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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内容梗概
叶甫盖尼•奥涅金生长在一个俄国贵族家庭里。他过的是花花公子的浪荡生活，整天周旋于酒宴、舞会和剧场，追逐女性、逢场作戏构成了他生活的主题。然而,“他的性格和爱幻想的天性，与众不同的怪癖，辛辣而冷淡的才气”，又使他对上流社会的花花世界感到厌倦，终日郁郁寡欢，陷入“忧郁病”状态中。他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不满现实，怀疑一切，他也不满自己，想寻求一条出路。为此，他曾从事创作，又尝试农事改革，但由于他缺乏恒心和毅力，以及明确的生活目标，干什么都半途而废。
为了继承叔父的财产，奥涅金来到了乡下。在那里，他与连斯基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并结识了女地主拉林娜一家。拉林娜的大女儿达吉亚娜是一个温柔敦厚、感情丰富而纯真的姑娘。她受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影响，热爱大自然，喜欢沉思冥想，爱读理查生和卢梭的小说，追求个性解放。这样一个可爱的姑娘爱上了奥涅金，并向他大胆地表露爱情，但早已对爱情厌倦和怀疑的奥涅金以不愿受家庭束缚为名拒绝了达吉亚娜的求爱。不久，奥涅金出于恶作剧，在舞会上向达吉亚娜的妹妹、连斯基的未婚妻奥尔加大献殷勤。连斯基一气之下要与奥涅金决斗，奥涅金竟然接受了战书，并在决斗中亲手杀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发生了这样的惨剧之后，奥涅金只好离开地主庄园。在过了一段漂泊生活之后，他又回到了彼得堡。在一次舞会上，他与达吉亚娜重逢。此时的达吉亚娜已嫁给一个年老的将军，成为上流社会里最受欢迎的女皇。奥涅金被达吉亚娜在社交界的地位和高雅的气质所倾倒，自以为深深爱上了她，并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但达吉亚娜却反应冷淡。最后，奥涅金不顾一切来到了公爵府，在那里，达吉亚娜回绝了奥涅金的求爱，并深刻地指出：奥涅金追求她只是为了满足可鄙的虚荣心，他从来没有认清爱情的位置，他追求的只是幻影式的虚荣。此外，她虽然爱她，但现在她已嫁了别人，便要一辈子对丈夫忠诚。
研究综述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代表作。1937年，由孟十还等翻译的名为《欧根•奥涅庚》的这部名作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收入上海文化学会出版的《普式庚创作集》。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的中译本，如40年代出现了甦夫译本（《奥尼金》）、吕荧译本（《欧根•奥涅金》），50年代出现查良铮译本（《欧根•奥涅金》）、陈绵等译本（《叶甫盖尼•奥涅金》），80年代出现了王士燮译本（《叶夫根尼•奥涅金》）、冯春译本（《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智量译本（《叶甫盖尼•奥涅金》）。至今这部作品已有近10种中译本问世。
中国对这部作品的介绍和研究开始得更早。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它就有评价，说它“诗材至简，而文特富丽，尔时俄之社会，情状略具于斯。”文章还由此谈及了普希金与拜伦间的关系。20世纪20—70年代的评论看重作品的时代性、社会性和人道主义色彩。如瞿秋白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学》中认为，主人公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所谓的‘多余的人’的始祖”，他“是农奴制度崩败中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白木在《读欧根奥尼金走笔》中写道：“奥尼金是当时俄国社会崇拜与模仿西方文明的贵族青年代表，而泰契耶娜则反映了俄国旧有的民族性的一面。普系庚塑造了这两个形象就是为了说明西欧文明与古老俄罗斯文明的碰撞与关系。”冰菱（路翎）在《〈欧根•奥涅金〉与〈当代英雄〉》一文中，结合作家的生活背景对两部作品进行了比较，认为作品显示了普希金的矛盾，寄托了他的痛苦。80年代以来，普希金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空前活跃，对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研究与评论也呈现出了新的气象。下面对新时期以来的研究状况作概要介绍。
一、艺术特点研究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者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艺术特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1981年出版的《普希金创作评论集》中收入了多篇有关《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论文，其中《独创性的典范〈叶甫盖尼•奥涅金〉》一文对“奥涅金诗节”的特点和普希金那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语言形式进行了具体分析。