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及比较 华夏文明起源古埃及

中国3万年前发明文字，1.5万年前传到埃及、伊朗、西班牙考

从现代人类起源考证，20万年前猿人灭绝后，浙江沿海宁波慈城的海豚上岸，先演化双手用尾巴走路。故呈八字形。然后大腿叉开直立成现代人。1991年我根据《史记》黄帝乃有熊国国君少典氏次子，生于轩辕丘而名轩辕姓公孙。在慈城西悬岭，状如古大车“单辕双驾方轩”轩辕，山上果然有岩刻“黄帝故居”下的三间黄帝圣诞的故居。在附近古洞穴发现已经出土的距今20万年前由海豚进化的现代人头骨及残骸化石。身高1米，鼻上有骨刺。接着十年艰苦奔走寻找出土10万年-1万年前出土的各个年代头骨及残骸300余具，我收藏其中100余具，命名为“轩辕人”，随同出土的文物1000余件。同时抢救性购入流散文物2000余件。命名为“轩辕文化”。

其中有3万年前发明牛耕的石犁，2万年前发明生铁铸成铁犁。3万年前用国画表现当时高科技发明文字。在石块上火契的夜字(像征太阳下山了.人睡在晖洞穴里)；3万年前手捏红陶上刻写的電字[S]、英文S；2万年前红陶釜底刻写的夜字H、英文H、午字M、英文M；1.5万年前随移民传到埃及、伊朗、西班牙，成为英文26字母的宁波话读音。

2万年前发明刀笔，用櫙木为柄，陨铁为刀，刻写甲骨文。在慈城市心口建房工地挖出1000多只老虎骨.爪.牙。还有2万年前用刀笔刻写的甲骨文16字，众人举火把驱赶虎狼等入陷阱的“围猎记”，在上海亚运会上展出获奖。

到7000年前伏羲氏始简化为小篆。5000年前黄帝在慈城浮鳖山清清堂学校读书，老师是浮丘公。始用毛笔写隶书。出土5000年前黄帝用过的青瓷饭碗，和磨墨的白玉砚台。而北方仍用小篆。直到项羽和虞姬在慈城[体仁堂]黄帝故宫结婚，带领八千慈城子弟兵攻进咸阳，才把隶书传到北方，故称秦篆汉隶。夏禹王为报杀父之仇，乘舜南巡至百官时派人暗杀。伪称禅让。尽毁文字记载。将甲骨文焚毁深埋。把铜钱和铜器上铭文熔毁，铸成九鼎，以镇九州。恢复用陶钱和小篆(从左到右。商代开始从右到左。这是夏商分界线)。（作者：杨国瑾；来源：心常异俗的新浪博客）

神秘的古楔形文字原来与中国汉字有渊源

霍郁华：续前《为认识了解古代西亚楔形文字我努力研读日文原著<楔形文字の初步歴史と文化>》。我努力研读饭岛纪的日文学术原著《楔形文字初探历史和文法》才知道：神秘的古楔形文字原来与中国汉字有渊源。从研读这本日文原著中，我首先知道了楔形文字是由苏美尔语、哈齐（梯、提）语、阿卡德语、新亚述语、乌加里特语、波斯语等6种古文字组成的，也就是说这6种语言都曾使用过楔形文字。这样，我终于第一次全面了解了古楔形文字使用的地区分布，主要在两河流域和西亚地区；其存在的时期为公元前4000年左右，大约经历了4000年的使用期而突然从历史上消失。——转自huoyuhua霍郁华的新浪博客

我在啃读日本学者研究楔形文字的专著《楔形文字の初步歴史と文法》中，发现神秘莫测的西亚楔形文字竟然与中国汉字有着古老的渊源，这使我吃惊不小。因为从发现楔形文字的汉穆拉比法典以后，人们才开始重视这消亡了4000年的古老文字，欧洲人以最大的兴趣钻研并翻译一头雾水的古楔形文字，终于认出了文字的原义。中国人在明末清初也开始关注亚述学，即围绕楔形文字的历史、语言、文化的研究。但很少有人，把它和中国的汉字联系起来。

1876年有个来自江宁（今南京）的商人，叫李圭。他参观了大英博物馆里的古楔形文字泥版后，认为像“树叶书，若钟鼎文”。第一个把古楔形文字与中国汉字相比较、联系；著名近代学者罗振玉，曾对一古楔形文字残片研究。认为楔形文字“直行、方框、象形”与中国汉字相像，曾怀疑是中国殷商以前的文字。但是真正全面研究古楔形文字与汉字密切渊源关系，并加以考证的，就我已阅读的资料看来，日本人饭岛纪的著作是说的最透的，他用了大量楔形文字与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对照，比较，得出结论，无论是象形，文字的结构，两种文字都有着不可分开的联系。先看一图，了解古楔形文字从象形转变的过程：古楔形文字看起来是呈直线和三角型锥体，但实际上开始时也是象形文字。

神秘莫测的楔形文字，原来也是由象形转换成方块形字符，这有点像古汉字的象形图画字符演变成今天的方框字一样。不过楔形字原来从上而下直行书写，后来改为从左而右横行书写。于是，全部楔形符号转了90度，从直立变成横卧。由于右手执笔，从左而右横写，楔形笔划的粗的一头（钉脑）在左，细的一头（钉尾）在右。

日本作者饭岛纪将大量的古汉字象形字的演变，与古楔形文字从象形转变至“树叶形”字符，作了对比研究，发现它们几乎如出一辙：如“手”字：

左边为汉字“手”字从象形的演变；右边是苏美尔语的“手”字（发音Su）从象形至楔形文字的演变。注意汉字与苏美尔语的楔形文字，起初的象形图画，都是手形，只不过汉字的象形更写实。再如“足”字：

汉字与苏美尔的楔形文字，起初都是小腿连着脚的象形图案，逐步分别演变到后来的不同字形，但都保留了起先象形的因素。不过汉字更丰富，如脚掌演变成“止”字。再如“牛”字

古汉字和苏美尔语的楔形文字，都起源于突出牛的两个角。再如“鱼”字：

两种文字起初都是鱼形图案，就是演变到后来的正规汉字和楔形文字，仍可以找出原来的象形因素。再如“山”字：

几乎如出一辙。再如“马”字：

上面是苏美尔语楔形文字“马”字的演变，下面是汉字“马”；你看它们的起源简直像一个民族用不同书写方式创造出来的。要举的例子很多，这里仅举上述五例即可见一般。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不是语言学者，更不是古文字知之甚多的人，应该说完全是这方面的门外汉，即使日语还凑活，也不可能吃透日本学者研究的内容，我只是把我从日本学者那里知道的一点点研究知识，抛砖引玉，介绍给国人，而且迄今我尚未看到国内有详细介绍这方面的文章可以借鉴。有人说：“汉字起源于6000年前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并考证苏美尔人亦是黄种人。楔形文字灭亡，但是汉字确延续蓬勃发展，这两种语言一定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对此我没有一点发言权。我只是把我用心学习的新鲜知识（对我而言），介绍给许多对此一无所知的朋友，以其引起关心此事的人们注意，从而使中国汉字与世界语言文字的关联的研究有新的突破。（霍郁华10-12-25）

兵策儒剑：从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到楔形文字和甲骨文

李学勤：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

近年，由于考古工作的迅速发展，已经为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大量的新线索。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发掘报告，便初步指出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可能与文字起源有关。随后，海峡两岸都有学者对这些符号作了研究。1972年，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认为仰韶“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可为这种学说的代表。1977年，唐兰作《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又提出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划或绘写的符号是文字。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出现陶器符号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不晚于公元前二千五百年。

　　1984年到1987年，在河南舞阳县的贾湖遗址几座墓葬中，出土了三片刻有符号的龟甲和一件有符号的石器。符号的形状，和商代甲骨文很相似。遗址是相当裴李岗文化的，年代要早于公元前五千五百年。这一类陶器或其他器物上的符号，例子还有许多。对其性质，学术界正在进行讨论。

　　古埃及文字的起源问题，近年也有新的突破。1982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题为《埃及象形文字的先王朝起源》的书，作者是西弗吉尼亚大学的阿奈特（WilliamS.Arentt）。他根据年代约为公元前四千年到三千年间的一批遗址材料，对古埃及文字起源提出有趣的见解。他认为，古埃及文字的发祥地不在尼罗河三角洲，而在其南方尼罗河河谷地区的上埃及，先王朝时期的遗址大多分布在那里。他特别提到，先王朝时期晚期（约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到三千年）十一处遗址都集中于上埃及。

　　先王朝时期居住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遗物，主要是陶器，其中彩陶占很大比例。很多陶器上有绘写、浮雕或刻划的符号。阿奈特认为，古埃及文字正是从这种符号发展形成的，所以他的书中有一章就题为《彩陶与陶器符号——象形文字的滥觞》。陶器符号往往和纹饰有一定关系，其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但陶器符号的特点是用来表示器物属谁所有，是所有关系的标志，这就不再是一种艺术的表现了。

　　按照阿奈特的看法，古埃及文字最常见的若干表音字，如k、y、p、n、r、h、s、t，以及不少表示天象、地理概念的字，都能在陶器符号间找到其起源。谈到这里，读者不难发现，阿奈特关于古埃及文字起源的学说和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字起源的探索有明显的共同点：

