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摇滚不再是新一代青年的精神圣符，在消费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全球化的一代新青年，其内心所思所想，完全不是上一辈所能理解的。他们决定单开一桌。
文/胡赳赳
许多人最早是在网络上听到阴三乐队的音乐的。豆瓣网、开心网还有博客的上载，SNS社区、即时通讯软件、各种网上兴趣小组，“阴三”的大名一时横行于中文网络。
他们在自己的一首歌中穿插了一句类似于“SLOGAN”的口号：“一加一加一等于几，阴三！阴三！”这种说唱、嘻哈、街头、HIP-HOP（总之，你可以把你知道的音乐类型往上加）的音乐使一些人们觉得，原来歌还可以这么唱，太痛快了。
是的，他们的两首代表作《北京晚报》和《老师好》在网上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前者以说唱的风格、粗鄙的俚语、现实性的批判和对北京深深的情感很快获得白领们（白领？又是他们）的认可。歌中唱道：“只有每天四五点钟，听见街上喊着北京晚报，终于感到了北京的亲切”。而在《老师好》中，你能听到主创陈昊然在借助了点大麻迷幻之后的发挥，他把成长中的少年对老师的那种痛斥、反抗、不满、抵制用歇斯底里、声带粗壮的方式渲泄出来，不管你听了爽不爽，阴三已经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存在。
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他们成为北京地下乐队中的翘楚。去年12月份在北京最潮的MAO LiveHouse（最潮的意思是果最尖、音乐最另类以及门口总有几个发呆摔脸子浑不吝借着酒劲想干点什么的年轻人）演出，晚8点未到，门口已经黑压压地聚集了一批又一批年青人，里面不大而昏暗的空间里，暖气很充足，可人们仍像挤在一辆上班的公共汽车上的果酱，肉贴着肉。而司机就是阴三：陈昊然、孟国栋、贾伟。他们还召集了他们最认可的地下说唱团体助阵。这些人永远在夜里活动，穿着宽松的街头服装，把帽檐压得很低，像黑人一样载歌载舞。他们是北京某种地下生活的幽灵。
在广州最潮的酒吧“喜窝”，他们也受邀演出过。如今，这支“乐队”（能否称为乐队存疑，因为他们的配乐是通过电脑采样收集与制作的）主要通过挣演出费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说他们选择了做音乐，不如说他们通过音乐这样一种既能实现自我想法、又能维持生活的地下音乐人的生活方式。最痛快的是，他们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眼色了。
在他们位于天通苑一间复式顶层的房子中，大约有5、6个人住在一起，是阴三与他们的朋友的住处，其中有两个是一起玩说唱的外国小伙子。房间走道里堆满了啤酒瓶，一群人围在一个电视机面前打机，玩足球游戏。吃剩的速食品放得到处都是。墙上充斥着涂鸦、标语、朋友送的画像。在二楼的房间，乐队中最年轻的贾伟（生于1986年）在电脑前上YOUTUBE网站看黑人嘻哈乐手的演出，对面的墙上贴满了画报，美国东岸和西岸黑人说唱的著名领袖尽在其间。他讲述着那些太平洋另一端的辉煌：粉丝之间的火拼、大佬之间的压轧，在一个金钱与性的社会里是如何找到一条通往名利双收、音乐理想之路的。
楼上有两个紧闭的房门，里面养着匪夷所思的宠物，其中还有一些他们自己实验种植的植物。多年前，这几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凑巧走到一起，他们与音乐的缘份还在萌芽状态之中。贾伟和孟国栋都是初中还没毕业就出来混社会。贾伟开过店，觉得没多大意思，跟爸妈呆在一起，也没多大意思。孟国栋有任侠之气，那时候横行北京东北三环到四环一带的太阳宫一带，没钱花的时候就到公园里恐赫一下狗男女，生活充满刺激、冒险，比小说还精彩，只是无望。现在回忆起来，孟国栋露出腼腆的神色，不欲提当年出格之事。
