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露萍，女，原名余硕卿，又名余家英、余慧琳，在延安时改名黎琳。张露萍是1939年叶剑英同志亲自为她起的化名。1921年7月3日(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扬宫保府一个贫苦的家庭。张露萍的父亲余泽安，以教私塾为业，是一个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母亲曹天荣是一个善良和蔼的家庭妇女。???
张露萍的父亲余泽安十分崇拜古代民族英雄，在张露萍4岁时就经常给子女们讲岳飞、文天祥、花木兰等英雄故事。幼小的张露萍听得人了迷，一双大大的眼睛凝视着父亲，不住地点头。父亲的启蒙教育在她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难以磨灭的印记。1926年的一天，因军阀刘文辉在川西一带强征“国防捐”，给张露萍家摊派50块大洋。由于家庭比较贫苦，交不起50块大洋，余泽安被关进了崇庆县的大牢。5岁的张露萍与姐姐余家俊(后改名曹一平)一道给父亲送饭。在潮湿昏暗的牢内，见到父亲憔悴的面容，她忍不住抱着老人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张露萍站起来擦干泪水倔犟地对父亲说：“伯伯!不要难过，等我长大后把刘文辉抓起来，为你报仇。”看到张露萍那天真的样子，不怕天不怕地的表情，她的父亲感到了无限的欣慰，也破涕为笑了。
张露萍进入小学前，父亲就教她读《三字经》、《百家姓》等。张露萍和姐姐余家俊(曹一平）一同进入崇庆县立女中附小读书，在小学读书时她对姐姐说：“三姐，伯伯和妈妈辛勤半生，好不容易送我们进了学校，一定不能辜负亲人们的一片期望!”当她父亲知道后更加疼爱她了，夸她是懂事的乖妹子。
张露萍在崇庆县立女中附小毕业升人初中，她天资聪颖，勤奋上进，活泼开朗，品学兼优，老师和同学们都称赞她，喜欢她。在崇庆县立女中附小和初中读书时，头上扎一对小辨子，一讲话露出一对小酒窝。张露萍从小就对穷苦人民怀着深厚的同情，不怕反动派的权势。有一年，快过春节了，她父亲在街上设摊书写对联。一天张露萍与她父亲收拾好文房用具，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一家酒楼上大摆酒席，灯红酒绿，而在街头屋檐下一些衣衫滥褛的人手柱拐杖，向过路人乞讨。有的人给幼小的儿女头上插上草标，准备出卖。见此情景，张露萍愤愤不平地说：“伯伯，为什么那些人花这么多钱请客，又舍不得拿钱给穷人，让他们过年呢?”张露萍的父亲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对张露萍说：“妹子，你还小，你不懂啊!”回到家中，张露萍的父亲给子女们讲了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在张露萍幼小的心灵里，开始知道了穷人和富人是对立阶级的道理，从此她埋下了仇恨豪强、仇恨旧社会的反抗种子。一次张露萍放学回家的路上，正碰到一个衙门兵丁欺侮摊贩，还要把一个老人拉进官府去。她忍无可忍拾起一根木棒朝那兵丁狠狠地打去，还喊那位被抓住的老人“快走!快走!”这时放学回家的同学和过路人围拢来了，纷纷斥责那如狼似虎的兵丁。众怒难犯，那兵丁只好悻悻离去。围观的一些群众说：“这位小姑娘做得对，长大了一定有出息!”
在张露萍出生时，不幸的事情在她家发生了。一个驻防崇庆县的川军师长余安民看上了正在州立师范读书刚满15岁的张露萍的大姐余家彦，并托人说要娶她做第三房小妾。惧于余安民大权在握，张露萍的大姐终于被强娶过去做小。后来张露萍的大姐只好跟余安民去了成都。余安民人面兽心，胡作非为，一次张露萍的大姐的手被余安民打残了，大姐的儿子为母亲说了一句公道话，就遭余安民开抢打死。
1935年，张露萍和姐姐余家俊到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改名余硕卿，在学校结识了同班同学、亲密好友周玉斌、杨梦萍、车崇英等人，按照当时的风俗，她们四人结为金兰之好。由于车崇英的关系，认识了车崇英的父亲，即地下中共党员、中共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当时车耀先的公开身份是成都祠堂街“努力餐”饭店“老板”)。张露萍经常到车耀先家中玩，得到了车耀先的紊切关怀和教诲、培育，思想境界不断升华和进步。1936年，经车崇英介绍，张露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编人西城支队建国中学小队部，并担任主持、组织和交通工作，积极投入了由四川地下党领导和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参加抗日歌咏队、抗日演剧队等。编写宣传抗日稿件送到车耀先创办的《大声》周刊和蜀华中学进步学生举办的《民党》周刊上发表。经过抗日救亡活动的锤炼，张露萍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她羡慕古代的女英雄花木兰，更向往延安，憧憬光明的未来，立志做时代的新女性。1937年，张露萍把自己的一张照片剪成五角星状，在背面写了这样的自勉诗句：“前程似天上的云霞，人生是海里的浪花。卿：莫愁徊，趁这黄金的时代，努力着你的前途，发出青春的灿烂光华!”
