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社会日趋进步和经济不断发展的现在，仍然有着困苦不堪的地区。经济不发达，生活水平只低不见高，人们有的饿死，有的病死，还有的更甚于活不下去而自杀，这些现象在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的情况下是真实存在的。在那些西部边远地区和一些省区的贫困地方，人们的生活情况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在那些地方，没有发达的教育水平和医疗设备，孩子上不了学或者上了学也只是上不了几年就没钱供孩子升学了，不止一个孩子的家庭姐姐或者哥哥基本上是没有上学机会的，因为医疗不发达病人或许一点小毛病也会因得不到即使治疗而死亡。这些在我们眼里很不可想象的事情却是真实存在的。
在第79届奥斯卡上，39分钟的中国纪录片《颍州的孩子》获得最佳纪录短片奖,,该片的获奖被众多人认为是一种意外，其实这恰恰反应了当今中国纪录片创作中的一种内在的趋势，即吕新雨教授所说的“社会行动类纪录片”暗潮汹涌。在这部记录片就反映了，我国存在的那些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艾滋病并不是一种可怕的病，而在记录片中，那些对于艾滋儿童的村民让我们觉得气愤，而那些为了维持生计而去卖血进而得艾滋病这种现象让我们不禁反思，现在的中国还有这种地方么？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纪录片的核心为真实。而某些纪录片逐渐商业化，纪录片反映的真实性也让我们有些质疑。而纪录片《颍州的孩子》纪录了安徽阜阳颍州地区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及当地受艾滋病影响孤儿的生活。通过“艾滋孤儿”高俊、任楠楠等人的生活境遇，客观而深刻地表现了“艾滋孤儿”的恐惧与无助，亲情的冷漠与无奈，周围人的歧视与无知。
阜阳毗邻河南。在上世纪90年代初，非法采血泛滥，颍州区，以及阜阳的阜南县、临泉县等地区的部分村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他们的子女也因此成为贫困儿童。预防艾滋病宣传制作（CAMP）耗时一年多，跟踪拍摄了安徽阜阳颍州地区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并对当地艾滋孤儿的生活做了详实的纪录。
《颍州的孩子》记录了颍州区的高峻、任楠楠与黄金红、黄新梅和黄新雷三姐弟等几个因艾滋病而贫困的儿童，受歧视，甚至被亲人抛弃的心酸故事。后来，在当地政府和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的宣传和资助下，歧视得到一定程度的消除，任楠楠找回失去的亲情，高峻则继续着寄养生活。此片片长49分钟，由杨紫烨导演，汤列伦监制，预防艾滋病宣传制作拍摄完成，希望借此促进人们对中国艾滋孤儿的关注，呼吁全社会一起来关爱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为他们创造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
本片在故事的架构中设置了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纪实的，记录下故事中的两个主人公：高俊与楠楠的生命历程，以及伴随这个过程的周围的人的心理、性情的表现。另一条线索是访谈，简短的访谈穿插在纪实的影象片段中，既形成了一种结构，又突显了创作者的意图。这是当前许多纪录片常用的叙述模式，如陈为军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以及张以庆的一些作品。
作者注重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又试图超越这个题材，通过作品中呈现的人物关系，人物内心世界的表露，想达到一种超越题材的人性的展示，注重对故事中人物心绪的记录，作者不光展示故事人物的命运，同时试图让题材承载一种社会性的东西，理性的东西，主观的东西。法国著名纪录片导演尼古拉"菲利贝尔在北京一次国际纪录片展上说：做纪录片不是象做新闻那样，向别人提供信息的东西，应该把咨讯从纪录片中拿掉，纪录片的情感和力量不亚于故事片，作品是超越题材本身的，题材并不重要，纪录不是挖掘渐进的方式，更多的象一条路径，划出一条轨迹，象跟大家一起去旅行，而且是一次奇异的旅行。因此纪录片不是一个被动的东西，是主观的，对现实的阐释，是对心绪的纪录，本片无疑是对这种观点的最好诠释。影片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对艾滋病这一叙述主题的纪录，而是在细致真切叙述这一主题的时候主动做了一些超越：纪录了在感染艾滋病这一生命状态下，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人物内心深处的孤独，同时刻画了人情的冷漠与无奈。作品试图在向人们诉说：不经意间人们会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热闹，人情却越来越冷漠，人心也越来越孤独。孤独与死亡是该片在主题上的叙述与超越。
音乐在纪录片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片为了叙事的要求，除了同期声之外，运用了较多的人工音乐，以烘托片子的主题，形成叙事的架构。一般来说，在纪录片中“不要过度使用音乐，如果你这么做，观众会拒绝去听它”，但是本片中音乐的运用，却让人感觉是不可或缺的，是画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本片叙事结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有的时候音乐仅限于就单个画面镜头之内，有的时候音乐却超越了单个镜头画面，即音乐连续贯穿几个镜头。正如叶子所说，“音乐不但可以用来连接同一场面的不同画面，也可以用来连接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镜头。同一个持续的声音作为背景，能很自然地把不同的场景画面贯穿起来，声音联系着一系列变化的镜头，这些连续出现的画面可以表现一件事情的几个方面，一个环境的各个侧面，也可以表示某一幻想的若干片段”
2007年，在刚刚结束的奥斯卡颁奖礼上，39分钟的中国纪录片《颍州的孩子》获得最佳纪录短片奖。杨紫烨也成为继虞琳敏1997年的《呼吸的代价》之后，又一位获得这份殊荣的华裔纪录片工作者。杨紫烨表示：“如果因为我所拍摄的影片，使人们消除对艾滋病的误解和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推动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们的生存环境进 一步得到改善，那才是对这部纪录片最大的艺术肯定。”杨紫烨导演表示，今后如果有好的机会，她也会亲自操刀拍摄电影故事片。
关于中国艾滋病患儿命运的纪录片确实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据报道，在《颍州的孩子》获奖当天，制片人托马斯就给中国友人发电邮说，已有人捐赠1万美元。有消息说，国家将修改税法，将慈善捐款免税额从企业所得税的3%提高到10%，这是鼓励捐赠的制度性措施之一。而对于善款的使用，最重要的就是公开透明，可以立法要求所有慈善组织（无论政府与民间）一律要上网公布进出细目，接受社会监督和专业审计。
其实我对记录片的感觉就是太过于真实了，有些时候让我觉得太‘残酷’，或许是自己不忍心看到那些我不愿相信它存在可事实存在的事情吧。在看《颍州的孩子》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我被震到了，感觉它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一样。透过典型的艾滋病人生活境遇的揭露，影片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又深入表现了两个面。一个是罪恶面，既艾滋病产生的原因—非法卖血者的内部交易。而卖血的根源在于贫穷。另一个面是社会上很多人的关心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救助，这是爱的一面。而爱的根源在于人性的力量。因此，影片并没有采取很多评论性语言，而是通过客观段落的叙述，展示了人性的多个面以及社会的多个面。每一个都是复杂的，又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