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老万圣醒客偶遇柴静,走路目不斜视,一脸傲慢,好像脸上写着:我是女神,别理我,烦着呢。——“柴静”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个符号,“煽情公知”,“自由派”,“女文青”,“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赴美生子”...所以“柴静出品”的确让我抱着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开始看这部片子。坦率说,这片子里的煽情,我还是不喜欢,也不适应她讲话的腔调。但是,五分钟以后,我就津津有味地看下去了。
因为雾霾这个话题,太重要,太紧迫,太与我个人的利益、我关心的人的福祉相关。治理雾霾、环境保护,也与我个人政治立场不矛盾——对环境议题的【话语表述】固然是充满阶级性的,但它在现实层面,是跨越阶级的议题——坦率说,如果完整看完这部片子,还是只能得出一个
【这就是中产阶级的政治压迫,或者是“文傻”的一面之词】样的结论——我觉得是太轻佻了,也太不把自己性命当回事了。
简略谈谈我对片子的感想。
一、我不想再做无奈的大多数
有人说柴静的片子有唤醒对污染浑然不知的人的作用——让大爷大妈开始买N95和空气净化器。我个人觉得即便大爷大妈们,也早就对空气问题叫苦不迭,我的同龄人更是抱怨连连,但大家是散沙般的个体,不忿消匿在为生计忙的日常,消解在惶恐乱炸的娱乐节目的声浪,我们除了在特别糟糕的天气拍照以自嘲,好像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与几十年如一日的“大计”"大转型“比,个人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
————可是无奈里又夹杂着许多委屈。
我好像天生对环保议更加敏感。上小学的时候,九十年代,媒体开始关注厄尔尼诺现象,温室效应等议题,提出“氟利昂”是破坏臭氧层的元凶,而空调是氟利昂的主要产生者。因为这个,我一直坚持不让父母在家装空调,直到后来住进塔楼,西晒不通风,不装空调无法挨过北京的夏天。但即使装了空调,我家也只有在最热的三伏天开一开。后来我知道,因为环保理由不装空调的,不止我一个。
2000年左右,北京连续几个春天严重沙尘暴,而中学生的我还必须在沙尘暴的天气里骑车去上学。那种黄天蓝太阳,鼻孔里充斥着沙子的末日气象,让我非常痛苦,夜里躺在床上,闻着土腥味,无法入睡。
从初中到大一,我常年受鼻炎和鼻窦炎困扰,每到冬天,就会严重发作,呼吸道分泌大量异物,经常晚上因为鼻塞无法睡觉。
后来我离开了北京,鼻炎就不再犯。2009年,我又回来。沙尘暴渐好,对雾霾的感受越来越清晰(当然与媒体影响有关)。回头想,的确从小时候开始,北京的冬天就已经漫天硫化物的味道。我发现一张2002年在周口店附近照的照片,那雾霾的程度,其实和现在拍下照片呈现的程度,差不多。
2013年秋冬,我在郑州,每天用AQI APP监测天气,200以上是常态,动不动就400,500。我本来是该在郑州做访谈,但经常绝望地趟在屋里,看着窗外的灰蒙蒙,不想出门。郑州市民戴口罩的很少。即使天气再恶劣,中小学还照常上课。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我小题大做。
而当我在微博上抱怨郑州的AQI爆表,并发现那个季度,郑州指数排名全国前十,远高于北京,很多朋友当时还惊讶:“怎么,难道雾霾不是你们北京才有的事情?”我才意识到,对雾霾问题的媒体表述,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为是北京,所以得到大量关注报道,而北京周边更严重的河北、河南、山东(那年我自己观测APP数据得到的经验),却鲜有人关心。
那一年冬,我鼻炎又犯了,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和一位朋友喝茶,他一边说,我一边擤鼻涕,用了一卷手纸。还是那一年冬,我在大学朋友聚会上抱怨雾霾问题,在座的都是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有些已经有了孩子——大家的态度是:这事儿谁也管不了,这事儿是集体不作为,操心这事儿是闲的蛋疼。
这听着让我绝望——其实十几年来,作为一个嗅觉特别敏感、呼吸道特别“娇气”的人,无力和绝望感一直存在。当我觉得空气这件事特别重要、特别糟糕、特别让人沮丧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麻木的,无所谓的。我于是常常幻觉——可能只是我太惜命了把。环境就是如此,结构就是如此,你除了尽量自保(或许就是用脚投票离开这个国家),确是无法做任何事——个人的任何反抗,在这个这么严重的问题面前,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
而我不太喜欢的柴静,却做了一件让我十分佩服的事——
问一问到底谁在这个庞大的雾霾制造机理扮演角色,到底谁该负责,为什么不负责,怎么去监督?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人,除了绝望,可以做什么?
