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无助,在于它总会有一些意料之中的事情,而命运的美妙,也恰恰在于它永远会有出乎意料之处。十年之前,陈晓楠和老搭档朱卫民接过《冷暖人生》的命题,都攒足了力气要痛快干一场,却没想到这闷头一干,就坚持了十年。陈晓楠说,其实《冷暖人生》这些年就围绕着两个字在拍片子,“活着”。把这个时代里,形形色色“活着”的滋味和方式记录下来,让每一种人生况味组合在一起,就是这个时代的滋味。
王纪言:为社会角落发出一声呐喊
有人说,《冷暖人生》是个低调的栏目,从选择的人物、拍摄的画面到旁白的音色,从制片人、编导到主持人,没有一个不是低调的。不过,一贯低调的《冷暖人生》,不经意之间,却在2007年高调了一把。在第43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上,《冷暖人生》选送的专题节目《华山挑夫》荣获了电影节电视纪录片类“艺术与人文贡献银雨果奖”。这是中国电视节目第一次赢得芝加哥国际电视雨果奖,而上一次中国影视作品在芝加哥国际电影节获奖,是张艺谋执导的《菊豆》在1990年夺得“金雨果奖”。
《华山挑夫》所拍摄的是华山上唯一的独臂挑夫何天武,《冷暖人生》在2006年注意到了他的故事,那年他已是44岁,做了六年挑夫。1987年,何天武的妻子因为劳累过度又久拖不治,患上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这场病迅速把他和妻子起早贪黑操持起来的家推向绝境。何天武四处举债救治妻子,但还是没能挽救她的生命。妻子走后,何天武独自面对的是一个年仅10岁,另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和一万两千元的外债。他到矿山打工,却在矿难中失去一条手臂,老板给了四千元就打发他回家。支撑着残缺的家,坚守着“决不下跪乞讨”的尊严和自信,何天武当上了华山挑夫。他喜欢唱着歌爬山,也总不忘在每次登顶之后,好好地欣赏一下风景,下山时再随手带走一些垃圾。在老何家里,编导还发现了一些练书法的本子,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诗句,比如“生活不是芳香的草地,生活也不全都是和风细雨”等等。在采访中,老何还说他有个梦想,就是去参加残疾人运动会。感动于老何的经历,《冷暖人生》组里人一起凑了几万元给他,但老何却把这笔钱给了母亲。节目播出后,很多观众也都联系到他,对于每一笔好心人的帮助,何天武都悉数记在本子上,而自己仍然每天坚持上山做挑夫。
2009年,老何果真去参加了陕西省残疾人运动会,并在5000米长跑项目中获得了冠军,在1500米长跑中获得第二名。这让第一次参加比赛的老何兴奋不已,他用奖金给自己的小屋里添了台彩电。当《冷暖人生》再次回访时,老何第一件事就是自豪地拿出了他的奖状。陈晓楠说,“《华山挑夫》打动电影节评委的并非是挑夫的生活多苦多难,真正打动评委的其实是他们内心光亮的东西,能突然点燃我们在现代社会中麻木的心灵。”
因为《冷暖人生》,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结识了何天武这位朋友,而他们之间也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王纪言曾经和两个不同的人两次上华山,第一次是和老何,第二次是和一位知名企业家。华山拍摄形象宣传片时,邀请到这位企业家参与拍摄,当听王纪言讲了《冷暖人生》和他自己与老何交往中的故事,这位企业家忽然就不说话了,然后坚持把老何请来一起登山拍摄。这位企业家因为酷爱登险峰而倍受社会钦佩,但他觉得自己只能当宣传片的配角,老何才应该是主角,才是真正的华山脊梁。王纪言说,“《冷暖人生》正是在做着给这样的小人物写传的工作,让那些不了解他们的人,了解他们的故事和精神。”
作为一位曾经的电视专业教育工作者,《冷暖人生》给王纪言带来的感慨是颇为感性的。“电视文化,是一种情怀。当媒体人掌握着如此巨大的平台时,应当心怀那些角落里的声音,在电视上给他们保留一片天地。现在的电视业,遭遇了‘生活态度’的问题。很早之前,人们就懂得了‘不当智者,甘当愚者’的道理,《冷暖人生》的经验正说明了,面对丰富多彩的人生,我们都很无知。面对浩瀚的故事,每个媒体人都是小学生,不能把自己当作智者,把生活当作愚者,电视人应当树立正确的‘电视态度’。《冷暖人生》这十年,正是坚守着电视人的本分,守望着电视上的冷暖人生,为社会角落的群体发出了一声呐喊。”
朱卫民:绘一幅时代的《清明上河图》
在陈晓楠看来,《冷暖人生》成为今天的样子,更多的是因为制片人朱卫民。是他,塑造了整个节目的灵魂。他对世界和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对人性的发掘,很大程度决定了整个栏目的定位。陈晓楠印象中的朱卫民,是一个外表看起来沉稳不善言辞,但是内心波涛汹涌的人。做片子时,永远都沉浸在其中,用栏目组同事们的话说,就是每次进屋,都看见里边坐着一个胖子,头顶上冒着烟。而他所有的艺术情怀人生情怀浪漫情怀,都蕴含在他的片子中。
512地震后,陈晓楠和朱卫民前往绵阳采访。
最近,朱卫民正忙着拍摄《冷暖人生》十年以来一些标志性人物的回访,制作成特辑《冷暖人生:十年十人》,以纪念这个他和搭档们共同孕育了十年的节目和节目中所记录的那段时代岁月。就在《冷暖人生》召开十周年研讨会的前两天,老朱刚刚从艾滋病村采访归来。
其实不止是为了这次拍摄特辑而回访,不时的回访已经成了《冷暖人生》的一种传统,许多人物都被回访过三五次。因为,随着命运的发展,当三年五年之后再去回看这些标本式的人生时,故事本身就会增添了一种力量。
在《冷暖人生》多次回访的被采访者中,从艾滋病村走出的大学生熊长东,恐怕是最体现命运之吊诡的一位。
