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禹都安邑
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1〕465《魏书·礼志》说：“（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始由官方祭祀尧于平阳，舜于河东，禹于安邑。”〔1〕264唐初孔颖达作《五经疏义》引皇甫云：“安邑县见有鸣条陌，昆吾亭。”〔1〕263（见《后汉书·郡国志》及[注]p3398、《尧舜禹故都纪行》Ｐ101）《唐六典》据此亦云：“凡三年一享帝喾氏于顿丘；享唐尧于平阳，而稷、禼（xiè通契）配焉；享虞舜于河东，咎繇（jiōuyóu即皋陶）配焉;享夏禹于安邑,伯益配焉……皆以仲春之月。”〔2〕此后历代不绝。尧舜禹都，尤其是禹都安邑，历来多有争议：或（北凉阚因、北魏郦道元等）曰夏县禹王城，〔3〕274-275或（左丘明、杜预、皇甫谧、孔颖达、杜佑、乐史、顾祖禹等）曰盐湖鸣条邑。前者每言安邑，必加“（夏县禹王城）”以注释，诚为画蛇添足，殊难使人信服。现举十五例以求明辨。
一、徐旭生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教育家。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我国古史传说研究以及夏文化的探索，是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徐先生指出：判断传说材料的价值要解决一个先决问题，那就是它的本质与来源。他把传说材料区分为“原生的”和“再生的”两类。所谓“原生的”就是指包括一切见于早期记载的传闻异说；“再生的”就是见于后期所记载的假的、伪托的、孳生的传说故事，其中也有的包括“原生的”成分，这种传说大都发生在东汉以后。徐先生按照材料的真实度及其写定年代的先后，将历代文献所载传说划分为三个等次：第一等包括商周到战国前期的著作，如甲骨文、金文、《尚书》、《周易》、《诗经》、《论语》、《左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等；第二等包括战国后期到西汉末年的作品，如先秦诸子、《逸周书》、《山海经》、《战国策》、《史记》、《淮南子》等；最后一等就是东汉以后的作品，如谯周的《古史考》、皇甫谧的《帝王世纪》、郦道元的《水经注》等书中保存的一部分古代原始的民间传说，这部分材料可补前人著述的不足，以作参考。对皇甫谧的评价，徐先生说他是“考求宏博，缺乏史识。”意思是收集材料很广泛，但缺乏卓越的见识和正确的判断。〔1〕870-872上述有关尧舜禹都的史料，已非一、二等材料，何况解释这些材料的“正义”“集解”，“注疏”和地方《史》、《志》之类的近世说法，其真实性更应受到质疑。例如尧都，《通典》云：“尧旧都在蒲”。《十三洲记》说：“蒲坂尧都”。〔1〕537考古界大多认为在陶寺遗址，〔1〕261而北魏以后则多以临汾为是，殊不知三地相距竟达数十或数百公里！又何况后人因争“名人户口”往往祭非所都。例如万荣的后土祠，汉武帝以前历代帝王大多祀于泰山下之梁父，汉武帝以后移祀汾阴脽（shuí小士丘）上，明成祖以后，又移祀北京社稷坛。〔3〕33-40历代“三官（尧、舜、禹）庙”和关帝庙遍布中华城乡，总不能说他们所祭皆“都”吧？！因此，对于远古帝王都邑，必须持慎审态度，须经一二等史料等手段严密论证，兼以考古发掘来认定，切不可轻信盲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孟世凯先生在《<尧舜传>序》中说：“上古氏族、部落流动性（近年有称漂移性）很大，一个大氏族、部落因争斗、兼并、融合、分化等，会常向各地迁移。”他又说：“西汉以后逐渐兴起编纂地方《史》《志》，各地史家根据所见的传说资料，将上古的名人和名事尽可能的纳入其中；历代地方官员又给其中的上古帝王、将相、著名人物，修建一些祠、庙、堂、馆、陵墓等，做为对祖先的纪念,并于每年举春秋祭祀，民间又以生日或忌日办庙会举行祭祀。这样不仅能引起朝廷的重视，以达到提高该府、州、县、乡的地位和知名度。”〔4〕这些论述，又一次动摇了阚因：《十三州记》、郦道元：《水经注·涑水》、《蒲州府志》、《夏县志》等书关于夏禹常都为夏县禹王城的陋说（其书仅以该地的禹庙、青台遗迹及民间传说为根据）。在同一篇文章中孟先生主张：“现在研究上古历史文化（应该）是：古文献、古文字、考古、社会学和相关的自然科学相结合作综合探讨。”这是我们探究禹都安邑必须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
