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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底，顾准横跨千里、足足花了8个月才抵达延安—一因为“逃兵”问题，他被要求从淮海区步行到革命圣地，接受整风运动教育。
到达延安时，紧张的“抢救”运动已经过去了。整风运动进入第二期，开始趋向以“自我批评”和“自我检查”为主的和风细雨。
顾准为自己的迟到庆幸——他后来在上海向共事的顾树桢吐露了这一心曲。否则，以他在上海时期的复杂经历，以及在革命根据地犯的几次错误，他将肯定是被“抢救”的对象。在中央党校结束学习后，他被校方聘请进行了3个月的会计工作，还见到了中共高层著名的理财能手陈云。当时，陈云在延安举办了为期3个月的会计干部训练班，邀请他担任教员。主管新四军的陈毅则亲自为他洗脱了“逃兵”的罪名，认为过错在他的上级，他没有责任。
这位受处分的上海滩会计名家成为党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此后七八年中，他一路被提拔并委以财经管理工作的重任。1949年，他到达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出任上海市第一任财税局局长，兼上海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兼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
这一年，他34岁。
“异质”的麦粒
对顾准来说，1943年的“遭遇”，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如果可以抽离时代，把他放到影视作品中，他是非常接近于美国主流影视剧里经久不衰的那一类主角——“有缺陷”的孤胆英雄，特立独行，才智过人，在某一领域有独特的创造力，如豪斯医生。
1915年，顾准生于上海一个做棉花生意的小商人家庭。其父陈文纬原居苏州，随兄长到上海做生意，先后娶了苏州一对顾姓姐妹，身为二房长子的顾准随外祖家姓顾。
兄长病逝后，陈文纬不善经营，家庭经济状况逐渐恶化。顾准在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勉强读了两年初中，就无力再求学了。校长王志莘同情他的境遇，把12岁的他推荐到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
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序伦也是—号传奇人物。他出身书香门第，年轻时却整日与赌徒厮混。年近30岁幡然醒悟，发奋读书，进圣约翰大学旁听，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至哈佛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暨南大学，后创办“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前身），编译出版会计丛书，办会计学校，为现代中国的会计学奠定了基础。
潘序伦对早慧的顾准极为器重，全然不按年龄、资历来提携——他把16岁的顾准派到会计夜校里授课。第一次站讲台，这个细瘦的小孩被台下的成年学生给轰了下来。一年后，小孩才镇住了场子。
不久，潘序伦发现顾准在著述方面有特别天赋，与他合写了中国第一本《政府会计》。之后，顾准又写了《银行会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列入大学丛书。继而又撰写《中华银行会计制度》等书。19岁时，这个初中未毕业的少年已成为上海滩高级白领，月领薪水300大洋，出版多部会计学著作，在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等几所高校兼任会计讲师和教授。
少年得志，加之潘序伦的包容借才，使得顾准个性棱角分明，极有主见，对自己的才识颇为自负。据立信老员工回忆，年轻的顾准曾和比他大22岁的老板拍桌子吵过几回。事后，老板对他重用不误，更有把他当事业接班人栽培的念想。
1930年代的中国处于日本侵略的阴影之下，左翼思潮在青年人中占据了主流。在朋友影响下，顾准开始亲近马克思主义。1934年，他参与组织了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一进社。后来，进社与中共在上海的“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取得联系，成为其下级组织。
在潘序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顾准得以往返于中共地下党、救国会、事务所之间。
1940年，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顾准正式向潘序伦提出辞职。听闻此事，潘序伦一时“好比受了雷轰电击，心中痛苦，不知所云”。
25岁的年轻人还来不及顾念老上司的心隋，他一心期待着波澜壮阔的职业革命家生涯。到达新四军苏南根据地的第二年，他出任东路特委委员兼苏南第二行政区专员一职。但上任仅两个月就被撤职了，东路特委还特别召开了针对他的斗争会。
“文革”中他曾交代当时所犯的“错误”：一是担任二区专员时，在各级政权机构和党委的_工作关系上，强调政权机构的重要，“有对党委闹独立性的倾向的”；二是擅自修改了谭震林以笔名“梅村”发表在《东进报》上的一篇论国际形势的文章。当时，谭震林是东路的最高负责人。
顾准认为，谭震林在这篇文章里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因资源枯竭造成的经济恐慌，跟和平时期因生产过剩而造成的经济恐慌混为一谈了。
“改正这种说法显然是必要的。”他补充说，“不过，我于删改前未获得谭的同意，删改后又未送谭审查。”
胡乔木曾是顾准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上级，看人的眼光颇老辣。1936年10月，三联书店创始人之一、上海救国会副总干事徐雪寒被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分派负责联系职业界的党支部，同担任支部书记的顾准直接联系。
事先，胡乔木提醒徐雪寒：“你同顾准语言时要小心，这个同道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负。他会权衡你的斤两。要是你没有程度，他会看不起你的。”
