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向秀《思旧赋》赏析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并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我和嵇康、吕安住所相近，那两人都有超凡出群的才能。嵇康志气高远而疏于人事，吕安心胸开阔而不拘礼法，后来分别因事被处死。嵇康集各种技艺于一身，尤其擅长音乐。即将受死的时候，他回顾日影，取琴弹奏。我行将西往，经过他们的旧居。这时，太阳即将下山，寒冰令人凄冷难耐。邻人有吹横笛的，发出嘹亮的声音。追忆过去游乐宴饮之盛，有感于笛音而慨叹不已，故而作这篇赋。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伫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而写心。
奉命前往遥远的都城，旋即归来向北而走去。乘着舟船渡过了黄河，经过山阳竹林的旧居。远望原野空旷而萧条，将我车马歇脚在城隅。踏着两人留下的脚印，踽踽行经穷巷和空庐。感悯《黍离》周室已倾覆，悲伤《麦秀》殷都为废墟。思念往昔而感怀今日，心绪迷茫而彷徨踯躅。庐舍依旧未毁而犹存，形影精神去到了何处?过去李斯即将处刑日，长叹黄犬再难逐狡兔。哀悼嵇康永别人世时，回顾日影索琴而弹抚。领悟人生于命运遭际，寄托余命于丝桐曲谱。蓦地又听鸣笛声慷慨，仿佛琴音中绝而复续。车驾息罢马上要启程，于是援笔抒写我心曲。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魏晋之际的学者兼文学家。他注过《庄子》，“妙析奇致”，吕安为之赞叹道：“庄周不死矣！”郭象的《庄子注》据说大部分都是剽窃他的。向秀流传后世的文章仅两篇，都与嵇康有关。一篇是《难嵇叔夜养生论》，是让嵇康发表正面主张而作的引发性文字，并不代表向秀本人的思想，他与嵇康这种双簧式的文章，正体现了两人真挚的友谊。另一篇就是《思旧赋》。向秀是在什么情境下 哀吊嵇康的，为什么仅百来字就辍笔不写了呢？这一切还得从包括向秀在内的竹林七贤说起。
三国曹魏后期，向秀与嵇康（223－263）、阮籍、刘伶、阮咸、山涛、王戎等相与友善，常游宴于竹林之下，故世称竹林七贤。向秀与嵇康友情最笃挚。有一时期，嵇康曾锻铁“以自赡给”，向秀就拉风箱，做助手，两人“相对欣然，傍若无人”。有一次名公子钟会来访，嵇康“箕踞而锻”，好半天也不打个招呼。钟会讨了个没趣，走时，嵇康还嘲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恼得钟会一直衔恨在心。这时，司马氏已大权在握，正欲取曹魏而代之，很在乎这些名士的态度，因为这关系到一般士人的向背。山涛和王戎死心塌地加入了司马氏集团。向秀与阮籍等人尽管对司马氏不满，却不愿以卵击石，便以醉酒佯狂、隐居缄默来避祸全身。 据说，有人与嵇康同居山阳（今河南焦作东）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他本来也是完全可以采取避世远祸做法的。不过，嵇康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这种联姻关系，使他在曹魏与司马氏的权力斗争中，很难超然物外。魏景元二年（261），山涛从吏部郎迁官，推举嵇康以自代，嵇康答以《与山巨源绝交书》，对山涛热衷功名与司马氏专政极尽冷嘲热讽嬉笑怒骂之能事，声明自己不愿同流合污，表现了这位名士峻急刚烈的另一面的性格。他在信中公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专断朝政的司马昭“闻而怒焉”。言者有所影射，听者即有所领会：汤、武是以武力定天下的，周公是辅佐成王的，孔子祖述尧舜，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如今嵇康一概非薄，这让司马氏篡位时怎么办才好？鲁迅分析道：“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嵇康是因吕安案件牵连入狱，才被政敌找到借口的。