权的市价已超过二十五亿港元。
显然，张荣坤虽然抱住了余慧文这条粗腿，但是从其获得资金的经过，资金的运作来看，张荣坤只能算是半个傀儡。也就是说，老谋深算的陈良宇和祝均一借给张荣坤这三十四点五亿社保资金，并不是可以随便让张荣坤去玩的；其资金去向，投资方向和收益，从根本上不是由张荣坤说了算，而是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有序地进行着安排。
很快，张荣坤大概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到虽然手头有大量资金，但是从根本上却是陈良宇们的傀儡，甚至在心底里根本看不起的白脸“小赤佬”。于是，张荣坤抓住了一个和他同样背景的光棍，给祝均一和秦裕下了套子。
【爵溪阿祥】
二零零三年六月，上海滩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静安希尔顿突然被来自宁波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收购，引起巨大轰动。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号称是上海新恒德置业的老总，以三十出头的年纪，在上海滩一挥亿万美金，收购上海最顶级的酒店静安希尔顿的时候，上海滩的惊呼声中，均不知这位年轻人的底细。大量报道均称之以“神秘浙商”。因为以私人之力，一挥而出一点五亿美元，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殊不知，这个神秘的年轻人，从前不过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小混混，至今满口象山土话。他名叫郁国祥，一九六七年出生于宁波象山东南，叫作爵溪的海边。那里向来是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渔村。其兄郁能建和郁国祥，自小家境贫困，备受生活煎熬。初中还没有毕业，郁国祥就在社会上闯荡，最早靠踏三轮车为生，社会上人称“爵溪阿祥”，一度进入纺织厂当过工人。但是为人大胆豪爽，多少有点亡命之徒的性格。
经济发展的热潮进入象山，郁家兄弟虽然没有文化，却也跃跃欲试，开始创业，一九九一年在爵溪开了一家小型纺织厂。但是好景不长，纺织厂因故倒闭，欠了农村信用社十几万贷款不能偿还。郁国祥不得不从爵溪逃走，到上海躲避债。
但是，这个不名一文的爵溪阿祥很快时来运转，和宁波市当时的“金融大鳄”吴彪拉上了关系。这个曾经在“宁波大案”中拖倒宁波市多名市级干部的吴彪，为人处世和个性，几乎是个散金如土的江湖老大。他利用宁波市开发区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后挂靠宁波市国际投资信托公司，为其江东营业部，又以金鹰集团著称）大肆拆借多达二十亿的资金；资金到手之后，又极端大方地送礼贿赂，或借给小兄弟创业。兄弟们但有所求，不管他们的计划是多么荒谬，吴彪都会慷慨解囊。
郁国祥通过象山的兄弟和吴彪相识之后，一拍即合，很快成为江湖式的兄弟。逃债在外的郁国祥杀回了宁波，在宁波市注册了一家永鸿房地产公司。这家凭空而降的房地产公司，大部分资金，都是从吴彪的金鹰集团贷款而来的。郁国祥以高明的空手套白狼的技术，取得了成为暴发户的第一桶金。
大名鼎鼎的吴彪，就是一九九五年以一千五百八十万（拍卖价格一千三百五十万）的天价买下天安门城楼上悬挂过的两盏灯笼，而引起轰动的传奇人物。他不停地挥霍拆借来的资金，同时又不停地为弟兄们提供运作资金。
以宁波永鸿房地产公司为地盘的郁国祥，因为义气相投，和吴彪成了铁杆兄弟。早年在象山的那点债务，当然是不在话下；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吴彪公司的最大借款人，达数亿之多。一九九六年，郁国祥从金鹰集团的借款利息差，就达四百多万人民币。
但是，郁国祥也十分会投吴彪所好。一九九六年，吴彪在澳门赌博，输掉一百七十三万港币；结果郁国祥马上送上一百八十五万人民币，把输掉的窟窿补齐。同一年，郁国祥又拿出美金现钞一万元，港币十万元，让吴彪向宁波市的常务副市长谢建邦行贿。一九九八年吴彪案发，包括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在内，宁波的市级干部被拖倒了一大批。吴彪被判处死缓，几乎掉了脑袋，而涉及郁国祥的这两宗重大案件，也在法院开庭的时候牵涉出来，铁证如山。
郁国祥的永鸿房地产公司，是吴彪的金鹰集团最大债主，而吴彪贷出去的钱当中，没有收回来的贷款至少有十二亿人民币。吴彪集资总量是二十亿，除了挥霍、支付利息之外，几乎没有收回什么贷款的本金。永鸿房地产公司等于是实实在在地从吴彪身上赚了一笔贷款。除此之外，郁国祥替吴彪偿还赌债，行贿一万美元加十万港币，事实也非常清楚。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宁波大案”时，均记录在案；但是偏偏在审理此案的时候，放过了郁国祥，丝毫也没有追究。而郁国祥仅仅在几年之后，就出手一亿五千万美元现金收购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实在令人咋舌。