　　首先，双方都认为古文字的起源应上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双方所推溯到的年代也差不多。

　　其次，都认为陶器以及一些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的前驱。陶器符号有的是图形，有的只是几何形，过去多被理解为艺术性的装饰，或者同语言没有联系的标记，但与较晚的文字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就可以看出其间的发展脉络。

　　第三，陶器符号总是在器物的特定部位上，而且一般限于较小的局部，便和只起艺术装饰作用的花纹不一样。中国仰韶文化的符号多在陶缽口沿下，大汶口文化的符号多在陶尊腹壁外，也不同于普通花纹。

　　第四，陶器符号常被用来表示所有关系，如器物属于某人或某一家族、氏族所有。有的还可能是制造器物的个人或家族、氏族的标记，这也可说是一种“所有”关系。

　　由此可见，古埃及文字和中国的汉字虽然是两种独立产生发展，彼此没有影响关系的文字系统，但其萌芽与形成的途径还是能够互相比较的。对这两种古文字的起源探讨研究，只要不牵强附会，确有不少值得双方借鉴参考之处。（作者李学勤；《文史知识》1984年第05期）

李学勤：古埃及与中国文字的比较

　　古埃及与中国文字，起源都很早，所包含的象形成分也都比较多。在欧洲，曾有不少论作试以古埃及文字与中国汉字相比较。最早这样做的，大约是17世纪德国的耶稣会士祈尔歇。他的有关看法，是在1654年于罗马出版的作品中首次披露的。1667年，他所著《中国图说》出版于荷兰阿姆斯特丹，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他认为，《圣经》所载闪的子孙率埃及人来到中国，传授了古埃及文字，中国人学的并不完全，自己又加上一些创造，结果成为另一种文字体系，就是汉字。

　　1716年，法国学者尤埃在其《古代商业与航海史》一书里，也提出类似的见解。他主张古埃及与印度互有交通，埃及文明即通过印度传入中国。他从好多方面论证中国和埃及风俗习惯的相似，对两国都使用象形文字尤为强调。另一位法国学者德梅兰的见解也差不多，他自1732年起，写信给在北京的朋友法国耶稣会士巴莱南，其中讲述了他关于古埃及文明传入中国的看法。和尤埃一样，他也强调中、埃及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德梅兰的这些信件，1759年汇辑成书，在巴黎出版。

　　影响最大的是法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德经（JosephdeGuignes）。德经是著《中国文典》的傅尔蒙（EtienneFourmont）的弟子，以《匈奴突厥起源论》、《北狄通史》等著作闻名于世。1758年11月，他作了题为《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的讲演，不仅以汉字的象形和古埃及文字对比，而且提出汉字笔划中包含有字母结构。例如他认为汉字的“父”是由I和D构成的，应当读为Jad或Jod，这就和保存古埃及语成分的哥普特语的Jod（父）一致了。他的结论是，中国文明同希腊文明一样，是由古埃及人启发的。德经的这种说法，曾受到钱德明（JeanJosephAmiot）等熟悉中国文化的传教士的反对，但由于他极负盛名，观点还是传播开来，以致有些后来的人把祈尔歇到德梅兰的著作都忘记了。

　　德经以后，作类似的对比尝试的人又有许多。如有读者愿知其详，可看日本后藤末雄所著《中国思想西渐法国史》一书的第六篇。实际上，在德经的时候，古埃及的文字尚未得到解读。直到1822年，法国学者商波梁（FrancoisChampollion）才找到解读的钥匙。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则是在1898年末发现，1899年才鉴定的。仅从这一点看，在十七、十八世纪正确认识这两种古文字的起源，以及其间有没有关系，就是不可能的。

　　直到很晚的年代，仍有人主张中国的汉字源于埃及，日本的板津七三郎是一个例子。他在1933年出版了一本《埃汉文字同源考》，两年后又出版其《重订及补遗》，对两种古文字作了大量的比附，甚至讲中国传说中的河出图，洛出书，载负图书的龙马、灵龟都是船，是埃及文明由黄河登陆的证据。其实他不但于古埃及文字所知有限，对中国古文字也没有多少知识，著书时依靠的不过是高田忠周《古籀篇》和《朝阳阁字鉴》、《汉字详解》这样几部书。看板津氏书的绪言，他在1911年初“偶得古铜瓶，朱紫碧绿可掬，而缘边蚀损，锈块硬着。经辛苦剥除底部青锈，见有如同绘画的阴刻原始文字，右转左回，犹难判读，对照《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渐知为商代父辛尊彝铭。因如此动机，感觉考究原始文字的兴味，遂驰思于探索其起源，想到世界文字的同祖一元说”。这件“古铜瓶”见书中图版，其实是汉代的铜钫（方壶），铭文是伪刻。图版“河南发掘兽骨板”，也不是真的甲骨文。由此可知，作者是缺乏研究文字起源问题的条件的。（作者李学勤；《失落的文明·八古埃及与中国文字的比较》；转自静水流深《中国、古埃及的文字体系对比》）

苏美尔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发现和释读

1．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发现和释读

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自公元前3500年起逐渐形成，一直使用到公元2世纪。所记语种属古代埃及语，主要使用者为僧侣。这种文字通常被刻在庙墙和宗教纪念物上，因而在古希腊文中，称为“神圣的雕刻”或“圣书”。译成中文时，则借用了“象形文字”这一习惯用语。1822年，法国学者J．F．商博良①成功地译读了象形文字。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大进展，对其语法、词汇等有了系统的总结，成为埃及学的重要内容。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系由原始的图画符号演变而来。按符号在文字体系中的作用可分为表意文字（意符）和表音文字（音符）两类。表意文字表现所描摹的实物或与之有关的某些事物的概念；表音文字则是用来拼音的符号，它原为表意文字，但又具有了标音的意义。据统计，当时经常使用的文字符号共计700个左右。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书写方式有直式和横式两种。直式是从上往下写；横式是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写。区别左右书写的方向是根据象形文字所表现的物体形象面向何方。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通常刻在庙墙、陵墓、石棺、调色板、雕像、洞穴峭壁等石质材料上，有时也写在陶片、木料和纸草上。前一类铭文刀法古拙，形状规整，其中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有金字塔铭文、卡纳克遗址神庙铭文以及在萨卡拉墓地和阿拜多斯遗址等处发现的墓壁铭文。后者则主要是纸草文书。

中王国时代开始以芦苇笔为书写工具，因而从象形文字中演变出一种简化的速写形式。这种新的文字通常是由僧侣写在纸草上，所以称为僧侣体或僧侣文字。前7世纪左右，僧侣体又演变出一种书写速度更快的草书体文字，通常用于日常公文的书写，因而称为世俗体。世俗体文字和僧侣体文字一样，一般是由右向左写。象形文字、僧侣体和世俗体3种文字形式一直使用到希腊、罗马统治埃及的时期。罗马帝国统治后期，大约从前3世纪起，古埃及文字逐渐被科普特文字代替。──《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141页

【解读】19世纪上半期，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成功释读，曾极大地推动了古埃及历史的研究，并形成一门国际性的埃及学。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释读，则是充分利用了埃及文化遗产中的许多金字塔和寺庙遗址中的铭文。这些文化遗产后来有多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

【注释】①商博良（1790—1832）：法国埃及学家和语言学家，埃及学的奠基者。1806年就学于格勒诺布尔大学，勤奋攻读古代史，学习科普特语和多种字母文字，1808年获语言学博士学位。1809—1816年任格勒诺布尔大学教授，其时已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语，熟习埃及文等八种东方语言，并开始借助埃及罗塞塔石碑（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三种文字铭文，着手释读石碑上的象形文字。1822年，成功释读了埃及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方尖碑石印本中的象形文字，拉美西斯和吐特摩斯的王名。1822年9月24日，在巴黎科学院宣读了著名的《关于象形语音学的字母给M·达西尔先生的信》，这一天公认为埃及学的诞生日。1828年，他组织了一个考古队到埃及发掘，收集古物、摹画和抄录铭文。1830年归国后主持卢浮宫博物馆埃及部。1831年，法兰西学院为他创设埃及学讲座。

2．苏美尔文字的发现和释读

苏美尔文字为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公元前3500~前2600年属象形文字阶段，此后发展成为记写苏美尔语的楔形文字。前第2和前第1千年，苏美尔人同化于阿卡得人后，其文字在宗教和文学中仍被使用，公元1世纪后失传。18世纪中叶以后，楔形文字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世纪，学者们利用“波斯古经”首先释读成功波斯楔形文字，然后，对照波斯文字释读成功塞姆语系的阿卡得文字。最后利用阿卡得文字释读成功与任何语系都无关系的苏美尔文字。在释读过程中，英国的H．C．罗林森（1810—1895）、爱尔兰的E.欣克斯和法国的J.奥佩尔作出了较大贡献。

苏美尔人用当地盛产的芦苇和黏土作为书写材料，以削尖的芦苇杆在黏土泥板上压写字符，由于压出的笔画呈楔形，因此名为“楔形文字”。将写好字的泥板晒干或烧干后即成为今天所说的泥板文书。常用的苏美尔文字约600多个，主要分为表意符和表音符两种，另外还有定义符和尾音符。所记的苏美尔语被称为粘着语，其词干不变，依靠在词干上加前、后缀来表示语法作用，名词与动词是同形的，一字往往多音多义，现知的苏美尔词根约1800个。

