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此文为老友龌龊书生大作，用翔实的考证阐述清朝的对外政策和贸易实录，振聋发聩地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清朝真的闭关锁国吗？他的答案是颠覆性的。这年头自恃有思想的人不少，号称才子的也不少，但有思想的才子却真的不算多，书生兄应算一个。口罩怀着敬意转贴他的原文与博友们分享和探讨。
清代海禁政策的演变及蔡新的历史贡献
笔友口罩大叔游历漳浦“蔡新纪念馆”后发表博文“乾隆重臣、嘉庆帝师、清朝官阶最高的福建人”，回顾了漳浦人蔡新生平及隆遇，重新唤醒了乡人对这位历史人物远逝的记忆与重视，被推荐到新浪福建博客频道后颇引起一阵热议。
蔡新在《清史稿》卷320中有详细本传，但不管旧传还是口罩兄新著，似乎都侧重于其节操、文字、与君上的特殊关系及其地位的显赫等，至于其实实在在的政绩、贡献则语焉不详，于是书生产生一个错觉：蔡新是否也不过是从龙伴驾的一介词臣而已，似乎就是在太平盛世中靠浑浑噩噩的忠谨（如曹振镛）、嘴皮功夫和一点小聪明（如纪昀）爬到与李光地相埒的高位，因此反过来又觉得有几许怀疑和不屑。
直到最近查看其他话题的史料，才偶然从一则侧记中发现，原来蔡新并非那种大言炎炎的酸臭腐儒，其对国计民生的洞察力、勇于任事、脚踏实地的干练作风才是他一辈子顺风顺水的根本原因，其成就并非幸运使然，于是不由得结结实实对前人的智慧产生了一份敬仰。
本想再发个灌水贴与口罩兄分享、切磋，无奈笔下一不留神，字数就远远超过1000字符的限制，拼命灌都灌不上，只好独立成章了，算是行业研究的一个副产品。
且说乾隆五年八月荷兰人大肆屠戮巴达维亚（（口葛）喇吧（爪哇））华侨，署闽浙总督策楞等于六年八月初九日奏请禁止南洋贸易，略谓：此等被番戕害汉人皆久居吧地，当前次禁洋、开洋之时，叠荷天恩宽宥而贪恋不归自弃化外，按之国法皆干严宪，今被其戕杀多人，其事堪伤，而实则自作之孽。然嗣后扰及贸易商船则非前次逗留者可比，势必大费周章，请仍照康熙五十六年之例，禁止南洋贸易。清廷对殖民者的野蛮行径鞭长莫及无力干预，于是乾隆帝即将策楞等奏折批交议政王大臣速议具奏。其时交议政处所议重大事件亦令内阁发抄，故廷臣遍知欲禁南洋之事。广东道监察御史李清芳即具奏反对全面禁止南洋贸易，建议仅可“暂时停往（口葛）国卖买”，列举理由有四：“洋船贸易往东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凡江浙闽广四省海关税银多出于此，一加禁遏，则四省海关税额必至亏缺，每年统计不下数十万，其有损于国帑，一也；大凡民间贸易，皆先时而买，及时而卖，预先蓄积，年年流通，今若一旦禁止，商旅必至大困，二也；又内地贩往外洋之物，多系茶叶、桔柚、瓷器、水银等货，易其朱提而还，禁之则内地所出土产杂物多置无用，而每岁少白金数百万两，一二年后东南必至空匮，三也；又每年出洋商船不下数百艘，每船中为商人、为头舵、为水手者几及百人，统计数十万众，皆不食本地米粮，若一概禁止，则此数十万人不惟糊口之计、家室之资一时不能舍旧图新，因转而待哺，内地米价必加增长，四也。”（李清芳是李光地的族孙，河臣李清时堂兄）
乾隆帝一时也举棋不定，于是将李清芳折批交“议政王大臣一并议奏”，一时各种主张都有，有主张全禁南洋贸易者，有主张单禁往来者，有人为毋庸禁止者。其中反对使用这种消极抵制办法的最有力理由，就是这将大大妨害福建、广东人民的生活。九月初，议政大臣、裕亲王广禄等遵旨议覆，指出策楞等并未说明既禁南洋则出洋海口作何稽查防范、并于沿海贸易商民生计有无关碍；再者，南洋商贩，不止福建一省，其江浙广东等处亦有往彼贸易商船，若闽省议禁，则他省亦应一体禁止。广禄等议政王大臣虽然重权在握，但久在深宫大院，对此等国计民生的政策取舍竟也不知所措，于是发扬遇事推诿、捣糨糊的优良传统，以“臣等未能深知彼地情形，未便悬议”，请将此案赦交闽广江浙督抚妥议具奏，将皮球又踢回外臣。乾隆帝无可奈何，只得于当日批谕：“依议。”（戴逸、李文海《清通鉴》卷98）