直到他们碰到了陈昊然，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材生，这个80后在学校时就开始了演出和教学生的外快生涯，几乎从来没缺过钱花。陈昊然是他们其中最为离经叛道的，他对学院体制有着本能的、发自内心的反叛，除了有限的几个老师之外，在他眯成缝的小眼睛中，似乎从未清醒的状态之中，你能看出一丝天才的端倪。他瞟你的眼神如刀。
在无数个夜晚，这三个年轻人混迹于结识的夜场，听打碟、骂娘，痛斥北京没有属于他们的音乐，崔健爷爷也老了。
他们疯狂的写了几百首歌曲，最后挑出了十多首，用地下的方式自己推出了一盘名为《未知艺术家》的CD，粗糙得可以，音质中能听出音效的断裂。像裁缝针脚的断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举成名。在封套上三个人俱嘻哈装扮，以北京胡同和厕所为背景。
开别克车的广告公司老板从他的下属那里翻刻来听；陈丹青将阴三的歌听了不下五遍，边听边笑骂；媒体人在互相传颂阴三的歌曲，快演变成了互联网的手抄本。北京人和外地人爱听，因为他们纯正的北京口音，夹杂着本地俚语，还时不时爆粗口。知识分子和创意阶层爱听，他们想从中汲取些灵感以及研究现在的年青人都在表达些什么。不分年龄层次的人也听，各取所需。
三个北京小子横空出世，还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的呢?
阴三乐队专访
讨厌我们的人，我们吸他们的劲儿
采访/胡赳赳 佟佳熹
《新周刊》：有一个问题很多人问过了，但是还是要问，这个乐队的名字为什么叫阴三？
陈昊然：因为我们愿意。其实就是一个名字，可能以后的孩子们能记住这个名字。
《新周刊》：你指的“孩子”是多大年纪的人群？
陈昊然：都是孩子，四五十岁的，要是一孩子我也管他叫“孩子”。那些能记住的肯定是他们也喜欢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不喜欢我们的人，我觉得也是个好事，能当一个让人喜欢也让人讨厌的人，比当一个让人毫无感觉的人好得多。所以讨厌我们的人，我们吸他们的劲儿，用在我们身上。
《新周刊》：你是去年毕业的？
陈昊然：06年就毕业了，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
《新周刊》：当时毕业的时候有想到做这样一件事情吗？
陈昊然：毕业之前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一块儿玩儿了。那时候在一些hip-hop的party里一起玩，觉得我们几个人长得也挺像，就在一起玩了。
《新周刊》：长得根本不像。
陈昊然：但是你没觉得——起码我们和其他人更不像一点吗？
《新周刊》：你们彼此怎么评价？
陈昊然：姑娘都喜欢贾伟，孟国栋很喜欢说话，我比较内向一点。
孟国栋：他（陈昊然）说的话都是相反的；姑娘都不跟贾伟睡。
陈昊然：可能是她们都喜欢看贾伟。其实我们看起来可能不是太容易和人接触，但是我们也在寻找更快更好的和别人交流的方式，因为我们也在唱歌给别人听。
孟国栋：我初中都没毕业的，后来认识他（陈昊然），也就认识到好多人，认识好多音乐。
陈昊然：别人一般没法跟我们一块儿玩儿。
《新周刊》：您们的产量还算高的吧，一年写了十几首。
陈昊然：我们还有一百多段歌儿还没录，其实一天就能写四五段词儿。
孟国栋：看你要的是什么了。
陈昊然：对，如果你想要的话，我能给你。但是那不代表我想给你。
《新周刊》：想知道你们的创作态度？
陈昊然：一首歌总得有一个标准——是一首歌。
（放了几首他们私下录的歌，陈昊然唱的，一起听）
《新周刊》：这些歌孟国栋和贾伟是第几次听？