王智量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艺术特点略谈》一文也从多个方面分析了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文章认为，作品中有一个鲜明生动的“我”，这个抒情主人公受到了拜伦长诗的影响，并且代表了诗人真实的自我，以典型的浪漫主义手法抒发了作者本人的深刻思考和复杂情感，因此，“我”的出现使作品具有了双重线索，增加了作品的内蕴。此外，作品中的“我”与叙事主人公又同时处在一个线索里，诗人把“我”描写成叙事主人公的朋友，使之加入故事的整体形象体系之中。抒情主人公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得叙事主人公奥涅金更具时代感、更具复杂性。文章还就作品独特的篇章结构发表了看法，“作品的正文共八章，这八章诗各自相对完整，各有中心和主题，各自在整个作品中承担一部分构造情节和表达思想的任务，而又共同组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一时期，《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语言特色》、《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形象体系与创作方法》等论文也都从艺术特点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较深入的解读。
（二）主人公形象分析
新时期以来，围绕这部作品中的中心主人公奥涅金的形象，论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将奥涅金视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先进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是一个夭折了的十二月党人的形象”；有的学者则认为，“奥涅金不是‘多余的人’，而是‘中间人物’”；但更多的观点坚持认为奥涅金是“多余人”形象的代表，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多余人”的含义进行阐释。除了对奥涅金形象的分析外，塔吉亚娜形象也成为了研究的热点。论者一般都认为，塔吉亚娜是普希金理想的俄罗斯妇女形象，认为她“代表着‘道德’的象征，是诗人‘理想’的结晶,因而在精神上超过了奥涅金”。不过，《解读达吉亚娜的形象》一文认为：“在达吉亚娜这个男性心中的理想形象中，渗透着浓重的宗法制父权意识”。此外，也有一些论者对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连斯基的形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连斯基形象与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紧密相关，与普希金本人的浪漫主义创作息息相连，而且他还代表着二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张铁夫等著的《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一书中也辟出了专章：《〈叶甫盖尼•奥涅金〉——个性•自由•责任》对作品中的形象进行了另一种层面的分析。著者认为，诗体小说展示了不满现实的三种独特个性，并以对比的方式，鲜明生动地突出了个性的悲剧。“三种个性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奥涅金的个性。这种个性既立足于现实，又远离真正的生活——自然和人民；既想有所作为，又难以振作起来；既有为他、为社会的理想，又具颇为自私的个人主义特性”；“连斯基属于第二种个性。这种个性的特点是不满现实，但又沉溺于幻想或理想之中，对生活持热情的浪漫主义态度，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者”；“达吉亚娜则是深深植根于自然和人民的土壤之中的健全个性”。著者还指出，《叶甫盖尼•奥涅金》体现了普希金对个性与自由的反思，在充分肯定个性与自由对于个体、社会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指出，自由无非就是人的选择，而责任是使个人与社会和谐，解决个人与社会冲突的妙方，是人的个性、自由有意义的保证，也是个体生存、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基础。
（三）关于这部作品的比较研究和译介学研究
随着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发展，许多学者开始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对《叶甫盖尼•奥涅金》进行研究。一些论文对《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作了认真的探讨，如文章《〈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和《华夏大地上的俄罗斯诗魂》，还有不少论文采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如《试比较侯方域和奥涅金的形象》、《夕阳晚霞遥以心照——谈奥涅金、贾宝玉形象及其悲剧意义》等，通过比较加深对艺术形象的把握和探讨某些共同的艺术规律。也有一些论文从译介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各种译本的优劣，如《谈〈奥涅金〉的几个译本》、《评查译〈欧根•奥尼金〉》等。
