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文化的早期发育中形成了一批光彩夺目、派别纷呈的理论成果。西汉司马谈将它们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①，其后西汉刘歆又进一步归纳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②。儒学是其中名称最为独特、根源最为深厚、影响最为巨大的一个理论成果。儒学名称的独特表现在，各家各派要么以该学派的核心范畴为名，如道、名、法、阴阳诸家，要么以该学派的创始人的姓氏为名，如墨家，唯有儒学既不以其核心范畴仁为名，又不以其创始人孔子的姓氏为名，而以儒为名。于是旨在探讨儒名之由来的说儒、原儒的争论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绵延不断的话题。儒学根源的深厚表现在，儒学植根于西周文化，这一文化在精神气质上体现为崇德贵民的政治品格、孝弟和亲的伦理自律、文质彬彬的礼乐风貌、天人合一的终极信仰、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而西周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可以说儒学是中国文明时代初期以来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更是这种文化发展的集大成者③，这是其它各家各派所无法比拟的。儒学影响的巨大，不仅表现在其流播时空最为久远、最为广阔，更表现在其流播在质上规范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和发展走向，正如当代著名学者杨向奎先生所指出的：“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④诚然，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就是以源远流长的儒学为主干、博采融汇东方诸种文化成果而成为汤汤大河的。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是同步的。早在春秋时代，即西周贵族政治崩溃之后，有一批熟谙并热心于承继西周文化精神的卜、史一类人物散落民间，以私人身份从事相礼和教学的职业，这批人就是最早的“儒”者。儒而成为学，始于孔子。《礼记·儒行》记孔子答哀公问儒之行，大体介绍了孔子对当时的“儒”者所作的描述和区分。在此篇中，孔子描述了时称“儒”者的人格形态，包括自立、容貌、备豫、近人、特立、刚毅、忧思、宽裕、举贤、援能、任举、规为、交友、尊让等等。并在全篇的结尾对“儒”者的总体精神作了一个概括：“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溷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忘，常以儒相诟病。”如果再对照在《论语·雍也》中孔子的一句话：“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⑤，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孔子已开始不满于春秋末期世俗中对“儒”名的滥用及由此造成的对“儒”的轻视倾向，并着意于从大丈夫气概和君子品性的方向去规范“儒”者的精神。孔子通过这种努力促成了早期“儒”者的分化，奠定了创立儒学的人才基础，并进而通过整理和继承古代重要的文化典藉和文化精神而初步建立了儒学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强调文化传统，提倡人文精神。第二，重视道德修养，致力于在人伦关系中实现人生价值和人格完善。第三，遵循“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和“克己复礼”的政治理念。第四，追求“中庸之道”、“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王道理想和精神境界。第五，突出对人生的理性调节，即信天命“敬鬼神而远之”，更重人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虽说孔子一生周游列国而不遇，从政而不达，在世时儒学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但他的这些理论创见在其身后成为了儒学发展的基本理论因子。
孔子之后，儒学薪火相续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传统，是为传统儒学。传统儒学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先秦儒学初步发展时期。自孔子死后，其门徒散游各诸侯国，聚众讲学，宣扬孔子创立的儒学。由于取舍不一，旨趣各异，遂分化出不同的派别。据《韩非子·显学》载：“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共分八派。其中，以子思、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后期儒学，将孔子创立的儒学由初步的理论框架过渡到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标志着先秦儒学获得了初步的发展。这一理论体系之所以得以完成，其原因在于无论思孟还是荀子学派，虽说前者主要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后者主要发展了孔子的礼学，但是，他们在理论抽象和逻辑推演方面均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形成了《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等一批相对系统化的理论成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形成于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易传》⑥。《易传》利用《易经》的框架结构，创立了由“天道”、“地道”、“人道”组成的一个完整的儒学思想体系，是先秦儒学经典中最富有哲理性的著作，因而被誉为儒学“六经之首”、“大道之原”。