徐雪寒说：“我不把自己算做党的领导，只做一个党的联络员，总行了吧？”结果，两人会面后谈得很好，成了关系很好的同志。
1949年5月，中共接管上海，革命队伍急需懂经济、懂城市管理的高级专业人才担任干部。在新职位上，顾准也一心大展手脚，一度有“贴布告最多的局长”之称。
不料1952年2月29日晚，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时任市委书记宣布揪出黎玉、顾准等8名高级干部为“三反”斗争中的“大老虎”，当即撤职。现场一片错愕。
《解放日报》之后在头版公布了顾准撤职的缘由：“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三反”期间毫无 征兆地“被拿下”，给顾准的刺激极大。他闭门在家写检查，“心情烦乱，情绪消沉，什么事也做不成。常常竟夜不能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和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顾准一直认为自己在“三反”中被撤职，主要是因为在上海税收问题上与中央财经委有矛盾冲突所致。但近年出版的《竺可桢全集》提供了另一种说法。竺可桢1957年曾和顾准共事过，当时他听人说顾准是“1952年‘三反’时期走左倾路线、主张以没收方式来消灭资本主义被批评撤职”。然后，他批评道：“我也觉得（顾准）自由主义太重，主观深。”
竺的说法在相关档案里也得到支持。就在顾准被撤职后的第三天，当时在上海负责指挥“三反”、“五反”工作的薄一波在给毛泽东及中央的一份简报中说：“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拢我们的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头。”
一周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在报告中，也提到顾准被撤职是因他执行政策“过左”。
1959年初，顾准弟弟陈敏之到杭州参加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当时，陈云任全国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会后，在同上海的火车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把他介绍给陈云，说“他是顾准的兄弟”。随后谈论到顾准时，陈丕显对陈云说：“顾准就是不服用。”
当时，上海市委机关流传几则关于顾准的传闻，对他的风评与处境，于此可知一二。
一说他曾宣称“三年做市长，五年做总理”。一说1951年中财部有意调他进京任预算司长，陈毅曾问他意见，他表示愿意留在上海工作下去，同事们就此打趣他何时“入阁”，他回答“入了阁，就成为盆景，长不成乔木”。
对于这次处分，顾准一直不服，曾多次要求组织上给予复查。一次是1954年，他通过建工部党组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请求被驳回。另一次是1955年，他进中央党校学习，向党校领导提出，答复是党校不办理此类事情。
这让顾准产生了强烈不满情绪。他开始自学数学，痴迷之深竟致大病一场，“自觉从几何学中发现了严密的逻辑论证方法，觉得阶级斗争、工作之外也还‘别有天地’。”
这一次受挫，成为顾准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学者蒋贤斌曾以顾准、遇罗克、王申酉为对象，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所谓“异端思想者”进行研究。他发现：他们之所以成为“异端”，与政治参与被剥夺或者说上升通道被中断这么一个共同经历有关。
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政治生活成为每个人生活的核心和生命。在政治运动中，他们非常诧异于自己被划分为“反动分子”，“因而极为不服，为了证明自己没错误，他们都试图从理论上寻找。”
“正是因为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是走革命道路的人，他们才走上‘异端’之路。”
“重估一切”的出走
1955年在洛阳任上再次“意外犯错”后，顾准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一年。
这一回，他抱着和1943年步行到延安一样的心态，“想经过再一次整风，治好自己思想上的毛病”。事与愿违的是，他没有“改造成功”。
初到党校，顾准的情绪是极为压抑的。他曾以托尔斯泰笔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列文来形容自己在这一次精神危机中的处境。在日记中，他倾吐了心中的痛苦、屈辱，对个人前途的彷徨，和对自我的怀疑：“这5年简直是在检讨中过日子，一次接上一次。工作毛病之多，认识简单幼稚之外，主要是乱说乱动，一触即跳。惭愧之外，也很觉得缺乏信心。看来此后还是安居北京的好，再也不敢逞什么英雄了。”
他开始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经济学和经济史。他感慨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精美绝伦”，是政治宣言、科学著作与文艺作品，后悔自己没有好好读这样的好书，只是“停留在clerk的水平上的，庸俗的白领子工人”，“在上海，在北京，在洛阳都是盲目积极，实在滑稽。”
自我批评的同时，他照例才子气十足地挑剔着党校老师和苏联专家们的讲课水平。党校校长杨献珍讲授哲学课时，再三强调让大家读革命领袖的经典著作，并说过去读经是读孔孟之作，而现在是读马恩列斯毛。
这番比喻，让惯于独立思考的顾准“听来很不入耳”。他后来说：“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反对陈腐教条，但实际则在提倡以读经态度来读马列主义著作”，“所谓理论工作，就是这个规律那个规律如何应用，学风至于如此，再不改变，将与僧侣主义何异！”
在学习辩证法时，他开始心生疑惑——“为什么有些文献如此绝对，又如此富有‘套’的意义？”纠结数日后，他告诉自己：“独断主义是别人加上去的东西，不能由他们（马恩）负责。”