贾伟：听好多次了。
《新周刊》：怎么你们两个看上去像是第一次听？
陈昊然：因为牛逼啊。
《新周刊》：你们创作的东西和你们的生活形态很统一。
陈昊然：我不会把那首歌放到CD里卖给别人，只是让你知道也有这样的歌。北京其他玩hip-hop的人，好多是拿这个当他们的工作，靠这个挣钱，生活所迫，也有人是可以每天都创造东西，但是也可以不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创造，因为可以等一个合适的时候再拿出东西。我最希望的是可以有好多“阴三儿”，但是是不一样的，也说唱现在感觉是……比如说晚上我们想找个地方释放一下，但是没这样的地方。在家呆着，没地方去玩，也挺没意思的。
《新周刊》：昊然，你觉得你上大学的状态和现在做乐队的状态有什么不同？
陈昊然：那时候不开心。那时候的人生就是——我觉得我是大老虎，他们都是小蚂蚁。但是我不上大学了，我也是小蚂蚁。
《新周刊》：06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怎么打算的？
陈昊然：我本来想去贾伟的服装店打工来着，但是他不要我，他说你太不靠谱儿了，后来就一块儿弄乐队了。
《新周刊》：对大学的老师满意吗？
陈昊然：有特别好的老师，也有特别不好的老师，我最大的感觉是中央音乐学院老师互相攀比，音乐专业的老师都比较有钱，教文化课的老师挣得少——他们都不尊重自己，觉得挣得少，上课要点名，记旷课的名字，然后把那些学生开除——这是他们的目的。我在那里，干我自己的事，也能用他们的方法赢他们的比赛，但那不是我想干的事。我从进大学的时候就拿奖学金，然后我和孟国栋（拿这些钱）去喝芝华士。专业老师很多是我的朋友，能和他们一起玩，但是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开心。音乐学院给我的感觉就是太复杂了，比外面的世界复杂。
《新周刊》：上大学的时候穷吗？
陈昊然：没有穷过。不过有时候会一天把所有的钱都花了，晚上没钱打车回家，没钱吃完，但是一见到哥儿们就又去喝酒了。那时和好多乐团演出什么的，每天去三里屯喝几瓶。
《新周刊》：乐队的另外两个成员都不是科班出身。
陈昊然：我觉得之所以有这么多特别好的hip-hop，就是因为好多人不会音乐去做音乐，也有人懂音乐却不用心去做音乐，也有人是有那种感觉却不会用音乐把感觉形容出来，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做出不一样的音乐。所以我从来没觉得音乐必须得科班。有人不会作曲却已经创造出音乐来了，自己发自内心的感觉。
《新周刊》：三个人互相评价一下？
陈昊然：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挺好的。都没什么问题，我肯定相信他们。打篮球的时候孟国栋总是在外圈跑来跑去的，样子挺帅的，但是贾伟能抢到篮板球。踢球的时候也是，孟国栋肯定是全场跑来跑去，但是贾伟能头球射门。
《新周刊》：踢球的时候如果他们两个位置都很好，你会————把球传给谁？
陈昊然：我选择自己射门。承担责任。怎么样？
《新周刊》：创作当中怎么分工呢？
陈昊然：（开始胡说）分工就是孟国栋去接孩子，贾伟打扫房间，我做饭。如果哪天孟国栋随便在幼儿园，把别人孩子接走了，带到我们这里住十天，肯定让孩子特高兴——让他坐翻滚过山车，让他吃十块巧克力。
《新周刊》：你们三个都是北京人吧，以前分别住在哪里？
陈昊然：以前住在各种地方。我家最早在虎坊桥那边，后来搬到劲松，然后上小学的时候又住到姥姥姥爷家，上中学时又搬回来住，快上大学的时候又搬到双井，好多时间也住在他们两个的家里。
孟国栋：我在太阳宫住，今年住到这里（天通苑）。
《新周刊》：你们六十岁的时候会怎么样？
