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基础教育的困惑与热点问题的思考
内容摘要:基础教育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境，面临实施素质教育与升学选拔等诸多的矛盾。解决现存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高考制度，分步骤地实现教育公平、均衡发展，有条件地保留和办好重点校，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办学方向，深化教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发展社会教育促进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相结合，尊师与爱生并举确保教育活动安全无事故，树立近期评定和终级评估基础教育质量的意识。
我在基础教育系统工作50多年，大多数时间做管理工作，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至今仍在关注着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看到实施素质教育的阳光灿烂感到欣慰，遇有雾霭蒙蒙思绪万千。
新中国成立60年多来，尤其改革开放之后基础教育空前发展，创新不断成绩卓著。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实施素质教育不力，教育发展不够均衡，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思想道德品质教育工作薄弱，学生体质状况不理想。
这些问题也是历史上反复多次出现过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民政府多次采取措施改革教育。1964---1965年间毛主席数次公开地严厉地批评中小学教育，他说“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实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大力批判“旧教育”，其重点是“智育第一”“读书做官论”“教育不公平”。随后，废除了高考制度，实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小学开门办学，突出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教育与劳动教育，取消了文化课考试制度。由于违背了教育规律使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小学文化课教学质量极低，遗误了一代人。
改革开放之后，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制度，大力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加强了教学工作。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中小学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各地中小学大力实施素质教育，拥现出一大批别具特色的先进学校，出现了可喜的局面。在此同时，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问题再次出现，其情节要比过去严重的多。
为什么会反复不断地出现背离素质教育的问题呢？这应从我国的国情与社情说起。我国人口众多，属于穷国办大教育，最近一二十年国民经济虽然好转，但是发展很不平衡，社会矛盾较多，人口过多且结构不合理又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目前业已实行的义务教育仅是低标准的，又是不够均衡的。其次，中国的语言文字、民族文化丰富而繁多，学起来费时难度较大。此外，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习俗存在着诸多的弊病，“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观念，各种形式的世袭、特权与官民、贫富、高低、贵贱的等级社会结构，及以帝王贵族为代表的讲究吃喝玩乐贪图享受，层层效仿无度追求的生活方式，极大的影响和制约着儿童的成长与基础教育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基础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当今的基础教育首先是国民教育，即对全体未成年人系统地传授关于人的本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知识、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原理、一般的社会规则、做人的规矩；教授最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求知与做事的本领、自我保护的意识与社会交往意识及相应的能力，以提高自我生存发展和服务社会的基本能力。
同时，基础教育又是选拔教育。未成年人面对多元化有差别的社会生活，在诸多的关口上是要选择的。在当今的社会里“提升人格”最直接的选择是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大学毕业后期望读研，不仅期望升学而且期望升上条件更好的学校和专业，而条件较好的学校、专业及招生数额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公开公平的选拔、择优招生，力求较多的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升入条件较好的学校自然就成为中小学教育重要的尺码。除此以外，文化、艺术、体育、科技以及一些学科国际大赛都需要从儿童抓起，中小学不能不参加与配合各种特殊人才的培养与选抜。
基础教育的两个“面孔”照理说是一致的，然而实施国民教育与选拔教育各有不同的套路，二者矛盾重重。实施素质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它具有基础性、长期性、潜在性，它关系着儿童青少年的未来，其最终效果往往要在二、三十年后才能看出来，而选抜教育则具有直接现实性和显见性，又是一般学生家长眼前要追求的具体目标。前者虽为重中之重，但往往不被看中，而后者却近在眼前，这就导致不尽人意的问题反复不断的出现。
上述情况说明基础教育的办学难度很大。诉说这些的目的是求得社会的理解，唤起各级领导和广大学生家长客观公正地认识基础教育，体谅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不要过分的埋怨，苛求基础教育。中小学校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面对这种情况要坚定不移地向前进，立足于对全体学生的健康成长负责，实施全面发展的基本素质教育，力求国民教育与选拔教育和谐统一。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情况，需要认真研讨妥善处理的热点问题有以下八个：
