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与他的五位妻子 朱德的妻子有几个

萧菊芳


朱德与他的五位妻子 朱德的妻子有几个
  一、萧菊芳

  1912年秋天,朱德同昆明师范学院学生萧菊芳结婚了。

  这时候,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年轻教官,许多人都很关心这位年轻少校的婚事。

  在朋友的巧妙安排下,朱德来到萧菊芳家里。菊芳对这位年轻英俊的少校颇有好感,见到朱德时,羞答答地同朱德说了一席话。这在当时是相当"革命"的举动了。

  在这次见面中,朱德感到萧菊芳是一个诚实和相当进步的姑娘。朱德还发现萧菊芳的一个秘密:她没有缠足。这一大胆而又进步的行为又使朱德对萧菊芳增加了不少好感。

  不久,朱德和萧菊芳结婚了。

  婚后的一段时间里,朱德依旧住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整日带兵操练,萧菊芳继续在师范学校读书,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朱德和萧菊芳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团聚。凭朱德当时的地位,完全可以在昆明找一套别墅住,可是朱德和萧菊芳没有这样做。多年以后,朱德曾经自豪地说:这婚事并不是资产阶级的。

  1916年初,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1军北征,开往家乡四川。这时萧菊芳已经怀孕了,也许是想念丈夫,也许是想念丈夫的家乡,朱德出征后,萧菊芳毅然坐轿子来到泸州,在泸州租了一所小小的住宅,同朱德住在一起。

  9月底,萧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保柱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萧菊芳为养育保柱日夜辛劳,却不知病魔突然袭来。保柱出生后数个月,萧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不幸去世。

陈玉珍

  二、陈玉珍

  萧菊芳病逝以后,许多人劝朱德再婚,劝朱德为这个家庭找一个主妇。朱德想到没有母亲的婴儿需要有人照料,就同意了。

  这场婚姻也是由朱德在军队中的朋友介绍的。

  这位女子叫陈玉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姑娘,也是大足,参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6年的革命活动。陈玉珍有个条件,如果不在结婚前同求婚人当面谈谈,她就拒绝考虑婚事。

  朱德接受了这个"挑战"。朱德见到陈玉珍后,双方都产生了好感。

  不久,俩人就结婚了。

  陈玉珍是一把理家的好手。婚后,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非常干净。当她知道朱德喜欢养花时,她在小家庭的里里外外都摆上了鲜花,她还精心修整出一个很漂亮的花圃。她爱保柱,把保柱看作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第二次结婚,使朱德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在穷兵黩武的年代里,朱德的三口之家仿佛是一个安全港,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当年当地有思想的人,经常到朱德的寓所聚会,研究中国社会,探讨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问题。为此,陈玉珍还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搜寻了一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以及关于种族和民族平等的宣言这类题材的书籍和小册子,还订阅了《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

  由于两人的兴趣和爱好相近,陈玉珍精心为朱德选购了《诗经》、《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唐诗三百首》、《孙子》等大量书籍,还买了两个漂亮的书柜,她把这间书屋整理得井井有条。这是朱德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

  1922年夏天,朱德决心赴上海寻找革命道路。临走前,朱德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电报,杨森邀请朱德到重庆作客。朱德就告别妻子和儿子,离开了陈玉珍的家乡南溪。谁知这一别离朱德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多年后朱德已成为红军的总司令,还和陈偶然通过书信。《朱德自述》一书收有“太行前线寄家书”,即朱德给陈的三封书信(如1937年11月朱德在山西昔阳战线的回信等,信中朱德表示自己已不能再照顾他和陈组成的家庭了)。这桩婚姻事实上早就“死亡”了。


贺芝华

  三、贺芝华

  在陕北时,朱德曾对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夫人韦尔斯谈及自己的婚姻,即参加革命前有两次婚姻,参加革命后也有两次婚姻,未提及在欧洲时与贺芝华的结合。