苏美尔文字后来为西亚各古代民族所采用。塞姆语系的阿卡得人、迦南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印欧语系的赫梯人和波斯人，语系难定的埃兰人、胡里安人和乌拉尔图人都用苏美尔文字来记写自己的语言，因而又形成了不同的楔形文字体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95页

【解读】教科书中所说的古巴比伦文字，是一种楔形文字，而其源头则是苏美尔文字。苏美尔文字的发现和释读成功，使人们得以了解古巴比伦王国及其之前的苏美尔城邦、阿卡德王国及乌尔第三王朝的历史。这又从一个方面说明文化遗产对于学术研究的重大价值。

古埃及文字的诞生

对于一个可用来记录日期、事件、算术，甚至优秀故事的文字系统的需求早已有之，且十分明显。因而，在法老文明诞生的同时，象形文字的书写体系就开始发展起来了。所用符号是一些图画，其形状描摹古埃及环境中具体的实体：动物、植物、建筑、工具、家具，当然还有人类和神灵。例如：如果所写的文章包含“猫”和“小孩”的词语，就可以画一只猫或者一个小孩。希腊人因此错误地称之为“象形文字”（神圣的文字）。但是，当表达诸如“思考”、“爱”或者“悲伤”等抽象概念的时候，一个表意系统就不能奏效了。这种困难，通过对同一表意符号的音值而不是其象征意义的利用而得以解决。“眼睛”的符号（发音为厄）存在于单词“眼睛”的表意文字中，却又作为表音符号参与构成了厄特瓦（“蓝色”）。各种图符工具被用来区分同形异义和同音异义的词语。实际的表意文字通常后跟一垂直竖线。当一个单词的书写中包括几个表音符号时，该词的读法可借助置于词末表示其所属词义类型的“限定成分”来判定。因此，所有表示太阳的活动（日升、日照、日落）、时间的概念及时间的划分的词均由其后的太阳状圆碟图形所“决定”。

　　古埃及人把这些巧妙的用法结合起来，书写出一些人类文学遗产中最华美的篇章。1822年，让－费朗索瓦·商博良对古埃及象形文字进行了成功的解读，从而使古埃及书吏的声音得以续传。商博良对象形文字系统的破译带来了古埃及学的诞生。该学科严格精确地研究法老文明的方方面面，具体可以分为一些不同的专业：考古学、金石学、语言学、历史、艺术史、当地各教派的神学、宗教人类学等等。古埃及美丽的艺术和建筑及其表面看似神秘的象形文字促使许多西方人成为古埃及学家。甚而在古代，在亚历山大一世统领下于4世纪发现了古埃及的希腊人，也对古埃及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好几个古埃及词语通过希腊语流传到我们的语言中：Ebony（黑檀木）、Gum（树胶）、Sack（麻袋）、Ibis（朱鹭）、Oasis（绿洲）、Basalt（玄武岩）和Alabaster（雪花石）是对古埃及词语几乎未作改变的语音转录。

　　古埃及语与闪米特语系的语言有部分的亲缘关系，相互之间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特别是辅音书写系统。在象形文字书写的文本中，元音是不写出来的，因此，重现单词的实际发音变得十分困难。我们也同样不知晓哪些音节带有地方口音，地方口音的变迁又是如何影响发音和区域方言的——在一个南北跨越630英里的国度里，区域方言之间必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语言，被人们读写了3000多年，历经了一个持续的进化过程，语言学家对此也有很好的追踪研究。公元前2000年左右，象形符号约有700个；到了基督教时代的初期，我们找到了将近5000个具有不同形状、多种音值的字符。

　　在漫长的金字塔时代中，古王国时期的古语言发展成为中王国时期的经典形态。古埃及学家一年比一年更接近原文的含义，因此对古埃及思想的剖析也越来越深刻。当今的研究十分强调一点，那就是书吏们及那些装饰庙宇和坟墓的人经常耽迷于文字图形游戏的快乐之中。一个绝对的原则就是，文字和图像不仅需要相互一致，而且需要彼此融合。所以，在解读法老墓碑上的图文时，不能止于仅对刻于墙上的象形文字的破解。通常在玛斯塔巴（古王国时期的私家坟墓）的墓壁上，这种书写与解读的双重层次取得了最生动、最奇妙的效果。（作者：法国巴黎卢浮宫学院教授吉耶梅特·昂德赫；节选自《金字塔时代的埃及·第一章金字塔时代·文字的诞生》）

字母的摇篮：如何在埃及寻获世界首份字母表

如今，现代学者们相信，大约公元前2000年，在法老时代的埃及，侨居于此的闪米特人发明了字母表；发明者从埃及的书写方法中受到了启发，之所以溯源到埃及，是通过两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一次在20世纪初，另一次在20世纪末。

　　从18世纪中叶开始，某些欧洲学者便提出理论，认为埃及象形文字是古代希伯来字母的本源或参照物。1823年对象形文字的译解，并未给这种理论提供明显的支持，因为这两种书写系统表现出了不同的运行机理。整个19世纪，这个问题始终悬而未解，与此同时，对腓尼基字母历史的了解则与日俱增：有人提出，腓尼基和希伯来文字在古埃及的“隔壁”出现，或许不是巧合。但更多的认识，还得等现代的考古学出马解决。

　　第一次突破发生在1905年，当时有大约30份铭文被发现，并在随后得到鉴定，这种文字与众不同，现代人以前从未见过。此乃前期的腓尼基字母文字，不过最初无人知晓。这些铭文发现于西奈半岛中西部，现埃及境内，一处名叫塞拉比特·艾尔－卡迪姆的沙漠。它们刻在当地的砂岩上，因此地之荒僻，且缺少破坏性植被而得以保存，其发现者，英国考古学家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认定它们珍奇而且重要，却无力读懂，几十年后，他得出了实则大谬的结论，说它们并非字母。

　　这些文字是图形：刻出来的画儿，排列参差，横竖不一，图画连绵而走（不见有条理的停顿），阅读方向——或左，或右，亦上，亦下——也是模棱两可。大约有27个图形反复出现：一鱼，一蛇，一双臂张开的人形，一条波浪线，一头牛，等等。某些图形看似埃及象形文字，却不属象形文字系统。

　　塞拉比特·艾尔－卡迪姆是古代埃及的头号要地，大约自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200年间，绿松石的开采时断时续。法老的总管和兵卒从黄沙之下，采掘这些品相一般的宝石。其中或许也有非埃及的矿工，如近东人氏。其中许多人讲闪米特方言。可以想象，写字的方法就这样传给了他们。

　　这30片铭文存留于一大片普通的埃及遗迹当中，同样都以当地的砂岩刻成，其中包括小雕像、刻有象形文字的石板，以及矿工保护神——埃及女神哈托尔神庙的残余石料。正是这些埃及宝藏，把皮特里吸引到了当地：他可不是去找字母表的。

　　这些文字显然与周围事物有某种关系。有数份神秘的铭文出现在石刻的埃及小雕像上，包括一个小狮身人面像。学者们一直试图通过艺术分析，来鉴别狮身人面像的年代，从而鉴定出这些文字的年代（此方法亦有争议）。英国的埃及学家阿兰·加迪纳相信，它雕成于公元前1800年左右。后来的学者们将年代推定为公元前1500年。而当代有些学者相信，对西奈的狮身人面像和铭文而言，公元前1750年似乎是个更为合理的推论。

　　在皮特里发表报告后的十年间，这些符号一直无人可以读解。而后，到了1916年，加迪纳发表了一篇才华横溢的论文，《闪米特字母表的埃及起源》，一举奠定了后世全部研究的基础。加迪纳认为，西奈文字以字母写成，那些图形乃独立的字母，全部袭用自一种可确认的埃及象形文字的图形（埃及人赋予它们的意义则被扬弃），只要发音正确，这些图形字母便可拼出古代闪米特语的词汇。为求佐证，加迪纳提出了对其中一词的译解。

　　铭文中有个词出现了十几回，它由四字组成——我们姑且称之为“盒、眼、藤、叉”——显然是个非常重要的单词或观念。运气好极了，那尊狮身人面像上也有一条象形文字，写得一头高，一头低，译出来很容易。“蒙爱于哈托尔，绿宝石的女王”。这两种文本，象形文字和神秘字符，会不会是同一个意思呢？

　　由这一假设出发，加迪纳将“盒、眼、藤、叉”推定为表示闪米特单词baalat的四个字母，意为“女王”。baalat是个尊称，乃baal（主人）一词的阴性格式，在多种闪米特文化中，都可以用作女神的头衔或名号。可以肯定，那尊狮身人面像是祭品，以两种文字祭献；“蒙爱于哈托尔”的人，则指为女神庙堂献祭雕像的供奉者。这份祭礼是为了谢恩，以感念她在采掘时的垂顾，以及护佑。

　　写出塞拉比特铭文的那些闪米特人，据信是埃及采矿业的参与者：劳工、兵卒、侍妾，或类似人等。他们可能是工头或其他官派人员，长于技而敏于智。然而，在不曾有大众教育的时代，这些人得以识文断字，也证明了字母文字的易于接受。

