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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吊古刑场菜市口的英灵
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不能自外于这个古老的民族，任凭命运激流的怎样无情激荡，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都不能免俗，不能不将自己始终置身于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之中，并且也不能不以这个民族的真实记忆为自己的记忆。也许正是由于我的前世有着太多的旧梦与牵绊，因此宿命注定了今世骨子里的气度和风雨人生。
由于深受中华民族历劫不泯的浩然之气的感染，和一己的思古之幽情地趋动，在一个风日研静的日子，我践行夙愿来到菜市口故地，企图近距离地感受那些已多半被历史风尘掩埋了的事件的余哀，在心灵里祭拜我从少年时代就崇敬的那些英烈的精魂。
自从第二个一千纪以降，北京就成为历史上辽、金、元、明、清、民国、共和国……七个朝代和社会的都城，如今已是一个颇有积淀和积郁颇深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三叠加的非常敏感的国际大都会了。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个古都历经战乱，其天字一号人物也几度擅妄地虐杀功臣，甚至在其鼓惑或蒙蔽下，愚昧的民众疯狂地啖食被磔忠良之肉，斫其骨，或向其扔白菜邦子；统治者随便用一个荒唐的口号就可以把文物古迹破坏掉！其后，又在文化大革命和旧城改造的大拆迁中，损毁古迹与文物。例如：文化大革命中，八大处的西山名刹长安寺被毁，至今尚未恢复原貌，不能对外开放；精忠报国冤情惊世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墓和祠堂被夷平，清代杰出的词人纳兰性德本人及其家族的墓全被砸毁！在城市拆迁中，曹雪芹的故居被拆掉，人类建筑史上极为珍贵的古城墙被拆除，报刊文摘资料所说：自1996年以来，北京每年平均拆毁六百条胡同。等等。难怪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弗朗索瓦·胡迪对北京老城区的迅速消失惊呼：“这是文化的自杀！”一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也早说过：我们正在毁灭这座伟大的古城，不是因为战争、革命，而是因为建设。
当古老的胡同日益锐减，四合大院也将不复存在，蕴含着神秘文化的高地——名人故居，也日复一日地凋零，许多东西都消失在历史的浩渺烟波里，更惶论人际互动关系的日渐冷落了。……城市的记忆渐缈，历史的血脉弱化，文化失语，情感失落，在充满欲望的红尘里，在太多功利的流年中，有谁还会记得或者念及那些为国为民的殉难者——特别是明代两位都有着保卫北京事迹的功伟冤巨的殉难者于谦和袁崇焕呢？有几人还会缅怀清末为争取中华民族振兴与民主政体而惨遭杀害的“戊戌六君子”呢？
据老北京人说：从前北京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无名的胡同多如牛毛。胡同多，街口也多，这其中，闻名遐迩的当数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菜市口曾经是元、清两代的刑场，许多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就忍恨喋血在这里。我通过实地考察结合复杂的各种说法，厘清了有关菜市口做为刑场的历史延革：早在商周时代，现在的宣武门一带是方国“蓟”地，在频繁地改朝换代中，这里一直属于蓟城区；到了公元938年，蓟城成为契丹人的辽之陪都，名为“南京”或“燕京”，这里是安东门外的郊野；金灭辽后，改“南京（燕京）”为国都，称“中都”，这里是施仁门里的丁字街；到了公元1267年，忽必烈于现在北京的海淀区、朝阳区境内新建元的都城，名为“大都”，这里是顺承门外的柴市街；明朝定都应天府即现在的北京，改顺承门为宣武门，这里是京城最大的蔬菜和烧柴市场，后来将菜市和柴市最集中的街口称为“菜市街”；到了清代，将菜市街易名为“菜市口”，同时，也将明朝杀人的刑场“西四”移至宣武门外的这个菜市口了。所以，有的资料说，袁崇焕被杀害于菜市口，这是个舛误。于谦和袁崇焕都是明朝人，他俩都被杀害于“西市”刑场，即后来的西市牌楼地方，而非菜市口刑场。菜市口刑场的具体位置，在明代以来的西鹤年堂药店前面——即如今的菜市口大街北侧十字路口附近。西鹤年堂药店之所以闻名，一是因为，其牌匾相传为明朝巨奸——宰相严嵩所书；二是因为，刑场的监斩棚即搭在药店前面。每年冬至前夕，红笔勾魂即“秋后问斩”的囚犯，被押出宣武门，过断头（魂）桥，绕走菜市，至菜市口刑场被处绝！尸体被人运走，血迹用黄土掩盖。