经过中国学者的努力，《叶甫盖尼•奥涅金》研究已成为中国普希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在新的世纪里，“奥涅金”依然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参考材料
1、白木：《读〈欧根•奥尼金〉走笔》，《苏俄评论》，11卷2期，1937年2月。
2、王智量：《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出版。
3、潘一禾：《读解奥涅金的被“拒绝”，兼论“多余人”形象的重新评价》，《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1月。
4、杨怀玉：《〈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外国文学》，1998年第4期。
5、张铁夫等著：《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出版。
6、彭甄：《〈叶甫盖尼•奥涅金〉叙事者形象分析》，《国外文学》，2000年第2期。
（沈zhen）
十四、果戈理：《死魂灵》
内容梗概
某省城来了一位仪表堂堂、举止优雅的绅士，名叫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他自称是六品文官，来此作“私事旅行”。一到旅馆，他就向伙计详细地打听省城官员的情况，对地主的情况格外感兴趣。次日，乞乞科夫忙于拜会各级官吏，他巧于奉迎，很快便博得了达官显贵们的好评。乞乞科夫其实是个投机钻营的能手，他发现死亡农奴可以拿来作为骗取大笔押金的抵押品，便决定来此地做一笔死魂灵的投机买卖。
一个星期后，乞乞科夫开始到各个地主庄园去访问。他访问的第一个人是在省城认识的玛尼罗夫。这是一位富有的地主，精神空虚，安逸、舒适的生活使他养成了懒散的习性。平日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沉思默想，可是到底思索什么，只有上帝才知道。乞乞科夫在去索巴凯维奇庄园的途中迷了路，误入女地主科罗皤契加的庄园。她闭塞、迟钝而又讲求实利。凡是可以赚钱的事，她都会做。在一家小酒店里，他遇到了另一地主罗士特莱夫。罗士特莱夫是一位出了名的乡间恶少，嗜酒好赌，多嘴饶舌，撒谎成性，蛮横霸道。乞乞科夫终于来到了索巴凯维奇的庄园。这个地主虽然长相像熊一样笨拙，却精明务实，行为贪婪而又冷酷。在与他的交谈中，乞乞科夫得知附近有一位大地主泼留希金，于是随后便来到了那里。可是，乞乞可夫发现，泼留希金吝财如命、渺小鄙俗、猥琐无耻，是人类的“灰堆”。
对以上各地主，乞乞科夫总能巧妙对付。在购得将近四百个死魂灵之后，他心满意足地返回省城。第二天，就办妥死魂灵过户手续。他被说成是“百万富翁”，达官显贵将他奉若上宾，名门闺秀竞相求亲……但是，一次舞会上，罗士特莱夫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了乞乞科夫购买的是死的魂灵。于是，形势突变，官员们不知所措，乞乞科夫的身份也引起种种猜测。检察长因与他购买死魂灵的事有关而一命呜呼。官员们的府第已不对他开放。乞乞科夫见势不妙，离开该地，逃之夭夭。
研究综述
《死魂灵》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被译介到中国，译者主要有鲁迅、满涛、许庆道、陈殿兴等。《死魂灵》在中国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上半期、50—70年代、80年代之后。
中国人最早提到果戈理的，是鲁迅1907年所写的《摩罗诗力说》。其中有两句关于果戈理的重要评语：“惟鄂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那时，鲁迅为浪漫派诗歌所激动，但中国现实没给浪漫派提供持续不衰的土壤，他也冷静下来，转而钟情于果戈理，以发表同名小说《狂人日记》为始，直至去世前译完《死魂灵》而终。1935年，在《死魂灵》的译本已发表第一部的一半时，他做《几乎无事的悲剧》，高度赞扬了果戈理写作《死魂灵》的技巧。他认为果戈理写的地主“真是生动极了，直到现在，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也还使我们像是遇见了有些熟悉的人物”。“讽刺的本领，在这里不及谈，单说那独特之处，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在谈到《死魂灵》第二部时，鲁迅并非全盘否定，在《第二部第二章译者附记》中指出果戈理“描写没落人物，依然栩栩如生，一到创作他之所谓好人，就没有生气”。
1936年，鲁迅译的《死魂灵》第一部和第二部残稿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之后，出现了一些专门评论《死魂灵》的作品。如周扬的《果戈理的<死魂灵>》，文章较为详尽地描述了《死魂灵》的创作过程，分析了“初期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典型”乞乞科夫和“衰落期封建地主贵族的各种典型”，并结合时代评价了果戈理的写作动机及这部作品产生的客观批判效果，以及《死魂灵》第二部失败的原因。
当时出现的一些俄罗斯文学史著作，也都谈到了果戈理的《死魂灵》，比如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和瞿秋白的《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等，这些著作都突出果戈理的这部作品的写实主义要素。
