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一、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我国从1953年起，全面展开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农业的改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带领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面临的十分重要的问题。186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全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论合作制》等著作中，也明确指出，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个体小生产的农业经济的唯一出路。这些论述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理论依据。
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
案例资料农业合作化是党的号召和群众的要求
西铺村地处河北省遵化县城东四十里,史称四十里铺。1947年初,西铺村154户共有耕地2160亩,其中5户地主占有1240亩,111户贫雇农只有耕地325亩,大部分家庭过着缺吃少穿、糠菜半年粮的生活。1947年5月,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贫苦农民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每人分到了一亩六分地。土地是农民的命子,多年的梦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实现了。他们起早贪黑,辛苦劳作,就是为了自己能过上丰衣足食的好生活。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49年7月,一场洪水冲毁了西铺村90多亩土地和14间房屋。贫农王荣在土改时分得的ll亩地被冲毁了5亩,为了糊口,只好让儿子给人家再去当长工。土改时13岁的戴存,几个月内父母相继去世,留下他和4个妹妹,无奈,不得不把土地和房屋典当出去,埋葬了父母,4个妹妹送人,自己过上了沿街乞讨的生活。到1950年上半年,西铺村ll户出卖或典出土地?9亩,6户典卖房屋15间,60多户欠下了高利贷,王生、邵庆昌等4户卖掉房屋、土地后重新走上了讨饭的路。这时,不远处白马峪村的几个富裕户放出风来:“再过几年,把四十里铺那些穷小子的炕头也都买过来!”严酷的现实摆在了西铺村农民的面前。大伙儿在琢磨着:看起来,穷人要不抱起团来,互济互救,又算是没活路了。
1951年l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公布了,大家欢欣鼓舞,纷纷自由结组,几个月内西铺村建起了ll个互助组,参加的农户高达六成,农民管这叫“搭帮套”。.这一年,参加互助组的农户都获得了好收成,严重缺粮户由74户降到36户,国家发放的救济粮由5万斤下降到2.5万斤,救济的寒衣由100套降到30套。事实教育了大家,到1952年底,参加互助组的农户有124户,占到了八成。后来,人们又慢慢地悟出了广个道理:“搭帮套”就是团结互助,但仅仅是互相帮助还不行,干旱、洪水怎么办?必须打井、修渠、开山,而这不是互助组能够办的事。
1952年9月,区委会向党的基层组织传达了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指示,村党支部委员王国藩和杜奎在群众中一宣传,很快激起了农民入社的热情。10月26日晚,王国藩、杜奎、王荣、王生、佟春、佟印等21户共43人,在王荣家里召开了初级社成立大会,王国藩和杜奎被大伙推选为合作社主任和副主任。合作社建起以后,社里的资金财产需要入账,这21户当中有11户是靠讨饭为生的,另外10户不是给人当长工就是打短工,都没有念过书。后来,王国藩想起了贫农佟起念过几天私塾,就把他请来加入合作社当了会计,还把在外流浪的孤儿戴存也吸收入了合作社。这样,全社达到23户,共230亩土地,83人,28个男女劳动力,集体财产只有一头毛驴的3/4股。就是这23户只有“三条驴腿”的合作社,靠着集体的力量,不屈不挠、艰苦创业,被毛主席誉为我们国家的形象。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
（1）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必要性：
第一，农业社义改造，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使农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需要。
土地改革后，由于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空前提高。加上国家对农业给以多方面的扶持和支援，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但是小农经济是落后的，脆弱的，土地狭小，力量薄弱，增产缓慢，不能分工协作，不能因地种植，不便于也无力使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不便于也无力兴修水利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因此，广大农民为了发展生产，摆脱困境，避免重新出现两极分化，确实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第二、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势必影响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大工业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强调说：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因为，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大，而个体农业经济限制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解决不了工业方面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主要农作物产量较低之间的矛盾，使社会主义工业化遇到较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工业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农业用的拖拉机及其他机器，化学肥料、电力等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合作化经营的基础上，才有广泛使用的前途。因此党提出要使农业集体化的步骤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决定采取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同时并举的方针。
第三、实现农业合作化，还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要条件
农业互助合作道路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生产水平，使工农联盟得到巩固，从而减少或割断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联系。国家可以依靠巩固的工农联盟来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断绝它取得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来源，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搞国家资本主义，这就堵死了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了资本主义的来源，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彻底孤立起来。毛泽东说：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掌握了对于农民的领导权，谁占领了农村这块阵地，谁就能在斗争中取胜。