二、《书·尧典》说“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意思是在正月初一日，（舜）在尧的太祖庙接受尧的禅让。古文尚书《大禹谟》说：“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舜）之初。”〔“神宗”即“文祖”，意思是正月初一黎明，禹根据上天的使命，在尧太祖庙接受舜帝的禅让，率领百官就象舜帝当初受尧的禅位一样。这就是说，《尚书》记载的尧舜禹禅让帝位都是在尧的太祖庙进行的，即三位帝王的登基大典是在同一都邑举行的。难怪徐旭生先生要说“平阳、晋阳本为一地”了。徐先生所说的“平阳、晋阳”，非《魏书·礼制》及其后人所指的“平阳”。前者是指尧舜禹时代冯（与平声近，与鬷zōng合韵，三字通假〔27〕336-348）川之阳或晋水之阳，为三圣王之都；后者则是指春秋时晋国大夫羊舌氏采邑，（即今临汾市汾河西岸金殿村一带）。造成古今同名异地的原因，正是部落流动性或漂移性所致，也就是所谓的“族迁名随”的现象。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忽而说：“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即晋阳）”，忽而又说：“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后徒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前面刚说平阳晋阳为“一地”，后面又言平阳、唐邑、晋阳为“三地”，首鼠两端，不敢肯定。〔1〕90其实，若以“冯、平、鬷”通假和漂移说来解释，皇甫谧两个貌似矛盾的传说材料，也都能基本成立，可惜他未能明白这一点。《帝王世纪》还说：“禹或营安邑，即虞夏之两都也。”《读史方舆纪要》：“《禹贡》冀州也，即尧舜之都，所谓平阳也。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为河东郡地。”
舜都蒲坂与尧都平阳情况相仿。虞坂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因千里马负盐车上虞坂遇伯乐而闻名于世。中条山又名历山、薄山、蒲山、虞山……凡十一名，故虞坂自然也就与蒲坂转注相通。所谓秦始皇因在蒲津登坡上岸而改蒲为蒲坂的说法，与蒲坂因虞坂而得名相比较，蒲坂永济说明显要逊色多了。《墨子·尚贤》说：“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服（fú）是轻唇音,古人读为重唇音蒲(pú)。服泽即蒲泽，当即蒲坂之泽。〔1〕161蒲泽之阳即盐泽北岸，正与安邑地望契合。又《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曰：“舜听政三年，山陵不疏，水潦不谐，乃立禹为司空。……禹亲执畚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二十四之阻，于是乎夹（陕）州、徐州可处也。”所谓明都当指舜都蒲坂，而明都之泽，即蒲坂之泽，也就是《墨子》所说的蒲泽，《山海经》所说的“盐贩（坂）之泽”。《山海经·海内经》说：“有盐长之国，有人焉鸟首，名曰鸟氏”。〔8〕335这盐长国鸟氏分明是指鸟图腾的虞舜部落，清楚说明他们就在盐池之滨。《晋地理志》及《太康地记》均云：“虞舜旧都安邑及鸣条地带。”《帝王世纪》及《通典》又均云：“安邑为尧舜旧都，后为夏禹都。”《山西通志》云：“条即鸣条，在安邑境。古条为邑名，是可谓安邑一异称。”〔1〕465隋唐时（南）安邑（今盐湖区安邑镇）改名为虞州、虞邑，虞为舜部族之号，州为“聚集”之意，邑，《说文》释为“国也”，故“虞州，虞邑”者，即有虞氏聚族而居的国都也。《环宇记》以为“舜嫔于虞”之“虞”“在安邑”，〔9〕10故“虞州”、“虞邑”之名固有所本。由此看来，舜都蒲坂在安邑镇，既有经典记载，又有地名沿革，〔1〕541既合情，又合理。由此可知，冯川之阳（平阳）、颠軨虞坂（蒲坂）、晋水（大禹所凿）之阳同为尧、舜、禹都，本三圣王禅位之所。只是不同时代各有不同叫法而已。然而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冀”。
