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蕾：《颐和园》。

片名为什么叫颐和园？娄烨说：我认为余红和周伟最美好的瞬间是在颐和园湖面上泛舟的场景，虽然这个场景很短。
　　美好的爱情离不开短暂。而1989年的大学生爱情更是多了一层悲壮的背景。当女主人公余红的初恋邮递员男友送来北京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候，我就知道，隆隆的火车声里，邮递员亲手把余红交给了将要盛开的首都•颐和园。这个靠近北朝鲜的小镇地址，被涂抹上精神意义。是禁锢还是自由？选择，很快就摆在了八十年代新一辈面前。
　　“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明丽的歌声虽然没有响起，但导演娄烨的内心肯定是触摸过它的欢快的。荡起的波光和希望，在暗夜里流淌，这就是爱情的定格。然后，加上那个思想开放年代所特有的震荡，嬉皮士、颓废、茫然这些元素在大学生寝室里散发袜子的恶臭和乳罩的潮湿。性是个人的，也是最先解放和最先牺牲的。神经质的余红，在爱情和性中挣扎，她的失落，也是同一代人的失落。
　　当青春和自由拉响抗争的汽笛，这些在火光中、标语中奔跑的大学生们，他们明亮的眼睛终于和历史的火车挂钩，开始踉跄、运动，感觉狂热和窒息，如同做爱的高潮。他们的眼睛忧郁而明亮，这是抗争自由的的青春眼神。这眼神定格于历史，被导演娄烨静静地托出。
　　娄烨的视角里，充满了自然主义的表现。性爱，作为人类最古老也最恒久的全民运动，娄烨剥去了文明的外衣，也是禁锢的外衣。小镇邮递员通过占有余红的肉体，得到一个被抛弃的承诺，余红的肉体也第一次打上补偿者的身份印记。她潜意识里在补偿这个属于“过去”的男人，结束了的“青梅竹马”。后来，一个尽管知道她乱性仍然追求她并且想和她结婚的同事出现时，余红再次这样以身体来做告别。这种告别是习惯性的。如同，她之后一个人做人工流产。
　　她和周伟之间的性爱，则是爱情和欲望的交战。爱情是用来耗费的，肉体不过是一个通道。肉体和爱情得不到统一，行为自然乱性，其结果就是伤害。伤害自己、男友、女友等身边的关系人群。当伤害进入到一个高潮的时候，广场上人群四散，一个极端的事件带来疼痛的后果。朋友都无法面对的时候，余红选择了退学，也带走了颐和园的记忆。
　　接着是交替叙事，远在德国的周伟他们和内地孤独流离的余红两条不交叉的平行线。遥远的分离，反而更清晰地让人感觉爱情的存在。距离产生美。余红的身体在有妇之夫的怀里打颤并哭泣的时候，周伟，这个颐和园的记忆成为了她的伤口也是安慰。思念的病之所以发作，并不是为了疗救，而是为了抗衡，余红需要抗衡活着的麻木，没有追求的失落。同理，周伟那边在柏林也是。跳楼自杀的女友，也是无爱的女友，不过是借着周伟执意回国的契机，给自己做个了断。她背对天空后仰下去的时候，一群惶恐的灰色鸽子扑啦啦在屋顶上腾飞。这些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物，个个似乎都被打断了“脊梁”。有的，在这个世界失去了联系，消失得没有影踪。周伟再见到余红，两人却失去了性爱。两个过去式不会再发生交集。凝固的爱情原封不动。

　　娄烨的镜头真实再现了那一代失落的年轻人。以1989年为分野标志，他们以及此后的年轻人，再无可供历史挂齿的理想。他们是开始垮掉的一代，而其后的拜金主义则将堕落视为使命的本身。余红他们的爱情还没有物化，而其后的爱情则更多物化的虚假。真要感谢娄烨，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真实。
　　《颐和园》是我接触到的唯一一部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电影。我晚了二年才看到它。并由此得知，娄烨被官方禁止导演五年，也就是得到上海世博会以后，他才可能捡回失落的“饭碗”。性，人文，自由，还是那么敏感的词汇吗？
　　我不由得想起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反映了三峡人大迁移带来的人文伤害，一种无根的江水滔滔不绝地倾诉，哀愁，贫穷。
　　贾樟柯和娄烨是我心目中的大导演。他们不是商业化的，他们的作品有严肃的人文追寻和历史拷问。很难想象，当红的张艺谋没有了《秋菊打官司》的执著，却有了《黄金甲》的御用富贵；陈凯歌没有了《霸王别姬》的人文关怀，却有了《无极》的商业怪胎；很难想象惯于调侃冷幽默的冯小刚，却在《非诚勿扰》里商业媚俗。这些显赫的大导演，不是不具备艺术家的本领，他们的镜头感比娄烨强多了，但是为何相比之下如此骣弱？那就是他们被世俗抽掉了做人的“骨头”。没有了艺术家所必须的骨气，靠着名声赚钱就成为当下要务了。在这里，我不得不给他们提个醒：电影是人文的教科书，不是市场的胶片。你们的作品是留给后人眼睛的，不是留给人民币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无知。我就用这个电影的名字作为观感的结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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