  原来,1922年9月,朱德36岁时赴欧洲,在法国与周恩来会面,并在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5月,朱德又转往德国,当时与朱德在德国旅居的中国同志,还有徐冰、李大章、刘鼎(阚尊民)、欧阳钦以及章伯钧、高语罕、郑太朴、谢唯进等。张申府与美国女学者舒衡哲谈话中提及那张著名的8人合影,张申府介绍说:“最右边坐相有点不自然的是朱德,蓄平头,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服。面对朱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妇陈玉珍,(是)朱当时的妻子。”(《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张申府误把贺芝华当成陈玉珍(贞)了,因为陈根本没有出过国。(这个错误或许是舒衡哲的误写)至于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朱德加入中共后与部分留德人员在哥廷根的合影照:最左边那位戴眼镜的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的是表情拘束的朱德;面对朱德的,正是那位漂亮的少妇,也即当时朱德的妻子贺芝华;站在朱德身后的是孙炳文;后排正中,那位双手抱起、面呈怡然笑容的则是章伯钧。当时这些人都要参加每周三举行的党小组会。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的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此后,朱德和贺芝华生有一女,即朱敏,通过照片,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对母女在外表上十分相像。朱敏后来在回忆文章中略微提及其母,如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朱敏写道:“……这之前,爹爹和母亲贺治华刚刚相识,母亲也将随同到德国留学”,至于自己的身世,她又说:“……1927年夏天,她(贺治华之母)让我姨妈从成都万里迢迢赶到苏联边境,从我母亲手中接过不到一岁正在患病的我”,“小时候听外婆告诉我,1926年4月我在莫斯科出生的时候,爹爹这年正好40岁”。此外,就几乎没什么进一步的描述了。

  据说朱德和贺芝华相识在上海,后一起到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当时哥廷根还是很小的城市,只有4万人,有40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10多个。朱德夫妇住在文德路88号。当时朱德还常去柏林会见同志。11月,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共产党,至1925年朱德转赴苏联学习军事,同行者中也有贺芝华。大概到了苏联之后,两个人有了分歧,据说贺芝华移情别恋,与留苏学生霍家新走到一块去了。霍家新(一说何家兴)也是从西欧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的中国青年,而且远较朱德年轻。1926年5月朱德返回上海。

  1928年4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长江局书记、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上海租界被捕——向巡捕房告密的奸细,正是霍家新、贺芝华夫妇。当时霍家新是罗亦农的秘书,他因迷恋大上海奢靡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又不遵守党内秘密工作纪律,曾几度被罗亦农训斥,乃心怀不满。加之这对夫妇认为革命太苦,自己又掌握大量党内机密,以为奇货可居,遂与租界当局静安寺的巡捕房接洽,向一位帮办交涉,要求用他们手中掌握的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换取出国所需的美元和护照,租界当局当即答应。此后,他们先报告了罗亦农的地址,4月15日上午罗亦农被捕,不久即被杨虎枪杀于上海龙华。

