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和曹轶欧

康生和曹轶欧的后人 曹轶欧评价康生康生和曹轶欧的子女

　　本文来源：《人民政协报》2012年11月1日第B3版，作者：黄英，原题：《张伯驹与康生因“借画”而结怨经过 》

　　民国初年，人称大收藏家张伯驹、少帅张学良、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溥仪的族弟溥侗（红豆馆主）为北平城里的“四大公子”。张伯驹曾不惜倾家荡产，置生死于度外，同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做过惊心动魄的争斗，展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威武不屈的宝贵品格。解放以后，依然有人惦记着他，惦记着他手里的古董。

　　有一天，康生来到张伯驹家中，一番客套后，康生走到了大书架前，拿起一函线装的清版《宋元学案》，随意翻了翻说：“听人讲，你收藏了不少古画，可以看一看么？”

　　张伯驹谦谦地说：“多少有一点，不过大都不在这里。”

　　张伯驹让妻子慧素从里间小书房中取了七八幅字画来。这都是北平解放前夕买的，基本上是明清两朝画家的作品。

　　张伯驹把画全挂了起来。

　　康生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凑近一幅明代画家戴进（字文进，号静庵）的山水画卷，眯着眼睛看了起来。

　　“这……是真迹么？”

　　“是的。”康生点点头，又看第二幅。这一幅是明代画家吴伟（字士英、次翁，号鲁夫）的《江夏秋居图》。吴伟于明弘治年间被皇帝赐“画状元”之印，名动一时，笔触恣肆，山水画的意境很独到。康生看了，不住点头。

　　再下一幅是清代画家黎简（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的山水画，画面苍润而淡远，康生看得如醉如痴。

　　接下来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虚谷的山水画，康生看得更入神了，竟情不自禁地连声赞了起来。张伯驹站在一边，心下甚是怀疑。他不明白，这康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几件东西，能不能借给我看一看。内人伴竹（曹轶欧的笔名）也喜欢写写画画的，让她也欣赏欣赏。”

　　张伯驹自无不允，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慧素去找了个布兜，张伯驹则把画一一取下来，卷好，放进布袋里。

一晃几个月，康生那儿再没了一点儿消息。

　　几件明清的古画，虽说算不了什么，可张伯驹总觉不那么对滋味。若是康生痛痛快快地开口说：“我喜欢，想要。”他不会皱一下眉头。这般以借代取，未免缺了一点儿君子的风度。

　　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由于与张伯驹住得近了，两人之间走动较多。一天，无意之中，张伯驹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陈毅秉性耿直，当下十分生气，回去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

　　周恩来是西安事变时才听说张伯驹这个人的。当时，他在张学良的官邸见到了一幅字体很怪的条幅，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见人不正，虽贵不敬；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

　　周恩来很欣赏这段话，于是，张学良便把张伯驹的为人细细向周恩来讲了，并把这幅字转赠给了周恩来。此番听陈毅这么一说，周恩来想了想说：“事情虽然不大，可影响不好。康生同志也许忘了，不记得有这回事了，我们想个办法提醒他一下。”

　　邓颖超找到了曹轶欧，谈话是十分委婉的：“小曹，听说康生同志借了几幅不错的明清山水画，不知还了没有？恩来说，想借来看看呢。他那个人，别看忙，也喜欢看画。真的，看一幅好画，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呢！”

　　曹轶欧一怔，马上说：“哦，那几幅画，刚刚还了。总理喜欢，我想办法再借来。”

　　邓颖超摇摇手：“既然还了，就不麻烦了。以后若借到什么好的字画，告诉我一下。”当晚，康生便让人把那几幅画送到了张伯驹家。见了画，张伯驹好生惭愧，以为是错怪了人。对陈毅一说，陈毅听说画已经送回，心中暗觉好笑。见到总理时，便把这件事说了。大家都知道康生一向的为人，也便没再说什么，这件事就算放下了。

　　然而，就连周恩来、陈毅也没想到的是，康生对这件事竟一直耿耿于怀。曹轶欧把邓颖超的话对康生一说，康生马上就 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表面上，他让人把画送了回去，心底里，却牢牢地记下了这笔账。这件事，改变了张伯驹今后的命运，使他的人生之路充满了更多的坎坷和不幸。

　　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等共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家。

　　张伯驹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

为康生的老婆曹轶欧诊病(李乔)

曹轶欧何许人也？

　　这话若是在二十多年前问，绝对是多余的，因为那时此人的知名度极高———谁不知道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呢？但在今天，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曹轶欧就不算是知名人士了，她已在历史的垃圾堆里沉睡多年，久已无人问津了。然而若是谈及中国的“运动史”，特别是文革史，曹轶欧依然是一位需要屡屡提及的知名人物。