关键时刻，值南书房、得参机要的方苞想起了一个明白人，这就是漳州的在籍侍郎蔡新，于是将此事向他询问。蔡新在复函中说：“闽、粤洋船不下百十号，每船大者造作近万金，小者亦四五千金，一旦禁止，则船皆无用，已弃民间五六十万之业矣。开洋市镇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货物不下数百万，一旦禁止，势必亏折耗蚀，又弃民间数百万之积矣。洋船往来，无业贫民仰食于此者，不下千百家。一旦禁止，则以商无资，以农无产，势将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百生民之食矣。此其病在目前者也。数年之后，其害更甚。闽、广两省所用皆番钱，统计两省岁入内地约近千万，若一概禁绝，东西之地每岁顿少千万之入，不独民生日蹙，而国计亦绌，此重可忧也。”蔡新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没有直接介入肤浅的是非之争，而是从更深远的角度考虑海禁的严重后果，并迂回地发挥其幕后游说的能量来打动最高层的终极顾虑：清政府虽然不一定顾及商船贸易的盛衰，但却不能不重视统治秩序的安定。所以议论将年，终于重新下令，“将南洋一带诸番，仍准照旧通商。”（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5）惠政出台，覃及草民，蔡新有与焉。
书生原先想求证的是，满清是否真如一般的印象一样，一味实行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海权旁落，中西差距越来越大，并为后来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痛史埋下了伏笔，却在故纸堆中发现了与老朋友蔡新有关的重要史料，纯属意外收获。想来中国传统社会是重农轻商，又把南洋、吕宋一带当做“海贼之薮”，因此可能把当年荷兰大屠杀、海禁大议论等重大历史事件视为段不上台面的“家丑”、“琐事”，是以在以政治、军事为叙述重点的《清史稿》“高宗本纪”、“蔡新传”、“方苞传”中都忽略不提，“新发现”的旧材料正好可以弥补正史的不足。窥斑见豹，那蔡新在这种事关民生的外贸、远洋政策能有如此敏锐的观察力和如火纯青的幕后运作技巧，想必在其他“庶务”也有诸多有待发掘的重要建树，为老板解决不少看又看不上、甩又甩不掉的麻烦事儿，才会赢得朝廷如此倚重。其实世界上本没有什么大事儿，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好才是了不起的大事儿。
言归正传。拿清朝海禁说事，其实并不是事实：这种论调一方面与清初的海禁有关，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学者”别有用心的歪曲使然。
实际上，清朝历时286年，其中“除从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之间，曾实行过一段时间的海禁及迁海以外，其余200多年间，基本上是实行开海政策的，因而在船舶建造、船队规模、运载能力、航行技术等方面，都超过了历史的水平，远比郑和时期的航海实力为大，不过在衰老的封建制度束缚系，中国航海事业与当时世界航海事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相比，距离越来越大。”（中国航海学会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320）
皇清开国之初，为防困南明，特别是郑成功集团的抗清活动，确曾于顺治十二年首先下令禁止沿海地方商民下海贸易和深海捕鱼，顺治十八年实行迁海政策，将沿海三十里内和各岛居民全行迁移内地，所有城乡建筑全部平毁，另立界桩及墩堠台寨防守之，沿海三五十里以内被毁为无人区，这对相关沿海省份无疑是一场浩劫，更不用说航海事业的发展了。