此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报纸上报道了国内经济的发展速度，农业合作社、基本建设、公私合营呈现的种种新气象，都令顾准欣喜。然而，早年的经济学训练，使他对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现状开始觉得“不对劲”。
他觉得中国搬用苏联那套“工业靠农业落后吃饭”是不正确的。“必须看到，不仅工业靠农业落后吃饭，同时也是工业深受农业不发达之苦……这种现象，才真正说明，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建设是输入的，不是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东西。”
不过，苏联模式和斯大林此时还是他心目中的“范本”。党校里放映彩色苏联喜剧电影《忠实的朋友》，他看完后喜滋滋地发表议论，“这些欢乐应该拿到西欧去，去影响一下欧洲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快活不出来的。”
转折点出现了。1956年2月24日深夜，六千公里之外的莫斯科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这一天，斯大林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毫无预兆地作了《秘密报告》，以大量惊人的事实披露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以及斯大林个人崇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危害，并决定从理论和实践上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和影响。
在北京，有关《秘密报告》的内容开始在小范围里扩散。《报告》传达到中央党校也是在一个晚上，由一名党校的普通工作人员念报告，他照本念完后就宣布散会。会场上一片沉寂，大家离开时都沉默无言。
这个夜晚，顾准心中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美丽新世界”的偶像轰然坍塌了，压抑心头的思考能量迅速被激发出来。
又是十分激动的情绪。不要紧，跟过去一样会平静下去的。上午听说公布了（《真理报》的评论），异常激动。午饭时间读了这个评论，打了半小时的球，现在又很平静愉快了。历史总是公平的，千万人所造成的历史，不会允许人们在它的上面涂上污秽的东西的。真理万岁！
问题是现在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时代，文化与科学知识是愈来愈普及了，童话的市场是在缩小中的。谁还要企图以只手掩盖天下耳目，并且企图甚至在身前把纪念碑、历史、传记全部钦定好，那真是天大的笑话！
随后他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决心研究苏共党史，读斯大林全集，特别是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的部分。“二十次代表大会又何曾仅此批评了斯大林，只要打开大门，放进清新空气来，一切问题都要重新估计的。”
4月29日，他外出看风景并记下：“天色晴朗，尘土不扬，远山可以望得很明白。”
这一年，对于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政权来说，也走到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对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毛泽东是赞成的。长期以来，在革命问题上，斯大林一直指挥和训导中共；在建设问题上，缺乏国家管理经验的中共也只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
毛泽东也不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批判。但是，他认为苏共的批判在“原则上和方法上都是错误的”。他后来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指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
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走适合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他“以苏为鉴”思考的集大成者。
顾准从同学那里抄来了这份报告的全文，反复进行研究。对经济问题的敏感，使他特别注意到苏共二十大披露苏联农业几十年来停滞不前的事实，1954、1955年的总产量甚至低于沙俄时代。之前，他就留心过苏联农产品交售制度、农业劳动者报酬水平，以及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关系问题。
他就此写了一份学习体会，提出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值得商榷，可以通过价格自由涨落来调节计划和生产。党校同学认为这是“大不敬”，但他坚持自己的看法。经过反复修改完善，他写成更系统的论述——《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简称《试论》），后刊发于《经济研究》。
1956年春夏，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匈牙利爆发了民众游行、冲击政府机构的群体性事件。在波匈事件的警戒下，毛泽东向党和政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课题，他决定发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一大批热心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有识之士参与了“大鸣大放”，提出了许多大胆、尖锐的意见。有的甚至把矛头指向了中共最高层和社会主义制度。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存起变化》。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时间风云突变。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很快在全国铺开。革命的暴风骤雨中，55万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被划为“右派”。