1、高考制度改革与社会改革问题。
在我国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的新形势下，人们不满足于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普遍期望子女上大学求得高学历，因此谈论基础教育得从高考说起。
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高考是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捧”的说法，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如今更是不可忽视它的极为重要的影响。鉴于客观上存在着升学竞争问题，这就需要有个适宜的高校招生办法，实行严格的高考制度应当说是相对公正的，否则条子生、共建生等利用权力走后门上大学以及用金钱择校入学的事情就会源源不断。
未来的国情与教情无论如何高考制度均不可废除，即使普及了大学也仍然存在着公平竞争选抜上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或热门专业的问题。高考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具体的实施？最近几年国家对高考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实验，力求统一性的卷面测试与一定的行为表现考查评价相结合，统考统招与有限 度的加试、自主招生相结合，正在逐步地推行分类高考，多次高考多给学生应试选择机会，以及部分冷门学校和专业无需通过考试上学等。这些改革试验的方向是正面的，预料若干年内会高考制度更加科学完善。
当务之急是缓解过激的升学竞争，这主要靠社会改革来实现，只有较大幅度的展宽求职谋业发财致富之路，形成多条成才的通道，大力缩短不同学历层次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造成“行行出状元”的局面，才能变“独木桥”为“多元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2、教育公平与上小学“小升初”问题。
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它的公平性就在于保证全体适龄儿童有学上，免交学费，人人就读的学校在办学条件与教育质量等诸方面达标。义务教育是国家行为，“教育公平”并非城乡各地以及校与校之间相比办学条件完全一样，办学风格毫无差别，也并不是学生任意择校。
实施义务教育的一般原则是均衡发展教育就近入学，而现实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经济与社会发展有较大的差距以及往年工作上的原因，使得各地中小学的发展不平衡，校际之间相比教育资源配置与教育水平差距过大，而小学与初中阶段的学习直接关系着高考的成败，所以人们普遍期望择校将子女送到条件较好的小学和中学读书，便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办法是全体适龄儿童参加电脑派位，一律就近入学。这样做的前提是均衡教育，使一地的中小学办学条件与教育质量相差无几。目前校际之间尤其是重点中小学与基础薄弱校之间相比过大的差距是多年的历史造成的，这可不是短期内仅靠国家“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就能够缩短的。1973--75年间为实现教育公平曾经采用过“掐尖”“抽肥补瘦”的办法铲平中小学之间的差距，事实证明弊多利少不可取。近些年有的地方把基础薄弱的学校改建为名校的分校，如果是真心实意地建分校到也可取，不过并非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且会“抽肥补瘦”;如果仅是贯名以招生满足家长们的心理需要，这岂不是自欺欺人吗。思前想后只有承认差距，逐步地进行调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计划地加强薄弱校，大力缩短校际之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分阶段的推行就近入学方为可行之策。
实施公平教育遇到的大问题便是遏止利用权势为子女择校的问题。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首长批条子”走后门择校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此风盛行又增添了花钱买学位之事，此外还批量的出现国办单位慷慨解囊同学校“共建”解决自家子女择校之事。要推行就近入学实现教育公平必须下决心坚决地取消“共建生”“条子生”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权钱交易。还要严防暗箱操作违规办理户籍转移的问题，否则难说公正，民怨会更大。
3、兴办重点校、重点班的问题。
上小学与“小升初”择校的去向首先是重点校、重点班，要不要创办重点校、重点班？这是多年来不断地争议几经反复的问题。1956年7月为提高教育质量北京市确定了19所中学和几所小学为重点校，北京四中和女一中为重点校中的重点；1958年在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浪潮中办重点校一事受到质疑和批评。1962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会议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要求各地重新认识，继续办好一批重点中学和小学，北京市确定了21所重点中学和一批重点小学；1966年6月开始文化大革命，各地的重点中小学基本上被否定。1980年10月国家教育部做出了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1982年1月21日又发出通知要求继续办好重点中小学，随后北京市决定三、五年内集中力量首批办好景山、四中等26所重点中学和几十所重点小学，并采取优先招生、额外划拨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等六项措施推进。此后具有不同特色的重点中小学蓬勃发展，最近几年办重点校一事又因均衡义务教育而受到质疑以至明令取消。
在过去经济不富裕的年代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优先办好一批中小学是必要的。实施义务教育之后必须依法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坚持公平原则是无可质疑的。在此同时，作为领导机关深入基层，培养典型，推动工作自然而然形成的重点校则是不可少的；由于学校自身的努力，办学得法、成绩优异、别具特色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重点校”这是谁也取消不了的，况且还是值得提倡的。此外，中小学作为国家和地方的窗口之－，由于外交的需要，培养特殊人才的需要及教育科研的需要，总要有一定的重点校或重点班，国家和社会力量对此应当给予认定和必要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大面积的就近入学与有条件的保留极少数学生必要的择校并存二者矛盾不断，很可能是一个长久的课题。坚持公正原则均衡发展教育，又办好重点校，努力探讨科学的操作办法，将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4、面向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问题。