从50年代到70年代，对果戈理研究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50年代出现过一个研究果戈理的高潮。1952年，果戈理逝世100周年之际，中国各报刊发表了近百篇评介果戈理的文章，但专门研究《死魂灵》的文章非常少。那么，这一时期的文章虽然也不乏一些客观的评述，但受政治因素的干扰太大。这从当时发表的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知道，如沙汀的《正确使用讽刺武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行为进行批判》等。1952年，别林斯基论述果戈理及其作品的文章被译出，对那一时代的评论的影响很大。50年代还译出了近十种评论果戈理的专著，其中有一本全面论述《死魂灵》的书，这就是赫拉普科钦的《果戈理的〈死魂灵〉》。60—70年代，政治运动代替了一切，中国人对讽刺文学的态度有了微妙变化，果戈理的研究很少了。
80年代，中国的果戈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半期，掀起了果戈理研究的一个小小高潮。这个时期发表了百余篇研究果戈理的文章，还有几部专著，但基本上都是延续以前的批评，分析《死魂灵》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人物形象和讽刺手法等。比如王远泽在《果戈理》一书中写道：“《死魂灵》是果戈理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它以朴素的情节结构和‘十足真实’的艺术形象，反映出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内容。”“《死魂灵》不仅是一部用生花妙笔写成的沙俄农奴制的病症史，它还让人们在农奴主、封建官吏和资产阶级市侩这些奇形怪状的后面，看到了一个强大的人民和前途远大的俄罗斯。”“作者运用奇特的夸张、生动的比喻、逻辑上的异变以及反语、双关语和俏皮话等表现手法，构成了独创的幽默讽刺特色。”“在塑造人物时，作者善于抓住同人物性格有内在联系的外貌特征，加以突出的描摹……再加上富于个性化的语言的点染，使人物呼之欲出。”“小说中许多议论、抒情的穿插，与形象描写的部分交相辉映。”
80年代中期以后，果戈理研究更具特色，研究者在努力探索新的道路。有的将《死魂灵》与其他作品作比较分析，揭示其特色。比如，王海涛的《〈淘金记〉与〈死魂灵〉的比较分析》、刘传铁的《浑言则同析言有别——〈儒林外史〉与〈死魂灵〉讽刺艺术之比较》等。王志耕的《果戈理与中国》一文对《死魂灵》与中国文学发生的种种关系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还有人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果戈理的创作，程正民在《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一书中认为，果戈理忧郁苦闷而又机智俏皮的气质对他的作品题材的选择、作品人物的气质、作品的风格都有很大的影响，而《死魂灵》则是果戈理“同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斗争的产物”。还有人将目光投向了果戈理的创作与宗教的关系的领域。任光宣在《论果戈理创作中的宗教观念》中认为：“《死魂灵》的结构框架基于基督教的地狱天堂说。”“果戈理在《死魂灵》里创作的人物形象是对基督教善恶观的文学诠释。”张百春在《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中提到：“从宗教角度出发，果戈理认为道德主义与唯美主义的分离，即善与美的分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宗教基础。”有些学者从象征的角度来分析，比如龚善举在其文章《象征：果戈理艺术思维的“原型批判”》中认为果戈理受到《寓意图与象征选集》的影响，并分析了果戈理为《死魂灵》第一版的封面设计的深富哲理的三层图文。甚至有人对果戈理与音乐的关系产生兴趣，如刘黛青译的由戈尔德斯坦所著的《果戈理与音乐》。在别林斯基等的理论指导下，果戈理一直被看作俄国“自然派”的奠基人，现在也译进了一些异议。比如《果戈理评论集》收进了俄罗斯作家洛扎诺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宗教大法官的神话》一文。洛扎诺夫认为新文学根本不是像文学界所公认的那样，来源于果戈理，而是恰好相反：“果个理用死亡的目光看取生活，他在生活中看见的只有死魂灵。他根本没有反映现实……只是以惊人的技巧描绘了一系列生活漫画。”近年来，《死魂灵》新译本不断出现，果戈理及其《死魂灵》开始得到更全面、更准确的阐释。
参考材料
1．刘传铁：《浑言则同析言有别——〈儒林外史〉与〈死魂灵〉讽刺艺术之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3月。
2．程正民：《果戈理、气质、生命力和创作》，《苏联文学》1989年第6期。
3．王加兴：《析〈死魂灵〉主人公乞乞可夫的语言特色》，《外语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4．孙亦平：《论〈死魂灵〉的 怪诞倾向》，《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5．任光宣：《论果戈理创作中的宗教观念》，《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6．龚善举：《象征：果戈理艺术思维的“原型批判”》，《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
（李玲玲）
十五：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内容梗概
