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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王朝，死后谥“文正”者八人。其中，嘉庆朝是朱珪。提议此谥之人，正是嘉庆帝本人。他说：“揆诸谥法，足当‘正’字而无愧，特谥文正”。若论官职，朱珪比不上刘统勋；若论清正刚直，他也比不上王杰。嘉庆皇帝何以如此看重朱珪呢？
朱珪（1730-1806），清史稿有《朱珪传》，其说：“朱珪，字石君，顺天大兴（今北京）人。先世居萧山，自父文炳始迁籍。文炳官盩厔知县，曾受经於大学士朱轼。珪少传轼学，与兄筠同乡举，并负时誉。”据说，大兴朱氏，本居河南，南宋时迁居浙江萧山，后以萧山为祖籍。其曾祖朱必名迁北京大兴，祖父朱登俊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曾任湖北长阳县知县，其父朱文炳也当过陕西盩厔县知县。朱文炳在盩厔县任职时生育四子：朱堂、朱垣、朱筠、朱珪。朱文炳在盩厔落职之后，回京教孩子读书，再未出仕。四个孩子，以朱筠和朱珪聪慧过人。兄弟两人同在乾隆十二年（1747）应乡试而为进士。
朱氏兄弟，似乎朱筠比朱珪出道更早。他文才出众，并被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所赏识。朱筠，（1729-1781），字竹君，号笥河。13岁通七经，15岁已善于诗文，曾任乡试主考官、会试同考官，三通馆及《日下旧闻》纂修官等，又曾督安徽学政，福建学政，曾参与《四库全书》编撰工作，并以唐朝韩愈、宋代欧阳修自任，“振起古学，奖拔寒畯”，追随他的文人学士前后达数百人。王昶曾评价：“天下承学之士，趋风附影，望为依归”。可见其学术名望之高。相比之下，朱珪出仕之后，除在京任散馆授编修、侍读学士外，一直在地方上做官。如河南乡试、会试同考官、福建粮道、按察使、兼署布政使、补湖北按察使、山西布政使、代理巡抚、按察使等职。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朱珪的仕途才发生根本转折。
这一年，发生一件事。有人参奏朱珪，说他整天读书，不务正业。清史稿说：“珪方正，为同僚所不便，按察使黄检奏劾读书废事”。该状递到了乾隆手上。其实，乾隆对朱氏兄弟是有所了解的。特别是他的哥哥朱筠，曾在安徽学政任上，向乾隆上奏建议，要对明朝《永乐大典》进行适当的编撰工作。乾隆十分重视，曾多次上谕提及朱筠建议，要求军机处议之。这就是《四库全书》编撰的由来。乾隆本身就一位文人，对朱氏兄弟的文才，早有所阅赏。于是，他大笔一挥，下了结论：“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
乾隆的判断是正确的。朱珪尽管一身书卷气，但为官清廉，口碑甚好。野史曾有记载，有一年除夕，有客人造访朱珪，问他当年收入怎样，朱珪举着胸前荷包说：“可怜此中空空，压岁钱尚无一文也。”刚说完，门人手里拿着礼物对朱珪说：“这是门生某某节仪若干封。”朱珪便对客人说：“此数人太呆，我从不识其面，乃以阿堵付流水耶！”阿堵者，钱也。又说他任山西布政使时，阳曲县令吴重光乃“文字之交”。有一次，他找吴重光，手拿借条，说：“我奉召入京，可囊中 空空，需路费二百两，特立字据向你借用。”吴重光当然一口答应，但不好意思收借条。朱珪严肃地说：“你不收借条，是不是要向我行贿？”第二天吴即将银两送去，将借条取走，朱珪才收下银子。不久，朱珪从京城托人捎银还债，并索借条而去。