我在寻访“戊戌六君子”故居之余，最后站在菜市口大街现代横街的天桥上，俯仰天地，有不胜今昔苍桑之感：从几何时，菜市口胡同已经拓展成为高楼峻厦林立的菜市口大街了？在和暖的阳光下，我有一阵虚空地发呆，茫然不知宣武门和西鹤年堂药店在哪儿？只有闹猛的街衢上各种轿车川流不息。我不知道是否真有着“轮回”，更不知道自己的七道轮回是怎样的，也不知道前生今世的关系，但是一想起那些为抗击外来侵略、为民请命、为国家民主宪政、为中华民族振兴大义而抛头颅洒碧血的死难英烈，便恍然有过久远的切肤之痛，只不过由于年深日久的时光地不停涤沥，而今，心里只会涌起骨梗之气和悲凉的愤懑了。我长久地凝眸远方灰蓝色的天际，思绪里涌动着以往历史岁月的涟漪，渐渐地，恍如脑电波地放射，迷幻般在大远景的天幕上浮现出了八百年前，八千里路，血溅柴市口，亦即后来的菜市口的第一人——著名的南宋孤臣、丞相文天祥的幻像……耳际也依稀听见他被押解过过零丁洋时的凄怆悲吟：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仿佛幻景中：文天祥昂着头，高举凤矩剑，一路冲锋陷阵，率军辗转抗元，由于敌强我寡，直至兵败被俘的情景。他未曾就地被杀，因为元朝知道他是南宋颇负盛名的人才，犹有可利用的价值，因此，不惜几千里路把他解至大都。接下来，便安排降元的南宋左丞相现身说法劝降，年幼被俘屈辱归服的南宋恭帝出面感召，而文天祥却坚贞不渝地认为自己“于义当死！”一个恪守忠义的人，已经不惧生死，他的死泣鬼神而感天动地。他身后萧索，唯一的遗物“凤矩剑”，为七百年后的志士——清末的大侠谭嗣同获得，谭嗣同更继承了他慷慨死节的精神。 我不知道在菜市口究竟杀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这其中都有哪些是仁人志士？另有几多冤狱？但是我知道距今百多年前的清代变革图强的“戊戌六君子”——各怀一腔报国热血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都死难于此，这就足以让我终此一生对菜市口不能释怀了！
“戊戌六君子”住的都是距离他们殉难的菜市口刑场一公里范围内的民宅。可见，当年菜市口一带是进步思想涌动之处，是人文荟萃之地。由于城市建设发展格局的巨大变迁，当下，他们居住过的民宅已经多半不存在了，找不到了。我走走问问，最后只找到了康有为和刘光第的故居。说心里话，对于前者——始为变法巨擘，事败逃走，而后又助清室复辟之人，原不在我的寻访与凭吊之列！但是，既然来到这里，并有人告诉我其故居就在那圈起的一大片拆迁废墟中尚待拆除的破旧民宅里。我也就去看看。从一条破砖、墙土、垃圾堆积的小道走过去，走近一个残破的小跨院门前，只见院门侧的墙壁上写有：“广东南海会馆，康有为故居”，和1984年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等字样。走进院里一看，不是四合院而是一个大杂院，几间破旧的黛瓦青砖房，皆关门闭户，有的门上垂着锁。据说，康有为来京参加会试至戊戌变法失败，都住在这里。现在属于宣武区米市胡同43号。院子里虽然还有几株树，但看起来树龄均不是可以构成原来“七树堂”称号的，至于有的材料说还尚存重要石刻《南海会馆碑记》等，我亦不曾见到。很明显，无论是广东南海会馆，还是康有为故居，现今已都成了动迁的“钉子户”，不知道它们的命运将会如何？
我一 一计算了光绪皇帝和“戊戌六君子”每一个人的年龄。最大者50岁，最小者只有24岁。他们都是在年富力强之时生命被嘎然割断了。在一个人权的国家里，仅从这一点而言，其罪魁祸首——巨恶慈禧太后就可能有着布托、萨达姆等人的下场。
谭嗣同，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就义时年33岁。“戊戌六君子”中的首位，父亲谭继洵是清末巡抚、户部郎中。他生在京城长在京城。11岁时，母、兄、姊，皆因白喉瘟病去世，他少年抑郁寡欢，12岁师从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还结交了游侠 “通臂猿”胡七与“义侠”大刀王五。习武学剑，随身常佩“凤矩剑”，好任侠，后随父宦游大江南北，远至甘肃、新疆。而立之年写成五万字的著作《仁学》，自称为“冲决网罗”之学，这是一百年前中国的人权宣言！在朝为官时居住在北京北半截胡同。
他曾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筑铁路等新政。1898 年,创建南学会,主办《湘报》,积极宣传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同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推行变法。由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地推荐，他征招入京。其才华与胆识，倍受光绪帝赞赏。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刘光第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总揽朝廷的纳谏大权。关于变法新政，他提出：“开议院，通民气；变科举，兴学校；改官制，考政绩；立商部，建公司；掘矿山，振实业；办报刊，增见识……”