当年8月从黑龙江考察回来后，顾准得知自己被划为“右派”，要在中科院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直接的导火索，是因为他在中苏联合科考途中就黑龙江坝选址问题和苏方专家发生多次争执。这让同行的一位黑龙汀省干部极为不满，写成报告汇报到北京。
之后就是“墙倒众人推”了。罪状包括：写作《试论》这一株“修正主义”大毒草，被人揭发平日里各种“恶毒攻击毛主席和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言论”，“对历次伟大政治运动的诬蔑”，以及对雷海宗、葛佩琦等人右派言论的同情言论。
1958年4月，组织上正式宣布顾准“戴帽”，同时被开除党籍。“这是我参加我生活其间达22年之久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生活的最后一次了。”他后来苦涩地回忆。相比1952年的撤职，这一次他表现得“比较平静”。
从得知“戴帽”到1958年5月下放农村期间，他闭门不出。除在宿舍前开一小片土地种蔬菜外，全部时间都用来读书——除马恩列斯的著作外，还读西方历史的书籍，加上每天的报纸关于“反右”、“双反”运动和经济问题的报道、社论。因为“我还没有彻底弄清楚这些问题，我要革命，我对这些问题还要‘探索”’。
“反右”结束后，中央把注意力重新放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响亮口号，大张旗鼓地号召经济跃进。到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成为新中国的“三面红旗”。
1959年3月，顾准再次被下放接受“监督劳动”。走之前，他听说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要整顿当时的人民公社并制止“共产风”等左的政策和实践。一年前下放河北赞皇县劳动时，顾准参加了当地的“大炼钢铁”，当时他批评土法炼钢是“得不偿失”。而现在，他抑制不住兴奋地看到自己被证明是正确的一方：“中国的历史真是迅速无比。胜利的人，不准骄傲，此去屁话不说……地土多润湿！丰收有希望。春播之前改变政策还来得及，迟了就不行了。”
苦难的探索
河南商城县属信阳专区。1950年代末期，发生了极为惨烈的“信阳事件”，成千上万人死于这场大饥荒。
自1959年3月起，顾准在商城铁佛寺水库劳动队共劳动改造10个月，亲身经历了哀鸿遍野的惨状。在饥饿和政治的双重高压下，人性也随之扭曲和坠落。为求活命和自保，劳动队成员偷地里的红薯、萝卜，偷馍，在“思想暴露会”上自污，彼此揭发。
商城记忆，在顾准生命中留下极为沉重的一笔。他后来说自己“不进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修建于1958-1959年间，仅用了10个月就竣工，是向建国10周年献礼的标志性建筑——这句“牢骚话”在60年代被人告发，成为他第二次划为右派的“罪状”之一。
1960年2月，顾准“健康”地回到北京，消瘦，气色正常，如他自己所说“没有沉沦下去”。
一年多后，他被摘掉“右派”帽了，重新回到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经过4年在农村的劳动改造，他以每日超过10个小时的时间扑在办公桌前。除完成所里派给的会计研究任务，他饥渴地阅读当时只有中科院等极少数单位才有的各种哲学、历史、国际经济方面的期刊和资料，甚至是当代西方学术最前沿的著作。吴敬琏回忆，顾准在“文革”时曾分享，说他1952年“三反”被免职时，只认为自己是被个别人挟嫌报复。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后，他接触到农民，看到他们的生活，联系到党内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才有了认真的反思。
此时的经济所，有关农村调查、广州会议、包产到户、自由市场的讨论正在展开。因为“历史问题”，顾准被隔离在这些传达和讨论之外的。
不久，刚刚摘帽的顾准又惹上一次麻烦。他早就觉察当时采用的一套苏联会计制度弊端重重。上海、东北两地工厂调查后，他写成《社会主义会计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提出社会主义的企业会计既是经营基金循环的计算体系，也是成本一利润计算体系。
1962年年底，中共党内经济问题专家于光远以讨论一套会计教材的名义召开了一次会计讨论会，特意要顾准到场。会上，顾准和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副司长杨纪琬等人发生了激烈争论，他坚决反对把企业会计仅仅限制为“资金会计”。
事实上，早在半年前，杨纪琬第一次见到顾准就警告他：谁要是在根本上反对现行的会计制度，谁就得准备戴上右派的帽子。这番话，对顾准“刺激很深”，一时说出了“不怕再戴一次帽子”的言论。
风雨飘摇的1960年左右，中科院经济所来了一位特殊人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而被认定为“反党集团副帅”的张闻天。
被免职后，这位前中共总书记以“特约研究员”的身份一心一意研究起经济问题。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等地调查研究了两个多月，向毛泽东转交了一份《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调整工农业生产比价等政策建议。
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顿，令中共最高层产生了意见分歧。经历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风波和1963年的中苏论战，主流意见更加认为：党内存在着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