第二个阶段为两汉儒学经学神学化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虽主法家思想，但儒学并未销声匿迹。汉初，一度出现儒法和儒道即排斥斗争、又吸收融合的格局。为适应汉武帝建立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需要，《公羊》学家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的经典成为两汉王朝全部思想与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方针。这样，儒学便由一家之言上升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进入经学化时代，获得长足的发展。两汉经学，由于所据文本和师承渊源不同，因而在阐发和解释儒学经典中形成了思想与风格迥异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但无论是今文经学或古文经学，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意愿，同时为了增强理论的诱惑力，都与统治者所崇信的谶讳之学相结合。因而与儒学的经学化相伴而生的是儒学的神学化。总体上说，两汉儒学固然构建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并贯彻于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促进了儒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发展和巩固，但是由于经学神学化儒学的形成发展完全依赖于皇权，因而必须服从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上层建筑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东汉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步加深，经学神学化的儒学亦必然步入没落的境地。
第三个阶段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儒学统治地位的动摇及其与佛、道交融的时期。汉末迄魏晋，玄学流行，加速了经学神学化儒学衰微的进程。玄学对儒学的冲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玄学家致力儒学名教与道学自然的调合，从而在内容上摈弃了两汉神学目的论，拉开了儒学传统天道性命之学与神秘“天”意的距离，这是对儒学发展的一种有益抑制；另一方面，玄学将先秦儒学开创的性命之学、理想人格、外王之道的现实性品格等与道学的自然原则、无为本体结合起来，从而强化了儒学宿命论的消极因素，进而使儒学与其“王道”理想相背离。随后，佛、道二教势头猛起，并足以与儒学相抗衡。在玄学冲击和三教并争的过程中，儒学虽然努力保持先秦时期形成的传统品格和人文精神，但在总体上呈现出在纷争中求生存、在融合中求发展的曲折进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隋唐。到唐中期后，韩愈、李翱等人公开打出排佛扬儒的旗帜，于是形成儒学在低迷数百年后的一次强有力的复兴态势，为开启宋明理学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第四个阶段为宋明儒学的理学化(道学化)⑦时期。宋明儒学继承吸收前人丰富的思想资料，综罗古人，吞吐百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学(道学)思想体系，集中反映了儒学的基本立场、观念、方法和风貌，从而成为传统儒学发展最为成熟的理论形态。宋明儒学的两大学派程朱与陆王，前者宣扬天理，后者推崇本心良知，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宋明儒学虽然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思维成果，但由于它根本上是立足于宗法农业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中，总体上为加强和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服务，因而随着工商业的崛起，它被批判地扬弃的历史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宋明儒学的成熟本质上意味着烂熟，从此儒学开始走向衰弱。
第五个阶段为始于明清之际儒学渐趋衰颓的时期。儒学的衰颓表现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在第一个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以“崇实致用”为基本特征的早期启蒙思想，对宋明学作了总结性的批判，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时代风貌，从而预示着宋明儒学已走向穷途末路，必须改弦更张。在第二个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以考据为目的乾嘉汉学，一时学风趋向“避世”，从而使宋明以来形成的儒学基本精神成为思想界的幽魂。虽说在此过程中，清初统治者一度曾力倡宋明儒学，但由于儒学自身的原因以及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宋明儒学的颓势一发不可挽回。
以上传统儒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表明，儒学在不同的时期具有各自鲜明的时代个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儒学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儒学发展史上的灵魂。事实上，正由于有了这个灵魂，儒学才能虽曲折而终究发展、虽低落而必将复兴，代代相承，蔚为大观。尤其当儒学发展中出现偏差从而动摇其思想地位时，这个灵魂愈会特别地被儒学学者们所强调。始于韩愈，延及宋明理学家们一再关注儒学的所谓“道统”，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典型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这个灵魂是儒学的基本精神，毋宁说是儒学生存发展的命脉。现代儒学重构所延续的也正是这一缕命脉。撇开传统儒学发展中坎坎坷坷的具体情节，直接透过这一缕命脉，从而在宏观上把握传统儒学的基本特点，是评价现代儒学重构得失的必要前提。传统儒学的基本特点包括：