  关于罗亦农一案,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李维汉(即罗迈,时为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巡视员)曾有详细回忆,他说:“他(罗亦农)的被捕主要是贺稚华出卖的。贺稚华夫妇原来在瞿秋白那儿住机关,瞿秋白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伪装成二房东,晚上两人总是吵得很厉害,这样就把他们调到新闸路看机关了。新闸路机关弄堂外面就有巡捕,后来查清楚,贺稚华早就和巡捕房联系,预先作了布置,当时听说贺稚华出卖罗亦农的代价是3000元美金,和送他们出国。罗亦农去后,贺稚华就以打开水为名,叫她丈夫何家兴报告了巡捕,巡捕就打电话给巡捕房,说罗亦农来了。何家兴回来后就躲了起来,贺稚华在楼上。后来来了两个懂德文的巡捕,贺稚华在德国住过,懂德文,就用德文和他们打招呼说话。巡捕当场捕走了罗亦农和山东省委书记吴××。贺稚华、何家兴没有被捕走,抽屉中党的文件也没有被抄走。后来特科的同志到他们那儿去,贺稚华说,来的巡捕懂德文,我骗他们说,我们是搞翻译的,那些材料是我们的译稿,用来卖钱的,德国人不懂中文,我就这样把他们敷衍过去了,所以没有被捕。其实,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内线知道是她告的密,但装作不知道。以后,我和小平同志作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在秘书处楼上我和特科同志接了头,作了布置。为了使贺稚华、何家兴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怀疑,我派人告诉他们,新闸路不能住了,要他们先搬个地方,搬到南京路去暂住。南京路上有许多大铺子,有的底下两个大铺面中间还有个小号子,楼梯上去,上面是相通的,有几个后门。我们就给他们找了这么个地方,一个小楼梯上去,上面是个客栈。我约他们在那儿见面。去之前特科作了布置,在楼上派了人,街上也派了人,万一有事,可以掩护我从后面跑掉。我到那儿,他们已经住下了,住的地方很阔气,有个大客厅。见面后我说了些应付的话,说你们受惊了,还是要躲一下,另外找个房子住,要他们在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还给了他们一些钱。因为我是亲自去的,他们就相信组织上没有怀疑他们,所以搬家后就把地址通知了某某同志,而这个人就是特科的人。罗亦农被捕后,我们曾布置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抢救,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久罗亦农就牺牲了。罗亦农牺牲后,特科派人去惩治叛徒。当场把何家兴打死,贺稚华受了伤。国民党特务把她转移到医院中去治疗。我们布置人准备在医院把她打死,但特务在医院中防范得很严,没有办法下手。‘文化大革命’初,‘造反派’怀疑罗亦农的牺牲是我设的圈套,是我的一个阴谋,要我交代,把过程都讲了,以后没有再追问过。但他们进行了调查,后来告诉我贺稚华还活着。”(《李维汉等回忆罗亦农》,金再及整理,原载《百年潮》2002第6期)

  郑超麟也记述了惩处叛徒的经过,他说:“亦农事情发生后,党内的情报机关立即从巡捕房打听到是这两夫妇告密的。恩来出去不久,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邓希贤就是邓小平,结合李维汉的回忆,显然,处决霍家新和贺芝华这对夫妇,是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共同决定的。

  罗亦农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的被捕和遇害是中共历史上的大事,于是造成他落网的叛徒也就成了人们十分关注的对象。不过,或许是贺芝华特殊的身份,迄今记述这桩事件的读物皆语焉不详,或失之于略,只有曾在欧洲游历并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世纪老人郑超麟(因“托派”问题长期被关禁,至实行改革开放始出狱,看到了斯大林创建的苏联的解体,可谓“笑到了最后”)的回忆录和《怀旧集》中有此事的回忆。对于出卖罗亦农的叛徒,郑超麟写道:事后,“周恩来曾来公寓看我们,我从他得知亦农是被霍家新夫妇出卖的。这一对四川人本住在被破获的机关楼下。贺子华原是朱德的爱人,曾跟朱德去德国读书,漂亮,聪明,能说几句德国话。朱德和她分手后,她经过莫斯科回国,爱了从法国来的霍家新。”这样,“霍家新夫妇”,以及“原是朱德的爱人”的“贺子华”,才被人们所粗知。叶永烈的“纪实系列”作品中有一册记叙中共早期历史的《红色的起点》,其中也提到了这段往事。叶永烈说到出卖罗亦农的叛徒,“这一男一女都是四川人,男的叫贺家兴,女的叫何芝华,曾是朱德的妻子”。

  所谓贺芝华或贺治华、贺兴华、何芝华、郝稚华等等——终于浮出水面。有人还特意查阅了前苏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在档案(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1)里,记载有1925年9月4日中共旅莫支部的一次会议记录,内容是决定西欧同志的去留问题,其中留在东方大学读书的,第一人便是霍家新,第15人是“贺治华”。此外,中共的早期档案中,也有一份1927年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名单,其中邓颖超是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杨之华、李文宜、贺治华、周秀珠是妇委委员。这都说明了当年“贺治华”的身份。