陈昊然：（大笑）哈哈~我们早就有安排了，六十岁的时候。你真的想知道吗，六十岁的时候我们想试试真正的毒品。因为我们觉得，四十多岁的时候，没准你的孩子正在二十多岁，如果那是个时候我吸白粉，孩子肯定说：“靠，太傻逼了。”六十岁的时候孩子也长大了，不担心了。
孟国栋：六十岁的时候有可能的话，我们想买一个岛。
陈昊然：三十多岁的时候有可能去多美尼克，一个加勒比海那边的地方，那边有几个哥们儿等我们呢，到时候过去。去到海里踢球。
《新周刊》：崔健和张楚你们都听吗？
陈昊然：说心里话，他们那些老的摇滚的精神，我们尊重。但是从音乐的角度，我不会主动想听他们的歌。我觉得不管是声音还是状态，（和我们）都离得太远了。音乐需要新鲜的，不过他们的精神真是可以。
《新周刊》：我想知道你们生活和创作的方法？
陈昊然：你相信自己的身体吗？如果你想喝啤酒，肯定你的身体需要这个东西。如果想吃羊肉串，那就去吃羊肉串，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自由一点就行了。
《新周刊》：贾伟和孟国栋做乐队之前都在干些什么？
孟国栋：在社会上做些很不好的事，小痞子那些事。有时候去酒吧，听见很强的音乐——有旋律，又是在用很合理的方式去叙述一些事情，我就在哪儿玩儿，琢磨那音乐，只是想把那种感觉在音乐里发泄出来。
《新周刊》：现在靠演出维持开销？
陈昊然：光靠演出，活是活不了的，在北京。我们自制CD卖，50块钱一张，因为制作成本太高了，做得少人家就不会给我们降太多工本费。
《新周刊》：关于演出的排练，需要很多时间吗？
陈昊然：排练不需要多少时间，但是在一块儿商量什么时候排练，需要不少时间。如果实在没办法生活了，那就，我还是把音乐当成一个爱好，我还不太想被人说：“你能用音乐挣钱了，给你多少钱，你给我什么样的音乐。”我不怕那些人来，从我做的东西里挑他们想要的。但是如果他们总是想强迫我做不想做的东西，因为那不是百分之百的喜欢，干自己不想干的事，那就浪费自己的生命。因为火太大了，很多东西也不是身手就能拿到，以前成功过的也是耗了太多元气，确实特别烦躁。
《新周刊》：音乐学院有你尊敬的老师吗？
陈昊然：有好多老师都让我尊敬，但是我记住的都是那些不尊敬的，这样挺不好的。因为我觉得那些好的老师是应该的，因为我也当过老师，但是我没当一个操蛋老师，我从上高中开始就当家教，教小孩，那些学生也都成绩特好，考级都是九级考完了。
《新周刊》：怎么看待人生，人生是个怎样的过程？
陈昊然：前几天我在网上看见一幅画，说是看着画里的人的眼睛，你只要一直盯着看，就会想自杀，我看了好多遍，也没想自杀，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回事。“终极追求”“过渡”这些词儿，我觉得是受过污染的想法，我觉得人不应该有追求，应该用天然的想法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有的小孩捏一只鸟的时候，他能让鸟不难受，不会跑了也不会被捏死，也有的小孩攥的特紧，把鸟掐死了，有的小孩特害怕，一抓着小鸟，一动就害怕，松手就放了。每个人都有他天生该干的事。生活，什么时候都是过渡，也可以说什么都是终极追求。生活态度什么的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最近我的想法是我想去一个人特别少的地方，我也想去一个不是我的家的地方，去那里当“外地人”。搬到天通苑也是因为这里人少点。
孟国栋：我是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我现在看父母他们，就觉得他们是被骗了，从小学习、工作，组织一个大的家庭，有个孩子，可是他们活的太混沌了，挺可怜的，他们得到的东西根本不是他们想要的。我想趁着自己还没像他们那样，多认识些事情。不要总为着“更好的明天”，却一直在为这个地球创造更多的垃圾。
贾伟：生活怎么都行，无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