2可能性：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土地改后，农民有两种积极性，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其中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说明广大农民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打倒了地主阶级，建立了广大贫下中农的优势。贫下中农积极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确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这些是顺利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决条件和重要保证.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第一、积级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就是各级领导机关要走在群众运动的前头，既不要太慢了不能太急，要主动加强领导。“稳步前进”，就是要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不能一步登天，有要使农民感到很突然。首先，号召农民组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几户或十几户为单位的互助组。互助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个体经营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和对某些性畜，农业的共同使用，是合作化的最初过渡形式。然后，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号召农民组织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会，即以土地入股分红、统一经营，实行一定按劳分配制度。这是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的决定性的过渡步骤。再后，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的基础上，号召农民进一步联合起来，使土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实行按社，采取这样逐步过渡的步骤，可以使广大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逐步习惯于集体所有制的生活方式。
第二，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农业合作化，是农民自己事情，要让他们在实践中不能提高觉悟，不能用强行之有效命令的办法，把他们拉进来。对于一些暂时还不愿加入合作社的人，要有一段向他们进行教育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觉悟。必须采取说服，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办法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并不能显示出互助合作的优越性，以此来引导农民自愿参加。
第三，正确分析农村的阶级和阶层状况，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
制定并贯彻了依靠贪农，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限制并逐步消灭富农的正确的阶级路线。
第四，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
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和过程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1949年-1952年底，是组织互助组阶段
第二、从1953年到1955年上半年，是大办初级社阶段
第三、1955年夏季以后到1956年底，是大办高级社阶段，是合作化运动的高潮阶段。
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确阐明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方针和政策。但在报告中都错误地批判了邓子恢等人的“右倾”，把实际工作中关于合作化发展速度的正常党内争论，夸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场争论是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毛泽东主张修改计划，加块发展，邓子恢则认为，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速度相适应，不宜过快。两个主张观点截然相对，毛泽东认为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右”了，他认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领导却落后于群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消规戒律。在55年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被定为“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还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的主张，助长了作化运动中急于求纯。急于求成错误的发展。在政治压力下，合作化的浪潮象海啸般席卷来中国，广大农村落，几个月的功夫，合作化完成了。到1956年底，原来预计18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仅用7年的时间，提前11年完成了。
2、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者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他们是个体生产，分散经营，规模狭小，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只有把手工业的个体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才能发展生产，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党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对农业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相同，在方针上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对个本手工业者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通过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引导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组织形式上，由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手工业生产小组，过渡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供销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逐步改变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在方法步骤上，采取从供销合作入手，再组织生产合作，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地把手工业的私有制改变集体所有制。
