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戒》为柳宗元贬谪永州时所写。有人说题名“三戒”，可能是取《论语》“君子有三戒”之意，因为小序中说：“吾恒恶性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淡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于是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以为《三戒》的主旨是：警戒世人——如毫无自知之明而肆意逞志，必然自招祸患；或讽刺权贵——如官高位显、无才无德而仗势欺人，擅威作福，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就没有好下场。这样理解，似乎没有什么不妥：比喻本来是“多边”的，一个喻体同时兼指几个本体也未尚不可。
然而这种分析与概括毕竟过于笼统肤浅。
林纾曾说柳宗元的寓言后面，“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韩柳文研究法》）。这“最有力量，最透辟”的一句，在《临江之麋》中是“麋至死不悟”，在《黔之驴》中是“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国今若是焉，悲夫”，在《永某氏之鼠》中是“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每一句都点明了本则寓言的寓意，并且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感情。分开来看，这三则故事都是各自独立的，然而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这三则寓言的排列却不能随意换位。
麋即麋鹿，哺乳动物，比牛大，毛淡褐色，雄的有角，角像鹿，尾像驴，蹄像牛，颈像骆驼，俗称“四不像”，它是原产中国的珍稀动物。麋为什么“至死不悟”？因为它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临江之人捉来豢养，与家犬生活在一起，备守呵护，犬不敢欺；久而久之，它就以为大凡是犬，都是它的朋友，于是出门与外犬嬉戏，终被外犬共杀而食，狼藉道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教育杀人”。钱钟书在《读〈伊索寓言〉》中说：“我认为寓言（当然这里所指的寓言不包括柳宗元的《三戒》之类）要不得，因为它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像在禽兽中间一样的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小麋鹿不就是被临江之人宠傻“洗脑”了，认为所有的犬都会和主人家里的犬一样怕它让它，结果一出门就被外犬所共杀的吗？由此可以看出，这则课文中的麋，暗喻幼稚、天真却被“洗脑”教育夺去了生命的人们。
当然，临江之麋还只是被无意识地“洗脑”洗去了它潜意识中对犬的警惕性，人类社会中还有很多有意识的“洗脑”的教育，如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中的主人公，还在读中学就被送到战场成了法律西斯侵略战争的牺牲品。再如我国建国初期的少年刘文学，因不愿放过偷辣椒的地主被地主杀死；稍后一些，又有优秀少年赖宁为扑灭山火丧生：如果不是“洗脑”教育，就不该发生这样的悲剧。这是一个大问题，非置于首位不可。
驴是善良、憨傻的动物，暗喻成年人中的老实人。这些老实人没有特别的技能，更不工于心计，往往憨得近傻，蠢得可怜。李世民的小小说《我的民工哥哥》中的主人公王小石，就是一个像驴一样憨傻的青年。王小石是个小工，当伙伴们吹牛自己力气大、家里种的冬瓜大、老婆怎么怎么样时，他都保持沉默，因为他没有吹的资本。但是当有人吹谁的亲戚官大、管得人多时，他着实忍不住了，就说自己有个弟弟叫王大牛，“就在这个城市里，当科长呢，他管的人呀，数不清”，并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作证明。后来，大家渐渐对王小石的话产生了怀疑，开始疏远他了，于是“平时连一块雪糕也舍不得买的王小石，居然买了一包又一包的礼物”，要带伙伴们去他弟弟家喝酒。谁知“惧内”的弟弟竟然借口媳妇在卫生局上班讲究卫生，不让进门。回来时，他又拿出自己的200元钱，说是弟弟请他们喝酒的，弟弟有公务，不能相陪。至此，王小石的诚实品质就像那头黔之驴一样，被“老虎”吃掉了。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驴以为自己“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而王小石则以为自己毕竟是王大牛的哥哥，自己带了一大包礼物去换他一杯酒喝，总是不成问题的。黔之驴对虎之挑衅“不胜怒，蹄之”，终于被老虎吃掉了；王小石抵挡不住伙伴们的影响，抬出了当科长的弟弟给自己撑面子，终于“醉”了。
像黔之驴这样的人很多，憨傻却落得悲惨凄凉的下场，真是可悲呀！
当然，黔之驴也可以暗喻那些不学无术而居于高位的人，但却不能暗喻那些“无才无德而仗势欺人，擅威作福，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官高位显”的人，因黔之驴毕竟没有“仗势欺人，擅威作福”。