他与吕巽、吕安兄弟原来都是朋友，而与吕安情谊最笃，两人“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魏氏春秋》说吕安性“至烈，有济世志力”，更兼他向为嵇康的高致所折服，也是司马氏篡位的有力反对者。移居山阳后，他与向秀也成了好友，一起灌园务农。吕巽后因与吕安之妻有染，便诬陷其弟，嵇康调停过二吕的矛盾。但行止卑污的吕巽投靠司马氏，最终仍以不孝之罪把兄弟送进了大牢。吕安遂引嵇康为证，力辩自己无罪。嵇康一方面作《与吕长悌绝交书》，怒斥吕巽“苞藏祸心”，不屑与交；一方面为朋友毅然赴官，“义不负心，保明其事”，被收入狱。钟会这时已任司隶校尉，“当世与夺，无不综典”，提醒司马昭说：“嵇康是潜卧的龙，最应提防。”又说起数年前母丘俭起兵反对司马氏时，嵇康曾准备响应，故而力主“因衅除之”，免贻后患。史载：嵇康系狱的消息传出，前来探狱慰解的“豪俊”之士络绎不绝；因魏晋之际嵇康才学并世无两，有三千多太学生联名上书，愿意拜他为师，要求当局赦免。见嵇康这么得士人之心，司马昭更不会放过他。景元四年（263）深秋，嵇康、吕安被害于洛阳东市。
司马氏政权显然是借嵇康之头警告那些拒不合作的士人。在这种险恶的情势下，考虑再三，向秀决定奉本郡之命，以计掾吏入都求官。司马昭一见便挖苦说：“听说你有箕山归隐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巧妙答道：“巢由、许行等狷介隐士，不体会尧舜之心，有什么值得效慕的？”既替隐而复仕的矛盾举止自我解嘲，又把路人皆知其野心的司马昭吹捧为尧舜，《晋书·向秀传》说，司马昭闻言“甚悦”，向秀因而渡过了劫波，保全了性命。其后，他在朝“容迹而已”，做晋朝的官而不尽责，最终死在散骑常侍的任上。
尽管向秀慑于司马氏的淫威，被迫作出让步，但他不象山涛那样，良知泯灭，廉耻丧尽。就在入洛求仕的归程中，他没有径返故乡怀县（今河南武陟），而是绕道北上，特地往访与好友嵇康、吕安一起生活过的山阳旧居，写下了这一千古名篇。
《思旧赋》分为四层。前六句具体交代重访山阳旧居的情况，以引起下文。紧接着八句便因景兴叹，忆昔悼亡。接下来六句藉古典写今情，抒发了对旧友遭遇的感慨和悲愤。最后四句表达了将别故居欲说还休的绵绵思旧之情。这篇百余字的小赋，竟为向秀确立了在魏晋辞赋史上的不朽地位，那么，其艺术魅力究竟何在呢?
首先是构思布局独具匠心。这种匠心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序赋配合。向秀有意使这篇序文与正文在章法上虚实互补，前后照应，成为有机的整体。小序交代了自己与嵇、吕的关系，点明了两人的才性与遭际，对嵇康的技艺，尤其是音乐才华着笔尤多，这些都是赋体式正文所阙略的内容。序文进而描写了重访故居时所见（冬暮景色）所闻（邻人笛音）所忆（昔日游宴），既说明了作赋的原委，又为正文作了必要的铺垫，使相关内容起到交相呼应一唱三叹的效果。二是设计文眼。散文忌散忌平，历代名作都是形散神不散的。要做到这点，关键在于找到一个聚合整篇散文形神的闪光点。在《思旧赋》里，向秀以邻人笛声作为文眼，可谓巧思独运、用心良苦。这样，一方面把嵇康擅长丝竹、临终弹琴的事实，与笛音在音乐层面上自然而然地串连了起来，另一方面则使“听鸣笛之慷慨”的现实场景能与“妙声绝而复寻”的伤逝情绪天衣无缝地接榫。其后，“山阳笛”成为怀念故友的典故，类似庾信追悼王褒的“惟有山阳笛，忄妻余《思旧》篇”一类诗句不胜枚举，正说明向秀在文眼设计上的巨大成功。
其次是用典遣词慎审含蓄。向秀对嵇、吕有真诚的友情，不会为保全自己而诬衅挚友；凭吊旧居，人琴俱亡，内心是悲愤伤感的。但环境险恶，前途叵测，他又不能在文字上稍有闪失，以免得罪于司马氏政权，因而《思旧赋》整篇行文字斟句酌，隐晦游移。他既称赞他俩“并有不羁之才”，“志远”而“心旷”，但对他们的冤死却回避了“见杀”一类刺激性字眼，而用了“见法”，并以“疏”和“放”这种贬褒两可的词语作为他们“见法”的原因。序末虽说“感音而叹，故作赋云”，但声称只是闻笛追思过去的“游宴之好”，不过一般的“思旧”，竭力掩饰其政治内涵。向秀在赋里用了宗周之地遍植禾黍、殷墟之地尽种麦子的故实，似乎要大作兴亡易代、借故讽今的大文章，但立即笔锋一转，补上“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两句，再次表明不过借典悼友而已。在用典问题上，《文心雕龙·指瑕》以为，向秀怀念嵇康，却比罪于李斯，是譬拟不伦，惋惜“斯言之玷，实深白圭”。实际上，向秀以李斯作比是煞费苦心的。其一，李斯将死时的黄犬狡兔之叹，与嵇康临终前的顾日弹琴，在留恋人生上有相通处，以此设譬可谓暗合。其二，李斯实际上是屈死于赵高之手，与嵇康冤死于司马昭之手，也有着譬喻的共同性。其三，正因为李斯本人的有争议性，向秀用以作譬，既不至于厚诬故人，又可以逃避司马氏的罗织。这正是向秀用典斟酌谨慎的表现，刘勰的指责难以服人。