1964年，经济所所长孙冶方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并和张闻天一道被罗织成“张孙反党联盟”。与孙冶方相交甚深、常一起切磋学问的顾准，被认为是孙反动思想的“启蒙者”和“黑智囊”。
此时，顾准的外甥宋德楠因为和清华、北大同学白发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列主义的学生社团，被定性为“大学生反党集团”。顾准被认定是这个集团的背后人物。
1965年春的某夜，顾准在家中被两个人带走。母亲和妻子汪璧紧急销毁了他留在家中的书稿和笔记。因为担心引起邻居注意，她们把纸张沤烂之后投入抽水马桶中冲走。汪璧也是一名老中共地下党，31年前为了应付国民党追查，她曾和婆婆一道用火销毁了在她家里印刷的中共地下党的宣传品。
9月17日，秦柳方代表经济所党组织找顾准谈活，宣布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决定。紧接着，顾准的幼子重之在学校被人摘去红领巾。
1966年春节，顾准从下放劳改的农村返家过节，汪璧向他提出离婚。“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此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累，痛快地同意了。”
第二年年底，一封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文据寄到了顾准的手里。
自1966年起，他再也没见过妻子、儿女的面。1969年下放息县之前，他从组织上得知：妻子已于一年前自杀，绝笔书上只有一句：“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发疯的
2014，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的著作《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在中国出版。这部历史著作呈现了斯大林主义如何渗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
学者刘瑜分析了恐惧是如何从不同层面对人性进行摧残的，并认为“保全生命的本能、寻求个人发展的愿望以及寻找社会归属的渴望，使绝大多数普通人不得不选择服从”。最好的情况体现为沉默；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可以表现为对同类的积极迫害。
漫漫长夜里，在精神持守、思想探索的深度上，顾准何以 能够做到呢？
蒋贤斌认为，除了他个人的禀赋和思想资源外，“和那些留美留英归来、已经有很好学理基础的知识分子不同，顾准不仅仅是个知识分子，同时还是一个革命者。”
身为教师子女的蒋贤斌，在一所地方大学的家属大院里长大。到“文革”后期，政治气氛已经明显松弛下来。在他的私人记忆里，大院里的叔叔伯伯们都忙着做家具、打沙发，以过小日子为人生寄托。
在顾准的日记里，把探索坚持下去的信念流露则比比皆是。就算我是花岗岩脑袋吧。我将潜伏爪牙忍受十年，等候孩子们长大。
继续这个态度，潜心研究十年，力争条件逐渐好转以有利于我的研究工作，这才是我的真正的努力方向。
在劳动队的艰苦的日子里，凭站岗的时间写，凭田野休息的时间读，仅有的资料是《人民日报》，也不曾中断我的观察与研究。今后还有什么困难环境可以难倒我的呢？被视为与顾准“一体两面”的孙冶方，也许是他的一个最好注脚。
1968年4月，孙冶方作为“思想犯”，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单人牢房。有一次，张纯音和顾准谈到孙冶方，担心他一个人被关了这么多年，会不会因此发疯。顾准很坚决地回答：“不会，我很了解他，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发疯的！”如知己者言，在孙冶方长达7年零5天的单独监禁中，支持他活下去的信念就是写好《社会主义经济论》因为监狱里没有纸和笔，他就用打腹稿的办法反复默写85遍。平反后，他在助手们的配合下，仍未完成这部打了7年腹稿的书稿。
自商城开始，顾准也学会了一套生存法则：一边独自探索，一边积极“暴露思想”。“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靥迎人的一套，渐渐也能习为自然，这是我气质的变化。”
行为和思想之间的背离，也撕扯着这个倔强的人。他时有“卑微和衰弱之感”，觉得自己“变得下流了”。“衰弱之感是从精神分裂来的。参加会议，表示积极，实际认识又是另一回事，与青年人的单纯、积极，显得自己没有力量。”
然而，他告诫自己“这些感觉都不必有……我还要工作，我要保存自己，我还要战斗。而这个战斗不会是白费的，至少应该记住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来者一个经验教训”。
如果说1959年下放商城，他还有一种满溢出来的“我站在高处，高傲而深思”的自信，要等到证明白己正确的那一天。1969后，接连遭遇爱妻自杀、家破人亡，日记的字里行间已是满目的荒凉与悲伤：“如果缺乏耐心，只有一条出路—一不等了，不等也可以，但是，既然立志要等，而且我也等得起，又何必不等呢？要等，就要坚毅，脆弱是不行的。”
对一个自信骄傲而又情感丰富的人而言，亲情的弃绝是惟一致命的伤害。
1974年，顾准因肺癌晚期病危。临终前，他迫切盼望能见到和他已断绝关系多年的儿女们。陈敏之、骆耕漠等多方苦劝、做工作，仍无一人来病榻前看他。
当年11月16日，经济所领导派人找顾准谈话，对方拿出一张认错书，告诉他只要在上面签个字，就可以马上完成“摘帽”手续。顾准说什么都不肯签字，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承认错误。
直到有朋友劝：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了。听到这句话，顾准颤抖着手在认错书上签了字，当场流下眼泪。他对骆耕漠、吴敬琏说：这是奇耻大辱。
即使是在“文革”中，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世界。在经济所、在五七干校、在骨肉至亲中，顾准也得到了超越“恐惧”和“热爱”的人与人的温情。
1964年，一直庇护着顾准的孙冶方预感到自己将有“灭顶之灾”，迅速把他“隔离”到危险以外。顾准一时误会，以为老友要和他这个摘帽“右派”在政治上划清界限。