彼得堡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因为贫穷而辍学很久了。在他的心里形成了一种理论，即人分为两种——为所欲为的强者和任人宰割的可怜虫。这时他收到母亲的来信，得知他的妹妹杜尼雅因不堪地主老爷的纠缠已辞掉了家庭教师工作，并打算嫁给她并不喜欢的律师卢仁，以帮助她亲爱的哥哥继续大学学业。“人必须有一条路可走！”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心实践自己的理论，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不料在杀人之后，他突然病倒了，不断被梦魇折磨着，整日神思恍惚。更使他痛苦的是，自己与整个世界隔绝起来，再也没有朋友和亲人。母亲和妹妹的到来，不仅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快乐，反而使他极为痛苦，他感到她们跟他隔着一道幕布，相距非常遥远。拉斯柯尔尼科夫真切地感到：我杀死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拉斯柯尔尼科夫极力挣扎，一方面跟警察周旋，逃避惩罚；另一方面极力帮助贫困的酒鬼马尔美拉陀夫一家，企图证明自己仍然生活在人们中间。他结识了马尔美拉陀夫的女儿索尼雅——一个被迫出卖肉体以养活年幼弟妹的姑娘。索尼雅虽然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尽种种屈辱，但她的灵魂是纯洁的。她坚信人应该相信上帝，决不能因自己贫穷而杀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一起读《福音书》。拉斯柯尔尼科夫终于在她面前跪了下来，说：“我不是向你膜拜，而是向苦难膜拜。”在索尼雅的感化和督促下，拉斯柯尔尼科夫终于来到了警察局自首：“是我用斧头砍死了放高利贷老太婆和她的妹妹丽扎韦塔”。
他被判处二级苦役八年，索尼雅也跟随他前往西伯利亚。在宽阔、荒凉的鄂毕河边，拉斯柯尔尼科夫望着滚滚河水，心潮起伏。他屈服了，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只承认自己是失败者，承认自己不是强者，而是一只虫豸。可现在，他想：为什么苦役犯们都憎恨我却热爱索尼雅，把这个年轻瘦弱的姑娘当作母亲一样尊敬呢？他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难道现在她的信仰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
研究综述
1930年，《罪与罚》首次由韦丛芜译为中文出版，自此以来中国已出现了几十种中译本。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在1920年前后开始。近80年来，中国对《罪与罚》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40年代，研究停留在一般的评介阶段，突出陀氏对“被侮辱与损害者”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批判，但几乎都认为陀氏小说的艺术性有缺陷，如结构拖沓冗长，主人公语言与作者语言相似等。50—70年代，研究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而趋于停滞。1957年，叶尔米洛夫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不少研究割裂陀氏及其作品，把他描绘为伟大艺术家和反动思想家的奇怪混合物。80年代，巴赫金的论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被介绍到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共时”、“复调”、“狂欢化”之类的术语便成为研究陀氏时不可缺少的话语。近20年来，中国学者对陀氏的研究日益广泛和深入，研究领域不仅涉及单篇作品，还对陀氏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陀氏的宗教哲学、心理描写艺术、人物结构和叙事模式等作了深入的探讨。
一、关于独特的心理描写
陀氏的心理描写历来受到评论界的重视。早在1936年，鲁迅在《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中说：“医学者往往用病态来解释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这伦勃罗梭式的说明，在现今的大多数的国度里，恐怕实在也非常便利，能得一般人们的赞许的。但是，即使他是神经病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者，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
当代学者多给予陀氏的心理描写以极高的评价。周成堰在《论<罪与罚>中深刻的心理描写》一文中认为：“在《罪与罚》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心灵活动史。艺术家独树一帜地描绘了主人公的内心分裂和二重人格。……艺术家通过瞬间心理变化和无意识行为来揭示人物内心的隐秘”。而主人公梦回作案现场则“重现了主人公杀人犯罪时的心理体验，也充分反映出罪犯的恐惧心理和精神失常。”刘义斌的《试论<罪与罚>中梦的艺术含蕴》在提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梦回作案现场一事时认为：“这个梦是隐藏在无意识中的自我的本能反映。他害怕自己的行为被别人发现，担心暴露自己的罪证，他希望完全掩盖自己，很难想象在寒热病和受压制的情况下他的潜意识不暴露出来。梦就在于是不自主的、自发的，其性质没有被任何有意识的目的所歪曲，它包含着希望进入意识的幻想。这个梦的意义不难猜测，杀不死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及周围的笑声、低语象征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用刀斧为人们造福’理念的失败和落空，他的救世行为无济于事，就像梦中的一只苍蝇猛地撞到了玻璃上。现实中有更多的压迫者、损害者，如他梦醒见到的斯维德里盖洛夫。梦和现实相互映衬，梦不可思议却又如此真实，当他一梦醒来，真的见到了一只在屋子里飞的大苍蝇和斯维德里盖洛夫的大笑。”