自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开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即密谋政变，推翻新政。形势危机时，光绪皇帝下衣带密诏求康有为等设法相救，谭嗣同即“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8日夜,他亲赴北京法华寺访袁世凯,请袁发兵救光绪皇帝，诛杀荣禄。袁佯作应允，但回天津后即向荣禄告密。康、梁、谭等也都得知事泄，光绪密劝“三日之内出逃”。 9月21日，风云骤起，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再次亲政，下令把27岁的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逮捕维新人士，镇压维新变法，“戊戌变法”历时103天。这就是历史所谓的“百日维新”。是时，康有为已奉光绪之令去上海办官报，正走在前往天津的路上。追捕者到天津时，有人报信，他得以换乘英国船逃走。慈禧太后又派水师军舰追赶，幸好此舰在半路上燃料不够而折返，康有为又换乘英国军舰直接去香港，随后转道去了日本。
梁启超在政变发生后避入日本使馆，后来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剪掉发辫，改穿和服，乘日本军舰逃出。不久，便与康有为在日本会合，并一度想利用日本的力量解救光绪皇帝，未成功。
梁启超在准备避居日本使馆时，曾劝谭嗣同一同逃走，被谭嗣同拒绝。谭嗣同铁骨铮铮，其言掷地有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留者，无以酬圣主。”于是，他毅然选择留下。据说大侠大刀王五等人也曾想助谭嗣同脱身，但他执意不走，并坚定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以往的时候，谭嗣同非常感佩耶稣的牺牲精神。到了此时，他非常明白，事情已然到了死是最后自我实践的时候了，是必须以自己的被杀害证明自己作为的正义性。由是他镇定地端坐在自己的“莽苍苍斋”等死。
殉大义不惜一死的谭嗣同颇有点儿像引颈就“戮”的苏格拉底，又同时与时隔九年后济时肯杀身的秋瑾一样！谭嗣同和秋瑾，本来都可以事败而走却不走，临危不惧，死而后已。如果不是心怀大仁大义，他们何以视死如归；如果不是具有英雄气概，何以死得那么壮烈！他们用清醒的死，唤醒来者不要蒙昧地生；他用一己之死，昭示所献身的事业重如泰山！
谭嗣同在狱中，意态从容，其题壁诗流传至今：“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在走向菜市口的一路上，尽管有愚氓向他扔白菜邦子，他站在木笼里毫无戚容，镇定自若。
六君子中，我尤其敬慕刘光第。我找到了他当年的居住地，是在紧濒菜市口大街南侧狭窄的台地上的一个跨院里，跨院大门的墙壁上写有：“刘光第故居”和北京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等字样。我进了跨院，走在院中杂乱低矮民房间的狭窄小道上，见一户人家的门上垂着竹帘，便动问：“这里……哪个房子是刘光第的故居呀？”透过竹门帘，一个老年女人的声音，“最里边那间！”我转眼望去，那是一幢较宽大些的红砖房，于是再问：“是重修了的那间吗？”答话说是。我走过去看，门和墙都已经改修成如今普通住户的模样，心里质疑道：既然这样何以还当是刘光第的故居呢？我心怀遗憾地走出跨院。至于说，杨锐居住过附近的伏魔寺，我竣巡之下，看不出在这附近可能寻到什么踪影。
刘光第，字裴村。就义时39岁。是六君子中的诗人、书法家。出身寒门，年幼丧父，家贫得每天只能买三文钱豆渣作菜，其母对他督学极严，他也发愤读书，往往鸡鸣即起，三更回家，二十一岁县考获童子试第一名，即为“案首”。得到县官陈锡囹的赏识和帮助，遂游学于成都锦江书院。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在刑部供职达十余年 ，不交结权贵，常是闭门读书、著作，有《介白堂诗集》和《哀圣堂诗文集》遗世。其《梦中》、《美酒行》、《杂诗》、《万寿山》、《南来》、《白雪吟》等，是指斥时弊、忧国忧民之作。前人评价很高，被钱仲联先生称之为“晚清诗史”。