　　闪米特字母表会是在西奈的采矿地发明的吗？有可能，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这30份铭文已属于“第二代”：27个符号运用自如，似已处在成熟阶段。西奈铭文（无论将其年代断为公元前1750年还是前1500年）或许是当时已绵延数百年的闪米特传统的果实。

　　自从加迪纳做出突破，其他学者也不断发表对西奈铭文的释读，但只有加迪纳的baalat得到确证。尽管我们能够解读几乎所有的单个的图形字母，对文本含意却力有不逮，因为无法断词，其书写方向亦难确定：闪米特语从右向左的书写规范，可能要再过一百年才能成型；最早的字母文字写起来，可以朝向四面八方，上上下下，亦无不可。

　　20世纪中叶的考古发现，似乎要将字母起源地与埃及剥离，而指向累范特——地中海的东岸和内陆地区。在公元前1000年到前2000年前，此地即《圣经》中所称的迦南。迦南人讲闪米特语，其文化在公元前1200年之后不久，即铁器时代的血腥开端，毁于希伯来部族、渡海而来的非利士人及其他部族的入侵。只有北部的一支迦南人得以幸存，并走向繁盛，即腓尼基人。

　　在累范特，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两批前腓尼基时代的字母文字。1929年，在对位于今叙利亚海岸的迦南重镇乌加利特的发掘中，出土了1000份铭文，它们由一种30个楔形符号组成的奇特字母写成。这一遗址的年代被鉴定为公元前1350－前1200年间，显示出美索不达米亚对累范特的影响，更早以前，它可能促成了字母表的发明。

　　第二批文物在南部出土，地点位于今以色列和黎巴嫩境内。有大约25片残损的铭文，以相似的字母写成，其形貌兼有西奈和腓尼基文字的风格。这些字母出现于家庭用品上，或刻，或写，其中包括一把短刀、若干箭头，以及陶器（出土时已是残片）。短刀的年代大概为公元前1650年或更早；其他物品则出自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1000年间的多个时期。一刻字陶片或成于公元前1750到前1450年间。另一残片大约出自公元前1200年，刻有一份22个字母的字母表，同样的22个字母，日后发展成了腓尼基字母表。与后来的腓尼基字母相比，它们只在字形上有些许不同。

　　所有年代更久远的文物，都发现于更靠南的地方，即以色列南部。这大概说明，字母书写术在数百年间一路北上，传播到了海岸地带，最晚近的物品是一批箭头，出自北方的黎巴嫩，无论时间还是地点，都与腓尼基字母的发端交会相融。

　　这些发现证明了迦南字母表的存在，它大概于公元前1700年使用于某些地区，先于并最终发展为腓尼基字母表。迦南字母乃更广泛的闪米特传统的组成部分。

　　到20世纪60年代，上述论据似乎已经可以指出字母表的最初源头。在迦南和西奈最早的两组闪米特字母遗迹中，许多学者认为迦南字母出现得更早。既然迦南拥有现存最古老的字母，而且早期字母表在迦南人的后裔——腓尼基人手中达到了顶峰，那么，为什么不能把迦南视作这一传统的核心，以及可能的起源地呢？

　　在20世纪的剩余时间里，至少延至1999年，关于早期字母表的书和论文均以迦南为据。你当地的图书馆里，会有满满一架子书，讲的都是字母表在大约公元前1700年发明于累范特的理论。没错儿，（该理论承认）字母表在部分程度上受了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但发明者所见到的，是传入当地的埃及卷轴和艺术品。发明者出自一个高度发达的迦南社会，它位于贸易路线的交叉点上，经海路与埃及连通，亦有商队向东通往美索不达米亚。由于受到两种伟大文化的熏陶，这些人方能博采诸家之长。

　　由于埃及最近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现在这种解释已被扔进了故纸堆。一如皮特里在西奈所为，约翰·科尔曼·达奈尔的目的也不是去寻找字母表：他要找的是埃及遗址。20世纪90年代初，这位喜欢冒险的、耶鲁大学年轻的埃及学家（现在他做到了助理教授）专心于野外调查，研究古埃及的道路系统，它们曾经在陆上连接着尼罗河沿岸城市，并通往东部沙漠和红海。这些道路载运过埃及的军队、信使、商旅，以及其他陆上旅客。为寻找古道，达奈尔和同为埃及学家的夫人黛博拉有时便在沙漠中露营，时间多在冬季，日头不毒的几个月里（但夜里气温会骤降至华氏十来度）。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几百个考古地点记录数千份埃及铭文。

　　1992年下半年，夫妇两人有了重大发现。在埃及中部卢克索（古代的底比斯），这条路是连接底比斯王城与北方阿比杜斯之戈壁捷径的一部分，位于奶油色石灰岩峭壁的谷地中，自古时起，此山谷便少有人类涉足，古代遗物散布其中——多属弃物，如骆驼粪、碎陶片和绳子头儿。在谷底的崖壁上，刻有几个世纪里行路旅人留下的数百份埃及铭文。

　　这一露天考古宝地，因荒僻而得以存留，免受为祸埃及考古的文物大盗洗劫。不过，达奈尔夫妇也知道，他们并非首批到访该谷地的现代学者。1936年，曾有一拨英国考古学家由此经过，拍了些照片，做过些记录，并且依照附近的地名，给这面目凄凉的所在取了个名字，叫做瓦迪·艾尔－霍尔，意为“恐怖谷”。

　　约翰·达奈尔初访此地，日后又数次回访，研究崖壁上的讯息，那儿就像“岩石铺就的黑板”（达奈尔语），吸引着古代旅人，要往上刻点什么。一眼看去，那些字儿非常眼熟，达奈尔知道，它们与古埃及军队的岩书体颇为相像：此乃碑铭体和僧侣体字符的混合，专门用于简化刻写，约在公元前2000-前1600年间，成为中王国时代的主要字体。

　　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及都是腹背受敌，面临南北两方入侵者的重压。在南部都城底比斯的周围，为了朝廷信使的安全，当局要力保道路不受强盗和沙漠匪帮的袭扰。骑着骆驼的武装巡逻队在路上来来往往（有大量考古文献为证），大漠乡野之中，长路漫漫，埃及巡逻队的高级军官们逐渐养成了在岩石上刻字留念的习惯。

　　在石头上刻字可是件正儿八经的事，我们的“涂鸦”一词不乏玩闹之意，形容此举却有失公允；它更像为活人而写的墓志铭。刻写者留下名字与职务，最后往往提到神明，为穿越沙漠而祈求护佑。他们认为铭文可以长久保存，并具有精神力量，刻写者的名字被后世旅人看到并念诵，对其死后灵魂的状况大有助益。

　　在达奈尔看来，恐怖谷的无数刻字，多半属于这一巡路勇士的传统。从这些信息在内容和字形上的种种细节，以及对谷地周边素材的分析出发，达奈尔等人最终选定了公元前1800年，来大致标定沿路刻字行为的最盛时期。

　　1994年，在第三次考察时，达奈尔注意到了两份奇特的铭文。它们刻在齐肩高的石灰岩上，相距约20英尺，是两排短而扭曲的符号。在它们周围，则是传统的埃及铭文，看上去自成一体。达奈尔表示：“我看到它们刻写的方法，在岩石上的位置，立刻把它们与中王国和埃及军旅的岩书联系在了一起。”只可惜达奈尔读不懂这些字符。“有些好像源于埃及符号，但他们所用的方式，明显不属于任何埃及传统。”

　　连重复的也计算在内，这两份铭文分别包括大约16个和12个符号。总共使用了大约15个不同的符号。有些显然是图形。达奈尔能够分辨出一个牛头，一个手臂张开的人形符号，一组纵向的波浪线，和一个长短一致的十字。“一眼看上去，它们很像西奈铭文。所以我敢断定，它们也会被证明属于字母文字。”

　　鉴定过程进展缓慢，按部就班。埃及官方现已得知恐怖谷，消息也就此传开。官方机构于是出面，新设许可，付诸公文——劫掠偶尔发生，有些埃及石刻被整片从岩石上剥离——古文字学者们获准前往谷地，或得以浏览两份铭文的照片。

　　这些文字果然获证以字母写成，其符号确系字母，与西奈和迦南字母关系密切。因为无法断词，且由于我们对某些字母前所未见，使两份铭文得不到完全的解读。无人确知这些文字的书写顺序，究竟是从右向左，抑或从左向右，其中一份铭文或许以“长官”一词开头，而另一份的结尾则是“神”字。

　　到1998年，达奈尔等人已经得出了两个激动人心的结论。首先，这两份铭文很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字母文字，而所谓的最古老，必然可以确定其年代：它们大约刻写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误差一百年。更重要的是，这些铭文可被视作路标，直接告诉我们字母于何时何地得以发明。有恐怖谷的证据做基础，现已确定，字母表约在公元前2000年发明于埃及——比此前的推想提前了大约三百年（发明地也有了不同说法）。1999年11月，《纽约时报》头版报道这一进展时，在标题中如此宣称：“埃及之发现证明字母表发明于更早年代。”

　　达奈尔认为，证据就是这些字母的形体。研究证实，两份铭文中的所有字母，均袭用自埃及岩书，以及（或者）碑铭体文字中的某些既有符号，此乃字母发明者和早期使用者新创字体的本源。