　　曹轶欧之知名，并非仅仅因为她是康生的老婆，并非只是“夫贵妻荣”；那样看，决然是贬低了曹轶欧。曹轶欧之知名，乃是因为她与康生同为中国现代政坛上的杀手、迫害狂，因为她与康生狼狈为奸，搅得四海不宁，而在某些事情上，她又甚至比康生更为奸邪和歹毒。

　　曹轶欧已死去多年，何以我今日要著文为她诊病呢？我本非医生，何以能为曹轶欧诊病呢？

　　原来，曹轶欧生前曾患过一种特殊的病症。这种特殊病症，是一种与疯狂年代和极左政治有特殊关联的病症，是一种只有迫害狂和被迫害者才极易患的病症。这种病症，即便不是专门医生，也是可以窥知一点底里的。我以为，为曹轶欧的这种病症把脉诊断，是极有意义的。因为，这岂止是一个人的病症呢！？

　　还是先来看一看曹轶欧的病状吧———

　　康生死后，曹轶欧从小石胡同搬进了木樨地22号楼。这座楼是给部长级干部盖的，王光美等许多曾被康生、曹轶欧迫害过的老干部住在这里。

　　曹轶欧住进这座楼以后，时时感到犹如生活在囚室中。人们的咒骂，使她终日生活在恐惧、忧虑、痛苦、紧张和不安中。她的心，一会儿也不得平静。她怕敲门，怕响声，更怕人，特别是怕受过她迫害的中老年人。一见到这样年纪的人，就像惊弓之鸟一样，几乎抱头鼠窜。她的胆完全被吓破了。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一天傍晚，她孙女一进屋，她“扑咚”一声跪在地上，冲着孙女哭喊道：“现在有人要向我报仇，要谋害我，快搭救我吧，不然我活不成了！”

　　孙女并不惊慌。近几年来，她疯疯癫癫的，语无伦次，说些出格的话，做出些越轨的事，已是家常便饭了，而且越来越严重……1991年，她在紧张、忧虑和恐惧中结束了一生。（林青山《红都女妖———康生“内助”曹轶欧》，引自《大时代文学》1997年第8期）

　　这就是晚年患病的曹轶欧。这就是失掉了权势以后，在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境况下度过晚年的曹轶欧。

　　这段引文，其实也就是一份曹轶欧的病案。看了这份病案，稍有一些医学常识的人都会判断出：曹轶欧精神上出了毛病。或曰：曹轶欧疯了。但曹轶欧患的究竟是什么病呢？是哪一路疯病呢？其病因又何在呢？

　　我不是医生，也不想借助《精神病理学》一类的书来作说明。我只想借助一篇人们都熟悉的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来说明我的判断。我是在看了曹轶欧的病案以后油然想起《狂人日记》的。引起我联想的原因，是因为越看曹轶欧的病状，越觉得她像《狂人日记》时的“狂人”。

这位狂人，终日战战兢兢，生怕被别人谋害，总是处在恐惧、怀疑和焦虑之中。曹轶欧不就正是这样吗？曹轶欧与狂人，的确是像极了。

　　说曹轶欧像狂人，决不是把曹轶欧与狂人相提并论。我所以举出狂人，是因为狂人与曹轶欧患的是同一种病症。为了诊病之需，只好委屈一下狂人了。

　　那么，狂人所患的是一种什么病呢？对此，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小序》里有一句说明：狂人所患，“盖‘迫害狂’之类”。据此，我便可以断言：曹轶欧所患，亦即“迫害狂”之类。

　　这里所谓的“迫害狂”，与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死命整人的迫害狂不是一个概念。这里所说的“迫害狂”是精神病的一种。但这种“迫害狂”病，又是与那种死命整人的迫害狂密切相关的。精神病理学证明，“迫害狂”的病因，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因受迫害太深重，因恐惧而致病；一种则是因损人害人太多，怕遭报应而致病。比照一下狂人和曹轶欧，可以这样说，狂人是因受迫害太重而发狂的，而曹轶欧则是因迫害人太多，怕遭报应而发狂的。曹轶欧可以说是迫害狂得了“迫害狂”。

　　关于“迫害狂”的两种病因，我想多谈一下第二种。因为这是曹轶欧的病因。为此，我想着重分析一下清朝以来的刀笔师爷（绍兴师爷）的同类情况。因为，曹轶欧与清朝的刀笔师爷颇有一点关联。

　　清朝的刀笔师爷，特别是刑名师爷，由于职业的原因，也由于其中许多人贪赃枉法，所以，以刀笔损人、杀人成为他们的寻常功课；同时，又因为他们大都相信轮回报应之说，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夙业牵缠，因缘终凑”之类，所以他们对于自己损人杀人的行为大都抱有一种怕遭报应的恐惧感。他们总是怕那些死在自己手里的案犯、冤鬼前来索命，所以常常夜里做噩梦，白天精神恍惚，梦见和恍惚看到死者前来报复，有的甚至惊吓而死（清朝文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对这种情况有颇为细致、生动的描写。）他们的这种情况，显然正是“迫害狂”发病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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