二、关于宗教哲学
当代中国学者越来越认识到陀氏宗教思想的重要性。于鑫的文章《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指出：“《罪与罚》的两个主人公是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和把拉斯柯尔尼科夫引向重生的卖淫女索尼雅。作家想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经历告诉我们，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不是依靠理性和反抗，一切理性都是一种谬误，一切反抗都只会带来更多的罪行，能够给人以慰藉和出路的只有宗教，走向宗教就是走向人民，就是走向人的精神复生。”但“拉斯柯尔尼科夫跪在索尼雅面前吻她的脚”表明“在宗教的影响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种对苦难的夸大式的崇拜。”
孙利军《<红字>与<--;罪与罚>：关于“赎罪”原型的两种阐释》认为：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形象是陀氏“将宗教悲剧纳入市井小说的情节之中”的艺术成果。“在他的创作烈焰里，日常现实的原始的零星片断引起了轰动的市井故事，《圣经》里充满上帝感召精神的篇章，都要消熔于一炉，化作新的成分，并将获得他本人的风格情调的深刻印迹。”“《罪与罚》在形象塑造、情感表现方面所进行的一种对传统的偏离与反叛，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原型模式——赎罪原型的一种远距离超越。在这部作品里，拉斯柯尔尼科夫所犯之罪不是人类无可选择地身负的原罪，而是资本主义竞争时代，小资产阶级两极分化而必然要产生的一种思想意识驱使之下所犯的非人道的罪孽，是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法则的一种反映。”
三、关于叙事艺术
陀氏的叙事艺术曾经被许多同时代人诟病，但20世纪的作家、学者见解则相反。法国新小说作家萨罗特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直是文学研究和新的技巧的活的源泉，至今仍然前途无量。”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揭示了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的共时性戏剧化结构：“这是他艺术地感知世界的特点：他只善于从同时共处这一角度来观察和描绘世界……。在他的思维中，看不到渊源因果方面的范畴。”
这种观点为大多数中国学者认同。龚觅的《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认为：《罪与罚》“不仅基本取消了背景描写（极度压缩），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那种历史模式。我们看不到那种连贯的情节流，而发现一种以对话和独白为中心，融戏剧和后来被称作‘意识流’的结构为一体的特殊模式，线性的因果关联基本上退出了小说。作者作这样的处理，就是为了利用人物对白和内心独白在共时层面上对人物复杂、多变、分裂的意识结构作纵向的把握。”“由于因果-历史叙述模式的全面退场和新的结构的建立，《罪与罚》的心理描写获得了自由广阔的内在空间，而这种‘内在空间’在与小说的封闭、枯燥的‘室内剧’式的外部空间的对照中产生出奇妙的艺术张力。”
王志耕在《基督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时性”诗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陀氏的创作固然存在共时性结构，但也有明显的历时性特征，因为他的创作勾画了人类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原始的直接明确性，堕落，复活”，就跟但丁的《神曲》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运用这种结构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同一个艺术形象中历时地展现精神的辩证发展历程，一种就是以不同的艺术形象代表不同的发展阶段，共时地展现历时内容。”“以《罪与罚》为例，索尼雅所扮演的就是引导者的角色。……索尼雅自称有罪，但她身在泥淖，心灵却始终与上帝同在，她在无形之中映衬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卑微，也在无言之中将拉斯柯尔尼科夫引向复活。引导者作为一种正面的价值尺度，代表了作者的眼光和理想的统一精神，它使得各种对话具有了有益性语境，使得人物的精神发展有了一种可见的标的。”
参考材料
1、周成堰《论<罪与罚>中深刻的心理描写》，《国外文学》2001年第3期。