他在供职刑部时，刑部司寇有受贿案．要他“枉法”，被拒绝，因而得罪上司，加之才华超群遭人嫉妒，失去升官的机缘。当代最著名的大学者陈寅恪的祖父——湖南巡抚、户部郎中陈宝箴认为他 “器识宏远，廉正有为”，向光绪帝推荐。他力陈“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的变法主张，对论详直，为光绪帝所赏识。
一次，光绪皇帝批下湖南守旧顽固分子曾廉上的奏折，罗织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罪名，谓之“叛逆”，请诛。谭嗣同受命为文逐条批驳曾廉的诬陷，文末慨然写道：“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如果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
刘光第在一旁见了，亦挺身而出，在谭嗣同的驳语后附属：“臣光第亦请先坐罪”。
对此事，梁启超后来曾说：“裴村之在京师，闭门谢客，故过从希焉。南海先生则未尝通拜答，但于保国会识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呜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
康有为对此也深有感慨，他在《六哀诗· 故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刑部主事刘光第》云：“我不识裴村,裴村能救我。署走拒鹰鹯,心感报无所。”
上个世纪末，我在大连发现并买到刘光第古文批评手写本，并于2001年5月25日刊文于《档案大观》。手写本为宣纸蝴蝶装，封面有楷书：“光绪甲午年国子监乙班监生 刘光第”15字。我一直以来想不明白，刘光第的手迹怎么会出现在大连？在近几年的阅历中才知道，康有为晚年就住在大连，而罗振玉及其曾为吉林大学教授的孙子罗继祖也病殁于大连。其缘故大概就在其中亦未可知。他作为辽金考古大家，有一桩考古迷案——长白山麓有石象生的古墓葬的主人是谁？我考证为辽的亡国之君天祚帝的初葬墓，得到了他的认知。
刘光第在军机处被捕入狱。他笃信变法图强的正义性，神态自若。可就在在京做官的四川人联名“具疏”，要求释放他和杨锐等人时，未加审讯，慈禧太后就下令即行处斩。刘光第提出强烈抗议：“未讯而诛，何哉？”他在去刑场的路上浩叹：“吾属死，正气尽矣！” 康广仁是康有为胞弟，就义时年31岁。侍母极孝。曾在浙江任小吏，因不满官场腐败而弃职。曾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在上海创办女学堂，经营大同译书局，印行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俄皇大彼得变政考》等书；身体力行其维新思想。
在北京时，他与康有为同居住在“七树堂”。协助康有为草拟新政寿奏稿，并担任联络。对于朝廷之事，对于变法的失败比乃兄更有卓见和预见：“自古无主权不一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虽天亶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话虽如此，弟弟还是辅助哥哥变法维新。在狱中。康广仁仍谈笑自若，高歌之声出金石，并有望于来者：“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
在性命攸关之时，李代桃僵。遗有《康幼博茂材遗稿》。
也许正是因为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他第一个被杀，据民国姜泣群《朝野新谭》记载：“康广仁便衣无服，被杀后刽子手将其首抛之甚远。”
杨深秀，字满材， 山西闻喜县仪张村人。在“六君子”中年龄最长，就义时刚满50岁。12岁成秀才，21岁中举，榜列第三名经魁，光绪进士。懂中西数学，精通“旧学”，有“山西通儒”之誉。任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居官清廉，刚正不阿。在他被授于山东道监察御史的次日，即向光绪皇帝上《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阐述“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的道理。 这是光绪从维新派方面直接听到的最早的变法呼声，比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早两个多月。在百日维新前夕，他即与康有为等人频相往来，过从甚密。杨深秀利用自身居台谏之便，多次代递康有为上书。1898年3月，与宋伯鲁等在北京成立关学会，又列名保国会。6月，他上疏请定国是，弹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应騤阻挠新政事。维新派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胁制时，他上疏辩护。戊戌变法期间，他不避艰危，援引古义，请慈禧撤帘归政。在其时，摆脱慈禧太后对皇帝的控制，是关系改革是否能进行下去的关键，也是与中国盛衰攸关的事情。杨深秀的改革图强思想更深入一些，他对于变法活动贡献很大。