但是这种政策纯粹是从政治军事目的着眼的，因此随着清朝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海禁也步步放宽。康熙四年，首先准许山东沿海居民出海，八年再次准许宁波居民出海，十九年准辽宁、山东、直隶海船出海贸易。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后，即于二十三年根据海疆大吏及朝臣奏请，下令开放全国海禁，准许沿海商民下海贸易，捕鱼。当年九月的上谕说：“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份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份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这次禁海历时29年，虽然开海首先是出于统治秩序的考虑，但却是符合当时经济发展要求的，此后直到鸦片战争总的趋势是限制愈来愈宽。
此外，即使东南海氛方炽，按中国航海学会编写的《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所载，“据《闽海纪要》的记述说：‘先是厦门为诸洋利薮，癸卯康熙二年（1663年）破之，番船不至。至是（康熙十四年1675年）--英圭黎（英国）、万丹、暹罗、安南诸国，常以贡款求互市，许之。岛上人烟辐辏如前’。当时的厦门还处在与台湾郑氏军事对峙的前线，海禁未开，而且对英国还不甚了解，在此情况下竟能同意其要求，准许进出厦门港贸易，据此似不能说清朝对开关的态度是消极的。”（322-323）
不过书生对间接引用的文献资料一直有着一种本能的怀疑，总喜欢尽力求证于原著；于是查找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夏琳《闽海纪要》卷之三（第97页），其原文却是：“乙卯（康熙）十四年（明永历二十九年）······六月······英圭黎及暹罗贡物于郑经，乞互市，许之。先是，厦门为诸洋利薮。癸卯破之，番船不至。至是，英圭黎及万丹、暹罗、安南诸国贡物于经，求互市，许之。岛上人烟辐辏如前。”原文与中国航海学会所引用的资料最大的不同在于：诸番究竟是向清廷还是郑经集团“乞互市”，到底是清廷还是郑经“许之”？“互市”的地点到底是台湾还是厦门？
但不管孰说为是，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在理论上应该是海禁最严的时候（也是各方博弈最紧要的康熙十四年前后），事实上我大中华都没有禁绝一切对外航贸：毕竟自古以来，不管政权割据还是书车一统，台湾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连后来老蒋东渔（蕞尔小腆倒腾不开啊，没法打猎滴）后也都是一直嚷嚷着要反攻大陆、“汉贼不两立”，以拯救“沦陷匪区”的生民为己任，划海而治简直是对先总统政治理想的大不敬。
要说出于军事目的的海禁就是清朝“保守”的对外政策，那西方列强才是保守政策的老祖宗、渊薮，以前国家间一开战，甚至在宣战前，立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禁运（embargo），后来冷战时的“巴统”又是干什么吃的？一直到现在，海运合同格式中为什么有事没事都常常要加个战争解约（war cancellation）的条款？美国为什么都不跟流氓国家做生意？但人家就把战争说成是国家利益，封锁、海禁只是配合这种国家政策的手段，也没见谁因此说列强保守了。
康熙帝开海，是与当时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趋势相适应的。从此一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156年间，总体的海运政策是越来越宽松，其间也发生过数次波折，但都事出有因，而且为时都不甚长。