或许，在乾隆看来，朱珪既是一介书生，做不好官，还不如回京任职吧。这就叫人尽其才。当时，乾隆皇帝还有一个天大的秘密。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皇帝已秘密地将十五子永琰（后改名叫颙琰）立为皇太子。此前，乾隆皇帝曾先后立两个皇太子。第一个皇太子是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次子永琏。乾隆认为永琏“朕之嫡子，聪明贵重，气宇不凡”，他即位后曾亲书密旨，立永琏为皇太子，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但是，永琏9岁时即死去。乾隆在永琏病故后，又立皇九子永琮，但又因痘症而早殇。现在，他又圈定了十五子永琰，正急着给他物色教书先生呢？正好，朱珪闯进了他的视野。于是，朱珪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奉召进京，即被授予翰林院侍讲学士，到上书房任永琰的专职老师。是年永琰１７岁。可见乾隆对朱珪是信任和赏识的。
朱珪品行清廉，学识渊博，古文古诗词亦造诣颇深。朱珪做了嘉庆的老师，既教授咏吟李杜诗篇、韩柳文章、苏辛词句，也从四书五经中阐发仁政爱民、国以民为本的治国之道，特别是对历代帝王的治国方略、御臣之术、安民之道、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据说，在讲《出师表》时，朱珪特别透彻地讲解了“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他联系历代兴衰，强调君王应该自正自清，辨别贤奸。他还反复强调，修身要严格区分诚实与欺诈，看人应仔细辨别仁义与势利，君心正则礼义廉耻发扬。朱珪悉心教导，永琰学业大进。他们两人，朝夕相处，情同父子。
按理说，朱珪教导有方，应该嘉勉才是。然而，朱珪仅仅做了四年老师，即被乾隆外放了。一位皇太子的老师，竟然被放到福建当学政（教育厅长而已）去了。按史家的观点，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朱珪清正廉洁，而为当时的权臣、有“二皇帝”之称的和珅所猜忌。临行之时，朱珪留下箴言，望永琰切记。对此，清史稿有记载：“四十年，召入觐，改授侍讲学士，直上书房，侍仁宗学。四十四年，典福建乡试。次年，督福建学政。濒行，上五箴於仁宗：曰养心，曰敬身，曰勤业，曰虚己，曰致诚。仁宗力行之，后亲政，尝置左右。”其关键之处，就是要求永琰一定要学会韬光养晦。永琰则是谨记在心的。甚至当了皇帝之后，他仍然将其作为座右铭。不过，师生俩，虽说分居两地、远隔千山，但书信频繁。据说，仅永琰给他的书信就达１３９件之多。可以这么说，朱珪对嘉庆的教诲从未中断。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被正式宣布立为皇太子。乾隆六十一年（1796年）正月初一，嘉庆受乾隆帝禅位即帝位。但是，朝政仍由太上皇乾隆控制，颙琰也只好暂居毓庆宫。是年，嘉庆帝年37岁。时此，正在两广总督任上的朱珪，写信祝贺嘉庆登基，同时，又在信中提醒这位弟子：虽已继承大位，但事事处处皆当小心从事，不可多御政事，能推则推，加强修养。他特别提到当年康熙皇帝皇太子“立而复废、废而复立”的教训，要求嘉庆帝小心侍奉太上皇。对这些肺腑之言，嘉庆帝看了，心领神会。对太上皇，甚至是和珅，他都是处处谦让，事事谨慎，用道家无为思想，来保全自己皇位平安。正史野史，对此都有记载。