他狱中题诗，为五位变法改革者仗义执言，为家国、为民族，舍生忘死地继续敦请慈禧撤帘归政：
“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著作有《雪虚声堂诗钞》。[
林旭，字暾谷，福建省福州人。就义时年24岁，在六君子中最年轻。出身贫苦家庭。自小就入私塾读书。后随岳父沈瑜庆到武昌游学，结识了支持维新变法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1893年他回原籍参加福建恩科乡试，考取第一名，成为举人。翌年，到北京参加会试，未中。1897年他进入张元济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学习，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次年初，发起并动员在京城客居的福建籍维新人士，成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等各省的学会相互通报信息，传播西方的思想文化。参与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成为中国近代最年轻的维新志士。康有为成立保国会后，他为保国会东奔西走，翰林学士王锡藩认为他精通历史、思想开阔、热忱变法、非常出众，推荐给光绪帝。从9月5日至14日这10天里，他提的意见最多，涉及到许多方面，光绪帝的不少变法上谕都出自他的手笔，朝中贤明称赞他：“才识明敏，详究古今，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务，英年卓荦，其才具实属超群……”
是他，将光绪皇帝的密诏带给康有为。遗著有《晚翠轩集》。他在京时，住在宣武门大街南端车子营胡同的福建会馆，其遗迹已无处可寻。
杨锐，字叔峤。就义时年41岁。他在京师士林中颇有声望，人们认为他：博学精思，谦抑自持，有古君子之风。生于四川绵竹书香门第，幼承父兄教养，少年时即崭露头角。参加院试时，张之洞将他与其兄杨聪二人比为蜀中当代的苏轼和苏辙。及长，进入已升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幕府，期间以其卓越的才华与高尚的品格深得张之洞的重视，成为其重要幕僚。15年中，凡两广总督府送呈朝廷的奏疏与重要文献，大多出自他之手。
光绪十年（1884年），法军侵犯凉山和滇桂边境，杨锐力主援越抗法，并促成张之洞起用退职爱国老将冯子材为广西军关外军务帮办，率军出关反击，打败法军三路进攻，重伤法军司令尼格里，并攻占凉山。捷报传来，他代张之洞草拟了《广军援桂奏稿》，这成为近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他多方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与刘光第一起被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给光绪皇帝，他向光绪极言兴学、练兵、用人等改革之策；光绪帝以其所言切实中肯，甚为满意。遗著编为《杨叔峤文集》和《杨叔峤诗集》。著名诗作有《腊月十五夜月》：“锦官城里暂停鞍，红粉楼头独倚阑。一十二回明月夜，可怜都向客中看。”
我站在现代横街的天桥上，凝眸灰蓝的天幕，也许脑电波地放射骤然强烈起来，迷幻的中景仿佛出现了“百日维新”最后谢幕的惨剧：
1898年9月28日是个霜风凄紧的日子。下午，“戊戌六君子”就义之时，万人空巷。六君子引颈就戮的菜市口，血光映天，气壮山河。
临刑时，上谕宣布他们的罪名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大逆不道”。
谭嗣同叫监斩大臣刚毅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刚毅扭过头，不予理睬。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杀害极其惨烈：刽子手连砍三刀，没有将头颅砍下。监斩大臣刚毅惊惶失措，命令将谭嗣同按在地上，刽子手又连续剁了数刀……
阴惨的后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多两银子雇了几个苦力，从刑场将谭嗣同遗体抬到浏阳会馆谭家后院的老槐树下。当缝合头颈的时候，发现肩胛上也有着深深的刀痕。