从某些恐怖谷字母的形貌中，隐约可见它们被袭用时的一个特殊情境。以我们对埃及岩书所知，已足以追踪其字符的进化历程，而有几个恐怖谷字母，则明显脱胎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王国的埃及字形。而恐怖谷文字的刻写年代更接近公元前1800年。这也许说明：恐怖谷的文字保留了源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字母表发明时的形貌。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表示M的字母，两份铭文中共有四个纵向波浪线，无疑，这是名叫mem（水）的腓尼基波浪线型M的祖先，也是我们的M的先祖。恐怖谷的M字母酷似一个此前已经存在的，纵向波浪线的埃及岩书符号——后者显然是源头所在。但埃及字符通常都是横向书写。埃及纵向书写的阶段非常短，就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所以，正是恐怖谷的纵向字形，泄露出了字母诞生的大致年代。其他字形也可照此推论。

　　发明者何许人也？达奈尔相信，他们很可能出自埃及军队：也许是闪米特雇佣兵，埃及人称之为“阿木”（意为“亚洲人”）。这些人本来不识字。但他们服役的军队恰好有擅书写的优良传统，让他们深受启发，可能也便动心，要创出自己的书写方式。

　　发明者也许是阿木人中的下级军官，独自学会了某些标准的埃及岩书，从而得以从事进一步的发明。又或许，达奈尔推测，他们得到了埃及军中书吏的帮助，后者试图以识文断字之技，加强外族官兵的组织工作。

　　刻写出两份恐怖谷铭文的人，其身份想必也符合上述推测。他们当然不是发明者，而是发明者的曾曾曾侄孙，效命于埃及的骆驼军团。正是此类军队，在大漠古道的沿途，留下了大部分文字。

　　还有最后一条线索，就在距离其中一份字母铭文很近的石灰岩壁上，有一条埃及文字写成的留言，提及一位名叫“拜比”的人，头衔是“阿木人远征队的首领”。这也许不是巧合。达奈尔认为，这三份铭文，字母和埃及文字兼有，或许刻写于同一时期。如果拜比是埃及人，统领着一支闪族军队在路上巡逻，那么其中一份字母留言中的“长官”，便可能是这些闪米特人中的一员，系拜比帐下一位下级军官或部族头目。写下另一份字母留言的人，可能身份类似。这两位闪米特军士用的是不同于埃及人的“本族”书写方式。达奈尔说：“看上去显然是拜比将军写了自己的名字，而拜比的两位闪米特族手下也自写其名。”（作者：美国大卫·萨克斯DavidSacks；

《伟大的字母：从A到Z，字母表的辉煌历史·小字母，大观念·字母的摇篮：如何在埃及寻获世界首份字母表》）

腓尼基字母和希腊人：公元前800年的地中海东岸

　　经由腓尼基人，早期字母表中的字母向西传播到了古代希腊。公元前800年左右，希腊人对腓尼基字母表做的袭用，将成为历史意义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

　　彼时之希腊人野心勃发，相对而言却地位卑下，不识读写，一盘散沙，财力物力远逊于近东其他民族，如埃及或腓尼基诸城邦。当时希腊的疆域，大体上与现代希腊国家相当——大陆部分和爱琴海诸岛——此外，还包括塞浦路斯岛和小亚细亚的一些希腊城市。

　　与埃及人或腓尼基人不同，希腊人所讲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古代拉丁语亦属其中。今天，世界上大约有60种主要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包括法语和西班牙语（均源自拉丁语），以及英语、德语、印地语、波斯语、俄语、爱尔兰语，以及欧洲、中亚和印度的其他一些语言。语言学家将现代印欧语系分作八大语族：英语属于日耳曼语族。

　　印欧语系的语言在精确性上表现出色，例如，可以通过动词变形来表示可能出现的多种不同时态。作为通例，印欧语言在确立词意时，极为依赖元音的发音，如下面这些英语单词的区分：hall（/hɔ:l/，大厅）、hail（/heil/，冰雹）、heel（/hi:l/，脚跟）、Hell（/hel/，地狱）、hill（/hil/，小山）、hole（/həul/，洞）和hull（/hʌl/，壳）。

　　希腊人注定要成为西方世界的塑造者。在公元前5到前4世纪的全盛时期，希腊人的智慧成为众多人文艺术的先驱，并终将决定我们今日的面貌。希腊人发明了民主、舞台悲剧和喜剧、西方哲学、重调查的历史著述方式、生物学研究，以及政治理论。他们精于几何学研究、人体雕塑（青铜像和大理石像），以及雄伟的纪念性建筑，供我们效仿于法院、博物馆和其他正大庄严的公共建筑。

　　显而易见，他们的字母表和读写技艺是上述成就的重要基础，而字母表也是其遗产的一部分。希腊人将字母表传诸西方后世，它不仅适用于一种印欧语言（希腊语），亦可为其他欧洲语言采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希腊人引入了元音字母——相当于我们A、E、I、O和U，而此前的多种闪米特字母表均无此项。元音字母推动了字母表的进步，使它能够适用于大多数语言。希腊字母是古罗马字母赖以产生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后者终将发展成我们自己的字母。

　　所有这一切在公元前800年都还只是后话，但此时的希腊人已经在其他方面表现出了天才：宗教力量，口传诗篇中大量的神话和英雄传奇，对贸易和航海事业的热爱，师夷长技（且往往加以改进）的能力。正如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后来所言：“只要希腊人从外族学来东西，便总能将它变得尽善尽美。”

　　早期希腊人是有机会从腓尼基人那里取经的。两族是贸易伙伴，但交易地点主要在希腊人一方，腓尼基商人将近东的奢侈品船运而来，用以交换希腊的原料，如银、铁，还有奴隶（多数是希腊人，但其社会为内战所毁，从而成了其他希腊人的奴隶）。腓尼基人往来航行于希腊本土沿岸诸港口，以及各岛屿，如克里特和罗德岛之间。更重要的是，在塞浦路斯岛南岸，以及累范特北部一个重要的贸易地，今称艾尔米纳的地方，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社区并存共处。

　　现代研究显示，希腊人曾数次向腓尼基人取经。其中有：（1）舰船设计的改进，用于商船和战舰；（2）远海航行的技术；（3）美术作品中某些视觉主题，包括近东的生命树图案，以及一个假象的龙形怪兽——鹫首飞狮；（4）对一位性感护佑女神的宗教膜拜，腓尼基人称之为阿施塔忒，希腊人改叫阿佛洛狄忒，同时还有对她在人间的天命男宠的信仰，希腊语称他为阿多尼斯（Adonis，出自腓尼基人的闪米特语词adonai，意为“主”）；（5）腓尼基字母表。

　　现存最古老的一些希腊字母铭文刻写在陶器或石头上，时间约在公元前775到前770年。其中最早的一份，似出自希腊开始字母读写后的第二或第三代人之手。在这些铭文中，希腊字母暴露了自己的身世：它们在外形上酷似腓尼基字母，许多（并非全部）发音也与腓尼基字母相同，例外者只是那几个此时用来表示希腊语音的字母。

　　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语言上，就像阿拉伯语和英语一样大相径庭，但希腊人显然不管这一套，把22个腓尼基字母拿过来，改了改，就开始写字了。这种适应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是由于希腊人融会贯通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字母本身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然。

　　如前所述，希腊人只做了一项重大改动：由于腓尼基字母全是辅音，所以希腊人发明了五个元音字母，相当于我们的A、E、I、O、U。再过一百年，成熟的希腊字母表将包括七个元音，加入了长音E和长音O，用以与短音的E和O相区别。然而在当时那个阶段，元音只有五个，它们将抵达意大利，并被照搬进意大利的字母表，如罗马字母表。这便是为何我们今天的字母表只有五个元音的缘由所在。

　　关于从腓尼基人到希腊人的传播细节，我们一无所知：何人、何地，以及确切的时间都不清楚。那些腓尼基人大概是商人，与希腊同行和睦相处。后来有个希腊传说，承认了欠腓尼基人的这笔情债，尽管有些失真：很久以前（故事开讲了），有个叫卡德穆斯的腓尼基王子移居到了不识字的希腊，并教会了当地人使用Phoinikeiagrammata，即“腓尼基字母”。

　　无论它诞生在何处，这一发明都循着海路，飞速地传遍了小小的希腊世界。大约到公元前600年，每个希腊城邦都拥有了一个识字的中上阶层。这种向文字化的快速过渡，在仍然浸润于口传神话传统中的希腊，意味着它们可以形诸文字，保持记忆的鲜活。其成果之中，便有两部西方文学名著：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约在公元前750年记录为文字，并被认为是盲诗人荷马所著。然而，还有许多别的故事继而也形诸文字，这便是我们今天拥有丰富的希腊神话记载的原因所在。那些传奇被记录下来了，就像拍成了照片，而捕获它们的正是字母文字。

　　早期希腊字母表在字形、排序、名称和（最主要的）发音上，均对腓尼基人萧规曹随。最早的希腊字母表大概有22个字母，最后一个是T字母。在这22个字母中，希腊人只对少数几个重新定义了新的发音，将希腊人不需要的腓尼基语音弃之不用。希腊人由此发明了四个元音字母，相当于A、E、I和O。头一个便是希腊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alpha。