三、今本《竹书记年·帝尧陶唐氏》说：“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9〕2同书《帝舜有虞氏》又说：“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左传·哀公六年》引孔子语说：“《夏书》曰：‘昔彼陶唐，率彼天常，有此冀方。’〔10〕316-317杜预[注]：“唐、虞及夏同都冀州”。”[1]910《山西通志·三代世谱》说：“大禹夏后氏，颛顼zhuānxū曾孙，崇伯子，姒姓。受舜禅，以金德王，都安邑。元年壬子，即位，居冀。”又说：“帝启，禹子，元年癸亥，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诸侯从帝归于冀，大飨诸侯于璇台。”〔6〕28则知冀、冀方、冀州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即尧、舜、禹及夏启之都邑。
《墨子·明鬼》说：“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法苑珠林·君臣篇》说：“燕之有祖泽，犹宋之有桑林，国之大祀也。”颜之推：《还冤记》又作“燕之沮泽，当国之大祀。”《尔雅·释地》说：“鲁有大野，晋有大陸……楚有云梦……。”大陸即大卤、浊卤，亦即盐池。与沮泽、大野、云梦等皆为名薮大泽，〔1〕406为晋、燕、鲁、楚所祭之巨望大神。冀方即祭祀大陆盐池望神的都邑。“在中国地名中，有些以地貌得名，有些因循传说或记事得名”。〔1〕123“冀”之得名，也不例外。〔1〕61我认为，“北（八）”似两人相背之形，喻东盐池与女盐池；“田”为盐畦；“共”为共工（鲧）氏，三者会意即为“冀”，意思是“鲧部族所营东西二盐池之盐畦”。
古史传说“黄帝斩蚩尤于中冀”，《左传·僖公二年》说“冀国经虞坂险道攻打虞国鄍邑，”《国语·晋语》说冀、卻xī二姓同祖，且卻犨chōū又名苦城叔子。而《周礼·天官·盐人》则说苦盐即自然生成的盐池颗粒盐，故知苦城即苦盐之城，亦即安邑的另一名称。而冀方也就是苦城安邑的代称，冀姓之国的族望或族徽。它与蚩尤城、古解梁城、盐坂古道相邻近，是远古帝王必争而居之的中心城邦，故曰“冀为帝王所都也。”《旧唐书·地理志》也说：“冀氏，汉猗氏县地，后于古猗氏县南置冀氏。”亦说冀氏即为盐湖。
四、《竹书纪年》说：“周赧王十二年（魏襄王十六年），秦拔我蒲坂、晋阳、封谷。”说明晋阳毗邻秦地，理当就在今姚暹渠流域。
《汉书·地理志》说：“河东郡，秦置，莽曰兆阳。”《新辞海》河东条释：“郡名，秦置，治所在安邑（今运城市盐湖区之安邑镇），辖境相当于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541《说文解字》说：“兆，灼龟坼ché也。”《史记》[正义]说：“鲧之羽山，化为黄能，入于羽渊。能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也。束晳（晋代经学家）《发蒙记》说：‘鳖三足曰能’。”意思是，鲧（鱼）图腾氏族后来衍化为三足（实为三支宗族）鳖的部落。《楚辞·天问》说：“鸱龟曳衔，鲧何听焉？”意思是，鲧指挥鸱龟部落拖拉沙石筑堰以堵洪水，他们为什么那样听话？又《说文解字·自序》说许慎自称祖先为太岳，始祖历山氏及共工氏（王钟翰的《中国民族史》认为即鲧所袭用的部落称号）〔窃天帝息壤，筑堰以堵洪水。说明鲧禹部族就是中条山下的鸱龟部落，又名共工氏。龟、兆互通（《康熙字典》：“应劭曰：‘龟曰兆’。”），故兆阳即鸱龟部落所都。而“晋”字，甲骨文作“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释晋》认为：“它象一件器物中放了两支箭，应是“箭”的古文。”《说文解字》说：“晋，进也，曰出万物进。”许慎、徐铉都说是个会意字。我认为，“晋”字应是“尚箭崇日”的鲧禹部族族徽。上半部为对镞（箭）之形，著名的半坡人面网纹盆所画对镞头饰即是；下半部即为太阳之形，《书·汤誓》有“时日（夏桀）曷丧，予与汝偕亡！”之语，证明夏后自命为太阳神之子。故“晋”即鲧禹族的族徽，兆阳与晋阳也就转注相通。夏都晋阳也就必然是盐湖安邑无疑。《世本·居篇》（周王室档案汇编）说：“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证明安邑（西周时当称晋阳）为夏禹之都是有档可查，确定无疑的。