  罗亦农被捕后,中共通过内线查清了奸细的底细,感到刻不容缓的是要设法将霍家新、贺芝华他们手中的名单夺回来,并进而消灭这个告密的“口”。这项紧急处决叛徒的机密行动就是由1928年4月刚返回上海的周恩来领导并布置的。当时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由顾顺章、陈赓等率人执行,在法租界一间公寓里惩治了叛徒,霍家新当场被击毙,贺芝华因躲在床上,虽然中了枪弹但并未死去,只是受了伤,成了“独眼龙”。至于后来的结局,却不得而知,或许经此一难,贺已彻底灰心丧气,中共特科也不再找她的麻烦,让她回了四川老家。不过从朱敏此后的叙述来看,贺似乎并未回到成都。朱敏又说:在她14岁时,从外婆嘴里“第一次知道母亲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就是说贺芝华活到了1940年,但从李维汉的回忆看,贺芝华却一直活到了“文革”时期呢。



伍若兰

  四、伍若兰

  在莫斯科与贺芝华分手后,朱德回到了中国,此后戎马倥偬,一时也没有余暇考虑自己的婚事。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军往粤赣湘边,后又发动湘南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8年2月15日,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1师攻下湖南耒阳。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女子——伍若兰。

  朱德一生则酷爱兰花,这源于朱德一段缠绵的爱情故事。

  1928年2月15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攻下耒阳古城。朱德进城时,突然,街道上一位年轻女子边跑边喊:

  "乡亲们,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打败了章家梅的常备队,解放了耒阳城。为了欢庆战斗的,大家快到城中广场参加军民大会!"朱德发现远处这位喊话的女子大胆泼辣,就问邓宗海:"她叫什么名字?"邓宗海说:"她叫伍若兰,出生于县城南九眼塘姓伍的知识分子家庭,上过衡阳女子三师,前年加入共产党,是我们县有名的女秀才。"朱德仔细一瞧,见到这位姑娘高个大脚,体格健壮,"头发挽在后面,黑黑的皮肤上有些麻点",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

  大会结束以后,朱德对邓宗海说:"你叫那位姓伍的女秀才来一下。"邓宗海在台上人群中找到伍若兰说:"兰妹子,朱师长派我来叫你。"伍若兰一听这话,非常高兴,连忙去见朱德。朱德笑容满面,双手握着伍若兰的手,情不自禁地称赞道:"你讲得真好啊!你讲得真好啊!"伍若兰微微一笑,说:"我讲得不好,朱师长过奖啦!"当天,伍若兰组建了妇女联合会,亲率姐妹们给部队送去了大米、蔬菜、稻草等物,朱德让后勤部的同志按价付款。临走时,朱德热情地把她们送出军营。这时,伍若兰发现许多官兵都是赤脚,于是,她和女子联合会的姐妹们,发动全县妇女开展"编草鞋竞赛"。夜里,伍若兰和姐妹们坐在豆油灯下编织草鞋,特意为朱德编了一双新草鞋,又做了一双布袜子,精心用花布包好,悄悄地藏起来。

  结果,全县妇女两天时间就编织了1000多双草鞋。随后,她们肩挑一捆捆崭新的草鞋,送向军营。伍若兰打开花布包,取出草鞋、布袜递给了朱德,含着笑道:"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请师长收下吧!"说毕,她感到羞涩脸红,心脏突突地跳。原来这位多情的少女已经爱上了将军。

  一天下午,伍若兰来到县苏维埃政府,左看右瞧,像在找谁。邓宗海凑过去,在她的耳边说:"兰妹子,是找朱德师长吧?"伍若兰大大方方地说:"是找朱师长。"邓宗海笑容满面,拍拍伍若兰的肩,亲切地说:"如果你喜欢朱师长,就请你明天晚饭后到城南河堤等候,他约你到耒河岩畔聊聊天。""好的!"伍若兰答应了。