从儒学的发展条件来看，它具有适应小农经济文明需要的特点。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一种意识形态得以发展的最深层条件恰恰表现在最浅显的经济文明中，反过来，经济文明的特殊风貌也必将在相应的意识形态上打上特殊的烙印。儒学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发生作用的意识形态，理所当然要被打上小农经济文明的烙印，从而具有适应小农经济文明需要的特点。这一适应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为着适应小农经济生活顺利展开的需要，儒学一方面对社会个体逐利的合理性持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为避免“上下交征利”而造成现实利益关系的恶化，又对协调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规则作了明确的界定。其次，为着适应人们在小农生产的过程中能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需要，儒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予了富有特色的解答。一方面强调“天人相分”、“人定胜天”，即人 应该也能够开发和利用自然，另一方面又强调“天人合一”、“不违天常”，即人只有合理地开发自然才能有效地利用自然。最后，为着适应小农经济的基本单位家庭(宗族)稳定和繁荣的需要，儒学精心构造了一个既保证家庭(宗族)的稳定，又保证家庭(宗族)不因稳定而僵死，而是充满了旺盛发展生机的家庭(宗族)伦理体系。总之，传统儒学从根本上讲是适应小农经济文明需要的。正是这一点决定着，随着社会文明形态的变迁，儒学必然要发生质的演变。这使得儒学的现代重构成为势所必然。
从儒学的核心内容来看，它具有哲理化与神学化双重趋向的特点。儒学主要是一种“人学”或曰“人本哲学”，十分自然，人的问题特别是人性、心性问题，必然成为儒学探讨的核心内容。儒学探讨人性、心性，正是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其教化社会、统摄人心的意识形态功能。为此，儒学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自始至终用力甚深，采取了哲理化和神学化双重运思道路。先秦儒学初创时期，虽说也讲人性、心性，但总体上呈现出长于伦理而疏于哲理、详于人道而略于天道的特征。至两汉儒学作为统治思想而定于一尊，因而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诱惑力以便更好地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就成为儒学发展的迫切任务。为此在汉代，儒学采取了与谶讳相结合的神学化运思道路。然而由于这种神学化过于依附、粗陋和浅薄，缺少足够的诱惑力，随着汉王朝的覆没和玄学及佛道的勃兴，其意识形态功能大大下降。宋以后，儒学融汇佛、老，走上了哲理化与神学化相结合的运思道路，完成了在对人性、心性的本体化的论证过程中既隐神学于哲理之中，又显哲理于神学之外的理论任务，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奠定了根基。传统儒学围绕人性和心性问题的哲理化和神学化双重趋向的特点，既为改变从魏晋迄隋唐以来“三家鼎立”的状况，稳固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正统和主流的地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同时也更为人类的身心安顿和精神完善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这使得儒学的现代重构成为可能。
从儒学的社会功能来看，它具有既维护又制约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儒学从本质上讲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是其根本使命。但是，儒学更着眼于统治阶级集团的全局、长远的利益，强调仁政、民本、教化，对于统治阶级的过分剥削与酷虐暴政也有所限制，从而制约着封建专制制度的恶性发展，客观上有利于全社会的长治久安。值得一提的是，儒学在制约封建专制制度的恶性发展方面所形成的若干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淀为精彩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警世格言，这为儒学的现代重构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儒学的历史延续来看，它具有与其它文化相互激荡、渗透和融汇的特点。中国文化的发展向来是多元的，先秦时期，儒学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两汉时期，在儒学之外，有阴阳五行思想和道家、法家思想的流行；魏晋迄隋唐，更是出现儒、释、道三教(学)鼎立、消长之局面。但面对文化领域中多元并存、群雄逐鹿的格局，儒学历来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调整自身的理论结构和重心，在激荡和渗透的过程中，融汇而成一种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儒学。在每次融汇中，儒学思想都获得了某种层面上的丰富和完善。这种特点使得儒学成为一种生生之学而绵延不断。这也正是从事现代儒学重构的思想家们充满信心的一个重要历史依据。
五个重要阶段和四个基本特征，构成了传统儒学的纵横网络，是现代儒学重构不可回避的历史遗产。能否科学清理这笔历史遗产，直接制约着现代儒学重构的成败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