五、《史记·魏世家》说：“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为骖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这是秦昭王手下中旗的一段话。其中“汾”“绛”二字颠倒错用。应为“绛（涑）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灌平阳。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安邑在绛州夏县，本魏都。汾水东北历安邑，西南入河也。”错得更是离谱。因为绛水不可能向北穿越浍河逆地势而上去灌平阳﹙今临汾﹚，而“汾水流至侯马、新降受稷王山所阻，折向西流，于河津注入黄河。”也根本不可能越稷王山东脉与绛山西脉之任家山一线及其以南的鸣条岗而到达夏县安邑（禹王城）。即使中旗、张守节未将汾绛二水搞错弄颠，绛（涑）水也不能腾越鸣条岗去灌夏县安邑（禹王城），倒是涑水可以从盐湖区冯村乡太方、小张间的鸣条峡谷豁口中引渠南下或由其西南五公里的北相镇南门外向南，直奔盐湖安邑，将其淹没。中旗（或司马迁）、张守节的错误，正好明确告诉我们，至少在战国时代（前298年），士大夫阶层或史学界所称谓的安邑，就是盐湖安邑而非夏县禹王城。熟悉山西历史地理的人（如民国初年著名学者景定成等），都心知肚明。中旗（或司马迁）的错误，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自春秋末年起，魏都安邑已有南北两地之别，诚如周之镐京（宗周）、洛邑（成周），汉唐之东西两京一样。故或言“禹都安邑”者，并不一定非指夏县禹王城不可，而是要根据具体史实来判定其属“南”还是属“北”。有趣的是，禹王城既称安邑，为什么这一“品牌”名称却未能保留住，反而让晋阳给夺了去？我认为，除了晋阳成了大禹新营之常都而仍袭其旧都名号以外（正如20世纪50年代安邑县治移至运城镇而仍称安邑县一样），别无理由可以解释。故禹都安邑，要而言之曰：《世本》（西周）曰北（禹王城），《世家》（战国）曰南（安邑镇），旧都、新都看“水灌”！
六、《世本·居篇》说：“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我认为，这段话是说，夏禹在冯（平）阳受禅以后，曾在河南阳城建立过临时都城，目的是为了避免和蒲坂（即位时的冯[平]阳）的舜子商均部族发生冲突，同时也是打着征讨三苗的旗号，有目的有计划地向东向南拓展疆土，壮大实力。据古文尚书《大禹谟》记载，在征讨三苗时，禹纳伯益之昌言：“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意思是，“踌躇满志，自恃强大，必然招致损失；而谦虚待人，就会受到有益的回报，这是天理。大王只有恩德感动天地，那么荒远的蛮民就没有不来降服的。”不久，禹王就采纳了他的话，班师振旅，入兵夏都平（冯）阳。关于夏都冯（平）阳，有人说在（夏县）安邑，有人说在（盐湖）晋阳。
大禹在夏都“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来格”。意即大禹在夏都广布文明及恩德于天下，加强战备演练，七旬后，三苗终于前来降服朝见。
《汉志》说：“禹自平阳徙都安邑，后徙都晋阳”。〔1〕264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夏都迁徙的顺序。其中迁都的原因没有说，想必也是由于商均部族占据和退出蒲坂（南安邑）的原因所致。
（清）俞樾作序的《韵海大全·地部·山西·解州》（光绪版）说：“夏县为禹旧都，安邑县为“禹营安邑即此”。〔18〕俞樾（1821—1907），道光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长于经学研究，为乾嘉学派后期代表人物。不仅善诗词，又工隶书，对群经诸子，语文训诂，小说笔记等造诣很深。时有“李鸿章只知做官，俞樾只知著书”之语。由他作序的《韵海大全》所谓“旧都”及“禹营安邑”之说，当有所本，与《帝王世纪》及《汉志》契合。又《世本·作篇》云：“禹作宫室”。〔3〕246《左传·宣公三年》说：“昔夏之方 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易林·小畜之九》也说：“禹作神鼎”。〔3〕268而且《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还说：“凡邑有宗庙先君神主曰都，无曰邑。”〔10〕83上引禹作宫室（宗庙）、九鼎（祭祖礼器）似乎都与“禹营安邑”有关。故《归藏·启筮书》说：“昔者夏后享神于晋之墟，作为璇台于水之阳。”〔3〕277则更明确地告诉我们，夏代享祀神祗先祖的宫室宝鼎就在晋阳。是为夏之常都。