1937年10月，经车耀先同志和民先队的推荐和安排，张露萍、刘玉丰、彭为工、程德仁等10名进步学生，离开四川奔赴延安。在由成都到西安的途中，经常遭受沿途国民党军警设立的关卡的检查和刁难。但由于党组织事先为她们准备好护照，一次又一次地应对国民党检查站的检查，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她们才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正在这时候，四川地方军队第三十二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一名少校军官，也突然找到她们。这位少校军官说，他是奉川军整编一师少将师长余安民的委派，来找张露萍的，并说已买好回四川的飞机票，要她随同一道回成都。张露萍坚决不答应，并对那个军官说：“余安民有什么资格管我。”为了摆脱那个少校军官的横蛮纠缠，张露萍假意地对那位军官说：“要回成都可以，但西安是古都，名胜古迹很多，刚到就走，太遗憾了。”她要那位少校军官同意让她在西安玩几天，不然，死也不回成都。那位少校军官无法，只好让步，同意了张露萍的要求。后来，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的安排，张露萍暂时留在西安，安排她在办事处搞了一个月的妇女工作。1938年2月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把张露萍送到延安。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党中央、全国人民抗日的中心，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从全国各地涌向这里。初到延安的张露萍，对延安的一切都倍感亲切。并把自己原名余硕卿改为黎琳。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后于1938年5月转入“抗大”，编在3大队5队，被选为小组长。她以满腔热情，投入朝气蓬勃的新生活。学习、劳动、军训，马克思主义的滋润，党中央的直接培育，使她快速成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同窑洞的同学李隆蔚长期患脚气疮，行动十分困难。由于她们住的窑洞在一个坡上，离课堂有一段很远的路。每天上课，张露萍都要背着李隆蔚下山上山，从不间断。她还把饭菜端到李隆蔚的床前，有时还用自己的津贴给李隆蔚买补品。当李隆蔚疼痛难受时，张露萍就耐心为她热敷，鼓励她要经受住病痛的考验。在张露萍无微不至的照顾下，李隆蔚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在“抗大”毕业。
张露萍在“抗大”学习期间，擅长唱歌、演剧、写诗，喜欢游泳、骑马，是“抗大”女生队众口称赞的积极分子。每次集合，同学们都热情欢迎她指挥唱歌，尤其欢迎她指挥演唱当时在延安流行的抗日歌曲《干一场》。遇到这种情况，她就大方地站起来，挥动那有力而灵巧的双臂，指挥大家引吭高歌。这样，同学们都称张露萍为“干一场”。1982年，叶剑英元帅在和雷英夫淡到张露萍时，还说：“记得，就是那个‘干一场’嘛!”
1938年10月20日，在“抗大”学习快要结束时，17岁的张露萍经郑继斯、杨馨二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人党宣誓时她庄严表示：要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抗大”毕业后，张露萍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安排在延安抗日文联作秘书工作。在这期间她与在马列学院工作的陈宝琦(即李清同志，解放后曾任交通部长)建立了爱情关系，并于1939年秋结为革命伴侣。
1939年秋，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社会部决定派张露萍回四川。通过她大姐夫的社会关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她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怀着眷恋的心情，告别延安，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她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会回来的。”
1939年10月，年仪18岁的张露萍在八路军兵站的护送下来到西安，为了工作的需要，八路军办事处早已为她准备了行装。她穿上浅咖啡色连衣裙、长统丝袜和浅口高跟鞋，头戴法兰西绒帽，手提小皮包，俨然一副时髦的阔小姐打扮。然后，回到成都看望了车耀先，车崇英、杨梦萍和日夜思念的父母和三姐后就迅速赶往重庆到中共南方局报到。本来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社会部派张露萍回四川是做统战工作，但根据当时的新情况，南方局军事组负责人叶剑英对她的工作做了新的安排，派她到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去做地下工作，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斗争，建立秘密党支部，负责领导在国民党军统电台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张蔚林、冯传庆，向南方局安全传递情报，伺机发展党员，壮大组织。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要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住在牛角坨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盯稍，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络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而通过四德里的联络站转交南方局。南方局军事组曾希圣、雷英夫同志给她讲明了任务，严肃地说：“你们在敌人心脏里战斗，随时都有被特务识破的危险，千万要小心谨慎。万一被抓住，就要坐牢、坐老虎登，被杀头牺牲，你想过没有?”张露萍说：“我想过，请组织放心，我是一个共严党员”。就这样年仅18岁的女共产党员张露萍，怀着对党的一片赤诚潜身虎穴，无所畏惧、机智勇敢地进行着艰巨的秘密斗争。