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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记忆》第80期刊登宋彬彬的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称，80年代实验中学已经做过组织结论，说宋彬彬在 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1966年6月初，由团中央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正式进校，主持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宋彬彬当选学生代表会(简称“学代会”)副主席。7月29日，宣布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反工作组的学生成了革命的左派，而宋彬彬和原学代会的成员都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成了“保守派”。8月5日下午，高一部分学生对卞仲耘发起斗争的，打人了。宋彬彬等人劝告不许打人后离开……傍晚，听说卞校长快不行了，宋彬彬等几个人与李松文老师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李老师带头签名，写下了6个学生的名字。医院才开始抢救。一个多小时后，卞校长抢救无效死亡。宋彬彬等人于是连夜走到北京饭店去找市委领导，向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汇报。
宋彬彬自辩没有参与打死卞仲耘，可信否？听其言，观其行，并与相关人士的陈述印证，笔者相信宋彬彬的话。打死人是很疯狂的行动。现在可以确信，卞仲耘校长被打快死的时候，宋彬彬等人送医院求医，并签字力主救治，这是自觉的、理性的行动，与疯狂行动不沾边。后来还亲自向北京市委书记汇报校长被打死了。这也是很理性的行动。做了这两个理性行动的宋彬彬，应当不是凶手。
那么，到底谁是杀害卞仲耘的凶手？宋彬彬应当是知情人，但她没有说出更多的真相，只是笼统地说，当天是“高一学生”组织实施了对卞仲耘的最后一天的斗争（包括暴力）。
网上有署名“伏生”的文章《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称：只见几个高一姐姐班（当时我们初一班和高一班为姐妹班）的学生拿着大棒，押着校长、主任们从北教学楼里走了出来……文章着重指证了“高一学生”……
王友琴博士曾于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王友琴近30年来一直坚持从事文革研究，致力于真实记录文革场景和普通人的苦难。她是第一个报道卞仲耘事件的人，发表过《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一文——８月５日下午２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旧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
王友琴这篇文章也指向“高一学生”……王友琴的文章特别写了一个红卫兵——邓榕，于是笔者顿生怀疑，感觉邓榕难免已经身陷其中，是参与斗争学校领导的重要人物，她应当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一定的责任。虽然王友琴、宋彬彬、伏生均不曾公开指控邓榕，可以理解，谁不知邓家权倾一时。
宋彬彬，1947年出生，1966年读高三。邓榕，1950年出生，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学生，1966年的红卫兵，极可能正读高一。
宋彬彬称，80年代实验中学做过明确的组织结论，说宋彬彬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笔者对于邓榕是否获得类似结论深感兴趣，但无从得知。宋彬彬获母校认可，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宋彬彬被评为“知名校友”。邓榕似乎无缘获此荣誉，至少笔者未曾知悉。
百度名片：邓榕，女，1950年出生，四川广安人。又名萧榕，小名毛毛，邓小平小女儿。北京医学院毕业，曾任总政组织部副处长，驻美大使馆三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研室副主任，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社长。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
百度名片当然不会记录邓榕的红卫兵经历，甚至不提她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未能证实她是否象宋彬彬那样获“知名校友”荣誉。
笔者在网上查到2010年第8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冯敬兰、刘进、叶维丽、宋彬彬、于羚的文章《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讲得更有意思，是高一3班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以下是刘进的讲述：“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拉到操场去游斗……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A同学指控参与打人的“名人”不是邓榕又是谁？网上有篇署名叶维丽的文章《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其中写道：“高一三班在那天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是当年女附中很多人都知道的。我在调查中，访问了班主任艾老师和若干位原高一三班学生，她（他）们都非常坦率地说到这个基本事实。老实说，对那天斗人时，谁格外活跃，大家也都心中有数……”既然说“大家也都心中有数……”，为什么不敢公开指证？似有难言之隐！
《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还提到，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邓小平指导这个点时说过，不允许在学生中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那会儿海淀区中学已经有了红卫兵这种学生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邓强调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他们(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显然，邓小平如意算盘落空了，连女儿邓榕都参加了红卫兵，甚至有可能参与了暴力。
去年8月《开放》发表署名“敏一鸿”的文章，称研究这文革血腥“红八月”第一大案的网友将卞仲耘副校长（当时该校没有正校长）被打死那天，全体在校学生名单公布在网上，是一件有利于寻凶问责的好事。笔者于是试图在网上搜索这份学生名单，以便看一看高一3班都是一些什么人物，有没有邓榕在内？可惜没有找到，似乎已被删除。
笔者坚信，中共内部对于红卫兵如何策划、如何实施斗争并造成卞仲耘死亡的情况早已经作过调查，有结论，封进了秘密档案，不令民众知情。依靠网络，笔者隐约看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一3班那几个“公主党”涉嫌害死了她们的校长卞仲耘。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打死了上千人，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772人。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死于自己的学生之手，十几岁的女中学生、公主党，故耐人寻味！当时的中国不应当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只能算是山寨国家——真正的国家没有私刑，但山寨国家是个例外，专政之下，红者通吃，“公主党”都可以取人性命！1954年宪法写上了“公民权利”，但谁也不当一回事。毛泽东喜欢国家山寨化，还特别喜欢折腾，死人、天下大乱亦在所不惜，如果中共能够从1954年立宪后认真行宪，那么，灾难或可避免。可惜，毛泽东及大小当权者本性难移，走的是国家山寨化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山寨中国害了卞仲耘等等众多文革蒙难者，并令中华文明古国蒙受山寨之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