七、今本《竹书纪年》说：“帝相二十八年，少康自纶（山西荣河）归于夏邑。”又“帝癸（夏桀）……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互联网）《书·伊训》说：“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5〕234《尚书·序》也说：“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音而，地名，在河曲之南，一曰即首阳山），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5〕256孔安国［传］曰：“安邑县西有鸣条陌（按，陌即岗）。”〔7〕1636《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高涯原（鸣条岗异称）在蒲州安邑县南坂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7〕96《辞海·鸣条》说：“古地名，又名高侯原，在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相传商汤伐夏桀，即此。”〔9〕161从《伊训》倒装与排比句式及《书·序》介绍中，经文意思当为：“我随汤王从商都亳出发，北上河曲，开始从鸣条邑攻伐（夏桀）”。又由《甘誓》、《牧誓》、《费（bì）誓》、《秦誓》文体和“汤”、“唐”古音通假，可知《汤誓》即《唐誓》，意思是“商王在唐邑战地的誓师。”又据《周礼·秋官》、《尔雅·释地》所说“邑外为郊，郊外为野”的古制，〔12〕334“鸣条之野”中的“鸣条”必为邑名。而《毛诗传》和《汉书·地理志》所载叔虞封唐、燮父改晋之唐邑、晋阳，本为一地；〔13〕9《山西通志》所载鸣条或条邑正是盐湖安邑的异称。〔1〕465这就是说，《尚书·伊训》、《尚书·汤誓》和《书经·序》的有关史料，又以“异称契合”的铁证牢牢锁定了盐湖安邑确为夏桀常都的结论。
八、民国版《安邑县志（卷十三）·金石记·谯郡太守曹恪碑》（按：此碑系北周天和五年（570年）立，原在本邑石碑庄，后移入太原傅公祠保存，石碑庄即以此得名）碑文云：“天和五年（570年）十月，卜厝(曹恪的墓位经占卜确定安置)于夏禹域之西北（阙二字）原之南……。”据《金石字典》云：“‘ ’或 ‘’，当即古‘域’字，从邑从或。”又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于逼切。今俗作胡国切，以为疑或不定之意。”〔19〕故夏禹域即夏禹之邦邑。其西北XX原，当指“高涯”原或“高侯”原，二者皆鸣条陌之别你，特以商汤伐桀古战地而闻名。据碑文所载方位，“夏禹域”在元魏北周时确指南（盐湖区）安邑无疑。
九、《北史卷三·北魏本纪第三》载：“（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二月丁酉，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20〕128又“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春正月，丙辰，次平阳，使以太牢祭唐尧。夏四月庚申，幸龙门（今河津），使以太牢祭夏禹。癸亥，幸蒲坂，使以太牢祭虞舜。修尧、舜、禹庙。五月壬辰，使以太牢祭周文王于酆，祭周武王于镐。”〔20〕117这说明北魏时虽然“诏祀夏禹于安邑”，但孝文帝巡视天下时，实际祭祀夏禹却在龙门，所谓南、北安邑皆未幸临。这是“祭非所都”说的又一例证。
又光绪版《夏县志》说：“神元年（428年）别置南安邑城，在禹都旧城（按：坦承禹王城为禹都旧城）之西四十里，分安邑东之地立夏县，因夏禹旧都（按：再次坦承）故名，距禹旧都（按：又一次坦承）一十五里。”意即神元年（428年）安邑、夏县名称即已颁定，至太和十六年（492年）已历64载，孝文帝诏书所称“安邑”，还能是指夏县（北安邑）吗？可见，所谓“南北安邑”之说，乃是《夏县志》为争“诏祀夏禹于安邑”而主观臆定的。