2、刘义斌《试论<罪与罚>中梦的艺术含蕴》，《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于鑫《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4、孙利军《<红字>与<罪与罚>：关于“赎罪”原型的两种阐释》，《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5、龚觅《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国外文学》1997年第3期。
6、王志耕《基督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时性”诗学》，《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田全金）
十六、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内容梗概
安娜是生活在彼得堡的贵夫人，为了调解哥哥奥勃浪斯基因第三者而与嫂嫂之间引起的纠纷，乘车来到莫斯科。在车站偶遇近卫军军官沃伦斯基。沃伦斯基为安娜的美貌和优雅的气质所倾倒。在一次舞会上，沃伦斯基只找安娜跳舞，吉蒂十分失望，因为吉蒂正迷恋着沃伦斯基。安娜觉得不能再在莫斯科呆下去，谁知在火车上发现沃伦斯基居然与他同行。他的出现和谈话，令安娜既感到不安又感到幸福。
大官僚卡列宁在车站上接妻子安娜。他比她年长20岁，他们结婚9年，有一儿子。安娜厌恶丈夫的虚伪和官架子，沃伦斯基一眼就看出这一点。他开始紧紧追求安娜，社交界对此议论纷纷。安娜得知吉蒂病重，要沃伦斯基回莫斯科求吉蒂宽恕。可他却乘机向安娜倾诉爱情。他们俩的关系日益加深。有一次在赛马会上，沃伦斯基不慎摔下马来，安娜表现异常，被众人发觉。卡列宁要她马上回家。途中，安娜承认是沃伦斯基的情人。安娜和沃伦斯基有了孩子，她在分娩时得了大病。病危时，她要求卡列宁宽恕自己，他答应了，并向沃伦斯基表示和好。可等病愈后，安娜又跟沃伦斯基到国外去了。
吉蒂和列文结了婚。列文是一个贵族地主，向往过一种新的生活，经常在自己的庄园和农民一起劳动。他正探索一种新的经营方法，以调解农民和老爷之间的对抗关系，但遭到失败。列文感到婚后生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幸福，对人为什么活着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从一个农民那儿得到启示：人活着是为了上帝。列文终于找到了信仰。
安娜与沃伦斯基到欧洲旅行三个月后回国。她思子心切，在儿子9岁生日那天，偷偷去看望儿子。他们在莫斯科住下，安娜内心十分痛苦，因为上流社会不欢迎她。她向卡列宁提出离婚，遭到拒绝。沃伦斯基不在家时，她更苦闷，怀疑他另有新欢，并发生口角。在一次争吵之后，安娜陷入绝望境地，她追随沃伦斯基来到火车站，卧轨自杀。
研究综述
《安娜•卡列尼娜》最早译介到中国是在1917年，由陈大镫、陈家麟根据英译本译出，书名为《婀娜小史》，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此后至今的80多年时间里，《安娜•卡列尼娜》的译本不断涌现，已有10多个版本。其中较为著名的译本有：周觅和罗稷南译本、高植译本、周扬和谢素台译本、草婴译本和智量译本等。此外，端木蕻良在1947年还改编过同名剧本。中国关于这部作品的研究，早在五四时期已经开始。1919年，田汉撰写的长篇论文《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沈雁冰（茅盾）撰写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俄罗斯》和《文学家的托尔斯泰》等文章中已经有了对这部作品的评析。20年代，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瞿秋白和蒋光慈的《俄罗斯文学》这两部中国最早的俄国文学史著作中均有这部作品的介绍。但是，专题的评论和研究《安娜•卡列尼娜》的文章在30年代才出现。纵观整个研究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30年代至70年代）和后期（70年代末至今）。
一、前期的传统研究
自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安娜•卡列尼娜》研究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现实主义批评的道路。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安娜形象、安娜的爱情悲剧、《安娜•卡列尼娜》的现实意义等方面。
30年代，关于《安娜•卡列尼娜》出现了多篇文章，如羊枣的《心理的俘虏》、孟十还的《安娜•卡列尼娜》、林风的《我读过的书——〈安娜•卡列尼娜〉》和译文《论〈安娜•卡列尼娜〉》等，这些文章分别刊登在《作家》、《妇女生活》和《太白》等刊物上。这些文章中对安娜的评价已有分歧，有的称赞安娜的抗争，有的则称安娜为“恋爱底俘虏”、“男子底俘虏”。
40年代，周立波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课时所写的讲课提纲，对《安娜•卡列尼娜》作较为全面的分析。由于是提纲，因此仅为只言片语，但是这些文字往往能切中要害。周立波对《安娜•卡列尼娜》的总体评价是：这是一部“人生的大辞典”，因为这部作品写了“几个家族的平行的历史”，涉及到了人生最重要的现象：结婚、生儿育女、事业、死亡等，涉及到了人生最重要的心理和感情：恋爱、失恋、嫉妒、亲子之情等。他认为安娜是“反抗社会的伟大的典型之一”，而卡列宁则是“虚伪世界的奇特产物”，杜丽是“善良与饶恕的典型”，列文的性格则是“严肃”的和“深思”的。周立波还探讨了小说的艺术特色，诸如小说中的“荷马式的静物的描写”、“不着形迹之对比”、“有一种几何学的匀称、明快和精确的魅力”之布局、“悲剧的手法”和“宿命论、神秘的气息”等。曹湘渠发表在40年代的《论安娜•卡列尼娜的死》一文也值得一提。文章指出安娜的悲剧是“人生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人生的悲剧在于她想爱而得不到爱，既得到爱又不能满足她的爱；社会的悲剧在于环境不许她爱，她偏要爱。于是社会上到处限制她的爱，阻拦她的爱，讽刺和鄙视她的爱。终于使她做了爱的牺牲者。”对列文的评价为“真理的探求者，托尔斯泰的化身。”