　　22个字母显然不够，希腊人很快又发明了四个，包括元音U，加在字母表的末尾。最后，他们增加了第27个字母，omega或omega（意为“大O”），用以表示长音O。此前表示O的字母，后来便专用于短音O，并改名为omikron（意为“小O”），或如我们惯用的拼写形式omicron。到头来，没多大用处的wau、san和qoppa也遭遗弃，于是就剩下24个字母。

　　早期希腊字母表有三种形式，用于三个地区，但相互之间差别不大。东希腊变体约在公元前400年为影响很大的雅典城采用，并发展为现代希腊字母表。西希腊变体则西渡意大利，做了罗马字母表的“老祖母”。

　　三种字母表的不同，体现在字母表的尾段——omega之前。第15页表中，我们更熟悉的东希腊字母表尾段位于中间一列，与之不同的西希腊字母表居右——包括我们未来的字母X，及其相应的发音“ks”。

　　最早的22个希腊字母名主要参照了其腓尼基名称，用希腊形式拼读。但是，腓尼基字母名往往也是闪米特语中的常用名词（“牛、房、回飞棒”等），而希腊名称此前在希腊语中没有意义：它们仅用于表示字母。今天，希腊字母名称继续用于我们的科学词汇、校友会的名称，以及商号和商标名称中。以alpha、beta、gamma、delta和omega最受青睐。

　　希腊字母表有些怪异之处，很让学者们着迷。最初一批希腊袭用者在抄录腓尼基人的咝擦音字母（带咝音的字母）时，显然犯了些小错误。对其字母zeta，希腊人选用了腓尼基tsade的发音和名称，但其形貌和在字母表中的排序，用的却是腓尼基的zayin。对其字母sigma，希腊人用了腓尼基字母semek的发音和名称，而形貌和排序却是腓尼基的shin。其他一些替换皆属鸡毛蒜皮。由于其发音常有细微变化，咝擦音便往往成为不同语言之间人所共知的绊脚石。在希腊人听来，腓尼基人的tsade和zayin大概没多大差别——但仍然无法解释希腊人为什么把这两个字母的元素合于zeta一身。看来，希腊人也是凡人。（作者：美国大卫·萨克斯（DavidSacks）；《伟大的字母：从A到Z，字母表的辉煌历史·A　第一和最好·腓尼基字母和希腊人：公元前800年的地中海东岸》）

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

　　正像腓尼基字母无法受限于腓尼基人的地域和语言一样，新生的希腊字母表很快就在外邦攻城掠地，那便是意大利。在希腊人袭用腓尼基字母的同一时代，希腊的某些沿海城市——怀着同样的求财逐利的热诚之心——正在开拓与意大利居民的远海贸易联系，后者不是希腊人，其统治者是伊特鲁里亚人。希腊人瞩意于意大利的丰富矿藏，远在西欧的银、铁，以及冶炼青铜的两种原料：铜和锡。伊特鲁里亚人作为矿主或中间人，能够提供上述资源。

　　由于伊特鲁里亚人的基地位于意大利西海岸，希腊人的航海路线便得在绕过西西里和意大利南端之后，首先抵达这里。航路开拓于公元前800年左右，而在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传奇航程中，或许就对这一过程做了番光怪陆离的忆述，这段历经西海巨魔和女妖的历险，见于《奥德赛》的第9到第12卷（约著于公元前750年）。

　　现代考古发现显示，希腊人大约在公元前775年抵达意大利，在那波利湾，现称伊斯基亚的一座近海小岛上建立了贸易中转站。他们此举无疑得到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准许。后来，这一中转站移到陆上，发展成意大利－希腊城市库迈，其遗址至今犹存。再后来，库迈的希腊人又在附近建立了一座“新城”（希腊语为Neapolis），即今日意大利海港那波利。为了交换金属矿石，希腊人或许付以奢侈货品：葡萄酒、香料，以及金属制品，如器皿、首饰和武器。希腊的定居者和进口货品对本土的意大利人来说，其作用无论好坏，都可谓意义深远。就文字而言，当时的意大利人一片空白，既没有字母文字，也没有别种书写方式。

　　尤其意味深长的是，全世界已知最早的希腊铭文之一便出自伊斯基亚。考古学家们出土了一只希腊陶杯，经鉴定，其年代约在公元前725年，外表面刻有一段欢宴的文字，讲的大概是商人们的宴会，有女奴助兴，文曰：“我是涅斯托尔之杯，从中得饮欢乐。无论何人饮下杯中之酒，都将立刻生出渴望，愿那戴着美艳花冠的阿佛洛狄忒将他俘获。”短语“涅斯托尔之杯”是句玩笑话，里面有典故：涅斯托尔是传说中希腊的一位国王，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之一，荷马的《伊利亚特》描写他有一只黄金装饰的巨杯。伊斯基亚的陶土杯实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尽管如此，这只陶杯对我们仍然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其铭文证明了，意大利的希腊人在公元前700年之前的数十年，便在使用希腊字母表。他们那些不识字的贸易伙伴们，可能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对希腊商品和文化的狂热追捧，将成为伊特鲁里亚人的一大特性。积年累月，伊特鲁里亚人的宗教信仰、社会风俗、行军作战、乃至艺术和建筑风格，均奉希腊人为楷模。现代学者往往把“伊特鲁里亚文化”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来定义这一深受希腊影响的文明。它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并在临近公元前500年时达到高峰。而此前，同一族群的形成阶段被称为维兰诺瓦文化（因博洛尼亚附近的考古发掘地而得名）。两种文化之间的突然断裂就发生在公元前700年。

　　伊特鲁里亚人采用城市联邦制，聚合以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每座城市都由一位国王进行象征性的统治。其祖地，位于台伯河与阿尔诺河之间——在现代地图上，即从罗马北部到佛罗伦萨和阿雷佐——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之名存留于托斯卡纳（Tuscany）和图西亚（Tuscia）等现代地区名中。但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势力扩张得更远：到公元前800年，他们已经据有了远至南方的加普亚（或许也是他们创建了此城）。加普亚成了他们与那波利湾的希腊人开展贸易的管道。到公元前550年，他们也已向北进占到波河河谷，以及阿尔卑斯山麓。

　　在他们治下的诸多非伊特鲁里亚城市中，有个位卑势弱的台伯河村落，名叫罗马。罗马人讲拉丁语，这种语言属印欧语系，与希腊语和现代英语（以及其他多种语言）有亲缘关系，但与伊特鲁里亚语无干。罗马人并非伊特鲁里亚强权的附庸，但受伊特鲁里亚文明影响至深。按照罗马人后来的传说，大约自公元前616年至前509年，在被人民驱逐之前，伊特鲁里亚人一直统治者罗马。罗马人养精蓄锐，以图雄起。终于，公元前4世纪时，他们揭竿而起，灭除了伊特鲁里亚政权，却对伊特鲁里亚文化兼收并蓄。到公元前250年，罗马人统治了意大利，拉开了一系列伟大征服的序幕。

　　不过，还是回头说说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吧。大约公元前700年，伊特鲁里亚人开始用希腊字母书写其语言。这一事实有考古发现为证，伊特鲁里亚富人的墓地中，到某一阶段便开始出现希腊字母文字的样本，但它们所表示的语言却并非希腊语。这种文字大多刻于陶器或（更常见的）金属器具——如一只银杯，一把铁剑的剑身，乃其主人的殉葬品。

　　这些字母的形貌属于西希腊字母表的风格，该风格为那波利湾的希腊人所用。无疑，这些希腊人便是字母表的来源，或许在将其传给伊特鲁里亚人的过程中，他们还很乐于配合呢。正像公元前800年，希腊人袭用腓尼基字母表来书写希腊语一样，此时的伊特鲁里亚人也袭用了希腊字母，并开始使之为己所用。

　　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处伊特鲁里亚墓葬，出土了一件约成于公元前660年的手工制品，它几乎讲出了整个故事。这是一件象牙雕刻的微型字母表，或许设计用来戴在颈上，在它上面，从右向左，雕刻着字母表中的26个字母。此乃西希腊字母，但也可能就是伊特鲁里亚字母表；在这一历史阶段，这两种字母表并无不同。

　　在这26个字母中，没有后来的第27个字母：omega。这一点告诉我们，在希腊的omega发明之前，伊特鲁里亚人便袭用了希腊字母表。（回到希腊，在公元前660年左右，omega才开始在铭文中出现，这与考古鉴定出的伊特鲁里亚字牌的年代相一致。）omega从未进入过伊特鲁里亚字母表；实际上，最早的26个源自希腊的字母中，有五个在后来被弃用，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发音并不为伊特鲁里亚语所用。最终确定（约公元前400年）的伊特鲁里亚字母表有22个字母，包括新发明的最后一个字母。

　　今天，我们有大约13000份伊特鲁里亚铭文，其年代可后延至公元前1世纪末，伊特鲁里亚文化彻底消亡之时。这些文字主要存留于耐久材质（石料、陶器、金属），包括墓志铭、法律文书、祈祷辞和其他祭文，以及关于财产所有权的声明。

　　材料如此丰富——正是对伊特鲁里亚社会活力与富足的礼赞——我们却只能译解那些短小且规则的信息。为什么？因为对我们而言，这些文字背后的语言仍然笼罩在神秘中。伊特鲁里亚语也许与世界上古往今来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无关联。与拉丁语和今日意大利的大多数语言不同，伊特鲁里亚语既不属于印欧语系，也不属于已知的任何语系。它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供比较的现代后裔。在这些铭文中，虽然我们能够读出所有词汇的发音，却往往不知道是何喻意。能够推断出意义的只有500个词汇，大多数是亲属称谓、官阶、人名，以及表示物件的词汇：“此乃莱毛斯纳的罐子（qutun）”。