2004年8月,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份特困助学金申请表中,有一份表格在《冷暖人生》看来有着一种特殊的沉重。因为那上面的一些字眼似乎和大学二字来自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世界——艾滋病,卖血。这个学生叫熊长东,来自河南上蔡县的“艾滋村”,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父母靠卖血维系着他的大学梦,但父亲和哥哥相继感染艾滋病。做好了面对任何压抑的、残酷的甚至是血淋淋真相的心理准备,《冷暖人生》准备着和一个沉重压抑的家庭展开一场绝望的谈话。然而,当他们到达村里时,却发现这里的氛围异常平和,熊长东刚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他成为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一家人说起熊长东考学时始终是咧着嘴笑逐颜开。当然,最五味杂陈的恐怕还是熊长东自己,他说父亲把自己治艾滋病的治疗券换成钱供他上学,自己是在花着父亲的命。
《冷暖人生》这期节目播出后,熊长东也得到了一些社会人士的帮助,成功走入大学校门。然而,命运的车轮并没有从此驶上铺满鲜花的幸福大道。不久之后,艾滋病村传来一则噩耗。熊长东第二次坐在《冷暖人生》镜头前,是他上大学后。父亲到城里办事,回家时遇上大雨,因为舍不得花1块钱坐公交车,他坚持自己骑自行车回家。艾滋病人抵抗力极弱,最怕发烧,结果不幸的是,父亲就在淋雨后发烧,最终去世。父亲能给熊长东留下的,只有一个小本,本子上记着多年来家里的欠账。熊长东一直想走出艾滋村,摆脱命运中的阴影,他也曾说以后走上社会后绝对不会再提艾滋村的出身,他知道这段经历就如同一个枷锁,所有人都会对他敬而远之。
就在朱卫民拍摄《冷暖人生:十年十人》时,熊长东大学毕业了,他还是同意了第三次坐在镜头前。原本,大家都以为这会是一个平静圆满的结尾,但没想到的是,命运再一次把他和“艾滋病”捆绑在一起。毕业后的熊长东打算找份合适的工作,却不成想误入传销组织。进入传销组织后,熊长东觉得自己不能做这种害人的事情,但两次企图离开都被打得很惨。最后,他被逼无奈地说,“我是从艾滋村出来的,我有艾滋病”。他最不愿意提起的三个字“艾滋病”,反倒成为他成功逃离魔窟的有力武器。
朱卫民说,熊长东的故事,让他领略了人生的张力。老朱也说,《冷暖人生》十年来唯一不变的,是对人类的关注。“虽然在最初的阶段,我们可能会锁定弱势、边缘人物,但后来我们懂得了,镜头之前没有高低贵贱,镜头对面的就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在平等的交流中,让节目记录了很多信息,也让编导本人获得了很多对于生活的感悟。我们希望《冷暖人生》能成为一幅时代的《清明上河图》,上面有很多很多人物,随着时间的延展,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描摹人物,让这幅画卷更加饱满。”
《冷暖人生》:十年,信步前行
在《冷暖人生》迎来十周年之际,栏目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举行了研讨会,来自业界、学界的代表都从各自角度分享了对《冷暖人生》的肯定与期待。
凤凰卫视副总裁钟大年:“《冷暖人生》讲述的人生故事,最大特点是它的每个故事都有着很长的时间跨度,而非仅仅是一个点的行为展现。在金刚怒目与菩萨低眉的情感交错中,《冷暖人生》坚守十年并不容易。”
中央电视台节目部副主任、《看见》制片人李伦:“《冷暖人生》对电视人是一种安慰。当我们看到一个适合拍摄纪录式电视人物访谈节目的题材时,就会想到,幸好有《冷暖》在,他们会发现这个故事的。在未来,《冷暖人生》可以更关心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因为最高级的精神状态永远发生在人的内心。”
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教授何苏六:“《冷暖人生》已经成了大家对凤凰的一种印象。回顾《冷暖》的十年图景,时间在这里并非仅仅是线性的,它还会形成一个圆,流水汇入后就会生成一面圆镜,而我们看到的镜中人,其实就是自己。”
奥特莱斯影视部总裁谭飞:“《冷暖人生》能让我们看见‘看不见的历史’,让我们记起不该被忘记的人,所有对历史感兴趣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视角。《冷暖人生》是一档有温度的栏目,它为民间历史与口述历史也提供了一个有温度的陈述平台。”
灿星公司研发部总监徐帆:“对一个釆访人物进行长期多次的釆访,懂得釆访人物的内心,需要媒体人感情的投入。一个釆访人物不仅拥有一面,如何挖掘出釆访人物刻板印象之外的另一面是我们需要为之努力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蔚真:“在新闻性与文学性的选择中,文学性是《冷暖人生》的优势所在,用文学性的影像手法表达人物故事可以将时间凝固。”
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策划人薛宝海:“《冷暖人生》的高端并不是因为它釆访了多么高端的人物,而是在于它的态度。”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常务副院长徐泓:“热点不仅是一件事情的发生,还是当下社会中人们精神的最新走向。《冷暖人生》应该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坚持关注热点背后人们的精神状态,用文学来滋养它的纪实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