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年底，全国91。7%的手工业者已组织起来，基本实现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3、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对资产阶级采取和平赎买政策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早就提出，但未实现的设想。恩格斯曾指出：“赎买”是“容许”的，并说马克思曾向他讲过多次，假如用赎买的办法把资本家的财产完全有化，那么对于无产阶级将是了使宜的事情。十月革命后，列宁曾两次提出要对资本资本家实行赎买，第一次是1918年上半年，列宁在批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主张对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文明的资本家”实行赎买，对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文明的资本家”加以无情的惩治。但是俄国的资产阶级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他们怠工、反抗、甚至发动反革命内战。第二次，是1921年，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时，列宁从改善工农关系出发，重新提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当时工业企业基本掌握在国家手中，所以强调采取“租让制”“租借制”的形式，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形式的发展没有取得多大成果。，中共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实际制定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胜利地写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的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变为现实，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案例资料痛苦、无奈、挣扎与新生
——和平赎买下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态
“和平赎买”政策是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消灭资产阶级的一种有效手段。早在1949年2月,刘少奇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和问题》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拿出一部分胜利品来赎买资产阶级”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设想。
到1953年6月中旬,毛泽东确立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方针,即通过“利用、限制、改造”的和平赎买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这样的方针,心态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初体会到了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从切身体验中感受到了新民主主义的“优越性”,以致有人提出:“让我们多喊几声新民主主义万岁吧!”但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也存在不满情绪,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对退出历史舞台充满了哀怨和无奈,对和平赎买充满了矛盾与忐忑。
面对强大的总路线和合作化的攻势,出于自我防御的心理需要,私营工商业者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心理忐忑掩盖起来。表面上资产阶级对总路线热烈拥护,一片欢呼之声,背地里却是牢骚满腹,流露出极大的不满情绪。有的资本家形容自己的处境是“上了贼船”,“船在河中,只好认头”。有的资本家问:“1949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认为“那时讲,人都跑了:现在讲出来,谁也没有办法”。
似乎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他们形容:“代购代销是进去了一点”,“加工订货是进去了一半”,公私合营“就全进去T”。说公私合营是“借地插秧”,目的在于把膏产阶级全部“溶解掉”,悲叹与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不同的资本家由于其社会角色认知的不同,其反应的程度和方式也是不同的。大致来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资本家的中上层。这一类是私营工商业的主体,其情况也最为复杂,在他们中间又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带有较强功利性的“进步分子”。他们大都有一定地位,有的早已实行了公私合营,认为总路线是大势所趋,与其让别人用鞭子赶着走,不如自己走,“晚合不如早合”。但他们内心也充满痛苦和矛盾,有人形容他们“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二是中间分子。这部分大都在国家和个人前途关系上存在模糊认识,不愿主动接受改造,但能随大流,具有较强的从众心理。有人说,放弃私有制是“大姑娘出阁,难割难舍”。三是落后分子。这些人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明显的抵触和不满情绪,心理上有一种巨大的挫折感,说自己是“上了贼船”。有的写“祭厂文”,有的写诗,说:“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方式来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四是顽固分子。这部分人为数很少,但态度顽固,对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存在着严重的抵触情绪,采取各种手段抗拒和破坏社会主义改造。有的拒绝加工订货,声言:“国家的计划很重要,我们的计划也很重要,国家的计划不能打破我们的计划”;有的视改造为折磨,说:“想什么办法也得到国外去”;还有的甚至秘密集会或结党进行密谋活动。个别人对改造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敌对情绪,如北京仁立麻纺织厂出现了“新仇旧恨一齐来”的标语;还有人说要“拿青天白日旗欢迎公股”等。
总的来说,资本家中上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是:表现积极接受改造的和表现坚决反抗的均占少数,绝大多数是有不同程度的不满和疑惧。
第二类是中小企业主,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多数。这部分人的特点是对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认知模糊,无法对自己进行恰当的社会定位,因而有一种强烈的自我丧失感。“自称是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着”。合作社“没有我的事”,公私合营“没有我的份”,心里“搅拌,矛盾很大”,感到身不由己,前途迷茫,抱着能躲就躲的态度。他们大多对社会主义改造怀有较大的顾虑,担心企业的前途和个人的生活,抱怨“国家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无光”。
第三类是小业主。这类人大都具备小私有者和劳动者的双重性格。自身社会角色的模糊性导致了他们角色定位的迷失与困惑,因而在行动上缺乏方向感。他们认为总路线与己无关,手工业搞合作化还可以干几年,万一没有出路,可以敛起棉袄打倒轮,再当工人。
第四类是商业资本家。由于当时对商业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国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主要是采取排挤的方式,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表现在商业资本家身上的身份危机现象最为突出。这些人大多怨天尤人,不满情绪强烈,认为国家“待遇不平”,前途“漆黑一片”。许多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消极抗拒的态度,宁愿坐耗资金,迟迟不肯行动。有的资本家虽已表示愿意接受改造,但情绪自始至终是抵触的;有的提难题,说怪话,散布不满:有的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支配,表面上假装积极,私下里却在忙着“安排后事”,抱着能拖一天是一天的态度。商业资本家自叹:“走到社会主义,比工业更难。”