　　现代研究表明，伊特鲁里亚语的语音与希腊语截然不同，尽管它从后者那里借用了字母表。其他不同之处还有，伊特鲁里亚语没有浊擦音：没有“b、d”和“g”的发音。伊特鲁里亚语中只有相对应的清音：“p、t”和“k”。甚至还有让我们看起来更古怪的，伊特鲁里亚语没有元音“o”，也不需要希腊语的O字母，当年伊特鲁里亚人还是让它在自己的字母表中保留了两百多年。同时，伊特鲁里亚语使用三种不同的“k”音，还有四种“s”，以及一个特殊的“f”音，在希腊字母表中，这些发音无法充分表现。尽管如此，伊特鲁里亚人通过对几个字母发音的重新定义，还是能让希腊字母表与其语言相适。这再次说明，字母的应变能力果然名不虚传。

　　公元前700年正是伊特鲁里亚两百年辉煌的开端，字母表的到来促进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功业，促进了通信联络、组织架构、艺术表达，凡此种种、像他们之前的希腊人一样，伊特鲁里亚人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识文能写的社会，商贾阶层（以及其他阶层）亦懂书写。商人们尤擅云游四方，广交友朋，也许便将这一技艺教给了外族。接着，在意大利，至少有七个非伊特鲁里亚族群开始用伊特鲁里亚字母书写了。

　　在罗马及邻近地区的古代遗迹中，最古老的铭文是纯伊特鲁里亚语的：源自希腊的伊特鲁里亚字母，表述的是伊特鲁里亚的语言。但是，在公元前620年左右的古迹中，某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在出土于不同地点的两份铭文中，伊特鲁里亚字母此时拼出的却是拉丁语，罗马的语言。（见第73页图）罗马人已经袭用了伊特鲁里亚字母，或者正在袭用的过程中，以为己所用。

　　在此后的350年里，到公元前250年左右，罗马人的文字可见于存留下来的650份铭文。对我们而言，不幸的是，其中没有足以显示整份字母表的字母清单。但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通过这些年的寻踪索骥，让有21个字母的真正的罗马字母表浮出水面。

　　为了书写拉丁语音（与伊特鲁里亚语大相径庭），罗马人逐渐对伊特鲁里亚字母做了些改动他们弃用了三个拿来但不需要的字母；他们重新起用了表示“o、b”和“d”音的希腊老字母；他们还为两个字母重新定义了新的发音，由此发明了我们的F和G，而且，在公元前600到前250年间，大约三分之一的罗马字母改变了形貌，将最早的西希腊字母观抛到了身后，从而面目一新，更为今天的我们所熟悉。

　　在公元前250年的21个罗马字母中，缺席的五个字母（相对于我们的26个字母）是J、V、W、Y和Z。它们的发音若非不为古代拉丁语所知，便是已被既有的罗马字母所包含。

　　配备了字母表和其他资源，公元前250年的罗马共和国崛起为新的世界强权。彼时之罗马，已经征服了伊特鲁里亚人、希腊人，以及意大利其他族群，一统半岛于罗马治下。罗马人此时放眼海外。在　　此后数百年间，他们将征服与吞并地中海诸国——迦太基、马其顿和其他国家——以及欧洲西部的蛮夷部落。在这些地区，罗马军团所到之处，罗马字母表也便紧随而至。

　　我们的罗马字母表的成形过程，列于这三栏字母的形貌之中。早期的伊特鲁里亚字母表，保留了袭用而来的全部26个希腊字母，包括伊特鲁里亚语从来不使用的四个。还有一个希腊字母的发音已经变了：它排在第3位，原本代表希腊语的发音“g”，此时变成了发音“k”——如此一来，就成了伊特鲁里亚字母表中的第三个“k”音字母。（伊特鲁里亚语没有“g”音，但口语里似乎有三个不同的“k”音）。伊特鲁里亚人的这一怪癖传至今天，变成了我们冗余的C－K－Q组合。伊特鲁里亚人也保有“s”音的四种形态，包括“z”和“ks”，并分别以四个字母予以表示。伊特鲁里亚人书写时既可以从左向右，也可以从右向左，但如表中所示，后一种书写方向更为流行（在从左向右书写时，字母的形貌要朝向相反的方向）。

　　早期的罗马字母表袭用了希腊－伊特鲁里亚字母的形貌，同时弃用了不为拉丁语所需的五个伊特鲁里亚字母。随着时间的流逝，罗马人的书写方向终于固定为从左向右（早期阶段是两种方向均可的），许多字形也变得与我们今天更为相近。大约在公元前250年，罗马人重新发明了表示“g”音的字母，伊特鲁里亚人曾将它抛弃，但罗马人感到，它在讲拉丁语时不可或缺。罗马的G没有排到字母序列的最后，而是加了个塞儿，位列第七，取代了对拉丁语来说纯属多余的一个“s”字母的位置。（作者：美国大卫·萨克斯（DavidSacks）；《伟大的字母：从A到Z，字母表的辉煌历史·B　敬陪次席·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

古印度印章文字

　　如果说这些印章为了解古哈拉帕的宗教习俗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线索的话，那么它们在阐明哈拉帕文化的社会结构方面也是很有价值的。同所载的楔形文字铭文已得到破解的美索不达米亚印章相比较后，专家们猜测印度印章大概是印章主人的姓名、职业和各种头衔。尽管众多杰出的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作了无数次的努力，他们的破译工作无一能令研究古印度的大多数学者感到满意。然而，近年来，印度考古研究院的依拉文索姆·马哈德文、芬兰的艾斯科·帕泊拉和纽约瓦萨学院已辞世的小沃尔特·A·费厄斯维斯这三位研究者在破解印章铭文那晦涩难懂的语法结构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至少有些人这样认为。

　　根据费厄斯维斯的看法，迄今已经确认了总共419个符号——如果铭文是梵文那样的字母文字，这个数目就太大了；如果铭文是像汉语一样的以一个符号表示一个字或词的表意文字，这个数目就太小了。费厄斯维斯说，印章上的铭文属于一种音译结合的文字：有些符号表示词汇，其他则纯粹是表音的音节。这样，某个符号可能代表一件具体的东西，例如鱼钩，也可能代表发音像“鱼钩”但意义却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好比一只眼睛（eye）图形经证实或许表示“我”（I）。这种规则称为“同音异意”，指意思迥异的词发音却完全相同。

　　为了确认将印第语中的形象和音节连接起来的同音异意词，费厄斯维斯和帕泊拉首先必须弄清那些古怪的“象形文字”可能代表哪一种语言。像许多别的学者一样，他们两人都选定了达罗毗荼语，一种至今仍被南印度超过1亿人使用的古代语言：毗邻印度河平原的山区中的古老社区的居民也讲这种语言。

　　达罗毗荼语中证实有大量的同音异意字：比如，通常表示“鱼”的字是“min”，它还表示“星星”。（这两个词或许都是从古代词根“min”中派生出来的，该词根意思是“闪烁”。）“鱼”的象形文字频繁出现在印度印章的铭文中：帕泊拉说，在它旁边经常有一系列垂直的对勾记号，据他和别人解释这些记号表示数量。同音异意的规则暗示这些符号组合可能代表一个星座，对勾表示星星的数目。

　　通过这样的推测，一个前面有六个对勾的鱼的符号可能代表昴星团，一个包括六颗可见星的星座。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上，提到天体，常与对人的尊称连在一起。印度印章上昴星团或其他星体的标志也许表示哈拉帕人同美索不达米亚人一样，将自己的家系追溯到诸如太阳、月亮和星星这样的天体。比如，费厄斯维斯把一枚印章上的铭文译成——“阿拉撒母般，西南部众酋长的大酋长，月亮的后裔”。

　　费厄斯维斯提出，这些天体标志有助于把较大的部族团体内的个人区分开来。与可能出现在铭文中的具体的姓名和头衔不同，部族内的从属关系可以通过印章上雕刻的图画来表示。这些图画通常描绘动物的形象，比如公牛、犀牛或大象。一枚刻有大象图案的印章或许表示它的主人是大象部族的一员——部族是一种超越一般的家系、为开展贸易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团体。

　　在哈拉帕地区发现的种类繁多的印章形象中，独角兽是迄今为止最为普遍的。在印度人类学家谢伦·拉格纳格看来，这表明独角兽部族在哈拉帕社会中享有支配性的地位。在公元前1000年的印度民间传说中，独角兽是生于童贞、半神圣的超人力量的化身。那么，独角兽部族的成员很可能是教士精英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所有独角兽印章中有64％是在莫亨焦达罗挖掘出来的，而费厄斯维斯认为莫亨焦达罗是一个重要的礼仪中心。另外20％的独角兽印章来自哈拉帕，而余下的印章大多分散在其他哈拉帕社区内。不管独角兽部族是否构成了一个教士阶层，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那就是该部族的成员与生活在遥远文明的人们有贸易往来。迄今为止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的遗址上已经出土了约一打哈拉帕印章，其中四枚带有清晰的独角兽图案。（作者：〔美国〕戴尔·布朗（DaleM.Brown）；《失落的文明：古印度　神秘的土地·第一章一个孕育了五千年之久的失落的文明》）

