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引言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上，1919年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不仅是因为这一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更在于这一年达到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此后中国人基本的知识结构与精神品格，迄今如此。所谓文化，乃以文明化育天下。因此新文化的开展必与新教育的普及相辅相成。1919年创刊的《新教育》杂志，大力宣传美国的现代教育理念，促成了现代中国教育的主导思想从模仿日本到效法美国的转变，为落实《新青年》杂志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做出了积极探索。
新文化与新教育
抗战期间，担任西南联大主要负责人的蒋梦麟利用“跑警报”的间隙，完成了自己的英文自传《西潮》（TidesfromtheWest）。这部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自传，记录了从十九世纪末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期间蒋梦麟与他的时代的故事，1947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甫一出版，就产生了广泛影响。两年后，《西潮》出版丹麦文译本，又过了十年，中译本也在台湾问世。在这部极端状态下写就的自传中，蒋梦麟回忆的都是对于他个人与那个时代而言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这位日后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代校长与校长、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地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与教育学博士学位后，于1917年回国。蒋梦麟在中国大地上的第一项重要事业，即创刊了《新教育》杂志。据他回忆：那是在1919年，“我与几位朋友在国立北京大学和江苏教育会赞助下开始发行《新教育》月刊，由我任主编。杂志创办后六个月就销售到一万份。它的主要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
《新教育》的创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及思想潮流密切相关，蒋梦麟也自觉追求杂志能够兼备世界视野以及中国现实。他说：“那时正是欧战后不久，自由与民主风靡全世界，威尔逊主义已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中国青年正浸淫于战后由欧美涌至的新思想。报纸与杂志均以巨大篇幅报导国际新闻和近代发展。中国已经开始追上世界的新思潮了。”这一时期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运动，正是“世界的新思潮”在中国的反响，而新文化与新教育，也在“新思潮”中相辅相成。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蒋梦麟的回忆也追述了《新青年》对于《新教育》的影响：那时“《新青年》正在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以求中国新生。这本思想激进的杂志原为几年前陈独秀所创办，后来由北京大学的一群教授共同编辑。《新青年》在介绍新思想时，自然而然对旧信仰和旧传统展开激烈的攻击。有些投稿人甚至高喊‘打倒孔家店’！这些激烈的言论固然招致一般读者的强烈反感，但是全国青年却已普遍沾染知识革命的情绪”。
《新教育》正是在《新青年》主导的时代氛围中创刊，但与《新青年》的“激烈”不同，《新教育》的风格更趋于温和与稳健。两者一张一弛、一破一立，在1919年这一历史的转捩点上，共同推动了“新思潮”的开展。尽管两份杂志的气质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与《新青年》部分地由留日学生主导，而《新教育》完全由留美学生负责相关），但这种面目上的分歧实际上却更是两者的不同分工使然。“分工”背后的“合力”，基于这批“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一致追求。在1919年2月出版的《新教育》杂志的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的《本月刊倡设之用意》（即发刊词）中，蒋梦麟说：“同人等察国内之情形、世界之大势，深信民国八年实为新时代之新纪元。而欲求此新时代之发达，教育其基本也。爰集国中五大教育机关，组织新教育共进社，编辑丛书、月刊，盖欲在此新时代中，发健全进化之言论，播正当确凿之学说。当此世界鼎沸、思想革命之际，欲使国民知世界之大势，共同进行，一洗向日泄泄沓沓之习惯。以教育为方法，养成健全之个人，使国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担重大之责任。创造进化的社会，使国人能发达自由之精神，享受平等之机会。俾平民主义在亚东放奇光异彩，永久照耀世界而无疆。”《新教育》杂志提倡的“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的宗旨，是“新思潮”的基本精神，也是新文化与新教育的共同立场。
从模仿日本到效法美国
1918年12月，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江苏省教育会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成立了中华新教育社，1919年1月更名为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成员以回国的留美学生为主体。《新教育》即由该社编辑，在商务印书馆发行，自1919年2月创刊，至1925年10月停刊，历时近七年，每卷五期，先后出版十一卷五十三期，是在罗振玉的《教育世界》（1901年创刊）与陆费逵的《教育杂志》（1909年创刊）之后，近代中国的又一种重要的教育杂志。
《新教育》杂志在“国中五大教育机关”中皆有编辑代表，其中北京大学为蔡元培、胡适、陶履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郭秉文、刘经庶、陶知行（即陶行知）、朱进，暨南学校为赵正平、姜琦，江苏省教育会为沈恩孚、贾丰臻，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余日章、顾树森，这些编辑代表也是杂志的主笔。首任主编为蒋梦麟（主编十六期），继任者为陶知行（主编十三期），最后一任主编为徐则陵（主编二十四期），三人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或者进修，均推崇时任哥大教授的著名教育家杜威。此外，黄炎培也长期担任该刊的通信记者。