再次是今昔情境映衬交融。向秀一方面使当前思旧的情绪与景物水乳交融，另一方面使往昔的情境与今日的情境交相融合，增强抒情效果。在当前的情景交融上，作者着力刻画西下的落日、萧条的旷野、凄冷的寒冰、空寂的庐舍、慷慨的鸣笛，渲染一种悲凉悽怆、郁越愤懑的环境气氛，藉以烘托出全文“惟古昔以怀今，心徘徊以踌躇”的触景生情、怀友思旧的基调。不仅如此，作者还有意把今情今景与古昔的情景剪接叠印，形成了一种今昔交错的蒙太奇效应。这里的古昔，既有嵇康的往事，又有历史的场景。于是，殷墟的麦田、周室的禾黍与山阳旧居的穷巷空庐叠影在一起，向秀访旧听到的邻笛与嵇康临死弹奏的琴声交汇在一起。史载，嵇康就刑，神色自若，问长兄嵇喜是否如以往那样带了琴来，索琴奏《广陵散》，其旋律郁勃激切，“声调绝伦”，曲终慨然道：“过去袁孝尼欲向我学这首曲，我总是不愿教他。从今而后，《广陵散》失传了!”向秀把这一场景与李斯临终所发的再不能牵黄犬出东门逐狡兔的感叹粘连起来，既代嵇康倾吐了对生活的留恋，又抨击了司马氏的虐杀无辜的罪行，寄意于言外。当然，这种今昔情境的映衬交融并不是刻意做作的文章技巧，而确实是有感要发，有情要抒。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指出：“赋必有关著自己痛痒处。如嵇康叙琴，向秀感笛，岂可与无病呻吟者同语”，充分肯定了《思旧赋》的艺术感染力。
最后是以虚代实尺幅千里。哀吊类文章贵在短小，不宜过长，这是文章家的共识，此即《文心雕龙·哀吊》指出：“奢体为文，则虽丽不哀”。不过，在历代赋史中，《思旧赋》的正文仅一百来字、二十四句，在篇幅的短小上，堪称罕见。向秀在第三层“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两句中，把挚友的冤屈诿诸于“运遇”，读者已能感受到作者内心无尽的悲愤。但向秀却惜墨如金，不作发挥，而是宕开一笔转写邻人寥亮的笛声，仿佛听到故人悠扬的琴声，嵇康似乎还在旧居弹琴，而实际上他已被司马昭杀害，令人更生人琴俱亡之痛。至此，作者把思旧悼友的感情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他完全可以在这一高层面上，酣畅淋漓地大做抒情文章。但向秀却似毫不在意地说，自己这就要起程返回了，援笔就写这些心里话吧。全文突然终止，给人以一种言犹未尽之感。作者这么处理，一方面固然与政治压迫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根据哀吊短赋的艺术特点，有意作出的构思。中国艺术精神向有以少胜多、以虚代实的美学方法，《思旧赋》正是实践这一法则的成功范例。它在可以议论抒情的地方，留下了必要的空白，让读者自己去补足、品味和领悟。而整篇赋在进入高潮后嘎然而止，与音乐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休止，有异曲同工之妙，与中国画中半边空白的布局，有殊途同归之效。二百多年后，文学理论家刘勰指出，哀悼文的成功前提在于“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向秀以其沉痛短小的《思旧赋》表明他是早就深谙其中三昧的杰出作家。
一九三一年，柔石等左联五作家被杀，鲁迅奋笔撰文。在这又一个“吟罢低眉无写处”的时代，他悲愤地提到了这篇名赋。他说：“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了。”鲁迅不愧是向秀的知音，在他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里，分明可以看到《思旧赋》的影响。鲁迅为后人理解向秀之赋指明了一种时代氛围，时隔一千六百多年的两篇名文在追悼亡友、抗议暴政这点上都是传世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