十、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十月，诏赐河东盐池之神为“宝应灵庆公”，并于次年（778年）正式建立庙宇，列入国家祀典，永远祭祀。〔22〕221池神庙原本筑在安邑东南十里左右的庙村，后礼部尚书崔纵知河中院，“以神之旧宫僻在幽阻，迁卧云岗，开殿设像容卫毕备。”池神庙遂由庙村迁至今运城南门外现址。〔23〕108刻于唐贞元十三年（797年）的《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颂并序》云：“其墟实沈，其宿毕、昴。其槽砥柱，其关颠軨。……所以帝乙建社而临之，王豹迁都而据之……”〔23〕68实沈，指代大夏（见《左传·昭公元年》）。“其墟实沈”，意即（池神庙）隶属夏墟，为昴宿、毕宿之分野。砥柱（三门峡）通其漕运，颠軨（青石槽）扼其关隘……所以殷商帝乙建西社（唐邑—《书·太甲》：“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而君临之，秦末魏豹迁都于此而据守之……。以上六个历史地名或地理座标，在标示池神庙的具体位置的同时，也就自然显示了自己的特定信息：其中的“夏墟”只能是帝乙的陪都和魏豹的封都盐湖安邑，因为夏商秦汉时的历史事实相互印证表明，夏禹常都，帝乙陪都、魏豹封都，实为盐湖安邑同一地方。由此可见，唐朝官方并未把夏县禹王城当作夏禹常都。《唐六典》所说“享夏禹于安邑，伯益配焉”极有可能就在安邑古城（今山西省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校园，2004年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据《安邑县志》和耆老云，古城内原有宫殿及神庙）。
十一、安邑遍地古迹。距夏都（鸣）条邑东北方六，七公里的陶村镇西纽村，亘古流传着“刘海戏金蟾”的神话故事，《安邑县志》也有记载。与之相联系的今运城市西郊四十里岗（在安邑西南方，距离亦六、七公里）有野狐泉，〔24〕24-27《晋国史纲要》所记涂水，大概就是此泉。〔16〕127这两处遗迹应该就是大禹治水神话传说的发源地。《尚书》、《世本》、《吴越春秋》所记涂山狐女，《天问》、《左传》所记台（翳）桑通婚之地，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原型和线索。〔25〕由此“原生的”传说孳生的“刘海砍樵”“哑姑泉”剧目，享誉古今华夏大地。
《左传·襄公四年》曾记有“太康失国”、“后羿代夏”的故事。而后羿墓（俗称“一根箭”砖塔）和嫦娥湖据说就在盐湖安邑西北约2公里处，可惜的是被房地产开发商“开发”为住宅区，“一根箭”不知去向，“嫦娥湖”也改名“凤凰湖”了。与此相对的东南方，有一村庄名“汤里”，距盐湖安邑亦六、七公里，传说是夏桀囚禁商汤的钧台（监狱）所在地。〔6〕31
《国语·郑语》说：“昆吾为夏伯。”〔11〕444《史记·天官书》说昆吾为禹夏时占星候岁的贵族，掌“天官”之职，为诸侯百官之长，后被商汤翦灭。〔7〕1343明朝万历十年（1582）安邑知县羊可镌立的《题准优免事例碑》（现存安邑中学校内）尚刻载有“昆吾坊（按：城内街区之一）丈出官民耕地一百三十八顷五十三亩一分五厘六毫五丝四忽二微三沙一尘二埃”。合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三亩二分地。真可谓“苍海桑田、王迹犹存”啊！夏都畿内玉钩山（今关铝集团碳素厂内）有夏桀诤臣关龙（李竹林同志证明关龙氏即豢龙氏）逄塚，〔23〕72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孔尚任编辑的《平阳府志》（康熙版）载：“古城，其城二，东西相连，在西门外一里许，本魏文侯所筑，魏武侯、魏惠王并居此，后惠王徙大梁，项羽徙魏王豹於河东，亦居此，韩信以木罂（yīng,小口大肚瓶）渡军,袭安邑,入此城,擒魏豹,亦名魏豹城,遗迹尚存。”又载：“龙池宫，唐开元八年置，祷雨辄应，今潭上故址犹存。”所谓古城及龙池宫故址，皆在今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内。《平阳府志》所记古城为战国魏都，与夏县禹王城考古发掘结论相左，二者若非一常都一行宫（或一老城一新城），则必有一真或一假，“古城”四面环水，极类古代明堂、畔宫，盛唐时又置龙池宫于此，结合殷墟卜辞：“乍（作）大邑于唐土、”“尞于西邑”“侑于西邑”“告秋于西邑”和《世本》等典籍“禹作宫室”诸记载，我疑心该古城极可能就是夏桀常都遗址。《平阳府志》又记“兴国寺塔，唐贞观年建，有碑记。”（据民国版〈安邑县志〉称：该塔建自元魏延和二年即公元433年）（30）从寺塔的名称上又可以窥知李唐王朝是把此邑作为赓续陶唐盛德、绍兴大唐伟业的圣地。