从建国始到“文革”前，中国关于《安娜•卡列尼娜》的专题评论仅寥寥4篇，其基本的思路与40年代没有明显区别，主要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部作品。
二、后期的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
从“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开始，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外国文学研究的正常开展，中国学界对《安娜•卡列尼娜》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一方面研究著述大量出现（虽然其中存在大量的重复研究），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也有更新，从比较研究、精神分析研究、女权主义研究等多角度、多侧面切入的文章逐渐形成势头。
比较研究风起云涌：8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风行中国，《安娜•卡列尼娜》的研究中也出现了比较热。较早的文章有方平发表在1982年第10期《读书》上的《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形象》，这篇文章从形象比较着手，阐述了重要的理论问题。此类研究中有主题比较、艺术比较等，但比较多的是安娜形象同别的女性形象的比较，如安娜与娜拉、安娜与简爱、安娜与德瑞那夫人、安娜与繁漪、安娜与苔丝、安娜与子君、安娜与厄秀拉等。这样的比较研究中确有一些写得较好的、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文章，但不少文章往往缺乏深度。
艺术研究各有侧重：从80年代起，一部分学者开始把关注的目光从传统的作品或形象的社会意义上移开，转向作品的艺术研究。人们关注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作品的人物描写、心理描写、肖像描写、细节描写、结构艺术等。如《长篇结构模式的突破》一文着重研究了这部作品“纵向开放和横向拓宽”的结构形态，指出安娜和列文两条线索在家庭思想的凝聚下“共同构成布局的主体”，“从外部形态看，这部作品如同一座双体大厦，其中任何一体都无法独立存在，但同时它们各自又有自己的一些互不重叠的侧面，因此结构的开阔感、层次感和整体感都很强烈。”卢兆泉的《眼中沧海笔底波澜》一文也分析了这部作品的人物和情节构成。刘立天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潜意识描写》一文，从“直觉、感受、感觉中的二重性、梦境、幻觉、意识流”等方面深入分析了这部作品在潜意识描写方面的特色。
精神分析独辟蹊径：90年代初期，有人开始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研究《安娜•卡列尼娜》。杨思聪的《安娜•卡列尼娜爱情悲剧新论》就是运用“爱欲”、“自我”、“超我”等概念分析这部作品的。文章认为，生命本能的爱欲一直是安娜的一种内心躁动，同时“安娜的‘自我’又在引导潜在的爱欲，使之迂回曲折地宣泄”。随着爱情的实现，爱欲的宣泄渐渐减弱了，“‘超我’在意识领域中又恢复了‘法官’的地位。它无情地谴责安娜的行为，惩罚让爱欲得逞的‘自我’，这就使安娜负载了沉重的罪恶感。”
女权批评别具一格：80年代末90年代初，女权批评在《安娜•卡列尼娜》的研究中也开始出现。在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一书中，作者认为安娜是“一个几千年男权文化的殉道者”，“她将自己整个生命的热情和力量投入到对沃伦斯基的爱恋中，但他却因种种原因流露出倦意——这种倦意直接促成了安娜的绝望与自毁”。“对安娜来说爱本身就是生活的本质、生活的全部，而对沃伦斯基而言，爱只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活的一种调剂，是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方式”。作者得出结论：“爱情之于男子不过是一段人生插曲，而对于女性则是生命的百科全书”。“性别类型和位置注定男女两性在整个世界和人生理解方面的隔膜，尤其是在对爱的意义的领会上女性承受着一种绝对孤独和困惑的境地。”
参考材料
1、陆人豪：《托尔斯泰惩罚安娜了吗？——对一个传统观点的质疑》，《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2、卢兆泉：《眼中沧海 笔底波澜》，《杭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
3、杨思聪：《安娜•卡列尼娜悲剧新论》，《西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
4、许桂婷：《〈安娜•卡列尼娜〉的宗教内涵》，《天津师大学报》1993年第5期。
5、刘佳林：《缺席与出席：安娜•卡列尼娜解读史之复制与研究》，《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3期。
（陆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