在河南息县学部五七干校，经济所同事张纯音指着一个瘦长的中年人，悄悄对跟着她一起下放的女儿、14岁的徐方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
之后，小姑娘常常陪着顾准聊天散步，两人成了“忘年交”。在一次聊天中，顾准告诉她：《圣经》上说只有孩子才能进天国，因为孩子是最“纯”的。
而在顾准思想的留存上，弟弟陈敏之无疑扮演了那个超越手足之情的重要角色。
多年来，身在上海的陈敏之和兄长一直保持着通信。“文革”期间，两人失去联系。1972年，陈敏之到北京探望母亲，同时寻访五哥的下落。他从顾准长女处看到顾准来信，找到了顾准。从那以后，兄弟俩通过书信探讨学术思想问题，一直到1974年顾准去世。
陈敏之一直保留着这20封书信。这是顾准思想中最具华彩的部分。90年代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面市，在知识界和思想界激荡起一股持续的热潮。
“文革”结束后，陈敏之把兄长留下的各种手稿、笔记整理成册，以一种近乎偏执的韧性，孜孜不倦地寻找各种出版的途径。也因一时不忿于侄儿侄女们对父亲的绝情，他把顾准的家事披露于众。
“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人是没有选择的。”和陈敏之、顾准儿女两边都保持着良好关系的传记作家罗银胜感慨道。陈敏之去世后，罗银胜协助顾准的次子高粱把顾准生前留在陈家的藏书打包、整理，托运同京。“不能说一点嫌隙都没有，但是，叔侄之间已经和解了。”
几经努力，顾准的长子、中科院院士顾逸东还是拒绝了我的约访。
2011年，本刊记者曾采访过高梁。他的好友、作家柳红说过：“作为顾准的儿女，这一生都是扭曲的。在那个特殊年代，因为父亲被打倒，导致伦常亲情要被扭曲。等到父亲被树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后，他们又要活在不被理解、深受责难的阴影里。”。
在顾准儿女看来，外界的褒贬抑扬也不尽公允。“我们确实是做错了事，悔恨不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资格不原谅我们，他是孙冶方。”顾准次女顾秀林说。
不入于杨，亦不归于墨
2014年11月，我和85岁高龄的吴敬琏先生在初秋的西溪湿地公园边走边谈。他呈现出一种和年纪完全不相称的敏锐与活力。
一提出任何激起他兴趣的新问题，他会转过头紧盯着我，滔滔不绝起来，思路缜密、有穿透力，直到夫人出面中断这场有关新一届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谈话。但是，他还是婉拒了本刊有关人物报道的约访。
“我是一个历史上有争议的人。”他微微叹了一口气。这位被外界视作顾准衣钵传人的学者，似乎等到了顾准交代他的临终遗言——等待神武景气的到来。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他积极鼓吹市场经济，参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时隔3个月，因为学者刘胜军向“吴市场”贺寿的一条微博，顾秀林在网络上开炮，就顾准到底是不是“中国市场取向第一人”、“谁是顾准精神衣钵的传人”以及一些“文革”往事向这位经济学界泰斗发难。
抛开当事人各自的价值立场和历史过往不论，那么，顾准到底是不是“中国市场取向第一人”呢？
在发表于1957年的《试论》中，顾准讨论了“计划经济”和“经济核算”的关系。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经济核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充分发挥经济核算的作用，使企业职工的报酬与企业的效益紧密相连，让价格成为企业调节产品的生产与流通的重要工具。
“市场”的观念几乎呼之欲出，然而，还是没有被明确提出。蒋贤斌认为，在把“计划经济”等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资本主义”的年代里，顾准只能隐去“市场”二字。
1956年，孙冶方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最早提出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仍起作用。在后记里，他提到自己是受两位学者的启发——一是苏联的弗·索波里，另一位是“吴绛枫同志”。这是顾准的笔名。孙冶方逝世前，曾一再叮嘱吴敬琏和张卓元，以后整理他的文集，一定附上这一段后记。
事实上，顾准走得比孙冶方和他公开发表的《试论》要远得多。1964年5月在经济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中，他提出“学习资本主义的日本和西德高速度发展经济的经验”。这份发言稿被孙冶方要去作参考。后来，这成为“张孙反党联盟”专案组逼顾准反复交代的关键性“罪证”。
“如果说我和他们有区别。”他后来在交代中坦诚，“我认为苏修的货色也是贩来的，与其贩运苏联学者索包里和涅姆钦诺夫的思想，还不如直接贩运乔安·罗宾逊、兰格、利昂捷夫和斯通。”这些人里，除了兰格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波兰学者外，其他3位都是亲凯恩斯主义的英美经济学家。
早年的市场经济训练和“反教条主义”，使顾准有信心和勇气冲破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1959年2月23，他在日记中写下在思想上解决的几个大问题：一是政治哲学，二是历史，第三个“最不重要的才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把1957年以来的日记本和稿件装进信袋封存起来，“权当过去一段艰苦斗争结束的征象”，“今后的思想和研究都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1973年到1974与陈敏之的通信中，他系统地阐述自己对古希腊政治史、欧洲文明和宗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直接民主和议会民主、辩证法和神学等一系列的批判性思考。给顾准贴标签，是一件艰难而危险的事。