在上述种种心态的驱使下,不同阶层的资本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动或被动地、自愿或勉强地加入了公私合营的高潮。到1956年1月,各地私营工商业者争先恐后地向各级政府报喜,敲锣打鼓地接受赎买,接受改造。到1956年底,全国已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占年初原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6%。这个速度不仅使资本家和在一线工作的领导干部始料不及,而且也超出毛泽东本人的预料。1956年l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
通过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国家最终实现了对私营工商业的和平赎买,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企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也随之走向消亡。民族资产阶级在完成这一脱胎换骨改造的同时,其内心世界经历了痛苦、无奈、挣扎与新生的复杂过程。
资料来源:董宝训:《和平赎买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态》,载《文史哲》20以年第4期。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采取和平赎买政策的原因。
第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
中共对资本主义实行和平改造，一是有理论依据，再就是根据我国国情。中国的民族资本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承认共同纲领，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经过各种斗争和教育，使大多数资本家认识到只有接受改造才有出路。
第二，与民族资产阶级长期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关系，这就为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的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并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提供了前提。
第三，我国已有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有强大的政治优势，这为实现对民族工商业的和平赎买奠定了政治基础。
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阶级力量上占绝对优势，还同农民结成了巩固的工农联盟，割断了资产阶级同个体农民的联系，加上私营企业工人监督的加强，工人、农民两头一夹攻，促使资本家不得不接受改造。
第四、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领导地位，为实现对民族工商业的“和平赎买”奠定了经济基础。
（2）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
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形式。在国家资本主义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过渡形式中，相应采取了从货款、付加工费、四马分肥到定息等多种赎买形式，逐步限制资本主义剥削，最后取消定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级是在1953年底以前，主要是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阶级。
建国后，通过调整工商业，“五反”运动等，对私营工业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采取了经销代销，从而使这部分私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9月7日，毛泽东在和工商界代表谈话时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他还说明了进行改造的一系列政策，如：利润分配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国家所得税占34。5%，工人福利费占15%，企业公积金占30%资本家红利占20。5%。同此，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主要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此外，国家扩大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的范围，使更多的私营企业纳入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第二阶段，从1954年——1955年夏，主要是实行个别企业公私合营阶段。
第三阶段，从1955年秋到1956年，是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级。
1955年下半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猛烈发展的推动下，私营工商业加快了改造的步 伐。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工商界代表人士举行座谈，他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工商界人士要认清社会的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像15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要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11月间，全国工商联召开执委会，学习毛泽东讲话，听取陈云、陈毅作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经过学习、讨论，会议发表了《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工商业者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在这种形势下，各地的私营工商业者包括部分私营企业工人，天天敲锣打鼓，要求批准公私合营。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首先宣布实现全市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全国50多个大中城市都宣布实现全市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实现了公私合营，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
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及其评价
案例资料公私合营前后的北京同仁堂
提起同仁堂,家喻户晓,它是我国久负盛名的中医药企业,始创于清康熙八年,距今已有330多年的历史。
北京解放前夕,同仁堂的经营状况十分危急,只能勉强度日。1949年3月,同仁堂成立国药业基金工会,乐松生任总经理,通过不断学习,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有了基本认识,坚信个人在政治上、企业经营管理上必须紧紧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要决策听取职工意见。在后来的“五反运动”中,同仁堂也经受了考验,经过审查核实,被评为基本守法户。
同仁堂作为民族工商业,有其代表性,而所经营的中药又是人民生活所需。因此,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关怀。彭真市长亲自支持乐松生开展中医药研究,开发新品种的工作,并成立了中药提炼厂。在党的关怀下,同仁堂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很大发展,工人生活稳定,而且产品质量有了很大提高。1953年,同仁堂盈利按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资方股息分红四部分分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党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北京市积极响应,很快制定了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措施,并召集在京民族工商业者召开工商业联合大会,会上,同仁堂总经理乐松生积极发言,拥护总路线。会上,市地方工业局拟选同仁堂这个国药大户首先进行试点,为全行业合营扩展影响,奠定基础,积累经验。