  第二天晚饭后,伍若兰独自向城南走去。

  城南河堤上的大柳树下,果然站着朱德师长。见她走出古城,朱德含笑迎过来。

  路上,朱德告诉伍若兰自己以前结过两次婚,然后,详细讲述了他家庭、婚姻的曲折和痛苦。伍若兰听着这位南征北战的大将的经历,坚决地说:"我不在意你的过去,只要你现在诚心诚意地爱我就行了。我真心爱你,是永远不会变的!"三天之后,朱德和伍若兰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举行了婚礼。

  4月28日,朱德率领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砻市会师。两支部队合并后,组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这期间,伍若兰从未离开过朱德。除了协助他工作以外————,还精心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当时,井冈山由于被敌人四周包围,交通阻隔,通信难又消息闭塞,想得知山外的情况很不容易。为此,朱德交给妻子两项重要任务:一是调查井冈山内军民的详情,收集红军歌曲、短诗、歌谣及战役、战斗简况等;二是搜集敌占区的报纸,了解国际国内情况。

  伍若兰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她走遍了整个山区,边调查边搜集宣传材料。为了给朱德提供情况,她派人化装成老百姓混到敌占区弄来一些报纸。夜幕降临后,她坐在豆油灯下,整理简报或者抄写文章,给朱德参考阅读。

  1929年1月,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转移到井冈山以外,去调动、分散敌人兵力。部队走下井冈山,一天在长途行军中,朱德和小股部队在小庙里休息,突然被跟踪而来的敌军刘士毅的部队包围了。

  情况非常危急。伍若兰望着丈夫,坚定地说:"我和警卫班的同志掩护你突围!"伍若兰使尽全身力气,把朱德推出庙门外,说:"你快走吧,再迟了会出事的!"归队后,毛泽东见到朱德不见若兰,禁不住问道:"若兰呢?"朱德含泪说:"若兰同志在战斗中不幸被捕了。"敌审讯官对伍若兰毫无办法,电告蒋介石,要求严处。

  蒋介石复电:从速处决,割头示众。

  接到电文的当天,赣州敌军指挥官就下令官兵把伍若兰押到刑场上。

  伍若兰壮烈就义了。残忍的敌人用大刀砍下她的头,将其头颅解送长沙,挂竿示众。

  朱德得知伍若兰英勇就义的详情,难过地流泪了。

  1961年3月3日,朱德在广州游览越秀公园时,写过这样一首诗,表达了自己对兰花的钟爱和怀念伍若兰之情:

  越秀公园花木林,百花齐放各争春。唯有兰花香正好,一时名贵五羊城。



康克清

  五、康克清

  伍若兰牺牲后,1929年底,朱德和康克清结婚了。

  朱德和康克清是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中相识的。结婚那年,朱德已经43岁,是红四军军长,康克清则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朝夕相处的革命斗争生活,使将军与战士之间逐渐萌发了爱慕之情。

  康克清从小生长在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由于生活窘迫和繁重的劳动,她从来没有上过学。上井冈山时,康克清还不识字。参加红军以后,康克清担任了宣传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康克清经常大胆地到朱德那里登门求教,朱德总是热情地鼓励和辅导康克清。在朱德的热情辅导和影响下,康克清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朝夕相处的革命斗争生活,使将军与战士之间萌发了爱慕之情。

  有一天,康克清坦率地公开了自己的婚恋观。她对自己的战友们说:"我可以奉告大家,我的婚恋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婚恋观,只要革命坚决,品德高尚,对党的贡献大,真的志同道合,我就不计年龄,不媚权势。"朱德听到康克清的这番话以后,心中增添了几分敬意。他紧握住康克清的手说:"克清,我现在需要有一个像你这样纯洁、真诚、坚强的姑娘真心地爱我,我们结成终身伴侣,好吗?"康克清甜甜地一笑,低下了头。

  忽然,她想到朱德马上就要率领部队出发了,猛地抬起头,说:"打了胜仗来结婚。"1929年3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在赣闽边界地区游击。3月14日,红军在长汀一战中,歼敌2000多人,攻克了长汀县。不久,朱德和康克清结婚了。一对红军恋人终于结成终身伴侣。

(文章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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