民国版《安邑县志》载：“（新城）县署仪门外，有禹拜昌言处，由《大禹谟》禹拜皋陶（按：当系伯益）而来。”又“县署仪门左，有象壁石，疑为尧舜禹时或魏王宫城门之物，似由古时讼不得直者令豸（zhì即解豸）触之神话而来。”皆三代之遗迹。〔22〕208
在“古城”与新城之间，有一新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距今约7000余年。《运城市志》记载说，这里曾出土有石犁、石斧等古人类生产工具。[28]这一遗址似乎与夏都安邑无关，其实它足使持有“安邑在尧舜时代还是一片泽国，根本无建都可能”的看法者自缄其口！总之，盐湖安邑遍地古迹，充满“原生的”神话传说，比之（北）安邑（禹王城），大有过之而无半点逊色！
十二、由临晋（桑泉）、台（翳）桑、涂水、晋阳、大吕、小吕，冯村、西下冯、东下冯、西晋、北晋、南晋、唐王山等一串地名一路考察，我们便可以探寻出一条名曰“晋水”的古运河河道，其径流走向与今姚暹渠变幅想必不会太大。晋阳（安邑）在古晋水北岸，故名。东王、上王、古上王等村名，当可佐证夏墟晋阳的方位就在今之安邑镇。
据康熙版《平阳府志·安邑县治地图》，当时的姚暹渠干流已经从县城北边流过，只是通往黑龙潭的蓄洪渠通过古城外面的“上池”（今安邑水库）方与姚暹渠沟通相连。这样就使安邑位于二渠会合处，姑可称之为晋汭安邑吧。经过四千多年的苍桑，晋水肯定有局部改道，使它从东北绕古城流向西南，从而使古城位于晋水之阳（北）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即便安邑一如“晋汭”之方位，我们称他为晋阳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黑龙潭蓄洪渠亦是大禹治水的一项创造，属于晋水水系中的滩蓄工程。无论何种情形，根据晋水流经安邑“上池”的事实，又能无可辩驳地证实盐湖安邑即为夏都晋阳的真实性与合理性。
根据刘钟岳：《安邑昔日的雄姿》介绍，安邑新城中有四处地方颇耐人寻思：一曰吴氏宗族，似为虞舜之苗裔；二曰刘氏家庙，不知此宗族与刘海、刘累有无血缘？值得探讨。三曰葛氏宗祠。《书·序》曰：“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葛氏源流，亦当探求。四曰盐务会馆。设在城南门外，商贾云集、车水马龙，实车沟、空车沟直通“盐贩之泽”。实为夏都常祀于此的真正原因及标志。[24]51
十三、1960年由山西省委、人委及各级党委、政府提供材料的《山西资料汇编》这样记载：“运城原属安邑县，相传尧舜时代，即成为制盐和农牧的中心。大禹都于安邑，周时属晋国，战国为魏都，秦为河东郡治所，汉魏晋则为河东首县，唐归河中府，宋代属蒲州府，从元到清属解州，清末民初为河东道治。”[29]52亦坚持尧舜禹常都于盐湖安邑的说法。
十四、安邑只所以有一十七个名称，并且每个名称都和先秦历史上的各个帝王活动密切相关，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她濒临盐湖的缘故。柴继光教授在汇集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后，这样写道：“河东盐池是封闭型的内陆盐湖，经过天日曝晒便可自然结晶成盐，无须加工就可食用。这就给我们的远古先民提供了极为方便的采食条件，那时井盐、矿盐还没有被发现，海水煮盐还没有被人类认识，在盐业资源十分稀缺的情况下，河东盐池的优势就十分明显，各个部族围绕它而凝聚，甚至因它而引发战争，就是势所必然的了。”[21]在古代哪个部落或方国占据了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金库或一座银行，因为盐在远古时期或近代某些地区都曾经充当过货币。[26]经济是基础，安邑以它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荣膺上古时期华夏帝都而被《辞海》所肯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