譬如，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理想主义，而他白始至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底色；他的个性极富自由主义色彩，然而，在他的论说里更多主张“舍己为群”、推崇“集体英雄主义”，很少涉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问题；他坦承对革命、对斯巴达式的社会怀有矛盾的心情；他声称真理多元，但他对“进步”仍有超出经验的信仰。
他称自己不喜欢基督教，对宗教只有冰冷的分析。然而，熟悉顾准的人都谈到他深受部分基督教教义的影响。
1950年代中期，他曾托在上海的陈敏之帮他购买《圣经》。晚年，顾准手头有好几本不同版本的《圣经》，宝贝得不得了，不轻易借人。“文革”下放劳动改造期间，他照样捧读不误。
传记作者高建国把顾准接触基督教信仰的源头，追溯到1930年代他在教会大学任教时期。他被基督教中的“爱人如己”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对贫苦不幸者的怜悯所深深吸引。然而，他后来走上了用社会革命来实现“理想社会”的道路。
“他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徐方回忆说，母亲张纯音曾和顾准争论过耶稣的一条教导—一“别人要是打了你的左脸，你就将右脸交给他打。”张纯音认为这是一种奴隶主义哲学。顾准则说“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之心，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
顾准借给徐方的最后一本书，是中英文对照的《新旧约全书》，并建议她好好读。等顾准去世后，她一直把这本《圣经》珍藏在身边。
“要有理想，但不要理想主义”
在顾准的思想和文字的传播上，学者王元化是贡献最大的一位。正是在他不遗余力的推荐下，之前只为会计界和经济学界所知的顾准得以进入中国思想界的公共视野。
两人曾是中共地下党上海时期的战友，相识于1939年。当时24岁的顾准担任江苏地下党文委副书记，而比他小5岁的王元化则是顾准领导下的文学小组的一个党员。
王元化被认为是1949年后中国思想界的标杆人物。1982年，周扬代表党中央所作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报告—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王元化是起草人之一，贡献了对教条主义批判的关于知性的思想。当时，这在思想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影响深远。
进入1990年代，王元化的思想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转向，他称之为“我的反思年代”。1993年，他发表《关于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在思想学术界轰动一时。
1994年，《顾准文集》在大陆出版，在国内思想界学术界激荡起一股股“热潮”。令人瞩目的是，王元化、邵燕祥等一批有着特殊身份和经历的人士以极大热情参与其中。
“他们是与顾准同时代的人，都属于‘一二·九，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思想上、情感上和个人遭遇上，都有强烈的共鸣。”蒋贤斌分析说。
身为其中一员的作家何家栋是最早使用“一二·九”知识分子这一说法的。他把顾准、王元化、邵燕祥、杜润生、于光远、邓力群、胡绳等人都列入这个群体。这些人生于1910年代，1930年代时多为青年学生，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和对国民党的不满中，投身到“一二·九”学生运动，从此走上历史舞台。
思想史研究者丁东认为：“一二·九”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新时代，大量青年知识分子走向延安，为革命队伍注入了新血液，特别是提高了文化水准和道义力量，“因为年轻人的理想总是很诱人的”。毛泽东本人也说过，“一二·九”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
然而，他们之后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在延安整风运动、50年代“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大多遭受了冲击。
“他们最终选择的历史道路和他们的理想追求出现了紧张关系。”学者谢泳评价说。这种紧张，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砰”的一声关门声，舞台上，灯光暗下，娜拉离家出走了。
上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介绍下，易卜生和《娜拉出走》在渴望冲出旧式家庭束缚的青年中风靡一时。1923年，鲁迅却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向新入学的女学生提出一个新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
顾准借用这个广为人知的比喻，提炼出他苦苦寻索的一个问题——革命成功以后怎么办？“具体而言，就是社会主义应该建立怎样的经济、政治体制问题。”蒋贤斌说。这也是“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的追问。
在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二·九”知识分子再次担当了主体，为“拨乱反正”做了历史性贡献。进入八九十年代，他们中出现了分化：于光远、杜润生等开始反思，王元化也在这一时期对许多重要学术问题进行思考……
就思想成熟度而言，顾谁是这个群体中的“先知先觉者”和佼佼者。这正是王元化那句“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之深意。
2014年初夏，在北大朗润园，我见到经济学家周其仁。这位杜润生的得意门生侃侃而谈对深化改革的看法，《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里的句子信手拈来。