她和张蔚林、冯传庆密切合作，并通过他们团结周围的进步青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教育，进步青年报务员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锡珍4人经她介绍，由中共南方局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们7名共产党员形成一个战斗集体，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利用特殊身份，特殊手段进行斗争。在敌人的心脏里出现了7位虎穴英雄。在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眼里，张露萍是聪明机智而沉着的带头人。他们配合默契、工作出色。对军统设在全同300多个电台的乎号、波长情况都了如指掌，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事业和对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有一次，冯传庆从军统局发给延安附近一个潜伏电台的密电中，破译出戴笠派遣了一个特务小组伪装进步青年打人延安。张蔚林即向张露萍报告，张露萍报告了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延安得到情报后，很快就破获了这个特务小组。
1940年2月春节前，经组织批准，张露萍回到成都，让她利用探家机会，了解川军情况，便于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在张露萍回成都没有几天，张蔚林在工作时烧坏了一个真空管。张蔚林到中共南方局报告时，电讯总台发现他没有上班，也没有请假，以为他病了，于是派人去牛角坨找他，结果在那里发现张蔚林的抽屉里有密码，还发现一张表和党员名单。他们7人的身分暴露了，张蔚林一回军统局就被逮捕了。戴笠借张蔚林的名义发电报给张露萍，电报说张蔚林病了，叫张露萍急速返回。就这样，张露萍从成都返回重庆就被敌人逮捕了。张露萍被捕后，敌人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假意把张露萍“释放”，两个军统女便衣紧跟在她的身后，看她跟谁说话，看她进不进周公馆。如果发现她同谁说话就抓谁，如果她进周公馆就砸周公馆。张露萍看穿了敌人的阴谋，看见同志并没有讲话，经过周公馆门口连看都不看就走过了。张露萍的行动保护了同志，更保护了中共南方局领导机关。
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杨洗、赵力耕、王锡珍、陈国柱7人先后被捕后，被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看守所。在看守所，戴笠亲自出马，对张露萍进行审讯，他先是花言巧语，妄图软化，张露萍不吃这一套，继而戴笠用百般酷刑，也没有从张露萍口中得到一点真实材料。张露萍只讲自己叫余慧琳，余安民是她亲戚，与张蔚林是恋爱关系，找冯传庆是玩耍。戴笠暴跳如雷，用尽各种手法，毫无收获。蒋介石大骂戴笠无能，并命令戴笠，“对张露萍7人长期监禁，随时可以处决。”
1941年3月，张露萍和她的6名战友，被敌人由重庆转息烽集中营监禁。在押送途中都带着沉重的脚镣，卡车沿着川黔公路翻山越岭，被送进了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军统贵州息烽集中营。张露萍被押到息烽集中营后，作为死囚，先关在重禁闭室，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后来关进了女监“义斋”，和徐宝芝、徐林侠、宋振中、黄彤光、黎洁霜等关在一起，监号“253”。
张露萍被送进义斋后脚戴重镣，行动非常困难。加之在重庆身受酷刑，遍体磷伤，面容憔悴。但她神情坚毅，乐观、开朗，她给难友们介绍在延安期间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有一天晚上，关在“义斋”另一牢房16岁的周大泉偶尔听到哭泣声，以为是新关进来的张露萍在哭，第二天周大泉问张露萍，萍姐，昨天夜里是你哭n-57张露萍微笑地说：“好妹子，我不会哭，哭是弱的表现，我是革命者，活着是为了同敌人作斗争!”她还对周大泉说：“你还很年轻，如果将来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息烽监狱的情况告诉下一代，让他们知道，在这座人问地狱里，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先辈们是怎么同敌人进行斗争的。”张露萍在狱中特别疼爱宋振中(小萝卜头)、孙孟达(监狱之花)，教他们识字，给他们讲故事，日子长了，与两个小难友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了。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就义前离开牢房时，宋振中紧紧地抱住她放声大哭，不让她走。张露萍牺牲的消息传到监狱后，宋振中悲痛得几天吃不下饭。为了纪念这位女共产党员，徐宝芝将“监狱之花”孙达孟取名为“孙纪萍”。
息烽集中营环境恶劣，吃霉米烂菜，睡潮湿地铺，很多人生了病。有一次发生痢疾，一天就死了27人。赵力耕因长期带着死镣关在阴暗潮湿的监房里，得了重病，走路也要拄着拐仗。张露萍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向监狱打报告，把她在监狱收存的一只金戒指卖了，设法给赵力耕买药和营养品。
1941年周养浩接替何子桢任息烽集中营主任，在狱中推行所谓的“狱政革新”。在狱中地下临时党支部的领导下，张露萍参加了狱中缝纫厂劳动，还在狱中举办的《复活月刊》、《养正》周报上撰写诗文，用曲折而巧妙的手法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抒发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集中营有时还举行文艺演出活动，以粉饰其“狱政革新”的新气象。张露萍在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曹愚的名剧《日出》的演出中，均担任主角。在演出中强烈地控诉了反动统治阶级所造成的社会罪恶，从而唤起了人们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
1943年9月lO日，张露萍以“晓露”的笔名写了一首题为《七月里的榴花》的诗，发表在狱中出版的《复活月刊》第十二期上：
七月里山城的榴花．
依旧灿烂地红满在枝头。
它象战士的鲜血，
又似少女的朱唇。
令我们沉醉，
叉让我们兴奋!