这一变革,不能不引起同仁堂乐氏家族的震动。他们因将失掉生产资料占有权、企业现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权。这是切肤之痛。乐松生先生作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其家族已经经营了200多年的同仁堂药店面临着抉择。经过反复思考,他深感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违背。同时也看到,共产党和职工群众仍让自己做同仁堂的总经理,生活待遇不薄,这是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因此必须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他毅然决定同仁堂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乐松生当选为工商联执行委员,推动了同仁堂实行公私合营的进程。
1954年2月16日,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关于北京市工业公私合营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同仁堂是第一批合营的单位。同年8月9日,在大栅栏同仁堂成立了公私合营筹备工作委员会。27日,同仁堂彩旗高挂,在庆乐戏院召开了庆祝公私合营大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体员工欢欣鼓舞,这家古老的私营企业在风雨飘摇258个春秋之后,迈进了社会主义大门,开辟了同仁堂历史上的新纪元。
合营后,一切涉及公私关系问题的事情,乐松生总经理都和公方代表王苏协商。针对一部分老职工怕合营后遭退休、降低工资等问题,工会通过多次不同层次的座谈会、政策交心会、个别谈心等方式,向职工讲同仁堂合营的措施和合营后的前景,使大家认清形势,了解各项政策,清除各种疑虑,职工们纷纷表示,要为同仁堂出力,多做贡献,使合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此外,合营后的同仁堂还进行了膏产清算,确定了资方资本和应得的股息。面对合营后的新情况,同仁堂党支部领导全体职工先后进行人事劳动纪律、经营思想的整顿,并相应建立了劳保条例、成本核算、生产统计、质量检查、专人配送料、出入库等制度;制定年度、季度生产计划,和用户建立供销合同,改变生产的盲目性:增加设备,改进工艺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消耗;特别注意了建立公私方共事的制度,使资方有职有权。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开始体现了合营优势,职工的情绪也空前高涨。
经理乐松生满意地说:“别家的流水日益下降,咱们的流水逐日上升,原来担心合营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么快,这下可放心了。”
同仁堂率先实现公私合营,对其他医药店、行、栈影响很大,而且影响到全市的私营工商业者。中央和市委领导对同仁堂非常关怀,1955年初,彭真同志亲自到同仁堂会见乐松生经理,听取合营后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对各方面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乐松生还以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的身份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在同仁堂的影响下,全市私营医药业于1956年1月13日被北京市政府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联欢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代表。乐松生代表工商界登上天安门,手捧巨大报喜信向党尹央、毛主席报喜。
公私合营使同仁堂获得了新生,解放了生产力,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企业面貌大改观。1959年比解放前夕的1948年,职工人数由190人增加到539人,增长了近2.4倍;产值由16万元增加到1251.9万元,增长78.3倍;蜜制丸由140万丸增加到6864.2丸,增长了49倍;水泛丸由4000斤增加到31.38万斤,增长?8.5倍;虎骨酒由3万斤增加到30.5万斤,增长了10%。
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同仁堂已经走向世界,走向新的辉煌。
资料来源:孙洪群、金永年:《公私合营前后的北京同仁堂》,载《北京党史》2000年第4期。
（一）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这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明确要求。
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又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引导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的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目的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
经过“一五“期间的大规模建设，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已初步形成。实践证明，党坚持的这条方针对于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保持稳定促进生产力发展，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社会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采取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都采取了区别对象，用不同的方法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
农业：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手工业：供销小组——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
资本主义工商业：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三）用和平方法进行改造
毛泽东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坚持用和平的办法，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总之，由于我们党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方法，解决了诸如实现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和平过渡与消灭剥削制度这类通常难以解决的矛盾问题，促使生产力平稳地得到解放和发展。
（四）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对资方人员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本着“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主要是以企业为基地，坚持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在工作上给予适当的安排，利用他们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失误和偏差
课堂讨论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失误?