期间，嘉庆皇帝也曾经想过，要把朱珪从两广总督任上召回。其理由，就是向太上皇提出继续学习古体诗和古文的要求。因为，朱珪最擅长古体诗和古文。乾隆觉得儿子的要求并不过分，自然想到朱珪，于是就想把朱珪从两广总督任上调回，提升为大学士。嘉庆知道后，非常兴奋，旋即给朱珪写贺信。不料，这封贺信的草稿被和珅获得。和珅心想朱珪与自己一向过不去，他又是皇上的老师，如将朱珪调到皇上身边肯定于己不利。因此，他便将信交给了太上皇，并说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太上皇听后，自然不悦。其时，乾隆皇帝已年老昏聩，说话含糊，如同“天语”，左右上下只有和珅听得懂。于是，和珅俨然成为太上皇的“化身”。据说，朱珪为此险遭不侧。最后经军机大臣董诰的斡旋，此事才不了了之。这一次，朱珪不仅没当成大学士，反而被责以缉捕广东洋匪不力，降职为安徽巡抚，嘉庆也无可奈何。大权在握的和珅，竟然还说服了太上皇，派了他自己当年的老师吴省兰以和诗为名去辅导“儿皇帝”嘉庆，顺便监视其一举一动。
然而，此时的嘉庆皇帝，早已不是小孩子了。他已明白，他的一国之君的地位还是个摆设，太上皇只要一息尚存，和珅专权就会一日不止。因此，嘉庆在和珅面前大智若愚。内心不满，外表则谦恭，客气地称和珅为相公，丝毫不露锋芒，甚至和珅前来陈奏政务，也故作拿不定主意，让他去请示乾隆处理。《啸亭杂记》记载：“上既受禅，和珅以拥戴自居，出入意颇狂傲。上待之甚厚，遇有奏纯庙者，托其代言”，等等。吴省兰到嘉庆皇帝宫中，“上知其意，吟咏中毫不露圭角”，弄得和珅一点防备都没有，“故心安之”。
机会终于来了。嘉庆四年正月（1799年2月7日），乾隆病亡。嘉庆皇帝亲政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理和珅。这件事，似乎比治丧更重要。他首先下诏，令在安徽巡抚任上的朱珪火速进京。同时，重用刘墉、董诰等大臣。为了麻痹和珅，嘉庆皇帝在安排治丧大臣的名单时有意将和珅列为首席，并特命和珅主持一切丧务。其用心，就是下诏治丧期间暂免其军机大臣、步军统领等衔，专心治丧。对和珅的心腹福长安也作了同样安排。其实，和珅和福长安值守殡殿，与外界完全隔绝，实际上被软禁起来。乾隆去世第二天，嘉庆皇帝即发诏，鼓励满朝文武揭露和珅；乾隆去世第五天，嘉庆皇帝即将和珅和福长安等逮捕，并查抄了他俩家的所有财产，宣布和珅20条罪状，并赐以自尽。等朱珪赶回北京之时，和珅早已魂归九泉、追随先皇去也。野史亦有嘉庆秘丧不发、矫乾隆“遗诰”一说，有声有色，可读性很强，但可信度不高。以乾隆对和珅之信任，他怎么可能会让他追随而去呢？
据史书说，朱珪到京城时，嘉庆亲自到城外迎接，想想自己累受师傅教诲，以韬光养晦之计而翦除和珅，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他拉着朱珪的手，失声痛哭，在这历代帝王中是少有的。清史稿说：“至京哭临，上执珪手哭失声”。之后，嘉庆皇帝提升朱珪为直南书房，管户部三库，加太子少保，赐第西华门外。清史说：“时召独对，用人行政悉以谘之。珪造膝密陈，不关白军机大臣，不沽恩市直，上倾心一听，初政之美，多出赞助”。
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二月五日，朱珪因病去世。清史稿记载：“未几，召对乾清宫，眩晕，扶归第，数日卒。上亲奠，哭之恸。”据说，朱珪“门庭卑隘，清寒之况，不减儒素。”他的卧室也只有旧棉布褥子。嘉庆帝赶去祭奠，可他的家门太狭小破旧，御轿竟然抬不进去，寒酸的境况与穷秀才相差无几。另外，朱珪四十多岁即丧妻，他竟然没有续娶妻妾，一人独居而终老。“年四十馀，即独居，迄无妾媵”。可见，朱珪也是一个令人起敬的清官。嘉庆皇帝对自己的恩师，评价甚高，称其“持躬正直，砥节清廉，经术淹通，器宇醇厚”，“服官五十余年，依然寒素”，“不愧为端人正士”。最精辟的一句话是：“半生惟独宿，一生不言钱。”不近色且不言钱的为官之人，现如今也是少之又少的。
朱珪死后葬于北京近郊，至今仍有墓碑和墓志。据说，嘉庆皇帝曾两次亲奠其墓。看来，嘉庆皇帝还是重师生情义之人。确实，当年若无朱珪恩师耳提面命，他这个“嗣皇帝”能否扶正，或许还是个悬疑之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