柴静当然比老百姓更有资源和话语权,也许她不该算是“大多数”,可是和这个庞大的雾霾制造系统(国家、市场、企业、社会,国际产业分布结构,etc)比,她可用撼动的资源和能动性,又算有多大?很多人冷嘲热讽地说,她一个“文傻”,就知道煽情,做这种环保题目,不自量力——我觉得,那么多“懂专业”的“理科生”,除了说风凉话,什么都没做,却偏偏让一个在你们看来没有专业性的“文科生”做了这样一件事,不觉得羞愧么?
光打12369当然是不足够的,还能做什么,我们应该继续讨论,但柴静的片子的确有赋权的意义,她让我意识到,除了做一个无奈的大多数,除了用脚投票自保,我的确是可以做些什么的。
二、柴静的政治企图?
为什么选择在两会前播出?为什么剑指中石油,力推天然气市场开放,私有化,而不提核能源?为什么宣传某款环保APP?吕新雨说,柴静的片子是在与隐性资本合谋。是的,我们甚至可以从片子里,独出公民社会倒逼政治改革的意味。
当然可以分析柴静片中给出的答案潜在的政治议程,指出它可能与哪些权力产生合谋,从而带来新的问题。虽然柴静强调了环境恶果往往也是底层承担更多,虽然她例举了那个从小没有看见过星星、现在父亲被强拆打伤的小女孩的例子,但不可否认,整个片子看下来,资产阶级政治性还是很明显的。但就算是这样,就算会为新上任的环保部张背书,与新兴小资产阶级“奥森奔跑党”摇旗,与私有资本形成合谋,但难道她提出的这些问题,不是与我们每个人,不管阶级、性别,都相关吗?难道我们深陷其中的每一个人,就什么都不做,等着中国工业自然衰退、等着人口密度自然减小,等着几十年后一切"按照客观规律变好吗”?
一辈子很短,反正我不愿意等。
我觉得可以去分析柴话语背后的权力结构,但可能那是一部分学者的事情。作为普通的受够了空气污染的人,我更想通过与大家交流观后感,找寻一些作为行动基础的共识。例如——
“空气污染牵涉每个人每天的生活”,
“中国为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且承受代价的人与获得利益的人是负相关”,
“中国人口规模和密度决定了同样空间内的污染,我们要死更多的人,”
“治理环境问题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而不是任由其恶化,”
等等。
在有这些共识的基础上,当然要去分析其引发出的阶级问题、政策问题、体制问题、,甚至性别问题(比如片中自然之友的动画里,说“让妈妈做饭注意油烟机”,为什么厨房里的只是妈妈?这里面就还有性别本质主义的问题)。
三、发展议题这个巨坑
柴静走访英美,可能在微观层面对我们有一些启示作用,但她建议的整体解决问题思路——产业升级的同时保障就业——的确太想当然了。当英国环境大臣高兴地说:100年前我们有几百万矿工,但现在仅剩3万,但我们整体就业率更高了。一个产业退出舞台,另一个产业会同时兴起。柴静说,1960-70年代英国治污的前十年,经济不但没有倒退,还增长了。
这无法论证急速产业转型在中国目前是可行的。我们不需要世界-体系理论或者发展社会学的知识,也明白老牌发达国家走的这条工业革命-去工业化的转型之路,是建立在全球政治霸权、海外殖民地和市场的扩张的前提下的。
20世纪中,第一世界的资本家在亚洲和拉美找到更廉价的土地和劳力进行制造业的“spatialfix",欧美成为金融中心而非工业中心,这一方面保证了他们的去工业化不以大面积失业为代价,而另一方面,也确实为2008年代更大危机留下了隐患,且去工业化问题带来的贫困、失业,也并不是完全对第一世界没有影响。它们更多地以第一世界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形式表现出来——金融家们赚得手软,穷人比二战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相对贫困。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产业升级和去工业化,还是以内部调整的形式进行。沿海资本转移到内陆,(也包括一些周边东南亚国家和非洲)。但我们的产业升级是否能短时间解决大规模就业问题?作为后发国家,我们的资本海外扩张,由于各种原因,也面临着比欧美严峻的多的挑战,这其中,还包括文化合法性层面的各种尴尬。
先不谈走老路、把发展成本转嫁到非洲的伦理问题(片子里显示,我们已经是在这样做了,把无质量监督重污染的车卖给非洲),即便我们想做一个更负责任的“大国”,在国内做结构调整,各种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如何解决?政府和资本常常捆绑在一起出现在地方治理中,宁愿一起沉船,也拒绝改变。
这个,是在我看来,柴静的片子没有谈清楚的问题。环境治理,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作者 |种棉花的格格巫
【观看《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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