如果说以译介日本学制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世界》代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中的风尚的话，宣传美国的“平民主义”教育理念的《新教育》则引领了第二个历史阶段的潮流。中国教育从模仿日本到效法美国，自其表言之，是伴随着大批留美学生回国，并在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与教育界占据重要地位而自然出现的变化；但自其里言之，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相关。一战之后，国际关系格局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美国开始崛起，而德国受到了暂时压抑。日本学制与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对于德国教育经验的继承，因此在晚清以日本为参照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教育模式，接续的其实是德国教育的传统。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其发展道路也就成为了反思与检讨的对象，美国取而代之成为了“先进”的标志。
《新教育》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以对比鲜明的态度介绍了美国与德国的教育情况。同一期中就发表了两篇关于美国教育的报道：一是《美过军士撤退时之教育法》，把美国的成功归因于“先进国视教育何等重要”；一是《美国全国教育革新之基本计划》，主张“德国教育之不足法”，认为“民主国施诸儿童之普通教育，与专制国之教育有根本上之异点”。此外，还有两篇报道涉及美中关系与远东地区形势：一是《美国对于中国之友谊》；一是《美日两国之关系》，其中第三节为“终逃不了中国问题”。可见，《新教育》杂志推崇美国的现代教育，既是一种教育资源的选择，也是一种政治理想的表达。教育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方向（先进还是落后）与性质（民主还是专制）。蒋梦麟在第一卷第一期中撰文《教育究竟做什么》，提出“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平民主义之世界。你若问二十世纪之教育究竟做什么？我答曰：教人人做一个好平民，使个个平民做堂堂底一个人”。第二期上，他又撰文《今后世界教育之趋势》，重申“今后世界教育之趋势，以发达人权为归，而中国发达人权之教育，当求其平均与普遍。顺乎此，则社会进化；逆乎此，则文化凋敝。苟明此道，则教育之方针得以定矣”。
与晚清一代“教育救国”者不同，《新教育》杂志社的同人大都具有专业的教育学背景，但他们的眼光却没有受到学科的限制，而是在为中国规划“新教育”的方略时，把一个“新国家”的蓝图内在地包孕在其中。该刊译介杜威与孟禄等美国现代教育家的思想，促成学制改革，提倡“教育独立”，强调“平民教育”的重要性，都是这一追求的自然延伸。值得一提的还有，尽管在一战中，日本是战胜国，但《新教育》同人却十分警惕日本教育中的危险因素与日本对于中国以及世界的威胁，通过教育“一叶知秋”，可谓先见。
《新教育》与“五四”
1919年是“五四的一年”。《新教育》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一道酝酿了这一新文化运动的高峰。杂志间的相互声援与彼此配合，不仅体现在共同的立场上，还落实到现实之中。《新教育》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陶知行的《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等文，第二期紧接着就发表了郑宗海翻译的《杜威氏之教育主义》，认为“今日教育新思潮之领袖，当推约翰·杜威”，第三期就出版了“杜威号”。时隔仅几个月，胡适就在1920年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一期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称赞“在输入学理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号’、‘马克思号’，《新教育》的‘杜威号’”，及时给与了高度的历史评价。同样，《新教育》也十分关注北京大学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第一卷第三期发表的蒋梦麟的《学术进步之好现象》一文，表彰的就是1917年之后“自蔡孑民氏长北京大学以来，罗网国中新旧人物，主讲大学”。第四卷紧接着发表了朱进的《学者何以为世人所崇拜》，与蔡元培的观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相呼应。而同一期上的姜琦的《何谓新教育》与《教育上“德谟克拉西”之研究》两篇文章更是直接参与了这一时期《新青年》开启的讨论。至于1919年杜威来华之后的讲演稿，也是同时在《新教育》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上发表。
1920年，蒋梦麟在《新教育》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新文化的怒潮》，继续为新文化运动呐喊。更为重要的是，第五期上的“一年以来学潮之回顾和希望”栏目，第一次以专题的形式邀请了校长、教授、学生与实业界的代表“济济一堂”，总结“五四”的功过得失，--奠定了此后评价“五四”的基本格局。蔡元培的《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黄炎培的《五四纪念敬告青年》、蒋梦麟与胡适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陶孟和的《评学生运动》、罗家伦的《一年来我们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朱希祖的《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感言》与穆藕初的《实业界对于学生的希望》无不是一时之选，日后也都成为了关于“五四”的经典文献。从某种程度上说，“五四”经由《新青年》走进了现实，在《新教育》中开始走进了历史。现实的“五四”只有贮藏在历史之中，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保存新文化薪火的使命，正是在《新教育》中完成。蒋梦麟个人与北京大学的因缘，也肇始于《新教育》。据他回忆，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教育》月刊与北京大学师生间知识上的密切关系，终于使我在第二年跑进这个知识革命的大漩涡。担任了教育学教授，并于校长蔡先生请假时代理校长”。
（原刊《南方教育时报》2013年4月19日）