石榴花开的季节
先烈们曾洒出他们
满腔的热血。
无数滴的血啊
汇成了一条巨大的河流!
这七月里的红河啊，
它冲尽了民族百年来的
耻辱与仇羞!
我们在血海中新生，
我们在血海中迈进
今天．
胜利正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要去准备着更大的流血，
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张露萍被关在息烽集中营时，监狱主任周养浩为她年青漂亮的容貌和举止不凡的风度起了坏心。有一天夜里，周养浩以提审为名，叫女看守把张露萍叫到办公室训话。她到了 周养浩办公室既不坐，也不说话。周养浩先是称赞张露萍话剧演得好，京戏也演得不错。张露萍不搭腔。周养浩又说，你有这么好的基础，如果能再深造一下，会红起来的。张露萍仍然不出一声。这时周养浩诡称要呈请上峰开释她，继而露出一副丑恶的嘴脸，向张露萍逼进。张露萍看穿了周养浩的卑鄙目的，思想上有准备，当周养浩走向张露萍，伸手拍了拍她的肩头，并索性拉腰去抱时，张露萍就抬手打了周养浩响亮的耳光。她愤怒地大骂：“周养浩，瞎了你的狗眼，你认错人了!”显示出一个共产党人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事后不久，周养浩以“破坏监规”为由，叫特务毒打张露萍一顿，然后关进死牢。这件事传遍了集中营，得到狱中难友的称赞，也得到了狱中秘密支部的支持、鼓励。张露萍在日记中写道：“压力锁不住正义的舌，淫威封不住自由的口，当不平的怒火燃烧时，索性大吼”。过了一段时间，周养浩还是不死心，派一特务对张露萍说：“周主任他打你出于无奈，他很关心你，亲自批了200元特别费，要你去会计室领取。”说着，特务把批条递给张露萍，张露萍接过条子看都不看，当即就撕得粉碎。
1945年6月下旬，戴笠由重庆给周养浩发来密电：“将张露萍7人秘密处决，报局备案。”7月14日上午，义斋女管理员张家启打开牢门，并喊道：“‘253快收拾行李，今天要送你去重庆开释。”张露萍从女看守的眼神中看出某种征兆，她沉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用鲜m来捍卫党的尊严，捍卫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她从容地梳头、整容，轻轻吻了“小萝卜头”的脸，同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走出监牢。到保管室取出皮箱后，张露萍从中取出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和红宝石戒指穿戴上，接着又拿出一支口红，要难友黄彤光为她化妆。黄彤光接过口红，手在颤抖。张露萍安慰她：“彤光姐，你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难友们预感到张露萍此去凶多吉少，禁不住流下了泪水。
在上刑车时，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锡珍见面了。刑车缓缓开出息烽集中营时，张露萍一下站了起来，放声高唱《国际歌》，战友们也跟着唱。这时，特务们狂呼：“不准唱!不准唱!”但怎么也禁止不住。当刑车开到距离息烽县城3公里的半边街时，车子转弯开进快活岭一座军统被服仓库的大门前。特务们要张露萍等人下车休息，说要在这里装被服去重庆。当张露萍走上第7步石梯时，特务们从身后开枪了，身后的6名战友相继倒在血泊中。张露萍腿上中弹，身躯一震，转过身来，看了看倒在身后的6名战友们。她面对特务大骂：“笨蛋!朝我的胸部开枪!”接着她用尽全身的最后力量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张露萍的凛然正气，吓得特务们惊恐万状，从石梯上倒退下来。那个用枪瞄准张露萍的特务，手在发抖，枪也举不起来了，队长荣为箴慌忙从特务手中夺过卡宾枪，朝张露萍的胸部射击。鲜血染红了张露萍的衣襟，她紧咬发梢，怒对暴敌……
1953年10月27日，张露萍被追认为烈士，由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签名以烈士本名余慧琳颁发了革命烈士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