康熙五十五年，朝廷获悉“内地之民希望获利，往往于船上载米带去（南洋），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又得知“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而且“台湾之人，时与吕宋人来往”，由此联想到明清嬗递之时流徙到南洋、台湾的反清力量，惟恐其在海外聚集反清，不能不加以防范，于是在康熙五十六年下令：“凡商船照旧令往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口葛）喇吧等处，不许前往贸易。”但是对“外国夹板船，照旧准来贸易”，“第当如红毛等船，听其自来”。次年又准“澳门夷船往南洋，及内地商船往安南，不在禁例”。此外，在发布禁令的同时还规定入洋贸易人民，三年内准许其回籍，其逾期不回，及康熙五十六年以后私去者，不得徇纵入口。但在帆船时代，航海技术落后，全靠风力，贸易延迟，风季一过，便南返航，却是当年常有的事儿，此外还有沉没者，但一开始清政府对此技术性问题并不知晓，后来有所了解，便开始放宽限制。
这次禁海的直接受害者是经营远洋航运的中国船主和向外国卖船的厂商，闭锁的是中国船驶向南洋之关，外国船进入中国口岸的关却没有闭。外国船载中国船停航期间，可以随意进行贸易。当时人蓝鼎元所著《论南洋事宜书》中曾记述这次海禁对闽粤航业的破坏，说道：“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成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驾驶则大而无当，求价则沽而莫售，折造易小，如削栋梁以为杙，裂锦绣以为缕，于心有所不甘。······一船之敝废，中人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耶”。这样的禁海令，不久便被一些有见识的人看出它的不智和不利来。到雍正四年，闽浙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中便指明其弊说：“闽省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自平定台湾以来，生齿日繁，本地所产不敷食用，惟开洋一途，籍贸易之赢余，佐耕耘之不足，贫富均有裨益。”“从前暂议停止”南洋贸易的那些理由，实际上都是子虚乌有。“或虑盗米出洋，查外国皆产米之地，不籍于中国。······又虑有透露消息之处，现今外国之船许至中国，广东之船许至外国，彼来此往，历年守法安静。又虑有私贩船料之事，外国船大，中国船小，所有板片桅柁不足资彼之用”，因此“应复开洋禁，以惠商民，并令出洋之船，酌量带米回国。”根据地方官的反映和实际情况，清廷于雍正五年宣布复开闽省洋禁，同时正式批准广东“照福建例准往南洋贸易”，七年又准许浙江洋船援照福建例“一体贸易”，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开放了对外贸易。
这次禁海前后历时10年，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禁内不禁外，并非一味禁绝，单从贸易进出、货流往来来说（不考虑对其他产业链的影响），所受的影响起伏不大。即便在今天，根据世贸规则，某个关税区与他方发生贸易战时，实施局部的贸易制裁、技术壁垒、禁止进口、反倾销、征收高额关税等报复手段也都是家常便饭，这些政策变动都被视为贸易保护而不是闭关保守，因为与其他第三方的贸易还在持续进行中；而由于实施贸易保护，导致下游产业的停工、失业等现象也是必然结果，在西方国家甚至引起受害产业的游行示威也不在少数，但从大局出发，官府并不会因此而退缩，等贸易环境改善后，恢复原来宽松的政策也是一种策略，并非出尔反尔，毕竟决定性的因素是国家利益。所以，究其性质清廷这次海禁应该是主权国家的宏观调控，无可非议；但朝廷根据捕风捉影的传闻，在没有深入行业调研的基础上，贸贸然禁海，防范过激，则不能不说是统治者的草率，说到底，这是个值得检讨的工作作风问题，可以说是个决策失误，但绝不是井蛙之见、心胸狭隘或观念保守。特别是，清政府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又曾遭受过南明势力以沿海和海外岛屿为基地长期的抗争，对异己分子借助外力积蓄反抗力量尤为敏感，自然要竭力加以防范，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乾隆年间还讨论过两次海禁动议，但最终都未付诸实施。