鼠当然只能喻指坏人，特别是那些贪官污吏。社会政治清明，贪官污吏不敢为所欲为；社会政治黑暗，贪官污吏就横行无忌。然而“物极必反”，一旦失势失怙，贪官污吏就无可遁逃。不过凡是贪官污吏，他们都与永某氏之鼠一样，以为他们“饱食无祸”是可以永恒的。
以上分析，也还流于表面，并不深入。倘若深入下去，我们还可以发现，《三戒》批判的“世之人”的共性是“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即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本源，本性，本能，本质，却凭借自己拥有的外在的势力或外形的庞大好胜逞能——“依势以干非其类”的是麋，“出技以怒强”的是驴，“窃时以肆暴”的是鼠，但在麋、驴、鼠的背后，还有一个“乘物以逞”的“世之人”，一只违天逆理的罪恶之“手”——这个“世之人”就是仗恃权势胡作非为的当权者（如《临江之麋》中的“临江之人”，《黔无驴》中的“有好事者”，还有《永某氏之鼠》中的“某氏”），这只罪恶之“手”，就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
麋本善类，因其年幼无知，被“世之人”“洗脑”，以致忘其本性，死于非命，多么可怜啊！“洗脑”教育之危害，由此可见一斑，教育者不可不戒。驴本长厚，斗非其长，屡被狎戏，“不胜怒，蹄之”乃不得已，其死也，非其过也。即使不怒不蹄，能无恙乎？鼠虽恶类，然若不为人庇护溺爱，则战战兢兢，岂敢如是公然肆虐？由此可见，麋之“依势以干非其类”，驴之“出技以怒强”，鼠之“窃时以肆暴”，“卒迨于祸”，自身虽不无过错，然皆有人祸之也。
毫无疑义，《三戒》中的三个故事都是悲剧，无论麋、驴、鼠，都是权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的受害者。如果不是临江之人畜麋、宠麋，使麋忘其本性，麋就不可能丧身于众犬之口；如果不是“好事者”载驴入黔，驴也不可能成为黔之虎的美餐；如果不是永州某氏的荒诞迷信，使鼠有恃无恐，“无法无天”，“盗暴尤甚”，鼠就不至于让“后人来居”，即“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何以至是乎哉?”不就是因为那些“世之人”（没有监督不受约束的掌权人）“乘物以逞”（滥用权利）吗？由此看来，《三戒》所控诉的，主要还是不受约束的权力之恶，柳宗元所“恒恶”（永远讨厌）的，主要还是滥用权力的掌权人。柳宗元不就是被那些滥用权力的人贬谪到永州的吗？
《论语•季氏》云：“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从上面的论述中可见，柳宗元的《三戒》与孔子说的君子“三戒”是不同的，柳宗元《三戒》的意思是三个值得警戒的故事，其警戒的内容有：一戒权力不受约束，为所欲为；二戒洗脑迷信，宠爱溺爱；三戒躁怒，骄傲自大。总之一句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推己之本”，不可“乘物以逞”，不可违背天理（客观规律）人情；否则，悲剧将不可避免。
附：
（一）三戒(并序)[唐]柳宗元
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得麋麑[9]，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11]，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15]。
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驴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馀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
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
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选自中华书局校点本《柳宗元集》）
（二）要推己之本，勿乘物以逞
古往今来，皆倡导固木先固本，做事先做人。读柳宗元的《三戒》，当有新的教益。
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无能而仗势，假威且作福:或如临江麋，依势忘本，乘物以逞;请或如黔之驴，身无真技，外强中干;或如永州鼠，狐假虎威，有恃无恐。其共同特点是，不知推己之本，只是倚仗人势依凭外力，作威作福甚至欺弱霸市。人们厌恶这种人――在权势面前，他们既无灵魂，亦无人格，极尽阿谀奉承，奴颜卑膝;在权势之外，他们又仁心不在，诚意不留，极尽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人们又可怜这种人――既可怜他们在权势面前抬不起头，挺不起胸，在拉关系、找门路时一脸乞求、一味巴结的奴才之相;又可怜他们对"靠山"是否稳固，"关系"是否变化而朝夕不能踏实、平和，惶惶不可终日的丧魂之态;更可怜他们一朝大树倾覆，猢狲猝散甚至厚颜攀新主的那种可[]气复可恨的无赖之状。
人们更鄙视这种人――乘物以逞之流，无真才可言，无实学可道，无品德可称，无人格可论,其全部精力、全部心思都用在关系的寻找和人身的依附。这种人实际上已蜕变成行尸走肉，无骨、无魂、无神，虽耀武扬威有时，但谁能保证他们不步临江麋、黔之驴、永州鼠之后尘而赤条条一身遁无影呢?