刘光第被杀之际再次高声质问：“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监斩大臣刚毅无言以对。文质彬彬的刘光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显得异常顽强坚定。刽子手强按他跪下；他崛立不从，“神气冲夷，谵定如平日”。受刑后，头被砍了，“点血俱无”， 躯体仍“挺立不化”有经验的侩子手说，“但觉有白气一道冲出。是实大冤枉者，方如此白气上冲，其神上升于天也。”他躯体仍“挺立不化”！真是石可破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赤也！围观的群众莫不为之惊心动魄，有的甚至拿出香蜡纸烛为他招魂。
刘光第死后，家乡人把他的灵枢寄放在莲花庵内，外省前来吊唁的人数以百计，而京城的吊唁者更多。人们都说“刘君不死”，看到他家十分穷困，纷纷捐款赠物，其中有个不知名的吊唁者，留下银子百两而暗暗离去。
杨锐一身便衣，头颅落地还两目圆瞪，鲜血从脖颈中喷出，“血吼丈余”，后人评“冤愤之气，千秋尚凛然矣”。
“戊戌六君子”每一个人都具有志士人格、赤子襟怀、国士操守、每一个人都是时代的精英。他们虽死浩然之气长存！他们是失败的英雄！他们倒下了，他们的壮烈精神永远定格在无尽的岁月里……
老寡妇慈禧太后在惩处参与百日维新的人员时心狠手辣。他先是密谕将光绪皇帝软禁在灜台，同时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将六君子处死！接着，整肃行动进一步扩大化，诸多维新人士诸如：宋伯鲁、徐致靖等被革职监禁、或如陈宝箴、熊希龄等革职永不叙用、或如徐致靖等被定罪流放，光绪皇帝和珍妃身边的太监也不放过，被杖毙四人，另枷号十人。
1898年9月28日，清朝的宫廷政变，使救亡图存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了，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的王朝仍然不断地下坠，其戕害了改革——“小革命”！也使其丧失了涅槃的可能性！只不过延长了苟延残的时间，又过了13年，仅仅13年！不可避免的疾风暴雨的“大革命”终于爆发，其彻底覆亡就在所难免了！令人不禁要想：假如，光绪不被囚，“戊戌六君子”不死，而死的是慈禧太后、荣录、袁世凯之流……那么，中国社会的情形又会是怎样的呢？无疑，历史肯定会改写！可惜，历史从来就不能假设！
据说，杀害秋瑾的刽子手后来精神错乱了、疯了！那么，刚毅这个慈禧太后的权臣，坚持废除光绪皇帝，反对戊戌变法，并一次杀害六君子的刽子手是何下场呢？他，此后又活了两年就一命归阴了。
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是历史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或者某些相似！89年后，类似的情形又出现了一次，杨深秀的话又回响过一回，新的宫廷政变又重演过一次。一土权臣说：“谁叫你下台，你就叫谁下台！”结果正如白羽大士所说，发生了“逼宫”！而且成功了！可见，专制主义的极权根深蒂固，一脉相承！东方的政治改革又被无限期的延宕了……
麻木、忘记，是可怕的！没有“西市”，没有“菜市口”刑场并不等于没有了妄杀好人的场所，有的时候可能变得更加可怕！只要有专制的极权，只要出现掌握绝对权利的巨奸巨恶，历史的罪恶就可能花样翻新地重演！对于善良的人们就可能随时祸从天降，“贱民”就可能随时遭遇残忍地屠杀。
我站在现代横街的天桥上，注目灰蓝的天幕，脑电波汹涌而出，迷幻的近景中仿佛出现了丙午“红羊劫”国难的许多场景：两个古老的刑场早已不复存在，但京畿却成为泛刑场！可以随时随地杀人！不需要有罪，也不需要审判，需要的只是需要而已！大量精英人物被毁灭，被打入另册的“贱民”几经荼毒，像猪狗一样被宰杀，甚至几天之内滥杀无辜上千人。一时之间带红袖标的天之娇子成为可怕的刽子手，可以逼迫邻人烧开水，然后接连不断地向“贱民”兜头泼下，直至烫死！极端残忍地扯着两腿把幼儿一撕两半……
普天之下，死难者数以千万计，其酷烈程度达于登峰造极。典型代表者不知凡几十君子，如：：田家英、遇罗克、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史云峰、王申酉，等等。这其中，临刑时，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李九莲被用一根竹签将下颚、舌头串为一体，钟海源被堵住嘴、活取肾，史云峰则将嘴塞满纱布以医用线紧紧缝合……在其他地方，更有耸人听闻的事情：遭虐杀者，被强奸、被轮奸、被挂在一些树上、被吃掉心肝！