少年时曾满腔热血跑到北大荒去建设共产主义的他，此时已是一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了。1980年代，在杜润生的带领下，周其仁和一帮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老三届”深入农村调查“包产到户”，参与推动了当时的农村改革。此后，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往来于“江湖”与“庙堂”之间，为中国的体制改革梳理、总结来自基层的第一手经验。
他把顾准和自己的导师、“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视作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人。“简单地说，就是杜老那一句话——要有理想，但是不要理想主义。”
同为“老三届”的朱学勤是1990年代顾准思想讨论的发起人和重要参与者。1992年，他在香港发表《地狱里的思考——读顾准思想手记》。这是学界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评述顾准思想贡献的论文。
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他和王元化先生的共同结晶，文稿上还留有先生的笔记。1990年左右，王元化向他介绍了顾准思想并提供尚未出版的一些打字稿，鼓励他延续顾准“批判法、俄致治文化及其激进主义”的研究。
“1991年，我们每一次见面，几乎没有一次不谈顾准。”朱学勤说，“我认为，顾准于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就是陈寅恪悼念王国维先生那一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顾准的可贵
1990年代思想学术界兴起“顾准热”时，王晓渔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当时觉得很热闹，但不是特别懂。”大一暑假，他回到故乡，在县城一家小书店里意外地发现了一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顾准文集》。
在这个淮北小城，这是一件小概率的事。他买下了这本书。“如果我不买的话，这本书会一直搁在那里的。很奇怪，要么那个时候顾准实在是太热了，要么书店老板把顾准当作顾城了。”
“这几年，我越读顾准，越意识到他的价值所在。”他打开随身携带的环保袋，里头是他近几年里陆陆续续搜罗的有关顾准的论著。“我认为，顾准的思想价值是可以独立于他所处的时代的。”
攻读历史学博士时，王晓渔的研究方向是近当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本科期间，他曾跟着两三位同样热衷思想与学术的朋友拜访过王元化。当时，王元化在力推两位故交和他们的思想遗稿：一位是顾准；另一位是和他同因胡风冤案牵连入狱的青年文艺理论家张中晓。张的遗作《无梦楼随笔》1996年经整理出版时，王元化也亲自为之作序。
“20年过去了，人们现在已经很少提及张中晓这个名字了，但是，顾准和他的思想还一再被人评说。这也说明：顾准的思想和他的精神至少是可以等量同观的。”
王晓渔属于“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学人，成长于以“改革”和“开放”为核心词的后30年。吸引他的，是顾准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理解和判断。
目前整理出版的《顾准历史笔记》中，占去大部分篇幅的是顾准的阅读摘抄，读书思考则以三三两两的句子、段落形式散落其间，内容涵盖上古至隋唐、再从隋唐到近代的中国历史。令王晓渔吃惊的是，在这些零碎的笔记里，顾准展露了他对中国历史把握的深度。“所以，我们称顾准是思想家，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很遗憾，他生前只完成了对市场经济、希腊城邦制度较为完整的论述，对中国历史的探索、思考还没来得及形成比较系统的论述。”
顾准秉持了“五四”反传统文化的传统。然而，相比对儒家的批评，他对法家思想和人物的批判更为不留情面雩尤其是面对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爱憎起伏和思想火花如两条波浪线并头行进着。
他抨击韩非的“势，法，术”，认为其所谓的“势治”不过是“术治”。
一是彻底的实用主义；二是阴险的权术；三“贵独道之容”，要十分心狠手辣，要大权绝不假于他人；四提倡君主的淫乐，提倡“万物皆备于我”，完全否定文武周公以来的敬谨传统。韩非对于位尊的大臣，主张质、镇、固，他还把它推广到君主势力所及的一切人物，凡是有本领而不为我用的，一律要“除掉”它。这叫做“势不足化则除之”（《外储说右七经一》）”那么，这里有什么民本思想？有什么以民为本的仁义或道义可言？历史传统上的罪恶是否，他也一概否定了。谁有势，谁就可以制天下，而且不妨荒淫无度。
这些文字落笔于1970年代初。当时，在“批儒崇法”的最高指示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已全面铺开。
“仅仅这样，也不难。因为在知识界，一般在公开层而对法家是持批评态度的。”王晓渔认为，顾准的可贵，是指出中围两千多年皇权统治中“儒…‘法”的相通关系——“法家和儒家分工合作，法家拘束行为，儒家统一思想，造成中国千年来的死气沉沉。”
这正是“五四”时期喊出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盲区”。我们的采访始于3月底。彼时，云南官场刚刚发生一场震动，一直颇具争议的明星官员仇和落马。
王晓渔认为，仇和这一类官吏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生生不息，谓之“酷吏传统”。“一方面他们是改革派，另一方面是用铁腕手段来推行他们的政策。这样，既有行政有效性，又很得民心，得到的社会评价都很高。对政治人物来说，这种诱惑是很难抵制住的。”他说，“法家的诱惑是巨大的诱惑。我一直持一种观点：如果不重估法家，中国是没有未来的。不过是一个酷吏取代了另一个酷吏。”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第20期，如需订阅，请点击下面链接按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