基础教育应当面向全体学生实施基本素质教育，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诸方面全面发展。这是多年来人们的共识，是党和国家对中小学教育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人民满意的根基。
过去和现在的中小学所发生的缺点和问题，均为这样或那样的教育工作上的片面性，多为重智育，轻德育、体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特定意义上的“应试”即适应中考与高考的需要，把应试作为教学工作的一项内容，临近毕业的年级适当安排升学考前辅导演练并无不妥，如果把应试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和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只顾应试教学加重课业负担，而不顾思想教育、智能培养与身体健康；只顾少数升学有望的学生的培养而忽略其他学生的培养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这是应当坚决反对的。各地党政领导、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与中小学校长、教师要端正办学指导思想，统筹安排从教育设计、执行措施、管理制度到监督、评价等各个环节上保证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对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负责，扼制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
全面发展是指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和谐发展达到相应的标准，反对忽视任何一个方面的偏差教育。全面发展并非平均发展，人才本是多元化的，中小学教育要不拘－格为各类人才的成长打好基础。要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学有所长，学知识博中有尖，允许和提倡学生在各门学科达到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对一两门学科有特殊的兴趣和追求，超群拔尖；长能力平中有长，在协调发展观察、记忆、思维、想象、创造等智能及组织、操作、实验与社交能力的同时，在某一两个方面的能力突出；思想品德修养同中有异，具备国家和社会所要求的最基本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而思想信念与个性特点则有别；体质增强练有特长，在身体达标的基础上，较好的掌握一两项不同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技能。如果把中小学喻为一座大花园，那么应当造成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盛况才好。
5、教学改革与减轻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外因是片面追求升学率，其内因是课程、教材与教法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设定课程与教材内容通常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各学科专家们的意见，这是无可质疑的，但是来自各方的意见往往各有所求，趋于不断地增加课程与教材内容，且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样课业负担自然过重。近些年的新课改与修订教材，注重综合平衡，限定了总量，大有长劲，令人欢欣舞，还需要继续调研进一步改革。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情况与程度各地、各年级不同需要具体分析。有的地方课业负担过重并非法定的课程教材量重、课时过多，而是擅自额外增加课程、课时和辅助教材所致，有的则是教学不得法、教育教学活动安排不当，同班学生之间相比由于智能与知识基础有别，其负担轻重程度是不同的，甚至差别很大。有的学生家长望子成龙，抱有过高的希望值，给子女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安排过多的课外学习，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根据历史的经验，解决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需要综合治理，首先要树立科学的教学指导思想。人的发展是长久的过程，学生时代依靠教师教而学习，为的是今后脱离教师而自己学，因此教者最重要的任务不在于直接教给学生更多的知识，而在于教给学生求知的本领。在信息化的社会环境中，科学知识的数量越来越多，更新知识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小学教学应当放眼未来，把主要精力放在知识体系结构教学上，着力于求知能力的培养，并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学生有较强的学习本领，将来便可以按几何级数递增知识，立体化的增加能力。在现实和未来的社会生活中，计算机已成为基本的信息交流与计算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口算、笔算教学是否还需要那么多值得商榷。中小学课程中要求记忆的知识很多，有些是必要的，有的则是多余的，这也属于增加不必要的负担之列。此外，还需要大力改革教学方式改进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
6、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相结合的问题。
中小学生成长的一般规律是：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启蒙，然后进入幼儿园与小学、中学系统的接受基础教育，同时仍然受到一定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学校教育是基本的统一性的教育，家庭与社会则是随机性或随意性的多元化教育，二者充满着矛盾性。大量的事实表明，学生在认知与品德诸方面、正面与反面的许多行为表现来自父母、亲友、影视节目、网络媒体宣传、文学作品等，而发扬或者纠正一种思想行为，必须使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协同一致，相互配合。