东方社会不是现代的政治体制，其实质，只不过是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变异或延续。 在一个极权和追逐金钱的社会，对于历史事件的讳莫如深是很不明智的。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于今年2月20日刊发中国人大教授张鸣的文章《没有反思就没有人性的复苏》。他将文革时代比作“德国的纳粹时代”。文中还说：“文革结束都30多年了，但它似乎还没走。现实中，网络上，呼唤文革的人，比比皆是。年轻的有，年纪大的也有。一次打车，跟年龄大的司机师傅聊起来，他恨恨地说，再来一次文革，可不会轻饶了那些当官的，非剥了他们的皮不可！”这位司机师傅的话令人不寒而栗。文化意思淡漠，道德沦丧，有些知识分子已经喪失了骨气，成了权势的附庸，成为了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了！难怪著名画家、著作家陈丹青在回答记者问时说：“你在这时代去谈英雄，做英雄，很滑稽。唐吉可德令人尊敬，因为他认真，现在的“英雄”们认真吗？从前的英雄，真的会去死。”
时人仿佛患了历史的失忆症。陈丹青在《民国的文人》一文说了另一席话：“秋瑾献出自己的性命，未能阻止在她身后多少百万的性命继续牺牲，白白死掉。鲁迅借她这条性命告诉大家，中国的许多场革命何其虚枉，中国的亿万百姓何其昏昧，多少烈士以为一死之后，可以唤醒大众，可以后来几十年，上百年——容我说句残忍的话——成千上万的烈士真是白白死掉，他们以为自己的血可以免除民族的罪孽，结果我们的种种罪孽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今天社会上许许多多悲惨离奇、卑鄙无耻的事，在秋瑾和鲁迅的时代，不但没有，而且说给他们听，他们根本听不懂。
可是民众不仅不想到感念烈士，而且多数早给忘了。鲁迅在二三十年代的几篇杂文中就写到，民国人早已忘了建立民国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现在大家看看，什么七十二烈士，什么秋瑾姑娘，包括《药》这样的小说，包括小说中揭示的道理，多少人记得？多少人在乎？这就是鲁迅的小说的厉害——在中国，你为大家死，你死了也白死，而鲁迅呢，我看是写了也白写，他的书写的残酷，犹如血迹，是让人看了害怕而厌恶，赶紧清洗掉，弄得不像出过血才好。”
当然，这说的只是事情的一个侧面！并非所有的看客都是麻木不仁，也并非都是浑浑噩噩。中国不仅不缺少弥赛亚、布鲁诺、丹柯，而且有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有马尔戈！中国有的东西外国未必都有，而外国有的民主、自由，中国必定迟早也会有！台湾早已经有了，大陆还会远么？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从此摆脱了“幕府”的封建专制统制，走向了繁荣富强。而30年后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欲其说是失败在几个人的手里，不如说是失败在顽固的封建极权制度手里！可这一失败就相形使中国落后了百余年，时至今日，中国的民族复兴与中华民族的宪政、民主、自由、还在大力争取之中。好在综观世界历史，特别是近世纪的历史。每当一个走向腐败的政权，如果改革进行不下去或者不能使其涅槃的话，或迟或早就会被另一种形势即革命的形势所代替。1898年的戊戌变法被镇压了，但是13年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了。再结合法国的大革命、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解体来看，这已经成为历史不可抗拒的规律！
我不是岁月的拾荒者，也不是时代洪流的弄潮儿，只不过是一羽鸿毛，或一片草芥。尽管我努力地重新学习历史，但是我所知道的真正历史微乎其微，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我没有陈子昂登幽州台那么深广的情怀，也没有踌躇满志的即得利益者的骄嗔，我能来到这现代横街的天桥上驻足，只可能是前世今生绝无仅有的一次情缘，我仿佛在灰蓝的天幕上迷幻地看到一场跨越千载历经数次浩劫的历史电影，也只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机遇了。也许，一个人的一生能够留下什么，但绝不能带走什么。我生多舛，除了一身傲骨和剑胆诗心，别无长物。我能留下什么呢？除了永远的爱憎，愤懑与悲悯再没什么了。那么，就让这些收藏在我笨拙的文字里遗世吧！最后，我素怀里萦绕着无尽的惆怅，在深深地叹息中，踽踽地走下天桥。我在心里再次重复我在《遇罗克被杀害43年祭》一诗中所说的的话：
民主与人权天赋予
谁逆天理地剥夺都是罪恶
我相信铸立遇罗克铜像之日
即是民主大同的新时代之时
我毫不含糊地宣布我的诗谶
中国历史最后的一个罪人
必定是绞杀民主与自由者
2013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