除蔡新参与者之外，乾隆五十八、五十九年后发生了安南海盗同福建、广东海东岸勾结，骚扰沿海一带，清政府无力镇压。嘉庆四年又有人主张“禁货船以靖盗贼”，说是“海船载货物而出，载金钱而归，艳目熏心，启戎诲盗，甚至济米销赃，应行禁止。”这种落后于时代的论调立即遭到强烈反驳，其主要依据仍然是人民生计：“殊不知船户人家多，作何安置？即如闽海港澳共三百六十余处，每澳渔（舟工），自数十只至数百只不等，合舵水不下数万人，其眷属丁口，又不下数十万人。······况商船更大，其舵手悉系雇用贫民，更不知其几千万亿众也。若一概令其舍舟登陆，谋生乏术，迫于饥寒，势必铤而走险，将恐海盗未靖，而陆盗转积矣。且船只小者需费数十金至数百金，大者必须数千金，变价无人承售，拆毁更非政体。他如米、豆、盐、茶、棉花、布帛及一切物件，一省交通于数省，外番互通于内地者，何可胜数。一旦禁绝不通，所关亦非细故，正不特税课之短缺也。”由于开禁派主张有力，这次海禁之议不久即销声匿迹。
自大清入关（1644年）到鸦片战争（1840年）的196年间，总计海禁时间只有39年，其中部分时间还是局部海禁而已，在其他157年间则是自由贸易；而从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国门，清廷再无海禁可言。
上述历史明白无误地表明，所谓“闭关锁国”这个贬义词其实是西方侵略者强加给清廷的，是为其侵略所找到的一个借口。在当时西方各国的口岸，只准本国船进出，本国进口货物只能由本国船或原产国船装运；而那原材料产地国和制成品的倾销地又往往是殖民地，它们不是缺乏足够的运力，就是与宗主国船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根本上说，航运始终掌控在列强手中，它们把这种办法自称为贸易保护政策，在“费厄泼赖”的温情面纱下，无情地掠夺、遏制和扼杀殖民地。这才是真正的闭关加扩张的政策！（中国航海学会编《中国航海史·近代航海史》2）连1910年出版的《中国与远东》的作者布拉克斯里也招认：（殖民者在中国的行径虽冠以）商业先驱者的名义，实际上却同于盗贼，他们掠夺与焚毁乡镇和城市，杀死和平男女及幼孩以百数十计，以暴戾的残忍的手段强迫当地中国人为他们筑堡垒，掠夺妇女，抢夺本地所有任何贵重之物，违犯一切礼仪与人道的信条，应当由中国当局加以剿灭。美国人雷麦则说，早期的商人们，都无所顾忌地使用大炮与刀剑，过去一向对这一贸易采取宽容态度的中国政府，逐渐对这一贸易发生恶感。说到这里，书生不禁想起了1974年“班轮公会行动守则公约”中的四四二原则在起草时的斗争历程及其最终胎死腹中的宿命，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到现在还一样。国人当自强！
另一方面，随着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列强又凭实力和强盗逻辑要求其他国家洞开国门，任由它们“自由贸易”，它们这种对外扩张行为在其他地方都无不得逞（如印度新殖民地），唯独在中国遭到了坚强的抵制，一直到鸦片战争前都是如此。公平地说，清政府为了抵制西洋侵略者对中国和平贸易传统的破坏，在对外贸易中不得不实行一定的限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从巩固海疆、包围国家主权出发，这无疑是正当合法的，于是列强（特别是英国）就把“闭关锁国”的屎盆子扣到清廷头上，莫须有地把天朝自然经济的坚韧和抗争诬为“保守”，为经济侵略制造舆论；可悲的是，红朝龙兴，为了政治的目的，拼命埋汰胜朝，居然拾人牙慧，高价收购侵略者推销的大帽子，毒害了书生好几十年。惭愧啊，一直把先人欢迎正常航海贸易而反对经济侵略的立场当做了愚昧和腐朽，现在看来，与书生有着相似教育背景的这一代人都必须向老祖宗做出深刻的历史谢罪。