新中国成立后，几度提倡家庭教育，大力发展社会教育，促进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相结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新的形势下，有必要继承和发扬这个光荣传统。
理想的基础教育是使全体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等诸方面都得到发展，这就需要在统一性教育的基础上，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提供机会发展兴趣爱好，学有特长，形成百花盛开的局面。然而实施起来难度很大，主要的障碍是教育观念狭隘、偏颇，施教力量不足。
中小学普遍实行班级授课制，由于班级和学科教师的水平及经验不同，由于学生的基础、程度、智能状况与非智力因素不同，因此在同一的教学过程中往往产生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就会引发出不同的追求，即使同一的结果也会产生不同的追求。学习成绩不佳者希望补习跟上班级；成绩一般的学生不满足现状希望多学一些，学得好些；成绩优异者有的期望深入发展，有的期望扩展知识领域发展特长，而现阶段的学校偏重于统一性的课程教学，无力实施多样化的教育，学生课外生活与兴趣活动贫乏，需要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积极参与配合。现实的家庭教育无人指导各行其是，社会教育随行就市零乱无章，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脱节。
针对这种情况，有必要发动和协调街道社区、社会培训机构、青少年宫、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体育场馆、文艺演出团体、出版单位，以及电视台、电台、网站等，立足于教育，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依法遵规配合中小学教育，为中小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优质优惠服务。同时加强家庭教育的宣传指导工作，采取行政、道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方式，大力推进学校、家庭与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
7、尊师爱生及安全保障问题。
中小学、幼儿园易发事件是教师打骂体罚学生,学生家长或社会单位歧视错待教师，学校组织教育活动不力发生安全事故。各个历史时期这类事件多次出现，虽属个别但是关系着师生安危，社会影响较大，处理起来很麻烦。各级领导与社会舆论对待这类事件的认识和态度不同，曾经出现过这样或者那样的偏激情绪，最典型的便是文革中批判“师道尊严”查处“复辟事件”，伤害了一些教师搞乱了教育。
中小学与幼儿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和行业，它立足的基点是尊师爱生、确保学生的安全。教师的尊严是教学的基本保证，国家和社会应当维护教师的尊严，倡导学生和家长尊敬教师，支持老师的工作，对于教师有意见应通过正当途径提出，决不允许打骂、侮辱老师。教师出现错误和问题除涉及法律者外，应避开学生在教职工队伍内部解决，以便维护教师的整体尊严。
尊师与爱生必须并重，不可偏废。热爱学生、保护学生，维护学生的自尊心，应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教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打骂、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发生这类的事要依法严肃处理。以往招聘教师及师范院校招生有较高标准，首项要求是思想作凤正派，道德品质优良。此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现有的道德败坏及思想作风不良者必须坚决地清出教职工队伍。
要建立适宜的学生安全管理的机制，倡导全体教职工及一切为中小学、幼儿园服务的社会机构和工作人员增强安全意识，过细的安排工作，确保安全不出事故。
8、基础教育的质量评估问题。
中小学与幼儿园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教育，要根据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预测未来，明确对新的一代人的培养目标和具体要求，明确教育工作的方向，采取适当的措施推动教育工作。基础教育工作是否得当，教育质量如何？通常要看学生的现实表现、考试成绩，以及中考、高考升学率等，然而并非至此可以定论。儿童的成长是个相当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发展有快有慢，发展的状况和倾向不会即刻显现，肩负“打基础”的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育效果是不可能立竿见影的，即使出现一些“立竿见影”的现象也仅是暂时的，有时是假象。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出现过不少“神童”但绝大多数后劲不足，有的“高才生”存在着基础性的病症，而不少看上去平平常常的学生却后来居上，这些充分地说明儿童青少年的成长重在未来，重在奠定做人做事的根基。
基础教育既然是为儿童青少年成长打基础的教育，那么从宏观上衡量基础教育的质量得看二、三十年后学生的表现。如今70岁以上的人，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小学生，伴随“三好”“学雷锋”长大，文化层次参差不齐，但相对而言基础知识学的扎实，自学能力较强，普遍注重思想道德修养。60岁左右的人，即文革时期的中小学生，伴随“革命造反”“上山下乡”长大，文化知识水平普遍偏低，但吃苦耐劳、自立自强的精神与开创能力较强。改革开放后的中小学生，伴随经济与科技蓬勃发展、生活水平大提高而成长，文化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普遍地说聪明、见识广泛，现实性很强，商品意识与创造能力较强，但思想道德观念淡薄。这反映了时代特点，却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个时代的基础教育的状态、优势与缺陷，这可谓基础教育的“终级质量”。基础教育需要现实的质量评估标准与办法，更应具有二十年后看质量的意识，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若能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研究分折基础教育，那么将对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升华有重大意义。
（作者简介：曾任中学校长、区和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市教委专业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学刊学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