实际上，郁国祥得以在宁波大案中安然脱险，并且从吴彪身上足足赚上一票高达数亿的贷款，完全得益于当时的浙江省副省长，后任宁波市委书记的黄兴国。现在网上猜测郁国祥和陈良宇是老乡，其实并无根据。陈良宇生长在上海，其父陈更华虽然是宁波江北区洪塘人，但是早年就离开洪塘到上海闯荡。郁国祥的真正老乡，就是同为象山爵溪人的黄兴国；永鸿房地产公司就有黄兴国亲属的股份，甚至可能主要是黄家的资产。而这位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常务副市长的黄兴国，正是鲜为人知的上海帮将领。正因为如此，黄兴国凭借当年上海帮的巨大权势，独独把利害相关的郁国祥在宁波大案中保护了下来。
【静安希尔顿饭店】
从象山的一个公社书记起家的黄兴国，以其特有的政治嗅觉，紧紧地抱住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上海帮，并且在上海帮中谋得了一席之地。黄兴国通过多次向江泽民表达忠心，终于平步青云。对照陈良宇和黄兴国的履历，可以轻易地发现两人的升官曲线惊人地相似。黄兴国一九九七年窜升浙江省省政府秘书长，马上转为副省长，第二年成为宁波市委书记，一直到江泽民退位布局的时候，调任这位得力干将担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黄兴国虽然不是上海帮的核心人物，也没有在上海当过官；但是却积极投靠上海帮，博得了江泽民的信任。黄兴国主政宁波期间，宁波高速公路的各个出口，都树起了江泽民的巨幅画像。在江泽民的信任和鼓励下，黄兴国纵身投入了上海帮的怀抱，将经济发展迅速的宁波地区，和上海联接成了铁板一块的利益集团。
黄兴国家中，兄弟七人；六位哥哥的子女都已经凭借黄兴国的势力杀出象山，在宁波大发其财。所谓“神秘浙商”郁能建、郁国祥兄弟，则完全是和黄家势力组合在一起的。在郁国祥买下上海静安希尔顿的几乎同时，以其兄郁能建的名义，居然以八十二亿人民币的资金买下杭州环城高速公路，完全是黄兴国的后台，甚至可以说是上海帮的后台。
郁家兄弟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一九九三年还身无分文，在上海躲债。到二零零三年能够一下子出资一百个亿，其中，没有经营过任何一个像样的实业企业。十年功夫赚到一百个亿，意味着十年当中，无论节假日，每天都要进账三百万元人民币，这完全是天方夜谭。郁家兄弟除非自己有印钞机，否则是绝对不可能有这样多的资金的。
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这样明显的官商结合的事实，在上海帮统治的天下，居然无人过问，实在是咄咄怪事。而郁国祥收购上海静安希尔顿，还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行为；而是黄家势力进一步接近上海帮的桥头堡。果然，郁国祥收购静安希尔顿的同时，先让上海的著名艺术家陈逸飞拥有了老板级的签单权，然后通过陈逸飞，迅速和上海的相关势力打成一片。
郁国祥和张荣坤遇到了一起，就好比是一对混世魔王意外相遇，两个人居然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这个时候，张荣坤已经先一步发达，但是身为傀儡，多有不甘。于是他就和郁国祥设套，在郁国祥的静安希尔顿设置了一间专门的豪华套房，内部装修豪华，但是又设置了许多针孔式摄像头。
这个时候，秦裕、祝均一和陆祺伟，把张荣坤当成了“买单员”。尤其是秦裕，虽然是书生出身，却是又贪又好色。张荣坤拉着郁国祥，倒是十分情愿，替这几个大哥奔忙。但凡秦裕和祝均一看中某美女，或小影星，或歌女，或小家碧玉，张荣坤和郁国祥这两个地皮光棍出身的人，总是有办法弄到手，然后送入静安希尔顿酒店的包房，供他们淫乐。但是暗中却一五一十，纤毫毕露地进行录像。
张荣坤将秦裕等人的丑态淫行进行录像，原意大概是想争取摆脱傀儡的角色，能够逐步自主地动用资金。未料想这些录像却成了中纪委调查组迅速打开“社保案”的缺口。张荣坤等于虽然拍的是别人，却也算是自设证据，愚蠢之极。
[1]《解放日报》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报道，“市慈善基金会成立十二周年”
[2]《董事会》杂志，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九日，特约记者周十三文章《“代理人”张荣坤》。
[3]《东方企业家》二零零五年六月号，封面故事《张荣坤：静悄悄驶上高速公路》。
[4]《经济观察报》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三日，《秦裕其人》。
[5]《新华网》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文章，《违规拆借32亿社保基金祝均一落马震动上海》
[6]《董事会》杂志，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九日，特约记者周十三文章《“代理人”张荣坤》。
[7]同上。
[8]德国《华商报》，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文章《胡锦涛利剑反贪陈良宇无力回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