人类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古法考_吴天的新浪博客

——来自中国双墩古陶图文与甲骨文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佐证

沉睡7000年前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

方能驾驭东西南北方能定位四面八方

方能量化天下万象方能称起宇宙天体

序言：探索·发现·揭秘

何为中国史前原始建构与编制‘坐标’的文化？

何为人类原始建构与编制‘坐标’的源头？

何为人文经典的原始结构符号系统？

何为‘几何’图形结构的母本？

古老的、神祕的‘古陶图文’，迄今依然沉睡着……。七千多年前的彩陶器与小小彩陶碎片都凝固着玄秘的图文范儿，让人心旷神怡的走进了如醉如痴的梦境。至今，后生们仍无人知晓古陶图文范儿蕴藏的真缔；无人读懂古陶图文范儿表达的心声；无人敲开古陶图文范儿的——‘处女地’。

由于该课题的命题，笔者有幸走进沉睡在七千多年前的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范儿的‘处女地’；有幸走进沉睡在三千多年前的中国‘甲骨文字’符号范儿之怀；有幸走进沉睡在五千多年前的古埃及‘圣书文字’符号范儿之怀，能够与这些符号范儿对话、通心，全得以缘分。其实，得以继撰写《甲骨文养藏着中国史前原始“木结构”建筑原型》一文，在《建筑与文化》杂志发表之后，再一次直追中国史前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文化涵义及发生形成的古法，而得以觉悟。觉悟，触动笔者不得不站在人类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的第一次“木结构”时期与新石器中后期的第二次“石结构”时期的建筑革命的开启，来研究人类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古法、古义之道术。于是，笔者选择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和《中国彩陶图谱》及历代陶器史料；选择了由郭沫若主編的《甲骨文合集》史料；选择了古埃及出土的‘圣书文字’——“十字坐标”符号、“直角”构件法器符号、“十字叉城市坐标”（城市）符号及大形石刻“井杆坐标”符号（九宫格）史料，作为该课题考证、揭示、演绎的主要依据。然而，中国双墩考古发掘报告，从1985年发现，至1992年于2008年间才得以问世。也就是说，中国双墩考古发掘报告，从出土到问世，再到今日已经有二十八年的光阴，迄今仍无人敲开‘古陶图文’符号的大门。

该双墩考古发掘报告讲：“陶器是人类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考古材料证明，在中国境内1万多年前的先民们就已经发明了陶器的烧制技术。双墩是一处距今73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充分证明了双墩人的制陶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并且创制了一套属于自身文化特征的陶器群，……”“淮河流域的双墩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境内，是一处距今7300多年前的单一的新石器时代台地遗址，中心面积12000平方米左右。遗址1985年发现，至1992年先后三次发掘375平方米，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蚌器，骨、角器等文化遗物和丰富的动物骨骼，还发现了600多件陶器刻划符号……，双墩遗址具有独立的、典型的陶器文化特征，特别该遗址中发现的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象形、几何及其他各种单体、重体、组合体类型的陶器刻划符号。”“双墩遗址发现了我国目前年代较早、数量最多的陶器刻划符号，这套形、意结构的记事符号，对深入研究探讨双墩文化时期的历史状况，探讨其在中国文字起源和汉字的形成、发展中所起到的借鉴及影响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其实，中国双墩出土的陶器与承载的古陶图文符号，充分印证了七千多年前双墩智人的制陶技术进入了比较成熟的时期；其二，充分印证了七千多年前中国双墩智人契刻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等图文已经进入了科学理性与文化艺术的文明时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双墩陶器承载着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乃至人类从未发掘出土的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经典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

在今天，中国的木匠师傅称谓“十字坐标”符号，为“四花墨线”（十）。据中国考古考证，早在七千多年前中国余姚河姆渡人就发明了‘榫卯’木结构技术及成熟的“杆栏式”建筑。然而，在此观其中国双墩出土的古陶图文中的“杆栏式”建筑图形，方能再一次印证中国在七千多年前就有了简单化、规范化的“杆栏式”建筑。也就是说，在七千多年前中国人早就掌握了这一简单化、规范化的“杆栏式”建筑及‘榫卯’结构形式。其实，那时候的建构智者和编制智者早就得于“十字坐标”符号（“四花墨线”）之道，作为建构法器之符号。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笔者在考证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时，没有想到会引发出一连串的玄秘。玄秘，不得不让人冥思，不得不让人追究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背后所隐藏的真实原形、真实本质、真实功能、真实价值及真实意象，以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所涉及诸多领域中具有独特的、唯一的、经典的、不可取而代之的结构力学、结构功能及结构的多元化价值。于是，笔者开始追究中国双墩出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史料与中国殷商出土的甲骨文“十字坐标”文字史料和古埃及出土的圣书文字“十字坐标”符号、“直角”构件法器符号及大形石刻的“井杆坐标”符号（九宫格）等史料之根源；追究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文脉；追究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中国史前原始建构和编制空间构造的文化涵义及发生形成的古法、古义之道术；追究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人类第二次“石结构”时期的建筑革命的开启，到底以何种古法、古义所建造；追究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几何学”图形及“坐标系”符号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之关系；追究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规·矩’法器（工具）的发生形成之关系；追究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中国最原始的‘哲学’思维方法的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之关系；追究中国最原始的‘八卦坐标’思维方法的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之关系。可以说，这一切的追究都是该文章所要涉及研究的范围。

该课题研究的宗旨，笔者认为，在今天我们只有走出窠臼，老老实实跟随经典的考古报告，踏踏实实琢磨出土的史料，方能寻找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未知答案；我们只有以“人文原始结构符号”这把钥匙，方能打开人类‘古陶图文’符号的大门，方能揭开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甲骨文字’符号和古埃及‘圣书文字’符号玄秘的真实面纱，方能洞见造陶智者、甲文智者及圣书智者造其‘古文字’符号所隐藏的真缔、所要表达的心声。

该课题研究的价值，乃前世无人立论，乃当代中外建构史学者、编制史学者及考古学者忽视的课題，乃当代中外古文字学者从未涉足的课題。看似普普通通的、简简单单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它蕴藏着人类上万年来以理性认知天下万象之独立的、独特的、唯一的、经典的定位制造与定位法器的定位系统。正是这一定位系统，它蕴藏着人类上万年来以实践经验创建了经典力学、经典结构、经典功能、经典坐标、经典古法、古义之道术。肯定的讲，这一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功能价值，成就了人类诸多领域的广泛运用，至今任何结构符号系统乃不可替代的法宝。当然，这一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功能价值，方能填补中华乃至人类坐标符号系统史册之空白。这就是该课题研究价值之所在。

该课题研究的方法，主要以传统的考释与解读方法，同时，又以当代的‘解构与重构’与‘举折’等多元方法，来考证、揭示、演绎中国双墩出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中国历代出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与中国殷商出土的甲骨文“十字坐标”符号，与古埃及出土的象形文字“十字坐标”符号，与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与古今中外的建筑遗物、当代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坐标及制造装置、制造构件、编制用具等具有“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之间关系。

在此，笔者将以十个章节来考证、分析、揭示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所蕴藏的真缔。例如，第一章：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生成原理与哲学的关系。第二章：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派生“十”字结构符号系统。第三章：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派生“木·米字建构坐标”符号。第四章：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派生“井字坐标”符号系统，佐证原始建构与编制‘井干装置坐标’。第五章：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生成“规·矩”原理。第六章：古陶图文“米字建构坐标”养藏着中国“八卦坐标”结构图形。第七章：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与甲骨文“郭·墉”字，佐证中华三千多年前的城池坐标。第八章：古陶图文养藏着史前人类建造“石结构”的经典古法。第九章：考释古陶图文“万”字意象佐证人类早期“旋转装置”法轮。第十章：结束语。也就是说，唯有以考证、揭示、演绎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方能印证中华民族乃‘自恋、崇拜’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的民族；方能佐证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功能价值，乃天下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经典；乃人类坐标符号系统之瑰宝；乃中华建构、编制及制造国粹之经典。

在当下，唯有考古发掘的经典报告将会改写人类的历史，将会改变人们重新认知祖先的文明；将会改变人们重新建立学科的理论。可以说，史前人类早期的原始制造的文明，仍有着不少的空白点，还企待着更多的考古发掘的经典报告，方能重建、补写、修正中华诸多学科的理论。当然，唯有考证经典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方能填补中华坐标符号系统史册乃至人类坐标符号系统史册之空白。

这一古老的、神祕的、经典的非物质文化——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问世，将会让中华民族叹观止矣；将会让某些华人重新找回自信心；将会让世界重新认识古中华先人在科学理性与文化艺术之间，或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或心与手之间，或静止与运动之间玩拢空间构造的——神智。何为神祕？其实，天下神祕之物、奇异之事，乃吾不知也。不知也，乃等于神祕也。（相关文章：《甲骨文养藏着中国史前原始“木结构”建筑原型》、《何为中国建筑文化》）

言语和语言（上）、言语和语言（下）

记录和文字（上）、记录和文字（下）

古埃及字的遗裔：麦罗埃文和柯普特文

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_ 百度百科

苏美尔埃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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