冷静想一想，临江麋之所以成为悲剧之麋，黔之驴之所以成为悲剧之驴，永州鼠之所以成为悲剧之鼠，原本有着三条深层的原因：其一，有势可仗。麋、驴、鼠的悲剧，首先源于为"乘物以逞"之流提供可仗之势者。我们有些人，或出于自身的心理缺陷，或出于自信心的缺乏，或出于对权力的迷恋或推崇，热衷于营造小圈子、小团体，一遇附势之流，则欣然接纳，在用人上，有意无意地"关系高于一切"，甚至于纵容"乘物以逞"之流打旗号以谋私惠。可以说，是提供可仗之势者促成了临江麋、黔之驴、永州鼠的悲剧;而临江麋、黔之驴、永州鼠悲剧之元凶乃提供可仗之势者。其二，攀势以仗。导致"乘物以逞"者"卒迨于祸"，"乘物以逞"者自己应负不可推卸之责。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寻仕途不循正道，求功名不择手段，寄希望于走捷径，以至于弃人格廉耻于不顾而趋炎附势。殊不知，有无相生，高下相倾，炎攀势附之日，亦即祸生灾降之时，悲剧的制造者，原本是悲剧的主人。然而，正如柳公所言，这类人中，许多仍是"至死不悟"!其三，畏势纵仗。临江麋、黔之驴、永州鼠的悲剧酿成，有"有势者"的原因，有"攀势者"的责任，但是，与芸芸众生的"畏势"不无关系。如若这个世界十分地洁静，如若有势者不势，无势者不畏势，虽有"有势者"提供前提，"攀势者"极尽内因，也难得"以逞"。从这种意义讲，社会对"乘物"行为的沉默、认同、纵容，也为"乘物以逞"者"卒迨于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从柳宗元的《三戒》中，是否可以得出以下启示:一要自知之明。要担当大事，成就大业，必须尽心在"明强"两字上，以明强为根本。人要有自知之明，既知己长，亦知己短;既善扬己长，又勤补己短，如果对人、对己、对事、对物看得不明不透，如果不自量力，一味蛮横逞强，定难自立于世。二要自强不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富强，必须要有实力;一个人要自立，必须要有真才实学。因此，有志者必须自强不息。不仅要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一种坚不可摧的自信，同时还要不断学习，尽可能多地掌握人类的知识财富，尽可能多地掌握人类的文明成果。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自强、自坚、自立。三要自善其身。一个人要成为有用之材，必须时时注重修身养性。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济。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违，即愤然而发，一善之长，即为炫暴，一言之誉，即为动容，皆为无涵养、无作为之辈。闻事不喜不惊，乃可以当大事。如果我们把权力看得很轻，把名利看得很淡，把欲望看得很薄，才能做到淡泊无争，心无旁骛，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做一个真正的强者。（2005-11-04光明日报裘新实）
（三）《黔之驴》寓意多 认识自己才是为人处事之本
《黔之驴》是柳宗元最著名的寓言故事之一。这篇文章的妙处在于:从多个角度均可解读出不同凡响的寓意。
比如从老虎的角度而言，就是不要被对手的气势吓倒，不要一见貌似勇猛、貌似强大的对手就不敢上阵、不敢对抗。事实证明，架子大、派头大的家伙往往外强中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对手，我们可以在心理上藐视它，但在行动中，在细节上则要十二万分地关注、观察对手的动向，只有认真研究清楚对手的所有情况，才能拥有正确的决心与行动。这只老虎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最开始，在树林里悄悄观察，驴子一叫，吓得要命;后来习惯了，就在驴子身前身后转悠，还是在观望;最后惹恼了驴子才探到它的底牌，于是果断出手，横扫而去。
还有驴子的角度。驴子的遭遇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任何真才实学，就不要虚张声势、张牙舞爪。生活固然美好，也固然善良，但它有时候会很残酷，也会不留情面。总有一天，虚假的西洋镜会被无情的生活拆穿。面具再华美艳丽、威猛刚毅，也终究只是面具，不是自己的真实面孔。而面具一旦滑落，就会暴露出干瘪丑陋的本来面目，到那个时候才会真正明白，品尝苦果的到底是生活还是自己。
问题出在第三个角度，即柳宗元的角度。在这故事的结尾处，柳宗元感慨:驴子看上去身形高大似乎很有德行，声音洪亮似乎很有本领，但如果不显示它那可怜的本事，老虎虽然勇猛，因为心怀疑惧，终究还是不敢吃它。现在落得如此下场，真是悲哀!显然，这个角度不是张牙舞爪、虚张声势的问题，而是埋怨驴子不会掩盖自己的缺点。也就是说，柳宗元认为驴子之所以被吃掉，主要不是因为没本事胡乱虚张声势，而是不善于伪装自己。在柳宗元看来，只要驴子凭着高大的形体，保持沉默的态度，不随随便便暴露自己的短处，装作一个深沉而有内涵的"巨无霸"，就可以永远确保自己性命无虞。
这个结论或者角度多少有点儿奇怪，而且与作者创作的初衷也不大一致。在《三戒》小序中，柳宗元说他写《黔之驴》的主要原因是:"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出技以怒强……然卒迨于祸。"意思是说:世人往往不明白自己究竟有多大的本领，他们总是借助外力逞强好胜，常常草率出手以致激怒强者，最终不免遭祸。对于遭贬永州的柳宗元来说，这样的人生慨叹当然意有所指，个人的感悟也自然蕴含其中。但将“生存之道乃在于善于隐藏缺点”作为《黔之驴》故事逻辑的必然结论，的确有些南辕北辙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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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康 震 光明日报 2012-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