但是现在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改造也存在失误。比如,在1955年改造进入高潮时期,对农业的改造出现急于求成、形式单一等问题。原计划IO～15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实际上3年就完成了,许多地方存在着违背农民意愿的情况。
农业合作化的急于求成,对1958年成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搞大食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决策,埋下了隐患。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存在过快的问题,对原私营工商业者存在处理和使用不当的问题。在这里,共产党领导的牢固的国家政权的力量起了关键作用;为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加快了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
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认识不深刻。比如,没有认识到生产力水平低、多层次,生产关系也不能是单一的,应当多样化;对公有制只认识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基本形式,没有认识到多种实现形式的必然性;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确立之后,否定私有制的积极作用。更主要的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没有形成科学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实行了完全消灭私有制的政策,这属于超越阶段的失误。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而逐步明朗和确立的,因此我们今天不能过分地指责前人。
即使存在这些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应当肯定的。首先,在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顺利实现生产关系变革,没有对生产力造成破坏,而且促进了国家的工业化。其次,社会变革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实现了人民团结、社会稳定。
改造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和偏差，主要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以至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党在实际工作中曾经对这些问题有所察觉，对某些问题也作过纠正，但必竟认识不深。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形成科学的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不能因为出现这些失误 而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确立
案例辉煌的成就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变和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国全面地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人口众多,由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在世界东方,开始了它新的航程。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国民经济各方面都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下面我们通过不同时期的数据,以及和同期国外经济发展数据的比较,来回顾一下社会主义改造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成果。
首先,与我国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相比。
从表l中可见:第一,工业增长速度快于农业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102%,1978年比1957年增长477%;而农业总产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16.5%,1978年比1957年增长192%。第二,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1949年工业总产值为工农业总产值的30%,农业为70%,1952年分别为43%和57%, 1957年为57%和43% , 1978年为72%和28%。
表1 资料来源:柳随年、吴群敢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8页。
从表2中可见:1952～1978年粮食产量增长l.86倍:棉花产量增长1.7倍:
油料产量增长1.24倍:煤产量增长9.36倍:发电量增长35.2倍:钢产量增长23.6倍;水泥产量增长22.8倍。
其次,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相比。同印度相比:(1)“一五”计划期间,印度工业生产增长25%,农业生产增长22.2%。中国“一五”期间工农业增长见表l。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印度1951～1977年粮食产量增长1.8倍,棉花产量增长1.?倍,油料产量增长1.6倍,煤产量增长2.5倍,发电量增长l6倍,钢产量增长4.5倍,水泥产量增长6倍。中国情况见表2。(2)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49～1989年中国为7.37%,印度为4.0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中国为5. 44%,印度为1.73%(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7页)。
同发达国家相比:(1)“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大大高于资本主义国家。1953～1957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中国为18%,美国为2.8%,英国为4.l%。(2) 1949～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国为7.3?%,美国为3.17%,日本为6.9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中国为5.44%,美国为1.87%,日本为5.95%。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我国经济建设虽然经历过曲折,但总的来说,它的成就是极为辉煌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资料来源:陈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三个问题》,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年第7期。
1956年底,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标志着中国社会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
1，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已确立
在国民收入结构上,1956年与社会主义改造前的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由11. 9%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这三种经济形式已达92.9%。而资本主义经济则由6.9%下降到不足0.1%,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占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32.5%,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被消灭了。在商业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
2.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已确立
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社会政治领域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代行国家宪法。1954年9月,我国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宪法》,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为新中国诞生而英勇奋斗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它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且用根本大法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确定下来,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纲领。《宪法》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体。这样,我国各族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有了制度保证,社会发展有了政治保证。
3.广大劳动人民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主人
4，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
随着国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变,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帝国主义被清除出大陆;官僚资产阶级在内地被消灭了;地主、富农和民族资产阶级被改造了;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个体劳动者变成了集体劳动者。相应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增长的需要与经济文化落后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此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加快国家的工业化建设。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成为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文化。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确立,表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提出问题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重大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20世纪中国又一次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越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中国的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关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够先于发达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的讨论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创造了制度条件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
第五，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占世界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第六，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中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结果。
本章小结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必然。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中国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3.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20世纪中国又一次划时代的历史巨变,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进步莫定了制度的基础。
【本章阅读文献】
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本章复习思考题】
1、如何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与特点？
2、如何理解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