康熙二十三年开海后，清廷即公布澳门（后改为广州）、漳州（后改为厦门）、宁波、云台山（后改为上海）为对外航海通商口岸，后习惯上以宁波为对日（东洋）海商贸易口岸，以厦门对琉球、吕宋等国贸易海口（其实主要由西班牙、英国人经营），广州是南洋及西洋诸国贸易海口，而日本自禁商船出海贸易，琉球蕞尔小邦，商舶有限，且多为官商，其他国家在这些海口都有船只往来贸易。宁波海关甚至还在康熙三十七年设立“红毛馆”于定海，专门招待英国商船。但由于贸易条件使然，此后直到乾隆初年，外舶就很少到厦门、宁波一带，逐渐集中到广州一港，只有西班牙船（称“吕宋船”）还不时停靠厦门，这完全是经济规律使然，没有任何人为的强制因素，跟清廷政策是否保守一概无关。后来清廷不同意英船到宁波进出，也是针对早期英国更野蛮、凶残的侵略野心所采取的必要防范措施，任何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都有权决定开放那些口岸，不开放哪些口岸，西方列强亦有自己的禁脔，比如说您现在想自由自在地跑到五角大楼成吗？既然如此，因何要拿清廷开涮？又有何资格说三道四？
然洎乾隆二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突然派出大批武装舰船泊于定海（宁波），其后在21年、22年又络绎不绝，皇上接到地方官员上奏时不得不对此异动有所警觉，当即下令英船“止许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遗憾的是国人在天朝大国体制下，对国际事务的机理要等到乾隆五十六年才恍然大悟：当年英王派使臣赴京面圣，提出六项要求，即要求英国货船能到浙江、天津等处收泊，要求在北京设立商行，要求在珠（舟）山占一岛屿，以便英国人巨著和收存货物，要求在广州城划一地方居住英国人，或许居住澳门之人出入自便，要求准英商从广东内河航行澳门，货物不纳税或少纳税，要去哦球确定关税条例。
乾隆帝复书英王，对其六项主张逐一批驳，其中固然有颟顸自大的一面，但通读全文，更多的是主权国家对侵略尝试义正词严的驳斥；然而西方御用“学者”却断章取义地片面引用“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句话，以“印证”清朝的闭关锁国，但对英人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权利、关税自主却避而不谈。实际上这些话都是针对英人无理要求割让岛屿、侵犯我国领土主权而发的，并不能解释为清廷的贸易政策。朝廷将贸易口岸限于广州一地，也是出于担心再出现一个像澳门这样的国中之国的局面，但对其他国家均可到达的四个口岸，并无任何限制，所以这根本上也不是什么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时中国还处在康乾盛世的末期，英夷对天朝的政策倾向还没有什么影响力，因此无可奈何，但一直觊觎着这个庞大的市场。嘉庆十三年，英国还被纠缠于拿破仑战争，因此当年由海军少将度路利率领的兵舰到虎门挑衅，被两广总督吴熊光击退，最后只得向清廷赔礼道歉，并保证英船不再进入广州。
不过，在自然经济社会和传统的天朝观念中，乾隆帝的答复虽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情况，但只是把它当做搪塞英人无理要求的说辞而已，却从未认真考虑过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应对措施，并断绝贸易，只是加强内部管理防范而已。
综上所述，在鸦片战争前，清廷除了教训恃力进犯的侵略者外，并没有拒绝其来华正当贸易。统计资料明白无误地表明，虽然外舶（主要是英船）被限于广州一口，但贸易额却逐年上升，只不过在天朝自然经济条件下，自由贸易规模的扩大也就意味着英人出超的增长；由此可见，英国不顾客观事实与经济规律，无中生有地反诬清朝闭关排外，其目的并不在于贸易，而是为其侵略找借口。为此，樊百川先生愤怒地反质：以一种未曾给中国带来什么“新式文明”，只是用“大炮和刀剑”进行殖民地扩张和掠夺的侵略行径，来责备清政府实行了“闭关政策”，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能说是公平吗？！（《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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